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二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

  司马相如《上林赋》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谓,“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数千里,中间隔太山及淮、济、大江,何缘与太湖相涉?郭璞《江赋》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入于震泽后,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尝详考地理。江、汉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绕出五湖之下流径入于海,何缘入于五湖?淮、汝径自徐州入海,全无交涉。《禹贡》云:“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以对文言,则彭蠡水之所潴,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泽也。震泽上源,皆山环之,了无大川;震泽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为三江者。盖三江之水无所入,则震泽壅而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后震泽厎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黄儿墓”。有一石碑,已漫灭不可读,莫知黄儿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后人又收入《图经》。余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人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无足纪者。此乃余初仕为沐阳主簿日,始见《图经》中增经事,后世不知其因,往往以为实录。谩志于此,以见天下地书皆不可坚信。其北又有“孝女冢”,庙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东海人。赣榆既非东海故境,则孝女冢庙,亦后人附会县名为之耳。

  《杨文公谈苑》记江南后主患清暑阁前草生,徐锴令以桂屑布砖缝中,宿草尽死。谓《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杀草木,自是其性,不为辛螫也。《雷公炮炙论》云:“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螯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错乱乖谬,率难考信。如楚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皆有之。乾溪亦有数处。据《左传》,楚灵王七年,“成章华之台,与诸侯落之。”杜预注:“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之监利县,非岳州之华容也。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与杜预之说相符。毫州城父县有乾溪,其侧亦有章华台,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灵王战死于此。商吕县章华之侧,亦有乾溪。薛综注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乾溪。”皆误说也,《左传》实无此文。章华与乾溪,无非一处。楚灵王十二年,王狩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王次于乾溪。此则城父之乾溪。灵王八年许迁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为乱,使观从从师于乾溪,王从溃,灵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葬之,以靖国人,而赴以乾溪。灵王实缢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溪也。昭王二十七年,吴伐陈,王帅师救陈,次于城父;将战,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溪。”则后世谓灵王实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今人守郡谓之“建麾”,盖用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此误也。延年谓“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诗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谓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后为荀勖一挤,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摈,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为《登乐游原》诗云:“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始谬用一麾,自此遂为故事。

  除拜官职,谓除其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歳之交谓之“歳除”,《易》:“除戒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备不虞也。除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

  世人画韩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谬以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是熙载。后世不復可辨,退之遂为熙载矣。

  今之数钱,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唐自皇甫镈为垫钱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为陌。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钱,又减三钱,以七十七为陌,输官仍用八十。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唐书》:“开元钱重二铢四参。”今蜀郡亦以十参为一铢。参吾古之絫字,恐相传之误耳。

  前史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放肆不法,李白为之作《蜀道难》。按孟棨所记,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其名,首诣之,白出《蜀道难》,读未毕,称叹数四。时乃天宝初也,此时白已作《蜀道难》。严武为剑南,乃在至德以后肃宗时,年代甚远。盖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误,皆此文之类。李白集中称“刺章仇兼琼”,与《唐书》所载不同,此《唐书》误也。

  旧《尚书·禹贡》云:“云梦士作乂。”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乂”,诏改《禹贡》从古本。余按,孔安国注:“云梦之泽在江南。”不然也。据《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雎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郧。”楚子自郢西走涉雎,则当出于江南;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郧,郧则今之安州。涉江而后至云,入云然后至郡,则云在江北也。《左传》曰:“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杜预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曰“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北明矣。元丰中,余自随州道安陆,于入汉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汉、沔间地理,亦以谓江南为梦,江北为云。余以《左传》验之,思之说信然。江南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云方土而梦已作乂矣,此古本之为允也。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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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简介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科学家很难。不过宋代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是沈括。


  然而,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干过文字狱的勾当。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中有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苏轼。南宋初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的这一事迹。


  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文馆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却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该相当和善吧,“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入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笔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不同政见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乌台诗案)的恶劣案例。而后,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语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与“僧”同,被斩。到了满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人丢了性命。


  中国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轼早就没命了。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在那里,历经囹圄、死里逃生的苏轼取号为东坡居士,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沈括很幸运,他也算这些伟大作品的间接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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