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死刑都是要秋后问斩？

​早在汉代便有“秋冬行刑”的规定，除谋反、谋大逆等罪犯即时处死外，其他的死囚均待秋季霜降后至冬至前进行。

那为什么古人对犯人执行死刑要选择秋冬季节，而不选择春夏呢?古人认为，春夏两季万木葱茏，正是植物和动物生长的季节，是一切生发的季节，这个时候是不能起杀心的。而秋冬季节一片萧瑟的景象，为了顺应这个肃杀之气，古人就选择这个时候对犯人执行死刑。这个问题可以从《黄帝内经》中的东南西北方位图看出，春天是生发的，而秋天却是收敛的，春天不能有杀机，而秋天就可以有杀机。

​那秋后算账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北方的农作物每年只耕作一次，所以秋后农作物收割后就有了经济收入，而在这一年中欠下的费用就可以在秋后算清了。现在北方的一些农村，农民常在一些小的经销店购买生活用品，经常到秋收后一起结算，这就称为秋后算账。秋天在五行中属于西，西代表收敛，这个时候也是收钱的时候了，也可以这样理解。 汉代法津规定，刑杀只能在秋冬进行，立春之后不得刑杀。唐、宋律规定：从立春到秋分，除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决死刑。清代规定，经朝审应处决的犯人，也需在秋季处决。

​西汉时期行刑的时间在农历九、十、十一、十二月，到了唐代，死刑执行的时间定在十、十一和十二月。唐代这一规定一直为后世采用，直到清末。因为古代的死刑一般都在秋季，所以古书上和历史剧中都经常有“秋后问斩”这样的话。

魏其武安侯列传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名篇，作品叙述了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fen)之间的矛盾斗争，既曲折地反映了汉武帝(前140～前86)与其祖母窦太后、其母王太后之间的斗争，也深刻地反映了重黄老刑名的西汉初期，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中期过渡的复杂激烈的斗争。

虽然同是外戚贵族，但是窦婴凭借赫赫战功获得了爵位，田蚡以裙带关系平步青云，窦婴为人正直、忠于汉室、不贪钱财;田袜则善于权术、专横跋扈、贪婪骄奢。结果因汉武帝依违其间，不主公道，窦婴遭田蚡陷害。

终于在元光五年(前130年)十二月(农历)的最后一天被田蚡杀头示众干渭城，田蚡之所以急杀窦婴，是因为按当时制度，春季不宜用刑，甚至可能遇赦，这就是古代的“秋冬行刑”的制度。

我国历史上，有关“秋冬行刑”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

​古时候，由于科学文化的落后，人们不能正确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认为在人类和自然界万事万物之外存在着一个能支配万物的造世主。灾害、瘟疫、祥瑞、丰年都是上天赐予的，因而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天意。 设官、立制不仅要与天意相和谐，刑杀、赦免也不能与天意相违背。春夏是万物滋育生长的季节，秋冬是肃杀蛰藏的季节，古人认为，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则，人间的司法也应当适应天意，顺乎四时。

这是个好问题。为什么处决罪犯一定要在秋天呢？这来源于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古人认为，人与天地是相通的，宇宙自然是一个大天地，人是一个小天地。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中国文化一般都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

到了西汉的大哲学家董仲舒那里，天人合一的思想达到了顶峰，他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董仲舒甚至认为，人就是模仿天的运行而存在的。他认为，天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王道的统治则有庆、赏、罚、刑四种形式。董仲舒认为，春天是欢庆的季节，夏天是行赏的季节，秋天是惩罚的季节，而冬天就是行刑的季节。所以，古人审判犯人，哪怕是春天定罪，也不能马上就杀！除非是罪大恶极比如谋反等罪行，其他罪行一定要等到秋冬季节才能杀掉。所以，才有秋后问斩的传统说法。

古代犯罪后，都是秋后问斩，为什么一定要在秋后呢？

这个问题还是蛮有意思的。要说“秋后问斩”更多的还是反映了某种“天道”，反映人们敬畏天理。

秋后问斩是指在古代，过了秋分这个节气之后开始处决犯人。秋后问斩始见于战国时期。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也有“秋冬行刑”的记载。到了西汉以后，秋后问斩就被立为一项政治制度，一直沿用至明、清。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民谚“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秋后算账”等等，都有类似的含义。

秋后问斩也蕴含了一定的天道伦常。起初“凉风至，白露降”，秋后猎鹰都已开始捕杀其他鸟类祭祀，人们也可以处决有罪之人，以伸张正义。

在古代，人们多不能正确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某些现象，认为造物主——上天，有好生之德，春、夏万物生长茂盛，属阳，也不易屠戮生灵，人乃万物灵长，更不易被杀戮，所以戴罪之人必须等到秋季才能被处决，何况秋后属阴，万物凋谢，万物生灵已停止生长，所以便于处罚有罪之人，也不违天理。

秋后问斩还体现出统治者的心思。古代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四季当中也只有秋后才得以稍事休闲，这个时候，处决犯罪之人，可以让这些普通老百姓得到警示，让这些农民有所顾忌，对国家法律心存敬畏。而且刽子手在处决犯人的时候，大都会选择人多密集的场所，比如菜市口、城门口等地方，以便更多的人看到，警告他们不要犯罪。

