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用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

  礼书所载黄彝,乃画人目为饰,谓之“黄目”。余游关中,得古铜黄彝,殊不然。其刻画甚繁,大体似缪篆,又如阑盾间所画回波曲水之文。中间有二目,如大弹丸,突起。煌煌,所谓黄目也。视其文,仿佛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说黄目乃自是一物。又余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铜钲,刻其底日“诸葛士全茖茖鸣钲。”茖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将名耳。钲中间铸一物,有角,羊头;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时术土所画符。傍有两字,乃大篆“飞廉”字,篆文亦古怪;则钲间所图,盖飞廉也。飞廉,神兽之名。淮南转运使韩持正也有一钲。所图飞廉及篆字,与此亦同。以此验之,则黄目疑亦是一物。飞廉之类,其形状如字非字,如画非画,恐古人别有深理。大底先王之器,皆不苟为。昔夏后铸鼎以知神奸,殆亦此类。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谓。或日:“《礼图》樽彝,皆以木为之,未闻用铜者。”此亦未可质,如今人得古铜樽者极多,安得言无?如《礼图》“瓮以瓦为之”,《左传》却有谣瓮;律以竹为之,晋时舜祠下乃发得玉律。此亦无常法。如蒲穀壁,《礼图》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发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时;彀壁如粟粒耳。则《礼图》亦未可为据。

  唐人诗多有言吴钩者。吴钩,刀名也,刃弯。今南蛮用之,谓之葛党刀。

  古法以牛革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

  熙宁中,李定献偏架弩,似弓而施榦镫。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扎,谓之“神臂弓”,最为利器,李定本党项羌酋,自投归朝廷,官至防团而死,诸子皆以骁勇雄于西边。

  古剑有沈卢、鱼肠之名,沈音湛。沈卢谓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剂钢为刃,柔铁不茎榦;不尔则多断折。剑之钢者,刃多毁缺,巨阙是也。故不可纯用剂钢。鱼肠即今蟠钢剑也,又谓之松文。取诸鱼燔熟,褫去胁,视见其肠,正如今之蟠钢剑文也。

  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鲔墓,石壁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脚耳。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

  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而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视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復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比得古鉴,皆刮磨令平,此师旷所以伤知音也。

  熙宁中,尝发地得大钱三十余千文,皆“顺天”“得一”。当时在庭皆疑古无“得一”年号,莫知何代物。余按《唐书》,史思明僭号铸“顺天”“得一”钱。“顺天”其伪年号,“得一”特以名铸钱耳,非年号也。

  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余观之,理诚如是。然余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

  余顷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机,其望山甚长,望山之侧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镞端,以望山之度拟之,準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则释。”疑此乃度也。汉陈王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其法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要在机牙。”其言隐晦难晓。大意天覆地载,前后手势耳;参连为奇,谓以度视镞,以镞视的,参连如衡,此正是勾股度高深之术也;三经、三纬,则设之于堋,以志其高下左右耳。余尝设三经、三纬,以镞注之发矢,亦十得七八。设度于机,定加密矣。

  青堂羌善锻甲,铁色青黑,莹彻可鉴笔发,以麝皮为絤旅之,柔薄而韧。镇戎军有一铁甲,匵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扎,乃是中其钻空;为钻空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其未留头许不锻,隐然如瘊子。欲以验未锻时厚薄。如浚河留土筍也。谓之“瘊子甲”。今人多于甲札之背隐起,伪为瘊子,虽置瘊子,但无非精钢,或以火锻为之,皆无补于用,徒为外饰而已。

  朝士黄秉少居长安,游骊山,值道士理故宫石渠,石下得折玉钗,刻为凤首,已皆破缺,然制作精巧,后人不能为也。郑嵎《津阳门》诗云:“破簪碎细不足拾,金沟浅溜和缨緌。”非虚语也。余又尝过金陵,人有发六朝陵寝,得古物甚多。余曾见一玉臂钗,两头施转关,可以屈伸,合之令圆,仅于无缝,为九龙绕之,功侔鬼神。世多谓前古民醇,工作率多卤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工不苟。后世风俗虽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军中官。古之佩章,罢免迁死皆上印绶;得以印绶葬者极稀。土中所得,多是没于行阵者。

  大驾玉辂,唐高宗时造,至今进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记其数。至今完壮,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摇。庆历中,尝别造玉辂,极天下良工为之,乘之动摇不安,竟废不用。元丰中,復造一辂,尤极工巧,未经进御,方陈于大庭,车屋适坏,遂压而碎,只用唐辂。其稳利坚久,历世不能窥其法。世传有神物护之,若行诸辂之后,则隐然有声。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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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简介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科学家很难。不过宋代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是沈括。


  然而,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干过文字狱的勾当。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中有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苏轼。南宋初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的这一事迹。


  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文馆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却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该相当和善吧,“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入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笔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不同政见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乌台诗案)的恶劣案例。而后,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语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与“僧”同,被斩。到了满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人丢了性命。


  中国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轼早就没命了。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在那里,历经囹圄、死里逃生的苏轼取号为东坡居士,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沈括很幸运,他也算这些伟大作品的间接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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