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什么不把犯人关进监狱，而是把人发配到千里之外？

谢邀。把犯人发配到千里之外，是古代的一种传统的处理犯人的方式。

发配犯人去干什么呢。有些是充军，即去戍守边疆。象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就被充军到伊犁。有些是发到蛮荒之地去劳动拓荒，如岳飞被害之后，他的家属就被发配到荒凉的广西去。有些是发到某地干苦役，如秦始皇时期，征天下囚徒至骊山修建皇陵，等等。

将犯人集中监禁，需要大批监狱，需要大批粮食衣物。而发配，则省去了这些。又达到了惩罚犯人，利用犯人创造价值的目的。有这些益处，所以使流刑历代相传，至于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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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丨刑法志记载：其无驿县﹐分拨各衙门充水火夫﹐各项杂役﹐限满释放。什么意思呢？这些囚犯被抓之后，哪能让他们混吃等死蹲大狱，必须得干活！

古代的这些犯人，就算进监狱了，也是被分配到各个部分去当苦力。有的挑大粪、有的修城墙、有的当园丁、有的去种地，不管什么脏活苦活累活，让他们去干那是一定的。

什么人才有资格不用干活呢？大概有两类：等待判刑和等待死刑。反正就是一句话，让你暂时待在这里，至于怎么收拾你，那得看官老爷的心情。

即便是关押在监狱里，也是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的。你得修个大牢吧？大牢修好了，你得安个结实的门吧？犯人住进去了，你得管饭吧？管饭的话，得有人专门伺候这些犯人吧？这么多东西，哪个不花钱？

有人就会问了，钱从犯人身上出呗。话是这么说，可真要从他们身上搜刮，那也得有，才能搜刮的出来啊。那些能被判死刑的，要么是达官贵人被皇帝钦定死刑的，要么是山野刁民，他们是因为穷疯了才作恶的，管他们要钱，还不如直接捅死他们了。

流放之刑，在古代是仅次于死刑的存在。什么挖眼剁手割耳朵，现在看来是非常残忍，比较能享受这些惩罚的都是被特殊照顾了。

当今社会，如果够不上死刑，无非就是多判几年罢了。在古代可没这么简单，判二三十年让他们挑二三十年大粪？这些人几乎没有善茬，留在身边当火药桶？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流放，让他们死在半路，活着死在目的地。就算没死在路上，等他们刑满释放，估计也被磨的没一点脾气了。像苏轼这种三次被流放还能喘气的，简直就是奇迹了。

再者说了，真以为古代的监狱就是人待的地方吗？我们看看现在的电视剧，出现监狱的时候，里面的布置无非是一团草，一个木门，一扇小小的窗户，其他一概没有。这样的条件，你就说怎么过冬吧！

上面这段是清朝的监狱情况，花钱贿赂狱卒，日子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监狱里头不通风啊，犯人屙屎撒尿都在里边，夏天再那么一发酵…我的天呐，写不下去了。

一句话，真不如去外边干活了。

当代的监狱相比于古代，简直是五星级酒店！据我一个住过监狱的朋友说，监狱里头伙食棒极了，一周七天必须不重样，否则上边检查下来，是要受处分的。

可现在的看守所比监狱可就差远了，号子里也是时常看见屎尿横流。虽比不过古代的监狱，过惯了正常生活的人进去，也是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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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这个词，现在泛指一切刑罚。

如果从本源上来考察，“徒”字本身就是步行的意思。也就是说，最早的“徒刑”，实际上也主要是“徙刑”。由此可见，“徙刑”是古代用得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刑罚。

（古代犯人）

“徙刑”也就是“流刑”，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发配”。那么，古代为什么会经常采用发配千里之外的刑罚来处罚犯人，而不是像当下那样，把人关进监狱里去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古代的所有刑罚，其目的都是让受刑人身体受到伤害，或者财物受到损失。当然，从灵魂上给予“震慑改造教育”的作用也是有的，不过这个所谓的“震慑改造教育”效果有多大？尤其是“改造教育”，有没有效果，就很难说了。

因此，既然刑罚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在身体和财物上受到损失，因此，“徙刑”就具有很大的优势，有着蹲监无法达到的优势。

（万历皇帝）

古代在发配的时候，都会说一句“发配到千里之外”。这个“千里之外”，显然所要表明的，就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

