1、第一阶段：殖民时期（约1607-1765）
这一时期大约从1607年JohnSmith船长带领第一批移民在北美大陆建立第一个英国殖民地Jamestown到1765殖民地人们愤怒抗议英国政府颁布的印花税法。
2、第二阶段：启蒙时期与独立战争时期（1765-18世纪末）
这是北美人民争取独立、建立美利坚和中和国的时期。18世纪30年代，在欧洲启蒙主义和自然神论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上帝的作用大大削弱，清教徒们掀起一场“大觉醒”运动。
18世纪末期，北美大陆的政治形势发展很快，从1765年英国殖民者第一次反对英国政府的印花税到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文学作品主要围绕着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前途和方向、政府的形式与性质等问题。
3、浪漫主义时期（1800-1865）
19世纪初，美国完全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以独立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政治舞台。民族文学开始全面繁荣，逐渐打破英国文学在美国的垄断局面。
这时期作家们跟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一样，强调文学的想象力和感情色彩，反对古典主义的形式和观点，歌颂大自然，崇尚个人和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并且寻根问祖，发幽古之思情。特别是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倡导, 这些作家们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摒弃以神为中心的清教教义。
4、现实主义时期（1865-1918）
南北战争（1861-1865）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化，社会面貌和经济生活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工业化带来了蓬勃兴旺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政治日趋腐败，政界丑闻屡见不鲜，是人们重新认识新的生活和新开发的土地。于是乡土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5、现代主义时期（1918-1945）
自20世纪开始，美国文学进入新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产生极大的影响。人们对于自由民主的信念开始动摇，普遍感到迷茫，甚至绝望。他们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未来，而是强调“只争朝夕”，“及时行乐”。
这个阶段是美国文学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大繁荣时期，大量作品涌现而出，作家们一心寻求能否反映社会分崩离析和道德沦丧的手法技。诗歌上也有很大突破。
6、当代文学（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作家的眼里，历来向往的“美国梦”变成了梦魇；民主的理想、个人的追求、宗教的信仰不复存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失去了作用；现代人和历史失去联系；没有前途和未来，又无法与他人沟通思想感情，只能永远在孤独异化的困境之中。
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产生了50年代排斥一切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垮掉的一代”（theBeat Generation）作家。60年代后，无论小说还是是个都以人的异化为主题，用夸张的手法、荒唐可笑的情节表现人的困境。“黑色幽默”（BlackHumor）、“荒诞派戏剧”（Theatreof the Absurd）等流派相继出现。
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异质性，著名学者加藤周一（1919—2008）毫无讳言地冠以“杂种性”来称谓。这是1956年从西欧公费参观归来的加藤周一站在甲板上看到当时日本时候的切身感受，随后他这样著文来描绘当时眼中的日本风景：可以称得上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是：一方面是迫近大海的山和水边的松林，隐现在松林背后的渔村的白墙、那个水墨画常常描绘的古老而美丽的日本，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世界；另一方面，船从玄海滩一进入关门海峡，船的右侧便呈现北九州的工厂区、林立的烟囱冒出的烟柱和高炉的火光以及活跃而勤奋的国民所创造出来的“现代的”日本。[1] 加藤周一看到的是日本步入科技近代化后的时代风貌，尽管他随后一再强调对“杂种性”这个词既不赋予好的涵义，也不赋予坏的涵义，但是该文发表后还是引起很大的争论：日本民族文化是继续以“杂种”的姿态演进下去还是回过头改为回归“纯种”的日本文化？这在困扰日本民族的同时也成为激励他们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的动力。
