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政二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

  淮南漕渠,筑埭以畜水,不知始于何时,旧传召伯埭谢公所为。按李翱《来南录》,唐时犹是流水,不应谢公时已作此埭。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禁陶鉴始议为復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使、副,表行之,始为真州闸。歳省冗卒五百人,杂费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船。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余元丰中过真州,江亭后粪壤中见一卧石,乃胡武平为《水闸记》,略叙其事,而不甚详具。

  张杲卿丞相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外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非,众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鞠问,里奸人杀其夫,妇人与闻其谋。

  庆历中,议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范文正以为不可: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减,歳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宪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

  真宗皇帝南衙日,开封府十七县皆以歳旱放税,即有飞语闻上,欲有所中伤。太宗不悦。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开封府放税过实,有旨下京东、西两路诸州选官覆按。内亳州当按太康,咸平两县。是时曾会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爱其识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系事体不轻,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两邑,按行甚详。其余抗言放税过多,追收所税物,而冀公独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为右正言,仍谓辅臣曰:“当此之时,朕亦自危惧。钦若小官,敢独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自后进用超越,卒至入相。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歳,京师诸司歳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歳歳增广,至熙宁八年,歳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

  国朝茶利,除官本及杂费外,净入钱禁榷时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九万四千九十三贯八百八十五,内六十四万九千六十九贯茶净利。卖茶,嘉祐二年收十六万四百三十一贯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十万六千九百五十七贯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钱,嘉祐三年,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五十四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贯五百二十四。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六百七十茶税钱。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数,除川茶钱在外。通商后来,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四贯五百二十四。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九百一十九钱,内三十六万九千七十二贯四百七十一钱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钱六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一贯三百八十,后累经减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数。八十万六千三十二贯六百四十八钱茶税。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税钱外会此数。

  本朝茶法:乾德二祐年,始诏在京、建州、汉、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始禁私卖茶,从不应为情理重。太平兴国二年,删定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贾就园户买茶,公于官场贴射,始行贴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罢贴射法。西北入粟,给交引,自通利军始。是歳,罢诸处榷货务,寻復依旧。至咸平元年,茶利钱以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九贯三百一十九为额。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额,官本杂费皆在内,中间时有增亏,歳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价,四分给香药,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药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许人入中钱帛金银,谓之三说。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轻,用知秦州曹玮议,就永兴、凤翔以官钱收买客引,以捄引价,前此累增加饶钱。至天禧二年,镇戎军纳大麦一斗,本价通加饶,共支钱一贯二百五十四。乾兴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东南见钱二分半,香药四分半。天圣元年,復行贴射法,行之三年,茶利尽归大商,官场但得黄晚恶茶,乃诏孙奭重议,罢贴射法。明年,推治元议省吏、计覆官、旬献等,皆决配沙门岛;元详定枢密副使张邓公、参知政事吕许公、鲁肃简各罚俸一月,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西上閤门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罚铜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谘落枢密直学士,依旧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旧只用见钱。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敕罢茶禁。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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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简介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科学家很难。不过宋代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是沈括。


  然而,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干过文字狱的勾当。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中有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苏轼。南宋初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的这一事迹。


  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文馆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却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该相当和善吧,“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入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笔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不同政见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乌台诗案)的恶劣案例。而后,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语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与“僧”同,被斩。到了满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人丢了性命。


  中国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轼早就没命了。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在那里,历经囹圄、死里逃生的苏轼取号为东坡居士,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沈括很幸运,他也算这些伟大作品的间接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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