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政一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

  世传算茶有三说最便。三说者,皆谓见钱为一说,犀牙、香药为一说,茶为一说,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谓缘边入纳粮草,其价折为三分,一分支见钱,一分折犀象杂货,一分折茶尔,后又有并折盐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说也。余在三司,求得三说旧案。三说者,乃是三事:博籴为一说,便籴为一说,直便为一说。其谓之“博籴”者,极边糖草,歳入必欲足常额,每歳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椿见钱、紧便钱、紧茶钞。“紧便钱”谓水路商旅所便处,“紧茶钞”谓上三山场榷务。然后召人入中。“便籴”者,次边粮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茶钞及杂货。“慢便钱”谓道路货易非便处,“慢茶钞”谓下三山场榷务。“直便”者,商人取便,于缘边入纳见钱,于京师请领。三说,先博籴,数足,然后听便籴及直便。以此商人竞趋争先赴极边博籴,故边粟常先足,不为诸郡分裂,粮草之价,不能翔踊,诸路税课,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余在三司,方欲讲求,会左迁,不果建议。

  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劚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兼也。余曾亲见攻城,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矢石临之。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乃为良法。今边城虽厚,而马面极短且疏,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其间更多其角,谓之团敌,此尤无益。全藉倚楼角以发矢石,以覆护城脚。但使敌人备处多,则自不可存立。赫连之城,深可为法也。

  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復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

  近歳邢、寿两郡,各断一狱,用法皆误,为刑曹所驳。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昆弟数口,州司以不道,缘坐妻子。刑曹驳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其谋杀。不当復坐其妻。”邢州有盗杀一家,其夫妇即时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财产户绝法给出嫁亲女。刑曹驳曰:“其家父母死时,其子尚生,财产乃子物;出嫁亲女,乃出嫁姐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于生者,一失于死者。

  边城守具中有战棚,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合,设之顷刻可就,以备仓卒城楼摧坏或无楼处受攻,则急张战棚以监之。梁侯景攻台城,为高楼以临城,城上亦为楼以拒之,使壮士交槊,斗于楼上,亦近此类。预备敌人,非仓卒可致。近歳边臣有议,以谓既有敌楼,则战棚悉可废省,恐讲之未熟也。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不愤输钱于敌人,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曹州人赵谏尝为小官,以罪废,唯以录人阴事控制闾里,无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盗,官司亦为其羁绁,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员外郎谢涛知曹州,尽得其凶迹,逮系有司,具前后巨蟪状秦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赃狼籍,遂论弃市,曹人皆相贺。因此有“告不干已事法”著于敕律。

  驿传旧有三等,日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时。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歳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馀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歳,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歳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歳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庆历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住董作。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不合。时合楷门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谓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埽不至水底,矿河流不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其至底空压第二、第三。旧工争之,以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断漏。徒用三节,所费当倍,而决不塞。”超谓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断,然势必杀半。压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纵未断,不过小漏耳。第三节乃平地施工,足以尽人力。处置三节既定,即上两节自为浊泥所淤,不烦人功。”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是时贾魏分帅北门,独以超之言为然,阴遣数千人于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决愈甚,申锡坐谪。卒用超计,商胡方定。

  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间自有十余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能行者四种:一者“末盐,”海盐也,河北、京、东、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东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颗盐”,解州盐泽及晋、绛、潞、泽所出,京幾、南京、京西、陕西、河东、褒、剑等处食之。又次“井盐”,凿井取之,盖、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盐”,生于土崖之间,阶、成、凤等州食之。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歳为钱二百三十万缗;自余盈虚不常,大约歳入二千余万缗。唯末盐歳自抄三百万,供河北边籴;其他皆给本处经费而已。缘边籴买仰给于度支者,河北则海、末盐,河东、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

  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慎县,尝有殴人死者,处厚往验伤,以糟灰汤之类薄之,者无伤迹,有一老父求见曰:“邑之老书史也。知验伤不见其迹,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迹必见。”处厚如其言,伤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间官司往往用此法。

  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歳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也。

  河北盐法,太祖皇帝尝降墨敕,听民间贾贩,唯收税钱,不许官榷。其后有司屡请闭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诏云:“朕终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贵盐。”献议者悉罢遗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阙欢呼称谢。熙宁中,復有献谋者。余时在三司,求访两朝墨敕不获,然人人能诵其言,议亦竟寝。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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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简介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科学家很难。不过宋代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是沈括。


  然而,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干过文字狱的勾当。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中有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苏轼。南宋初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的这一事迹。


  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文馆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却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该相当和善吧,“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入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笔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不同政见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乌台诗案)的恶劣案例。而后,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语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与“僧”同,被斩。到了满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人丢了性命。


  中国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轼早就没命了。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在那里,历经囹圄、死里逃生的苏轼取号为东坡居士,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沈括很幸运,他也算这些伟大作品的间接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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