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拍成电视的儿童文学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它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形态的差异是区别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五四”，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可能。高玉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正是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较新成果，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五四文学运动是从语言变革入手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五四思想先驱者们一致的文学革命策略。五四文学运动中因此集结了太多的语言学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白话取代文言，文言的本质是什么，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又是什么，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是什么关系，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为什么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入手，新文化运动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等等。高玉立足现代语言观，对这些问题都作了阐释。他在这部论著中分析道，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当时的民间口语，它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和现代民间口语的区别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五四白话就是后来的“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和古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但却是两套语言体系。在语言工具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语言作为思想思维和世界观的层面上。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古代性物质，现代汉语体系决定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特质。在以文言文为基本语言形式的古代汉语体系里，古代白话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存在的，而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现代白话更多的是作为思想性的语言而存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白话代替文言，不只是语言工具的替换，更是思想上的深刻革命。“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不是涉及到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迫不得已，这一根基是很难动摇的。”（29页）“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定型正是语言的定型，文化的转型正是语言的转型。”（34页）所以“从发生学上来说，中国现代汉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就形成了，现代文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现代语言的现代性。”（56页）

在重审五四白话文理论和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时，高玉敏锐地洞察到，尽管五四白话文运动极力主张的语言变革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但五四思想先驱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他们源于传统的语言本质观，认为语言只是工具，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思想的物质性外壳，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运动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讲清楚。对于新文学为什么要用白话而不用文言，胡适的理由是很不充足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比如他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这个结论就很有问题，不太符合文学史的事实。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白话文学固然很多，但优秀的文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再比如，胡适反复强调“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这些论断也失之笼统和偏颇。文言文的“死”和白话文根本不是从“字”上来区分的。语言的死活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被使用，而是否被使用则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是否合时宜。新文化运动之前，文言文是正统的语言，还在被广泛地使用，根本就不能说它是“死”的语言。可以说，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是走对了路子，发动白话文运动是正确的，但胡适等人的理由并不是关键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不正确的。文学观念的变更需要深刻的思想革命，而语言变革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153页）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理论上的成功，而是事实上的胜利。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由只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才能说清楚，只可惜五四先驱者受制于当时的语言学发展状况，无法将它讲清楚，而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受传统语言学关于语言工具观的影响，也未能将其中的道理揭示出来。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观点出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作出的新的阐释，从学理上凸现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翻译文学从语言系统到思想思维上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翻译活动，提出了翻译本质“二层次”的理论观点，即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翻译是技术问题；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翻译是文化问题。他指出，一方面，借助翻译，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它从文学观念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输入了西方的富于逻辑的清晰的表达方式（语法或文法），同时还输入了新概念新术语和新范畴，这其实就是输入新思想。翻译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了“形而下”的物质性词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翻译为汉语时，又受汉语及其汉语文化的制约从而中国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归化”。翻译从根本上是外部力量，外力毕竟是外在的，它的作用主要限于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它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很多新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思想成果何时被中国所吸纳以及怎样被吸纳，还取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实土壤，取决于中国文学从外部到内部的种种环境和条件。通过对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的揭示，高玉事实上也挑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不是“全盘西化”的文学，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制约，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第三种文学。

学衡派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的巨大胜利也就宣判了学衡派的失败，宣判了他们理论的不攻自破。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对学衡派的认识都存在很大偏误，甚至到了不与理解的程度。重新评定学衡派，给他们以恰当的历史地位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个案。高玉认为，学衡派在本质上是现代保守主义，但具有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衡派与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有质的差别，封建顽固派站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反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而学衡派只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所代表的新文化派和新文学派的反对派，他们并不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反对派。从学理上讲，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似乎比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还要合理和公允，但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没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语言的不恰当认识和传达西方思想时所使用的文言表述方式。由于坚守文言文，学衡派在思想上不是超越了传统而是回归了传统，从而导致了自身的文化悲剧。

中国现代汉语：现代化

中国古代汉语：古老化

(废话！）

知道后告诉下…我也需要

一、简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二、发展历史：

1，首先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穷则思变的结果

①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大门从此被打开→军事革命，实业革命（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失败，1906中日甲午战争致远舰长邓世昌战死北洋水师总督丁汝昌自杀）→政治革命（戊戌政变失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辛亥革命大权被迫移交袁世凯）→文化革命（深感国民素质的低劣，教育救国；深感国民思想意识上的麻木，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首先是为救亡图存服务的。

