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

  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谓色不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则睛圆,日渐中狭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心意也。

  相国寺旧画壁,乃高益之笔。有画众工奏乐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拥琵琶者误拨下弦,众管皆发“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此拨乃掩下弦,误也。余以谓非误也。盖管以发指为声,琵琶以拨过为声,此拨掩下弦,则声在上弦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又欧文忠《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此真为识画也。

  王仲至阅吾家画,最爱王维画《黄梅出山图》,盖其所图黄梅、曹溪二人,气韵神检,皆如其为人。读二人事迹,还观所画,可以想见其人。

  画工画佛身光,有匾圆如扇者,身侧则光亦侧,此大谬也。渠但见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圆也。又有画行佛,光尾向后,谓之顺风光,此亦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虽劫风不可动,岂常风能摇哉!  古文“已”字从一、从亡,此乃通贯天地人,与王字义同。中则为王,或左左中则为已。僧肇曰:“会万物为一已者,其惟圣人乎!子曰:‘下学而上达。’人不能至于此,皆自成之也。”得已之全者如此。

  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往歳小村陈用之善画,迪见其画山水,谓用之曰:“汝画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迪曰:“此不难耳,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怳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用之自此画格进。

  唐韩偓为诗极清丽,有手写诗百余篇,在其四世孙奕处。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县,子孙遂家焉。庆历中予过南安,见奕出其手集,字极淳劲可爱。后数年,奕诣阙献之。以忠臣之后,得司士参军,终于殿中丞。又余在京师见偓《送光上人》诗,亦墨迹也,与此无异。

  《名画录》:“吴道子尝画佛,留其圆光,当大会中,对万众举手一挥,圆中运规,观者莫不惊呼。”画家为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尽臂挥之,自然中规。其笔画之粗细,则以一指拒壁以为準,自然均匀。此无足奇。道子妙处,不在于此,徒惊俗眼耳。

  晋、宋人墨迹,多是吊丧问疾书简。唐贞观中,购求前世墨迹甚严,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当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传至今。

  国初,江南布衣徐熙、伪蜀翰林待诏黄筌,皆以善画著名,尤长于画花竹。蜀平,黄筌并二子居宝、居实,弟惟亮,皆隶翰林图画院,擅名一时。其后江南平,徐熙至京师,送图画院品其画格。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筌恶其轧已,言其画粗恶不入格,罢之。熙之子乃效诸黄之格,更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之,谓之“没骨图”。工与诸黄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齿院品。然其气韵皆不及熙远甚。

  余从子辽喜学书,尝论曰:“书之神韵,虽得之于心,然法度必资讲学。常患世之作字,分制无法。凡字有两字、三、四字合为一字者,须字字可拆。若笔画多寡相近者,须令大小均停。所谓笔画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为一,当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尗’字,乃二字合,当使‘上’与‘小’二者,大上长短皆均。若笔画多寡相远,即不可强牵使停。寡在左,则取上齐:寡在右,则取下齐。如从口、从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即取上齐:‘釦’则取下齐。如从尗、从又、及从口、从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则‘叔’当取下齐,‘喟’当取上齐。”如此之类,不可不知,又曰:“运笔之时,常使意在笔前。”此古人良法也。

  王羲之书,旧传唯《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其后随太宗入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復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易之,元不曾入圹。本朝入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余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復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

  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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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简介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科学家很难。不过宋代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是沈括。


  然而,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干过文字狱的勾当。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中有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苏轼。南宋初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的这一事迹。


  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文馆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却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该相当和善吧,“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入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笔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不同政见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乌台诗案)的恶劣案例。而后,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语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与“僧”同,被斩。到了满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人丢了性命。


  中国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轼早就没命了。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在那里,历经囹圄、死里逃生的苏轼取号为东坡居士,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沈括很幸运,他也算这些伟大作品的间接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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