古代交通是很不发达的，要翻山越岭到“千里之外”的荒芜偏僻的地方，是很难的。古代的地主贵族们可以骑马坐轿，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就只能走路。而被判刑的刑徒，还必须肩膀上扛着沉重的枷锁走路，手脚也要拴上手铐脚镣，所以就更加辛苦。

他们到达一个地方，是有日期限制的。因此为了赶时间，肯定会经常风餐露宿，而且吃穿住还得自己掏钱。这样，他们吃穿住的条件肯定都是极为恶劣的。又劳苦，吃得又不好。因此，他们的身体就会受到极大摧残，再加上精神压力很大，因此很容易就生病。而一生病，又不可能住下来等病好了再走，也因此，得病死掉的非常多。

同时，这些被发配的人，很多还是贵族人家的子弟，他们平常都娇生惯养，哪里受到过这样的苦楚，所以很多人都是还没有走到目的地，就已经先死掉了。

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把张居正的家人判处“徙刑”，当时就有很多人死在路上。

反过来，古代如果不用“徙刑”，而是蹲监，就没有这么多的痛苦，其打击效果就很受限制了。

（苏东坡剧照）

“徙刑”一般都是把人发配到一些贫穷落后的地区。这样做，是一种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的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把人关进监狱里，那样的话，那个人就只能在家里白吃闲饭，也无法创造价值。有人说，白吃闲饭，也是吃家里的饭呀，又没有让国家拿出来。

其实这话不对，因为社会整体的财富是一个定量，如果一个人不劳动光是吃闲饭，自然整体的财富就会少。再说了，古代犯罪，很多都是连坐。也就是说，一个人犯了罪，一家人，一族人，乃至整个村庄的人都犯了罪。如果把这么多人都关在监狱里，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没有那么多监狱关押；另一方面，就算有那么多监狱关押，那么谁又给关押的人送饭呢？

古代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犯罪官员的家属，收进宫中，让他们给宫中服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等。但是，这似乎也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宫中也要不了那么多人。而且，这些人如果有怨气，他们或许就会对皇家构成伤害。比如大家都在议论一个问题，为什么武则天杀了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婉儿还那样死心塌地对武则天好？这就是人们对有可能产生的伤害的疑惑。

但是，如果把这些犯罪人员发配到一个偏远的地方，那么，就会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了。这些人可以开垦边关，在边关繁衍生息。平常若是朝廷想要把人迁徙到别的地方去，那些人肯定不愿意背井离乡。但是，如果是发配去，那么那些人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了。

当服刑人员去了那里后，他们因为人员密集，再加上又懂得知识文化，因此，就会让那个偏远的地方文明开化起来。苏东坡被朝廷发配到海南岛后，海南岛本来是非常蛮荒的地方，但因为有苏东坡的带领，因此那里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

由此可见，发配人员就是一些拓荒者，因为他们的存在，文明可以在国家的每个地方都生根开花。这难道还不是大好事吗？

（参考资料：古代刑法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应用等）

千里之外，基本就是死刑了！很少有能够活到那里的，就算能够活到那里，基本生存不下去，过去的边疆，多是蛮夷之地，没有受过教化，环境恶劣，人风彪悍，有生吃人肉之说，所以等待的就是自生自灭！

古代为什么不把犯人关进监狱，而是把人发配到千里之外？
相信很多人都有疑问，为什么不就近盖个监狱，非得让两个公人押着犯人到千里之外去，三个人一路上吃喝拉撒得花多少钱啊。还不如关进监狱。其实发配是古代的一种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刑莫惨于此”，这种刑罚自秦汉时就有了，不过当时被流放的大多是犯事的贵族，宋朝时开始正式入律。
首先，古代同样有徒刑，也就是坐牢，而发配属于流刑，这是两种不同的刑法。一般来说，流放比坐牢的罪更重。
这里说说为何要把一些犯人发配千里。首先，在古代，一般犯人都是发配到边疆的，以那个时候的户籍，保甲以及交通条件，基本上来说，发配边疆就很少有回来的可能，几乎等同于死刑了。
另一方面，当时的边境，比如南方的岭南、云贵一带，北方的东北、西北等地，都是边疆重地，但这些地方，一般都是和少数民族杂居，一般来说气候环境都比较恶劣，比如瘴气啊，风沙啊这些，再加上民风剽悍，官府很难实行有效的管理。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的有效管理这些地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加大这些地方汉人的比例，当汉人占据大多数的时候，管理也就方便起来了。
所以一般国家采取的就是屯垦，在这些地方屯兵，垦荒。不过汉人是一个相对故土难离的种族，汉人很少会主动迁徙，特别是到这些穷山恶水之地。所以官府便用了这个办法，也就是让犯人去边疆，增加汉人的比例。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变向的殖民，欧洲当初也用类似的方法，把犯罪的人送往澳大利亚、美洲等地，其实是一个道理。
还有古代的士卒是非常不愿意到边远地区戍边的，发配到边疆的犯人无疑是一个士兵来源地。另外，耕地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将犯人当作免费的劳动力为国家搞开发，获得的收入远大于流放犯人的花费。
另外，将重罪的犯人流放到边远地区而不杀，还可以显示统治者的“仁慈、宽厚”。