2，其次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①古典文学已近尾声。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心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固有的古典文学模式已再也不能满足人们思想情感表达的需要。

a，语言障碍，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30年代，鲁迅还指出，要普及文化，非废除汉字不可（门外文谈）。

b，体式陈旧，诗词文，严格的规范使现代人望而却步。

c，文风不健康，师古，拟古。形式主义。脱离实际人生，成了无病呻吟的玩意儿。

②近代文学实则先声。近代以来，与政治思想革命相适应，文学界也相应掀起革命浪潮。

a,"小说界革命"。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为代表。戊戌政变失败以后，梁启超转重于思想文化启蒙工作。以西方为借鉴，特别注重小说的宣传启蒙作用。贡献：一是借此抬高了小说的地位，二是开了近现代启蒙文学的源头。

b,"诗界革命"。最先提出还是梁启超，但最有代表性是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梅县区人）。黄遵宪长期做国外大使，思想很开化。他看到中国古典诗歌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提倡诗界革命。著名观点是："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杂感）认为"诗无古今",而不必模仿古人，只要能将"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笔之于诗",我诗自有存在的价值。而且不必避俗字俗语，要求言意合一，明白畅晓，通俗易懂。还是与启蒙有关。代表作《人境庐诗草》，1911年刊行于日本，"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对胡适的影响。

c,"文界革命"。以梁启超为代表。反对"传世之文",提倡"觉世之文"。还是与启蒙有关。日本流亡期间，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创建一种笔端常带感情，不拘一格，汪洋恣肆的新政论文体，梁自称"新文体"。

d，戏剧界革命。柳亚子等创办近代第一个戏剧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的春柳社及其文明新戏。《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林纾翻译）先在日本演出，后回国内如上海，天津等地演出。促使国内风气的转变。旧剧改编。对五四的影响。

e，白话运动。1898年裘廷梁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揭开序幕。从救国救民的高度认识文字革新的意义。1911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议定注音字母39个。1916年教育部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同年8月，北京成立中国国语研究会。1918年教育部正式审布注音字母，同时设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重新颁布注音字母次序。接着，国音字母出版。白话国语运动无形中推动了白话文学运动。

3，外国文学，文化的巨大影响

可以说，没有外国文学，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最早派向英国的海军留学生，但他没有成为海军将领，却成了中国最早的思想界的翻译家（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天演论》等）。也翻译过西洋文学作品。

三、主要代表和作品：

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野草》；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徐志摩、闻一多的诗歌；沈从文的《边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赵树理的小说；艾青、穆旦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等。

四、文化背景：

（一）文学成为重大社会事件的构成部分，文学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政党、政治意识。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往往以文学作为发端和具体表现。

（二）社会意识对文学审美意识具有重要影响，文学主体性弱化，文学有社会革命附属物倾向。

（三）社会政治事件往往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源，引发文学创作和理论论争。

1研究文学的性质、特征及其发生、发展规bai律的科学。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也有人对文艺学的对象作广义的理解 ，认为除文学外，研究对象还包括其他艺术如绘画、雕刻、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建筑、工艺美术等。一般认为文艺学有3个主要组成部分 ：文学理论 、文学史、文学批评；也有人认为文艺学即指文学理论。就文艺学作为3个组成部分的有机整体而言 ，文学理论侧重对文学作逻辑的研究，文学史侧重对文学作历史的研究，文学批评侧重对文学作现实运动状态的研究，三者密切相联、彼此包容。文学理论既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吸取营养以促使理论体系的形成，又给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提供一定的理论观点、方法、准则和范畴。

2文艺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常常从美学、认识论、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角度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内在构成和外在关系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文学理论的任务在于揭示文学作为审美文化现象的本质：既要对文学在整个文化现象中的位置和地位作出界定；又要对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化现象的特质作出说明文学理论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因此，其自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3这是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一书中提出的著名观点。 文学四要素指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要素组成的。

4广义文学是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的总称，包括今天所谓文学和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

5狭义文学是指今日通行的文学，即包括情感、虚构和想象等综合因素的语言艺术行为和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等。

6介乎广义文学与狭义文学之间而又难以归类的口头或书面语言作品，可以称为折中义文学。如历史文学、记实文学和某些风格化的政论文。

7所谓话语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而从事沟通的具体行为与活动，包括五个要素：说话人、受话人、本文、沟通、语境。而话语蕴籍是对文学活动的特殊的语言与意义状况的概括，指文学作为社会性话语活动蕴涵了丰富的意义生成可能性。