另外，还有两点也很有意思。第一，不是所有的犯人都是秋后问斩，还有“斩立决”的犯人。此等犯人一般都是犯了不可饶恕之重罪，如叛国、起兵谋反、人贩子、虐待残害儿童等情形；第二，秋后问斩为何大都选在“午时三刻”呢，因为这个时间大概是中午十二点，当时的理解是，这个点阳气最盛，可以冲淡杀人的阴气，或者说这个点处决犯人，正是他们昏昏欲睡之时，便于减少他们的痛苦。

（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欢迎关注、点评。）

前言：古时，除了谋反，忤逆这样的大罪外，大多数情况都是“春天审问，秋后处斩”。秋后问斩这个制度，开始于汉朝，西汉时期行刑的时间定在“农历九、十、十一、十二月”，到了唐朝，行刑时间定在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后来不断的变化，一直沿用到清末时期。

一，那为何定在秋后杀人呢？

一方面是“顺应天命”，古人讲究的是阴阳五行，每一个季节都对应着自己的特点。

春主“生长、升发、条达、舒畅”；夏主“温热、上升、光明”；长夏主“生化、承载、收纳”；秋主“沉降、肃杀、收敛”；冬主“滋润、下行、寒凉、匿藏”。

我们可以看到，秋是万物消亡的季节，适合于肃杀。而古人讲究的是顺应自然，因此，大多数选择在秋后处斩。

另一方面是“起威慑作用”。我们古时，是农业大国，以农耕为主。春夏之际，农民都在忙着种地以及收割粮食，根本没时间去关心杀人之事。

所以，为了起到威慑作用，于是选择秋天这个比较闲的季节来行刑，让百姓都有机会来观看，当然，除了秋后处斩，还有秋后算账，午时三刻问斩。

二，那为何行刑选择午时三刻呢？

古时，人属阳，鬼属阴。人死后，如果有怨气，那就好化作厉鬼。而午时三刻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这个时间段，太阳是最旺盛的，也是阳气最盛的一段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行刑，就算有怨气，化为恶鬼，也会被阳气所杀死。

至于秋后算账，则是，在春夏之际，百姓是最忙的，没时间关心其它事情。因此，如果两人有恩怨，那也要放到秋后再来处理。等两人都有时间了再慢慢解决。

“秋后问斩”这个法律惯例是起于西汉。

在秦朝的时候，死刑犯在结案后就可处死的，不需要等到秋天，等到刘邦开国后，萧何创建法律，就认为：秦朝是个暴政王朝，杀人不分季节，如今汉朝兴盛，就不能再走秦朝老路的。

于是萧何定下规矩：季秋论囚。

【萧何像】

笔者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史书上农历和季节的划分，也很简单：农历1-3月为春季，4-6月为夏季，7-9月为秋季，10-12月为冬季。

七月为孟秋，八月为仲秋，九月为季秋，所以，萧何的规矩是：每年九月处理死囚。

这个规矩一直持续两百多年，到东汉时期，处理死囚的时间则延长到冬季。甚至十至十二月这三个月内，都会处理死囚。

到了汉章帝刘炟执政时期，刘炟认为如此办案太拖沓，干脆把时间确定缩短为一个月：十月。

【汉章帝刘炟画像】

刘炟的依据大概是（汉时）月令记载：孟冬之月（十月），趣狱刑，无留罪。

唐章怀太子李贤在《后汉书》做注时提出，他所看到的（唐时）月令和《淮南子》两本书，都是说是季秋（九月），他自己也搞不清到底哪个是对的。

至少从《后汉书》记载来看，刘炟时定的规矩就是十月。

当时的大臣陈宠就在奏章里写了：明大刑毕在立冬也。

实际上，很可能刘炟定下的“十月论死囚”的规矩没有得到长期贯彻执行。

在汉桓帝刘志时期，青州北海国安丘县出了一个案子，本地人毌丘长和母亲在市集上碰到一个醉汉，醉汉侮辱毌丘长的母亲，毌丘长气愤不过，就当场将醉汉杀死，然后逃亡至胶东侯国。

之后，胶东相吴祐将毌丘长逮捕入狱。吴祐听说毌丘长还没有生子，便派人将他的妻子送到监狱里与毌丘长同住，等毌丘长妻子怀孕后，毌丘长才被执行死刑。

吴祐传说毌丘长是在“冬尽行刑”，这就是说在十二月才执行死刑，这里固然有吴祐开私恩的缘故，也能说明，死囚处死时间还是可以延期到十二月的。

在司马彪作百官志时，也提到：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

考虑到审案需要大量人证、物证来审核，考实，司马彪用“秋冬”来描述，也是一个大致时间段的意思。

在东汉时期，各地政府审核政务，都是从秋天开始的，应劭在风俗通里写道：汉以八月算人；卢植在礼注里写：计断九月，都是秋天。

综合起来看：地方司法部门在秋天开始审案，立冬（秋后）问斩，个别囚犯拖延到十二月也是可以的。

自汉开始到清末，这千余年来，“秋后问斩”的规矩一直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