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一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

  欧阳文忠常爱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之句,文忠以谓语新而属对新切。钩辀,鹧鸪声也,李群玉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郭索,蟹行貌也。扬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韩退之集中《罗池神碑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今验石刻,乃“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词》:“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盖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耳。杜子美诗:“红飰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此亦语反而意全。韩退之《雪诗》:“舞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亦效此体,然稍牵强,不若前人之语浑成也。

  诗人以诗主人物,矿虽小诗,莫不埏蹂极工而后已。所谓旬锻月炼者,信非虚言。小说崔护《题城南诗》,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以其意未全,语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只今何处在。”至今传此两本,唯《本事诗》作“只今何处在。”唐人工诗,大率多如此,虽有两“今”字,不恤也,取语意为主耳,后人以其有两“今”字,只多行前篇。

  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贯休《富贵曲》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老《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王圣美为县令时,尚未知名,谒一达官,值其方与客谈《孟子》,殊不顾圣美。圣美窃哂其所论。久之,忽顾圣美曰:“尝读《孟子》否?”圣美对曰:“本生爱之,但都不晓其义。”主人问:“不晓何义?”圣美曰:“从头不晓。”主人曰:“如何从头不晓?试言之。”圣美曰:“‘孟子见梁惠王’,已不晓此语。”达官深讶之,曰:“此有何奥义?”圣美曰:“既云孟子不见诸侯,因何见梁惠王?”其人愕然无对。

  往歳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鸟鸣山更幽”本宋王籍诗,元对“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者。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歳,颇能诗,甚有佳句,吴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钱诗》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又有《弹琴诗》云:“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丝桐解误身。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自不由人。”虽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也。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梦溪笔谈》热门篇章

【沈括】简介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科学家很难。不过宋代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是沈括。


  然而,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干过文字狱的勾当。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中有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苏轼。南宋初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的这一事迹。


  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文馆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却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该相当和善吧,“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入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笔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不同政见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乌台诗案)的恶劣案例。而后,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语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与“僧”同,被斩。到了满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人丢了性命。


  中国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轼早就没命了。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在那里,历经囹圄、死里逃生的苏轼取号为东坡居士,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沈括很幸运,他也算这些伟大作品的间接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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