中国古代文学，是从先秦两汉以来到清朝末年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以后直至现在。至于哪个专业好一些。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相同的，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爱好才能学好。

中国现当代文学考研，

不同的院校考试科目略有不同的，

但是只是专业课上的差异，

以北师大的为例：

初试科目：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语③723中国文学史④936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史(含比较文学)。

1. 《呐喊》（作者：鲁 迅） 2. 《边城》（作者：沈从文） 3. 《骆驼祥子》（作者：老 舍） 4. 《传奇》（作者：张爱玲） 5. 《围城》（作者：钱钟书） 6. 《子夜》（作者：茅 盾） 7. 《台北人》（作者：白先勇） 8. 《家》（作者：巴 金） 9. 呼兰河传（作者：萧 红） 10. 《老残游记》（作者：刘 鹗） 11. 《寒夜》（作者：巴 金） 12. 《彷徨》（作者：鲁 迅） 13. 《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 14. 财主的儿女们（作者：路 翎） 15. 《将军族》（作者：陈映真） 16. 《沉沦》（作者：郁达夫） 17. 《死水微澜》（作者：李人颉） 18. 《红高粱》（作者：莫 言） 19. 《小二黑结婚》（作者：赵树理） 20. 《棋王》（作者：阿 城） 21. 《家变》（作者：王文兴） 22. 《马桥词典》（作者：韩少功） 23. 《亚细亚的孤儿》（作者：吴浊流） 24. 《半生缘》（作者：张爱玲） 25. 《四世同堂》（作者：老 舍） 26. 《胡雪岩》（作者：高 阳） 27. 啼笑姻缘（作者：张恨水） 28. 《儿子的大玩偶》（作者：黄春明） 29. 《射雕英雄传》（作者：金 庸） 30. 《莎菲女士的日记》（作者：丁 玲） 31. 《鹿鼎记》（作者：金 庸） 32. 《孽海花》（作者：曾 朴） 33. 惹事（作者：赖 和） 34. 嫁妆一牛车（作者：王祯和） 35. 《异域》（作者：柏 杨） 36. 《曾国藩》（作者：唐浩明） 37. 《原乡人》（作者：钟理和） 38.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 39. 《长恨歌》（作者：王安忆） 40. 《吉陵春秋》（作者：李永平） 41. 黄祸（作者：王力雄） 42. 狂风沙（作者：司马中原） 43. 《艳阳天》（作者：浩 然） 44. 《公墓》（作者：穆时英） 45. 《旧址》（作者：李 锐） 46. 星星·月亮·太阳（作者：徐 速） 47. 《台湾人三部曲》（作者：钟肇政） 48. 《洗澡》（作者：杨 绛） 49. 《旋风》（作者：姜 贵） 50. 《荷花淀》（作者：孙 犁） 51. 《我城》（作者：西 西） 52. 《受戒》（作者：汪曾祺） 53. 《铁浆》（作者：朱西甯） 54. 《世纪末的华丽》（作者：朱天文） 55. 《蜀山剑侠传》（作者：还珠楼主） 56.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作者：于梨华） 57. 《浮躁》（作者：贾平凹） 58.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作者：王 蒙） 59. 《玉梨魂》（作者：徐枕亚） 60. 香港三部曲（作者：施叔青） 61. 《京华烟云》（作者：林语堂） 62. 《倪焕之》（作者：叶圣陶） 63. 《春桃》（作者：许地山） 64. 《桑青与桃红》（作者：聂华苓） 65. 《蓝与黑》（作者：王 蓝） 66. 《二月》（作者：柔 石） 67. 《风萧萧》（作者：徐 讦） 68. 《芙蓉镇》（作者：古 华） 69. 《地之子》（作者：台静农） 70. 《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

他们的区别：

其一，研究对象不同——两个学科的名称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其二，研究困结不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令人头疼的是我们如何能尽可能地复现历史现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纠结的却是我们如何能摆脱近距离的语境所造成的局限。

其三，研究侧重的方法不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往往为避免语境悬隔而造成的妄测而更加注重实证性的研究，侧重考据；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为摆脱现实语境的压力和束缚而向阐释性的研究倾斜，形式研究和文化研究往往更受青睐。

