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一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

  景德中,河北用兵,车驾欲幸澶渊,中外之论不一,独寇忠愍赞成上意。乘舆方渡河,虏骑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觇準所为,而準方酣寝于中书,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许怀德为殿帅。尝有一举人,因怀德乳姥求为门客,怀德许之。举子曳襴拜于庭下,怀德据座受之。人谓怀德武人,不知事体,密谓之曰:“举人无没阶之礼,宜少降接也。”怀德应之曰:“我得打乳姥关节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郑毅夫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谢主司启词,有“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骐骥已老,甘弩马以先之;臣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策,主司復为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业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发考卷,则獬乃第一人及第。

  又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嶮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即而果几也。復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本,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

  王文正太尉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饭而已。问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为饔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日:“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为饔人所廋。”公曰:“尽一斤可得饱乎?”曰:“尽一斤固当饱。”曰:“此后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发人过皆类此。尝宅门坏,主者彻屋新之。暂于廊庑下启一门以出入。公至侧门,门低,据鞍俯伏而过,都不问。门毕,復行正门,亦不问。有控马卒,歳满辞公,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也。

  李士衡为馆职,使高丽,一武人为副。高丽礼币赠遗之物,士衡皆不关意。一切委于副使。时船底疏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缣帛藉船底,然后实已物,以避漏湿。至海中,遇大风,船欲倾覆,舟人大恐,请尽弃所载,不尔,船重必难免。副使仓惶,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拣择。约投及半,风息船定。既而点检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无所失。

  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勒。见之日,先设禁围于著位之前,举人皆拜于禁围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歳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祐中。余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閤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孙之翰,人尝与一砚,直三十千。孙曰:“砚有何异,而如此之价也?”客曰:“砚以石润为贵,此石呵之则水流。”孙曰:“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三钱,买此何用?”竟不受。

  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医曰:“此垢汗,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颒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茹荤腥,居之甚安。

  淮南孔旻,隐居笃行,终身不仕,美节甚高。尝有窃其园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为架一小桥渡之。推此则其爱人可知。然余闻之,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辍鼓可也,为其死而鼓之,则不若不鼓之愈也。犹邴原耕而得金,掷之墙外,不若管宁不视之愈也。

  郭进有材略,累有战功。尝刺邢州,今邢州城乃进所筑,其厚六丈,至今坚完;铠仗精巧,以至封贮亦有法度。进于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宾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与。乃设诸工之席于东庑,群子之席于西庑。人或曰:“诸子安可与工徒齿?”进指诸工日:“此造宅者。”指诸子曰:“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进死,未几果为他人所有。今资政殿学土陈彦升宅,乃进旧第东南一隅也。

  真宗皇帝时,向文简拜右仆射,麻下日,李昌武为翰林学士,当对。上谓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应甚喜。”对曰:“臣今自早候对,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门下,今日贺客必多。卿往观之,明日却对来,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归,乃往见。丞相谢客,门阑,俏然已无一人。昌武与向亲,径入见之。徐贺曰:“今日闻降麻,士大夫莫不欢慰,朝野相庆。”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尝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勋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终未测其意,又历陈前世为仆射者勋劳德业之盛,礼命之重,公亦唯唯,卒无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问“今日有无亲戚宾客、饮食宴会?”亦寂无一人,明日再对,上问:“昨日见敏中否?”对曰:“见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见对。上笑日:“向敏中大耐官职。”向文简拜仆射年月,未曾考于国史,熙宁中,因见中书题名记: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仆射。然密院题名记:天禧元年二月,王钦若加仆射。

  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廷,召至阙下。适值御试进士,便令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石曼卿喜豪饮,与布衣刘潜为友。尝通判海州,刘潜来访之,曼卿迎之于石闼堰,与潜剧饮。中夜酒欲竭,顾船中有醋斗余,乃倾入酒中并饮之。至明日,酒醋俱尽。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着械而坐。谓之“囚饮”。饮于木杪,谓之“巢饮”。以束之,引首出饮,復就束,谓之“鳖饮”。其狂纵大率如此。廨后为一庵,常卧其间,名之日“扪虱庵”。未尝一日不醉。仁宗爱其才,尝对辅臣言,欲其戒酒,延年闻之。因不饮,遂成疾而卒。

  朝士刘廷式,本田家。邻舍翁甚贫,有一女,约与廷式为婚。后契阔数年,廷式读书登科,归乡闾。访邻翁,而翁已死;女因病双瞽,家极困饿。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辞以疾,仍以佣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坚不可,“与翁有约,岂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与成婚。闺门极雍睦,其妻相携而后能行,凡生数子。廷式尝坐小谴,监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为之阔略。其后廷式管干江州太平宫而妻死,哭之极哀。苏子瞻爱其义,为文以美之。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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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简介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科学家很难。不过宋代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是沈括。


  然而,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干过文字狱的勾当。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中有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苏轼。南宋初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的这一事迹。


  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文馆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却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该相当和善吧,“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入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笔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不同政见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乌台诗案)的恶劣案例。而后,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语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与“僧”同,被斩。到了满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人丢了性命。


  中国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轼早就没命了。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在那里,历经囹圄、死里逃生的苏轼取号为东坡居士,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沈括很幸运,他也算这些伟大作品的间接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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