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议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

  古方言“云母粗服,则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论甚多,皆谬说也。又言“人有水喉、食喉、气喉”者,亦谬说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耳。水与食同咽,岂能就口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则纳饮食,喉则通气。咽则咽入胃脘,次入胃中,又次入广肠,又次入大小肠;喉则下通五脏,为出入息。五脏之含气呼吸,正如治家之鼓鞴。人之饮食药饵,但自咽入肠胃,何尝能至五脏?凡人之肌骨、五脏、肠胃虽各别,其入肠之物,英精之气味,皆能洞达,但滓秽即入二肠。凡人饮食及服药既入肠,为真气所蒸,英精之气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细妍硫黄、朱砂、乳石之类,凡能飞走融结者,皆随真气洞达肌骨,犹如天地之气,贯穿金石土木,曾无留碍。自馀顽石草木,则但气味洞达耳。及其势尽,则滓秽传入大肠,润湿渗入小肠,此皆败物,不復能变化,惟当退洩耳。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凡质岂能至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

  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辩识耳,在药则未为良时。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须取无茎叶时采,则津泽皆归其根。欲验之,但取芦菔、地黄辈观,无苗时采,则实而沉;有苗时采,则虚而浮。其无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时采,则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时采,则根色鲜泽;花过而采,则根色黯恶,此其效也。用叶者取叶初长足时,用芽者自从本说,用花者取花初敷时,用实者成实时采。皆不可限以时月。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始筀竹笋,有二月生者,有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谓之晚筀;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间,自有早晚,此物性之不同也。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牙;一丘之禾,是后种者晚实,此人力之不同也。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太阴玄精,生解州盐泽大中,沟渠土内得之。大者如杏叶,小者如鱼鳞,悉皆六角,端正如刻,正如龟甲。其裙襴小堕,其前则下剡,其后则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处全是龟甲,更无异也。色绿而莹彻;叩之则直理而折,莹明如鉴;折处亦六角,如柳叶。火烧过则悉解折,薄如柳叶,片片相离,白如霜雪,平治可爱。此乃禀积阴之气凝结,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绛州山中所出绛石耳,非玄精也。楚州盐城古盐仓下土中,又有一物,六棱,如马牙硝,清莹如水晶,润泽可爱,彼方亦各太阴玄精,然喜暴润,如盐碱之类。唯解州所出者为正。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梦溪笔谈》热门篇章

【沈括】简介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科学家很难。不过宋代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是沈括。


  然而,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干过文字狱的勾当。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中有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苏轼。南宋初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的这一事迹。


  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文馆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却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该相当和善吧,“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入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笔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不同政见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乌台诗案)的恶劣案例。而后,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语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与“僧”同,被斩。到了满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人丢了性命。


  中国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轼早就没命了。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在那里,历经囹圄、死里逃生的苏轼取号为东坡居士,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沈括很幸运,他也算这些伟大作品的间接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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