我国古代有非常多的刑法，都是用来惩罚那些十恶不赦的恶人的，这类人一般都是打入死牢等死。与古代不同的是，现代坐牢都是有期限的，几年几十年的都有，但是古代犯人在牢中一般不超过两年，罪责轻的关不久就放了，罪责重的都是定一个日期斩首，要么就在牢中关几个月秋后问斩。然而在古代还有一种刑法是现代没有的，那就是流放。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流放好像比死刑好一点，至少保住了性命，但其实在古代流放是重刑。有许多人犯了罪都没有被判入狱，而是直接流放几千里，这是为什么？

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古代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许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但如果一个人犯了重罪被关进监狱，那肯定是不能让他饿死的。那么犯人在牢中能吃饱饭还不用干活的话，肯定会有许多贫苦老百姓故意犯事以求被关起来，虽然自由被限制了，但也比饿死强。可如果把犯人判处流放，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一般流放的地方环境都十分恶劣，且不说在这种环境下犯人能活多久，就是几千里的流放路途走过去也能累死半条命。这种刑法自然能威慑许多人。

第二个原因就是将犯人流放能节省国家开支。在古代皇帝是全天下权力最大的人，但是要管全天下的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统治者得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的老百姓吃饱饭，百姓吃饱饭了就不会想着造反。如果百姓过得不好，饿死也是死，反叛还有一丝机会，难说他们不会揭竿而起。所以当某些地方闹饥荒的时候朝廷都会下发赈灾粮，不让百姓饿到走投无路。既然国家为普通百姓的生计都如此发愁了，怎么会再出钱出粮养活犯人呢，还不如判处流放让他们去自己服役劳作，自生自灭。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各地都被开发，以前的南方蛮夷之地后来也变了一番面目，所以我们现在看流放觉得这种刑法并不重，但是在古代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时期，流放是非常可怕的刑罚。

发配出于流刑，流刑也叫做流放。把人流放到偏远的地方。起源于远古氏族社会后期，是当时对违反氏族规定成员的惩罚手段。

流刑作为刑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流宥五刑，作为对墨、劓、宫、刖和大辟五刑宽宥的一种处罚，如‘流共工于幽洲’。舜典记载：“五流各有所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洲之外，次千里之外也，惟明克或允”。把流放和流放的地点由远及近分为三个等级。

在奴隶社会时仅作为贵族和同族间使用，周襄王时，内史过曰：“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也说明流放都是去了偏远荒瘠的地方。战国时著名的屈原也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流刑从古到清都有。

秦汉时期，流刑主要以流放边疆服劳役为主，而不是以把人流放出去为主。到了南北朝时期流刑被编入了五刑之一，且以流放到远方作为主要的惩治内容。唐朝时规定流刑三等，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均居役一年，且不加杖。官员流者不需居役，只附籍当地，如同百姓，待期限一满，“有官者得复仕”。普通罪犯居役一年后，也附籍当地，流限一般为六年。这时的流刑已经发展到了得先居役，就是坐牢，但还得干活一年后才被流放。当官的特权很大，处罚后还可以官复原职。

唐以后宋朝为解决流刑三等惩治力度的不足， 宋代于建隆三年定“折杖法”，以杖折徒流。简单来说就是不只要流放你，还要加脊杖，加役期。宋朝还形成了“刺配”，脸上刺字，服役期被脊杖最后再流放。如《水浒传》宋江等人都被刺了字且因罪重直接判了死刑。

