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笔谈卷二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

  卢肇论海潮,以谓“日出没所激而成”,此极无理。若因日出没,当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余常考其行节,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候之万万无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时。去海远,即须据地理增添时刻。月正午而生者为潮,则正子而生者为汐;正子而生者为潮,则正午而生者为汐。

  历法见于经者,唯《尧典》言“以闰月定四时成歳。”置闰之法,自尧时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闰之法,先圣王所遗,固不当议。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世者,如歳差之类,方出于近世,此固无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没谓之一日,月一盈亏谓之一月。以日月纪天,虽定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復与日会;歳十二会而尚有余日。积三十二月,復余一会,气与朔渐相远,中气不在本月,名实相乘,加一月谓之“闰”。闰生于不得已,犹暍舍之用磹楔也。自此气、朔交争,歳年错乱。四时失位,算数繁猥。凡积月以为时,四时以成歳,阴阳消长,万物生杀变化之节,皆主于气而已。但记月之盈亏,都不系歳事之舒惨。今乃专以朔定十二月,而气反不得主本月这政。时已谓之春矣,而犹行肃杀之政,则朔在气前者是也。徒谓之乙歳之春,而实甲歳之冬也;时尚谓之冬也,而已行发生之令,则朔在气后者是也。徒谓之甲歳之冬,乃实乙歳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为实,而生杀之实反为寓,而又生闰月之赘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今为术,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日,歳歳齐尽,永无闰余。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间,纵有两小相并,一歳不过一次。如此,则四时之气常正,歳政不相凌夺。日月五星,亦自从之,不须改旧法。唯月之盈亏,事虽有系之者,如海、胎育之类,不预歳时寒暑之节,寓之历间可也。借以元祐元年为法,当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历日,岂不简易端平,上符天运,天补缀之劳?余先验天百刻有馀、有不足,人已疑其说。又谓十二次斗建当随歳差迁徙,人愈骇之。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怒攻骂。然异时必有用余之说者。

  宝元元年,党项围延安七日,邻于危者数矣。范侍郎雍为帅,忧形于色。有老军校出,自言曰:“某边人,遭围城者数次,其势有近于今日者。虏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万万元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测,某甘斩首。”范嘉其言壮人心,亦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赏拔,言知兵善料敌者,首称之。或谓之曰:“当敢肆妄言,万一言不验,须伏法。”校笑曰:“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杀我耶?聊欲安众心耳。”

  种世衡初营清涧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刚果有谋,以义烈自名。世衡延置门下,恣其所欲,供亿无算。崧酗酒,狎博无所不为,世衡遇之愈厚。留歳余,崧亦深德世衡,自处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谓崧曰:“我待汝如此,则阴与贼连,何相负也?”拽下械系捶掠,极其苦楚。凡一月,滨于死者数矣。崧终不伏,曰:“崧,丈夫也!公听奸人言,欲见杀,则死矣。终不以不义自诬。”毅然不顾。世衡审其不可屈,为解缚沐浴,復延入卧内,厚抚谢之曰:“尔无过,聊相试耳。欲使为间,万一可胁,将泄吾事。设虏人以此见穷,能不相负否?”崧默然曰:“试为公为之。”世衡厚遗遣之,以军机密事数条与崧曰:“可以此藉手,仍伪报西羌。”临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赠之曰:“胡地苦寒,以此为别。至彼,须万计求见遇乞,非此人无以得其心腹。”遇乞,虏人之谋臣也。崧如所教,间关求通遇乞。虏人觉而疑之,执于有司。数日,或发袍领中,得世衡与遇乞书,词甚款密。崧初不知领中书,虏人苦之备至,终不言情。虏人因疑遇乞,舍崧,迁于北境。久之,遇乞终以疑死。崧邂逅得亡归,尽得虏中事以报。朝迁录其劳,补右侍禁,归姓为王。崧后官至诸司使,至今边人谓之王和尚。世衡本卖崧为死间,邂逅得生还,亦命也。康定之后,世衡数出奇计。余在边,得于边人甚详,为新其庙像,录其事于篇。

  祥符中,禁火。时丁晋公主营復宫室,患取土远,公乃令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排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宫门。事毕,却以斥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復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歳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完补讫,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李学士世衡,喜藏书。有一晋人墨迹,在其子绪处。长安石从事尝从李君借去,窃摹一本,以献文潞公,以为真迹。一日潞公会客,出书画,而李在坐,一见此帖,惊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归,取验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为石君所传,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墙进,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迹,而以李所收为摹本。李及叹曰:“彼众我寡,岂復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今世俗谓之隶书者,只是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后乃全变为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后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书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也。《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知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其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以墨印之,谓之金图书,言惟此印以黄金为之。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唯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后主尝自号钟山隐士,故晦其名,谓之钟隐。非姓钟人也。今世传钟画,但无后主亲题者,皆非也。”

  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其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以墨印之,谓之金图书,言惟此印以黄金为之。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唯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后主尝自号钟山隐士,故晦其名,谓之钟隐。非姓钟人也。今世传钟画,但无后主亲题者,皆非也。”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湆在下,体在上,则易熟而不偏烂。及升鼎,则浊滓皆归足中。《鼎卦》初六:“鼎颠趾,利出否。”谓浊恶下,须先泻而虚之;九二阳爻,方为鼎实。今京师大屠善熟彘者,钩悬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遗意也。又古铜香垆,多镂其底,先入火于垆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则难灭而持久。又护垆热灼席,则为盘荐水,以渐其趾,且以承灰炮之坠者。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画,大概多同。盖有所传授,各守师法,后人莫敢辄改。今之众学人人皆出已意,奇衺浅陋,弃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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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简介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科学家很难。不过宋代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是沈括。


  然而,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干过文字狱的勾当。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中有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苏轼。南宋初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的这一事迹。


  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文馆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却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该相当和善吧,“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入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笔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不同政见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乌台诗案)的恶劣案例。而后,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语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与“僧”同,被斩。到了满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人丢了性命。


  中国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轼早就没命了。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在那里,历经囹圄、死里逃生的苏轼取号为东坡居士,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沈括很幸运,他也算这些伟大作品的间接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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