当然历史证明，倔强的日本人还是不加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对于这一点，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将之美誉为日本人的“自我修养”。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善于将自己需要学习的目标“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训练”，然后达到一种“圆熟”的状态。[2]从上可知日本人善于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明成果中汲取营养，从而在改头换面之后成为日本的特色之一斑。
二
其实，整个日本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又何不是如此？在对日本文学数百年发展历史的梳理过程中，可以看到即便在不同的文学阶段，这种文学的“自我修养”居然和日本社会的发展历程几乎是非常惊人的如影相随。
关于日本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受容关系，学界通常从三个阶段来划分：第一阶段主要是受到中国汉文学影响，可以称为汉文学浸淫时期。据学界考证，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国汉字就经由辽东、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国土东南部的九州等地。[3]日本人随后将中国汉字与日本语言结合起来，创造出来万叶假名，但是汉字仍是日本近代以前官方的主要沟通工具。以日本最早出现的著述为例，《古事记》（712）和日本书纪（720）就模仿了中国古代《千字文》、《史记》等著作的创作体式，包括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751）收录的120首诗歌亦能看到中国古代诗人张正见（钓竿篇）、王勃（侍宴）等人诗作的词句，以上足可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日本文学创作风格压倒性影响之深刻程度。这种影响一直到了日本明治初期十年过后才逐渐式微，汉字不再成为日本人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工具。第二个阶段是受到以英、法等欧洲文学思潮影响的时期，时间跨度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到日本二战战败，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众所周知，明治文学打开了日本放眼欧洲全盘西化的序幕，鹿鸣馆外交的同时，以英法为代表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欧洲文艺思潮相继登上日本文坛，促使日本文学从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影响的古代脱离出来，经过冲突、并存，再到融为一体，最终导引日本文学走向近代。第三个阶段就是日本战败后到如今的受到美国文学影响的70余年。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日本文坛大量译介美国文学作品，例如海明威、福克纳、米切尔、考德威尔等知名美国作家作品传到日本，日本的许多作家如永井荷风、岛崎藤村、有岛武郎、中岛直人、三浦朱门、安冈章太郎、大庭美奈子等人也纷纷留美镀金，发表美国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这加速了美国文学价值观念对日本文学的浸淫。现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作品畅销全世界的大作家村上春树，文中的浓烈的美国味道早已是学界无需多论的共识。
三
对于日本汉字演变自中国古文字的事实，日本学界从来不缺少争议。日语汉字最早舶来自中国大陆这个虽然早为学界所共识，但仍有日本学者高唱“日本固有文字存在论”。最为有名的就是日本的国粹主义学者平田笃胤（1776—1843），他在著作灵能真驻中主张日本的古传文字著作等皆是来自日本创世神高皇产灵神与神皇产灵神创造的外，甚至还大放厥词地辩解日本是世界万国的本源之所在，其他国家都是秉承日本的古传[4]。为了宣示自己主张的正统性，平田笃胤还著有神字日文书一书，置日本汉字始于中国人渡日之后的事实于不顾，宣扬日本的文字来自日本创世神的恩赐。
在文学作品层面，日本受到外来文学影响的问题，也有日本学者不断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强调外来文学因素会抹煞日本文学的独自性，于是掩耳盗铃式地一味夸大日本文学的自创性。最具代表的就是西乡信纲所著的《日本文学史》，该书大力主张日本文学的传统性和创造性，甚至不惜在文学史撰写中对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文集怀风藻的存在事实视而不见，从文学史的撰写中一笔勾销。西乡信纲在上代文学的撰写中，对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进行评价时，他甚至做出这样草率的论断：
《万叶集》是从对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抵抗出发而形成的感情的文学；而汉诗（指怀风藻）只是由头脑里产生的理性的文学，卖弄学识的文学。作为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古典作品流传至今的，当然不是怀风藻，而是《万叶集》。[5]
西乡做出这样过度武断主张的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在有意突出和歌文学的正统性的同时，将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压倒性地位的汉诗悉数排除在日本文学史的框架之外。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很多追求“纯种”文学的日本学者们的日语文字一率历史的夙愿。但是，毋庸讳言，缺少了汉文学存在的日本文学史的论述而因此流于单薄、单调，缺乏足够客观全面的学术视野。