其四，研究重心不同：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是既成事实，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基本以经典的再发现和再阐释为重心，至于对边缘作家和文本的经典化阐释诉求则一般很难获得认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处于未完成状态，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是在多元对话中谋求统一的可能性，这种多元和统一的过程形成了一种拉锯式的运动状态。

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就业些 其实没多大区别，用人单位主要看中文这一大方向。

肯定是现当代文学了，旅游杂志编辑和古代文学一般来说扯不上关系，还是学现当代文学更实用。

1、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

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

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2、中国古代文学史讲的是从上古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悠久，其起源，约略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漫长的历史上曾经产生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作家和数不清的优秀作品，出现了多姿多彩的体裁、题材、风格、流派，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文学潮流和文学理论， 内容极其丰富。

这是一笔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世界民族文学之林，我国古代文学以自己无比辉煌的成就和无比鲜明的独特风貌，占有重要的地位。

扩展资料：

中国现代文学概念：

1，“现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

①传统分法：1917—1949 。多数学者。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等。

②现代分法：包括当代文学，南方不少学者。如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上即指1917—1949，下指1949至今。

另外，还有一种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包括进去的说法： 20世纪中国文学。

不过，上限又推到1898至今。如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黄修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上，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刘明馨，赵金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纲上，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等。

2，“现代”作为一个性质概念

《三十年》"序言":"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①语言上，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②文学形式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内涵和地位古今均一样。

③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并重。

④内容上，真正属于"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审美心理，审美标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劳工神圣，儿童崇拜，妇女解放。

最关键一点，个人的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出现。于是，一切思想，情感 和审美心理均从个人出发，皆因个人变化。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出现。

参考资料来源：

不清楚你说的这个概念啊！

有西方现代派 没听说过中国现代派

中国当代的文艺创造采用的方法都是源于西方并没有独创的东西。

如果你说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话，是指5。4到建国这个时间段的文学

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模式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二、“民族化”及其历史

周作人在写于1919年9月1日的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借用英国文论家Frank Kidsond的说法，对“民歌”如是界说：“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学”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反对“用鉴赏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认为民歌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它只赞成把民歌当作“一点供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的民俗学材料。此后他在一系列文章如民众的诗歌〔10〕中，极力批评“民歌”的内容、形式。到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依然对“民众的文学（民歌）”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观点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说：“本会收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周作人心中隐约有了在民歌基础上建立“民族文学”的想法。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不明确的。前述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实际上是在1923年1月21日的歌谣周刊第6号发表的，虽然写于1919年却在1923年首发，且与此前刚刚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观点有出入，首发的时候却又不修改，可见周作人在这方面其意识还是模糊的。但是，他在为希腊小岛集写的序言（后收入《永日集》）中这样说：“中国现在的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接受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周作人已经意识到了西方化的艺术要在中国扎根，开出国民文学的花朵来，必须要和民俗学研究结合，和中国土壤结合。上述周作人的看法可以作为五四时代西化论者对文学西化观的补充、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粗浅思考。从文学创作实践角度看，五四西化派对文学民族化的探索有两条路。一是从民间歌谣中借鉴形式，这方面刘大白、刘半农有极好的尝试，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向民间歌谣学习语言形式以形成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新体式上，他们的诗“大多有强烈的地方趣味”，和后来的郭沫若完全不同，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完全是西化的。二是精神返乡，从对乡土生活的反思中获得精神空间，这方面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他们是用西方化的小说模式写充满着中国乡土气息的生活，不过当时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而不是借鉴民间精神中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化振兴所吸收的质素上。这派对中国民间的狂欢精神、生存意志力基本是盲视的，例如对阿Q精神的认识，阿Q作为一个下等的，生计都成问题的人，他坚韧地活着，还有点儿撒欢的味道，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呢？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多觉得像阿Q这样的人身上只有劣根性，他们还没有占得人的位置，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人。他们没有想过阿Q虽然是个下人，或者极端点儿说，完全不像个人，但是他也有权活着，从生存的角度讲，活着是重要的，然后才是尽量争取活得好一点儿。由此，阿Q对生活的态度不见得比启蒙主义者对生活的态度差到那里去。阿Q身上有一种中国民间特有的笑谑、撒欢的精神，他活着不是为了验证历史功过是非，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争取活下去，在可能的时候把每一个黯淡的日子过得像节日一样，有的时候浪一点儿，比如找吴妈讨点儿没趣，有的时候狂一点，比如找赵太爷攀个亲什么的，有的时候酸一点儿，比如革命，有的时候烈一点儿，比如绑缚刑场的路上，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当然是害怕的，但是他立即就掩饰了那害怕，唱起了大戏，这就近乎烈了。我们暂且不管他为什么死，死得是否值得，就冲他这种面对死亡的勇气（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也是可以钦佩一番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笑谑精神，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中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撒欢的外表下突现着“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滋长着，它在中国民间人物的身上一代一代地保留着，它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中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煞的。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气质、品位上反对三教传统，他们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撒欢主义的力量，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讯也没有看到这种笑谑和撒欢的生存形态中渗透出来的反抗、追求、渴望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这一派，在小说内容上是本土化的，具有民族性，但是在精神气质上是西化（启蒙化）的，没有领略中华民族这种民间精神资源。