到了元朝，据经世大典·宪典规定的五刑制中，流刑被正式界定为“ 流则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 ”。这标志着元代的流远刑成为一种新的流刑，并正式代替了五刑制中传统流刑的位置。南方人北流，北方人南流，且流放者充军。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据《大明律》规定的处以流刑的条目约有 45条。适用的对象分缘坐与实犯流刑两种。就设置的惩治力度而言，流刑仍处于传统的死刑与徒刑之间。刑令中还有一条规定，“ 凡官吏犯赃至流罪者，不问江南江北，并发两广福建府分及龙南、安远、汀州、漳州烟瘴地面安置。还有洪武十八年以前得到一定规模的实行，据实录的记载朱元璋在洪武八年至十八年时，三次下令对流放人员的处置。第一次命令“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种。”第二次下令，令流罪犯人代农民力役，以赎其罪。第三次又命法司，罪人应流徙者，发凉州木速秃、杂木口、双塔儿三递运所充车夫，俾运军需。且注明了“犯流徙罪者不宜处以荒芜之地，但定其道里远近，令于有人民处居之，以全其生。”也说明明朝时的流刑基本以服劳役为主。

而后朱元璋又发布了著名的四编大诰。为保证大诰的流传，在大诰首篇，即御制大诰的篇末，朱元璋明确规定，官民犯罪，若持有大诰， 笞杖徒流罪名可减罪一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条诰文同时也规定了，如果没有大诰，还要罪加一等。《大明律》规定，“二死三流同为一减”，即流罪三等若减一等处置，则均为徒三年。这样，身犯流刑的罪犯，如果收有大诰，罪减一等，则均按徒三年处置。徒也是刑法之一，徒刑，监禁于一定的场所并强制劳动的刑罚方法。

清朝刑部编纂三流道里表，即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分为三等流刑，并分别载明各省、府的三等流刑应发征何省、由何府安排，以及按照里程，限定地址。并没有多做变化。

而对于罪犯不收监，采取流放，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最早就是对于罪人不忍杀害，故把他流放。而后对于犯罪之人，罪不至死，但监禁起来惩罚力度太低，所以把他流放到偏远荒芜之地，让其自生自灭。再后来觉得让他自生自灭也太便宜他了，且农事繁忙，人口不足，与其让他闲着，不如让去干活，还能创造价值。最后就是都去干活吧，人口本就稀少，干着活种着地，打起仗来还能拉来充军。何乐而不为？有人说关起来早吃饭，所以流放，难道被关起来不用干活吗。

因为当地并没有许多监狱可以关犯人，所以说发配到千里之外就可以有更大的作用。

古代的犯人一般都是发配，发配的边疆偏远地区，一提起发配，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宁古塔”一般清朝的对待犯了大错误的人都是分发配到宁古塔，这个宁古塔是我国最偏远的小镇，而且气候极其寒冷，为什么要发配到这么远的地方？那就是建设边疆。

古代对于犯了罪的人，不是人人都发配的，对那些犯了重犯的人是要秋后问斩的，而对于那些小偷小摸的，关上一年半载就放出来，只有那些不轻不重的人才会发配，特别是满请的一些王爷，驸马，还有皇帝的妃子等等，一说发配的凝固塔，就让人顿时毛骨悚然。

发配肯定要去一些偏远的地方，到那里这些犯人就开始自给自足了，因为这些地方环境比较恶劣，所谓犯人去那里肯定不是去享福的，除了吃喝上自给自足之外，还要建设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从一个荒凉之地建设成一个富饶之地，是经过多少代犯人辛苦的劳作。

古代发配犯人到边疆只是为了把他们利用起来，不浪费一个名额，这么做的目的，一是教育这些犯人，二是可以省下一笔开支，因为这些犯人是廉价的劳动力，本身不用给钱。

古人也比较聪明，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经被发配到夜郎，夜郎又称夜郎国，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而李白的先人，也是因为被发配到碎叶，后没有经过朝廷的允许，李白擅自回来，而成了一个没有户口的人，一生都无法考取功名，只能买官。可见发配对人的影响是多么大，多么的深远，甚至几代人都深受其影响。

结束语：古代犯人之所以发出的千里之外那是因为啊，他们发挥的边疆来建设边疆，用他们的劳动用他们的双手来建设那片土地，这样既让他们受到了惩罚，又能从中换取劳动，何乐而不为呢？