这个问题直到近二、三十年的文学史撰写时候才得到纠正。加藤周一撰写的《日本文学史序说》一书中在承认中国汉字对日语词汇的影响关系之后，也认为“接受日本语影响的日本人反过来也会生产日本人独特的汉字”，消化了汉语，逐渐形成了日本语言的表述体系，主张两种文字都对日本文学的表现力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6]。
四
到了近代，日本文学史的书写对于日本翻案文学的评价同样如此。
翻案文学是日本文学史上独有的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它主要是模仿和援用其他外国作品中的情节、结构、创意和写作方法等，然后加入日本元素使之成为全新面貌的文学作品。到了明治时代，日本政府推崇全盘西化，很多文学家在学习外语、留学期间接触了西方文学并受其影响。他们通过翻案创作的小说形成了又一次跨文化和跨文本的“自我修养”的过程。但是，翻开各种版本的日本近现代文学著述，文学史学家们大多对这一文学形式视而不见。例如，评论家猪野谦二对于翻案文学的评价是“过渡期的翻译文学”，具体的评价是：“欧洲文学的翻译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给予日本近代文学主流形成以巨大的启蒙。”[7]在这里，猪野氏将翻案划分到翻译的范围，或者以翻译代替翻案一词，足可见他并未将翻案看做是一种写作方法，而是当作文字间的等值转换，足可见对翻案文学的轻视态度之一斑。
事实上，日本很多作家都是一边翻案和一边写作的。以写作于江户末期的日本最长篇幅的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为例，作家曲亭马琴正是基于对中国古典《水浒传》的了解，大量汲取中国白话文学的丰富营养，在结构和叙事等层面改头换面，最终名存文史。明治大作家尾崎红叶的翻案情况同样如此，无论是对中国典故的援引还是对英语文学的翻案，在创作出佳作的同时也极大地充实了日语小说的措辞修饰水准，丰富了日语的表现能力。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日本的翻案文学，如果只是单纯地框定在翻译的桎梏中，显然是不够客观。
日本文学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第三个阶段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对战败国日本的单独占领和管制。麦克阿瑟所率领的美军共46万人陆续进驻日本，控制了各大都市和战略要点，日本现代文学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到美国文学的洗礼，各种文艺思潮走马灯似的在日本文坛登场亮相。例如战后派存在主义作家安部公房的一系列旨在表现人类存在的悲剧的作品（如红茧、《箱男》、诗人的生涯等），用荒诞不经的存在主义写作手法表现普通人物的时代命运和在不公平社会制度下个体存在的各种不合理性。红茧中无家可归的青年最后化作一只冬眠的虫蛹，用厚厚的茧丝将身体包裹起来，《箱男》中第一人称的“我”与数张照片的真假交叠互相转化，诗人的生涯中事业挫折的青年诗人最后消失变为诗稿中的一个页码，其寓意也正在于此。
2016年10月，美国歌手鲍勃迪伦意外摘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七度陪跑再度受到关注。虽然位面多有遗珠之憾，但是仍不能减少村上春树在世界文坛上的重要影响作用。实际上，不断向文坛贡献佳作的村上春树也一直十分热衷翻译美国文学作品。早在高中时代，村上春树就翻译过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数部小说，随后还翻译了钱德勒、雷蒙德卡佛、约翰欧文等数位美国作家的小说。正是得益于翻译过程中美国文学创作和叙事风格的浸淫，使得村上春树的小说处处流淌着浓郁异色的美国味道。对此，村上春树毫不避讳，他甚至还曾无不兴奋地说道：“在将作品翻译的过程中，我似乎也参与到作家写作过程中的妙不可言中了。”[8]
五
毋庸置疑，汉诗的模仿和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案是日本文学史上最绚烂的两朵奇葩，而在此同时，英语文学也在日本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全面性上给予以重要的滋养。本论也并非要故意夸大日本文学的“杂种”性和复杂性，而是希望从汉诗、翻案和小说创作三个维度来力求呈示出日本文学史构造过程中所投射到的来自中国古代文学、欧洲文艺思潮、美国小说写作方式等多元文明史观的影响，这些都是构筑日本文学史的独自风景所不可忽略的重要给养。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以上依然展示出来日本民族向外来文学借鉴的痕迹，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正是通过这漫漫求索的“借鉴模仿”和“自我修养”过程，才催生今日的日本文学史所展示出来的更多的丰富性与可能性。而如今，经历了数度凤凰涅槃的日本文学也开始输出无数作品到世界各地，并逐渐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文学的书写风景。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相继斩获诺奖，大大彰显了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村上春树更是成为每年10月份诺奖角逐的大热门，虽然数度铩羽而归，但是日本文学的魅力却未因之有所削弱。
综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的日本文学已经步入史上最繁荣、最丰富的阶段。
我认为日本文学秉承中华文化比美国文学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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