总的说来，五四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观念是由西化派占据着的，但是，西化派也不是说对文学民族化问题完全没有思考，西化派占据主流时也不是没有民族化派在活动。如学衡派，学衡派主张在“昌明国粹”的基础上“融化新知”，1922年在一篇文章中梅光迪认为“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西欧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日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11〕”梅光迪并不是完全排斥向西欧学习，他所排斥的是他自称的一种“伪欧化”的病态现象，他认为，这种伪欧化（此一提法和上文提到的20世纪末理论界关于“伪现代派”的提法似有偶合，但立场、诉求刚好相反），一是重模仿而轻创造，“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二是提倡欧化者对欧洲文化实并不了解，而是样样拿来，最终失掉了创造的根本――中国文化，拿来的又是人家的残渣。这是民粹主义的一派，认为外国的不如中国的好，建设中国的文学就要走中国古已有之的道路。文学创作方面持类似民粹观点的作家较少，但是走从古诗文转化的路子的作家不少，如沈尹默，他的成功甚至是周作人也不能不承认的，当然周作人在本质上对沈尹默作的还是“西化论的解释”：“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他的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12〕”胡适在谈新诗〔13〕中论述的一些新诗人，多也是走古诗文转化的路子：“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和周作人一样肯定了沈尹默等的这种尝试，认为沈尹默在作品在语言和音节上都获得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功效，作出了新诗中“最完全的诗”〔14〕。所以大致可以说，中国新诗的道路，初期是走在“一半词一半曲”的路子上，只有在日本的郭沫若新出，以及从欧洲游学回来的徐志摩崭露头角〔15〕，这种局面才改观了，直至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崛起，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崛起后，中国诗歌的西化才算有了自己的代表人和代表团体。

我们知道胡适和周作人在本质上是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新诗整体上必须西方化，但是在西方化的总主张下，他们在策略上又非常明智，他们都认可了新诗诞生之初以民族根基为基础的探索道路。周作人在给刘大白的《旧梦》写的序中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在文学上提出民族主义口号的是1930年之后聚集在《前锋》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1930年他们发表了民族主义运动宣言〔16〕，认为中国文艺正面临危机，一是“残余的封建思想”还在无形地支配一切，二是左翼文艺把艺术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将艺术呈献给了“‘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他们认为上述危机是由于新文艺发展“进程中缺乏中心意识”的缘故，为了构建“中心意识”，就要从民族意识出发，建立民族艺术，“文学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句话说，艺术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族文艺的充分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底发展必伴随以民族国家底产生”，反过来“文艺上的民族运动，直接影响及于政治上民族主义底确立”，因此“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这派的民族化思路有它的合理性。一、五四之后中国文坛弥漫着西化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文学样式都直接取自西方，甚至语言也欧化了，出现了另一种欧化体的语言，虽是白话，但却脱离是时的口语，造成新文学发展的障碍，二、国民革命之后，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又列强环伺，特别是东邻日本的崛起更是让中国人感到威胁，在文化上形成了民族主义的要求，进而反映到文学上来。这一派的观点非常极端，只认为文艺是民族的，而不认为文艺是世界的，而且把左翼文艺同封建文艺并列加以反对，错估了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学理上又没有区分文学民族化和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界限。