到广阔的天地去自生自灭吧

千里之外也属于蛮荒之地，在那里生活惨不忍睹，一般都是犯了大错，罪不至死，杀了可惜，养着浪费粮食，丢边疆那里去开发吧。只要人不死，说不定哪天还有用武之地，又可以召回去。

古代边疆生存环境恶劣，饥荒、匪寇都是家常便饭，加上交通不便，对于犯人来说，发配边疆和送进地地狱差不多，而对于国家来说，古代人口是稀缺资源，尤其是边疆地区，地多人少，所以把犯人送往边疆也算是支持落后地区了，至少增加人口。

囚犯又叫劳改犯，什么意思？利用劳动进行改造。通过对肉体的惩处达到精神的“治愈”。

当然，在现代如此“人性化”的社会自然看不到了。

古代的囚犯都是犯了法的人，关到监狱干什么，养着？抓囚犯是为了惩罚，怎么惩罚？自然是劳动。

修复城池、护城河甚至一些堤坝等都是需要人力的。古代虽是专制社会，但也不能让老百姓白干活。现在有不花钱的免费苦力，不用白不用。

至于题主说的“发配千里之外”，一般都是边防重地。我国古代的边防大多位于西方、北方等苦寒之地，甚少有人愿意去的。囚犯们也不想去，但他们没有选择权。

囚犯到了边外，既当兵又当苦力。来了敌人，他们得拿刀拼，若真要组建什么敢死队，囚犯绝对是第一批。平时修防御工事、搞基建，出力最多的还是这帮子囚犯。

在古代触犯律法后，通常是异地发配充军或者劳动改造。

比如林冲被奸臣高俅陷害，被发配沧州去看守草料场;武松在山东杀了西门庆，却发配到河南服役;明朝沈万三因犒赏三军之事，被朱元璋发配云南服役等等

古代罪犯是关押还是发配，完全取决于罪犯所犯罪行的轻重来决定。

比如小偷小摸、打架斗殴，没有什么大罪过的，一般官府会判决关进监狱，一年半载就出去了。期间在监狱里干些简单的体力活，一方面是为了改造，一方面为官府创收，解决一部分犯人吃喝费用。

（古代监狱）

而罪行严重的犯人，一般被解差押解到千里之外服役。千里之外都是些人烟稀少兔子不拉屎的荒凉之地，比如清朝时期，东北那嘎达的“宁古塔”，原来那地方是极寒之地，生存条件很恶劣，二十年以上的、无期徒刑都被送到这个地方，可谓九死一生，官府意思是让犯人自生自灭。

一方面得到惩罚，一方面开垦了蛮荒之地，可谓一举两得。假如把这些重刑犯都关进监狱，这浪费了许多资源，这些犯人不是待一年半载，而是二十年以上，监狱又没有创收的工作，只能消耗朝廷粮食，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朝廷监狱不是养老院，想坐吃等死门也没有。

有鉴于此，朝廷就会把重刑犯发配千里之外，或充军或从事“修地球”工作，反正朝廷不让你吃闲饭。

（发配宁古塔）

其实古今惩罚罪犯采取的办法大同小异，现在两年以下的徒刑都被关进看守所，两年以上的视情节不同关押进监狱，监狱里有劳动改造的农场和工厂，只有好好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

古代也是这样，千里之外也有监狱，也有看守，只是活动的范围比较大，想逃跑是不可能的，古代对逃犯处罚很重，捉住了杀无赦。

虽然押解时官差比较麻烦和辛苦，却是一劳永逸之事，发配千里之外意味着一生就别想再回家乡了，这是对人最大的惩罚。毕竟“叶落归根”是人之常情，无疑官府剥夺了犯人的这些权利。

最后一点，异地关押还可以减少腐败问题，如果把罪犯关押在当地监狱。罪犯就会利用关系，贿赂当地官员为自己开脱罪责以逃避惩罚。

（宁古塔原址）

把罪犯发配到千里之外，这样一来就离开了罪犯的关系网，一旦罪犯离开本地，两眼一抹黑，想贿赂也找不到关系人，由此减少了官场的腐败。

开发千里之外的不毛之地成本很高，正常人根本不能忍受恶劣环境，这些罪犯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改造的同时又创造了财富，实乃一举两得。有这样的好事，朝廷何乐而不为呢？

文/秉烛读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