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派”之前的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上，那么此后的争论则是依附在“文学如何为更广大的大众接受，从而为抗战、解放战争、为解放以后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命题里面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先是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论争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文学要面向大众宣传抗日，这就产生了“文学形式如何面向大众、鼓动大众”的问题。最早提出“民族形式”口号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是受到苏联文艺的影响〔17〕。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它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形态的差异是区别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五四”，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可能。高玉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正是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较新成果，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五四文学运动是从语言变革入手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五四思想先驱者们一致的文学革命策略。五四文学运动中因此集结了太多的语言学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白话取代文言，文言的本质是什么，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又是什么，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是什么关系，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为什么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入手，新文化运动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等等。高玉立足现代语言观，对这些问题都作了阐释。他在这部论著中分析道，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当时的民间口语，它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和现代民间口语的区别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五四白话就是后来的“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和古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但却是两套语言体系。在语言工具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语言作为思想思维和世界观的层面上。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古代性物质，现代汉语体系决定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特质。在以文言文为基本语言形式的古代汉语体系里，古代白话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存在的，而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现代白话更多的是作为思想性的语言而存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白话代替文言，不只是语言工具的替换，更是思想上的深刻革命。“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不是涉及到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迫不得已，这一根基是很难动摇的。”（29页）“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定型正是语言的定型，文化的转型正是语言的转型。”（34页）所以“从发生学上来说，中国现代汉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就形成了，现代文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现代语言的现代性。”（56页）

在重审五四白话文理论和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时，高玉敏锐地洞察到，尽管五四白话文运动极力主张的语言变革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但五四思想先驱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他们源于传统的语言本质观，认为语言只是工具，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思想的物质性外壳，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运动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讲清楚。对于新文学为什么要用白话而不用文言，胡适的理由是很不充足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比如他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这个结论就很有问题，不太符合文学史的事实。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白话文学固然很多，但优秀的文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再比如，胡适反复强调“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这些论断也失之笼统和偏颇。文言文的“死”和白话文根本不是从“字”上来区分的。语言的死活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被使用，而是否被使用则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是否合时宜。新文化运动之前，文言文是正统的语言，还在被广泛地使用，根本就不能说它是“死”的语言。可以说，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是走对了路子，发动白话文运动是正确的，但胡适等人的理由并不是关键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不正确的。文学观念的变更需要深刻的思想革命，而语言变革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153页）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理论上的成功，而是事实上的胜利。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由只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才能说清楚，只可惜五四先驱者受制于当时的语言学发展状况，无法将它讲清楚，而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受传统语言学关于语言工具观的影响，也未能将其中的道理揭示出来。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观点出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作出的新的阐释，从学理上凸现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翻译文学从语言系统到思想思维上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翻译活动，提出了翻译本质“二层次”的理论观点，即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翻译是技术问题；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翻译是文化问题。他指出，一方面，借助翻译，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它从文学观念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输入了西方的富于逻辑的清晰的表达方式（语法或文法），同时还输入了新概念新术语和新范畴，这其实就是输入新思想。翻译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了“形而下”的物质性词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翻译为汉语时，又受汉语及其汉语文化的制约从而中国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归化”。翻译从根本上是外部力量，外力毕竟是外在的，它的作用主要限于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它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很多新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思想成果何时被中国所吸纳以及怎样被吸纳，还取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实土壤，取决于中国文学从外部到内部的种种环境和条件。通过对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的揭示，高玉事实上也挑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不是“全盘西化”的文学，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制约，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第三种文学。

学衡派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的巨大胜利也就宣判了学衡派的失败，宣判了他们理论的不攻自破。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对学衡派的认识都存在很大偏误，甚至到了不与理解的程度。重新评定学衡派，给他们以恰当的历史地位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个案。高玉认为，学衡派在本质上是现代保守主义，但具有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衡派与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有质的差别，封建顽固派站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反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而学衡派只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所代表的新文化派和新文学派的反对派，他们并不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反对派。从学理上讲，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似乎比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还要合理和公允，但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没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语言的不恰当认识和传达西方思想时所使用的文言表述方式。由于坚守文言文，学衡派在思想上不是超越了传统而是回归了传统，从而导致了自身的文化悲剧。

鲁迅的创作观念和文学实践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对鲁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的考察与分析。在分析鲁迅的语言观与他的文学创作的关系时，高玉认识，鲁迅尽管没有系统学习和研究过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但他凭借天才般的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领悟到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鲁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但他反对“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观点，而且主张青年少读甚至不读古书。在文学创作中，鲁迅主要从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借鉴了古文，也就是说，他主要是受了文言表达方式、修辞艺术、文字技巧的影响，而在思想层面上，他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思想，是基于“拿来主义”主张的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学习与移植。鲁迅早期也用文言进行过创作，鲁迅的文言作品显示出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即一方面试图借助西方思想和精神来破坏和反抗传统，另一方面因为使用了古代汉语的话语表述方式，语言的束缚使他的思想在根本上无法走出他想超越的中国传统，他的文言作品因而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紧张感。直到写作《狂人日记》，鲁迅才彻底从这种矛盾与冲突中摆脱出来，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变。鲁迅的转变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转变，在这转变过程中，语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汉语代替古代汉语不只是语言形式的更换，而是思想思维的更新。现代汉语发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就决定性地发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才正式确立起来。

现代文学就是现代汉语文学，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可以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隐秘关系，也可以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在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得与失、优点和不足、经验与教训，并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如何吸收传统、如何借鉴西方、如何完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上提供有益的启示。

1、老舍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

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

2、余秋雨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汉族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电视名人、节目特邀主持人。

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入载了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世界名人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3、余华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4、莫言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春夜雨霏霏，1984年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4]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极大轰动。1987年担任电影《红高粱》编剧，该片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5、贾平凹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中国大陆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1982年发表作品《鬼城》、二月杏。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创作《废都》。1997年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大叙事、现实性、反形式化。

“抗战文学”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抗战文学,是指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从共时性角度考察,抗战文学存在大叙事、现实性、反形式化三大特点。

从历史性角度考察,抗战文学则显示出创作发展和人性挖掘深度成正比的特征。抗战文学要出现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有待于我们对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和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广泛吸取。

扩展资料：

抗战文学小说主要包括3部分：

1、上海、北京等沦陷区的小说，表现人民的苦难和抗争，以艺术的形式记载日寇、汉奸的罪行，歌颂人民的不屈斗争。

2、国统区的小说，一部分表现了爱国军民的奋起抵抗，较多的则以张天翼、沙汀、茅盾、巴金、艾芜、张恨水的作品为代表，暴露了腐败统治的黑暗内幕。

3、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小说，以赵树理、孙犁、马烽、西戎等的作品为代表，既热烈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又生动地表现了民主根据地的新生活、新气象，小说创作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参考资料来源：

1、《收获》：纯正、独立；偶尔会跟点风，比如，“像卫慧那样疯狂”。

2、《十月》：老牌刊物，有自己的风格和追求。

3、山花：艺术、大气、先锋，不拘一格，“慧眼识珠”。

4、《小说界》：有好看的东西，比如：“品中国文人”系列；有时可以与《收获》相媲美。

5、《天涯》：思想、文学、在民间。

6、《花城》：南方文学杂志的翘楚。

7、滇池：边陲但不边远。主编张庆国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人，也是很懂小说。

8、福建文学：闽南文学的一朵奇葩。小说编辑“老练”对作品的选择也很老练。

9、山东文学：齐鲁大地文学阵地的主心骨。

10、《散文》：散文界最好的刊物，不媚俗，不傲气，始终如一。

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

1、《红楼梦》

《红楼梦》，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等，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一般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

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以及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

《红楼梦》版本可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大系统。程本为程伟元排印的印刷本，脂本为脂砚斋在不同时期抄评的早期手抄本。脂本是程本的底本。

2、《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

《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

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3、《水浒传》

《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主要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作者或编者一般被认为是施耐庵，现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罗贯中两人中的一人，或两人皆有。

全书通过描写梁山好汉反抗欺压、水泊梁山壮大和受宋朝招安，以及受招安后为宋朝征战，最终消亡的宏大故事，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宋江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

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

4、《西游记》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搢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

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

5、《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

全书五十六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

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雷雨，骆驼祥子我都看过，还可以。还有：谁动了我的奶酪，小王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鲁宾孙漂流家，名人传，呐喊（这些是我看过的，都还可以）

我网上查找的中外经典的文学名著很多，我只是推荐了一部分。《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毛泽东诗词选》，《边城》，《呐喊》，《女神》，《家》《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简爱》，呼啸山庄，《高老头》，《童年》，《飘》，《碧血黄沙》，《王子复仇记》，《汤姆大叔的小屋》，《高老头》《泰戈尔诗选》，《基督山伯爵》，《罪与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德伯家的苔丝》，唐吉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