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朱瞻基给大明朝留下了怎样的隐患？

朱元璋时期就留下了很大的隐患，老朱由于幼年的阴影，非常痛恨贪官污吏，所以老朱组建大明王朝的时候对待官员是非常严厉的，非但工资少，而且待遇低，老朱对待贪官也是剥皮萱草。但水至清则无鱼，非但不能消灭官员贪腐，反而把官员推到了皇帝的对立面，所以整个明代皇帝都在和官员们斗法。其中斗法斗的最厉害的就是嘉靖皇帝。

朱瞻基，在笔者看来，还算的上是明代一位比较有作为的帝王。在他执政期间, 能够以德治国, 同时重视农业, 使得国力快速发展, 并且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

但是, 朱瞻基在位时也犯了一些错误，集中体现在处理宦官的问题上。首先，他提高了宦官的地位, 赋予宦官权力, 致使宦官势力空前猖獗, 间接为宦官干预朝政提供了机会。因此，他对造成明代的“宦祸”负有很大责任。

（内书堂）
朱瞻基即位时, 便有意提高宦官势力。并且设立了专门进行宦官培训的教育机构——内书堂。不仅如此，宣宗还重用宦官参与政事。宣宗时期无论从中央到地方, 还是从军事到民政, 宦官已全面插手政治、军事、外交等几乎所有领域的事务。其权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批红）

大家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而设立了内阁作为皇帝身边的私人秘书。起初，内阁的权利很小，可到了宣宗时期，朱瞻基确立了内阁—司礼监联合辅政的体制。规定内阁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 并提出适当的处理意见以供御批 (“票拟”) , 再由皇帝决策批行 (“批红”) 。为了减轻自己处理政务的负担, 授权司礼监秉笔太监可以代表皇帝, 代行“批红”权。在这种体制下, 以“批红”牵制“票拟”, 即代表皇权的司礼监制衡内阁, 而“秉笔太监”权力可凌驾于内阁之上。所以内官们一旦得为“秉笔太监”, 如同朝臣入阁一般, 可为一步登天, 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朱瞻基在位后，在各省和边镇设置了镇守中官, 其职责包括安抚军民, 调遣卫所官军镇压人民反抗。此外, 留守京师、调动部队等诸多军事行动, 朱瞻基令负责将领与中官一起主管。朱瞻基还将神机营铳炮部队交由宦官控制, “命太监杨庆等率神机营铳手往蓟州、永平、山海等处, 同都督陈景先备御”这些宦官凭借这支部队便足以与各地将领抗衡。这些宦官自恃权高, 凌驾于总兵官之上, 干扰军政, 为所欲为。

因此，宣宗时期宦官专政的局面已经很严重，不过由于明宣宗还是个勤政的皇帝, 太监虽受宠, 却还不敢太放肆, 故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是由于朱瞻基的扶持与纵容, 无意中为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

朱瞻基去世后, 其子朱祁镇即位, 是为明英宗。英宗宠信太监王振, 任命他掌管司礼监。王振广植朋党, 打击异己, 独揽大权, “宦官专政自此始。”正统十四年 (1449年) , 瓦剌军入犯, 英宗听从王振之言御驾亲征, 结果导致“土木堡之变”。朱瞻基对这场大惨败是不能脱尽干系的, 因为，王振专权是宣宗时期重用宦官而造成的恶果。因此，宣宗时期的宦官当权为大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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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风华里风流倜傥、英俊潇洒、聪明伶俐、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皇太孙，就是后来的明宣宗宣德皇帝，在位十年，就匆匆撒手而去了。宣宗性格介于他爷爷成祖和他爹仁宗之间，文韬武略都还不错，但没有他爷爷那么热衷于出击蒙古、开疆拓土，也没有他爹那样一心守成、兴起文治，所以总体上来说，在内外政策上都延续了他爹的取向，一方面放弃了对外扩张政策，把重点转向内政，另一方面又没有他爹那么勤快，生性兴趣爱好广泛，比较爱玩，所以不如他爹那么俭约爱民。

因为仁宗在位时间很短，只有八个多月就匆匆去世了，所以朝廷重用的主要大臣也还是永乐后期提拔起来的那些大臣，尤其是三杨和蹇义等人，都是一时之选，宣德对他们很信任，也很放手，朝廷内外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他们处理。也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内阁制度大体上成型，成为整个朝政运转的中枢，从原来永乐时期的秘书班子变成了一个实际掌握权力的核心机构，发挥了之前宰相的功能。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兴趣爱好比较广泛，这样他就可以把时间腾出来去玩儿了。

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精力并不放在朝政处理上，而是把相当部分的精力用在各种兴趣爱好上，内阁的权力开始扩大，所以他也有意识的培养内廷太监，用以制衡内阁。为了让太监能够更好的在朝政运转中发挥牵制内阁的功能，他特别在内廷办了学习班，也就是内书堂，教刚入宫供奉的小太监们识字。这样，那些之前就有点文化、能读会写的太监的权力和地位就提升得比较快一些，发挥的作用比较重要。这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王振，王振实际上成了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的首席师傅。

因为宣宗驾崩时还很年轻，所以太子继位的时候也还在幼年，各方面都很不成熟，而明朝按照之前朱元璋留下的规矩，“母后不烦临朝”，这样，就给了太监更大的权力运作空间，也就让王振成了当时的权力中心。虽然在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开始让太监出使臣服于明朝的藩属国，成祖时期更加出现了郑和这样著名的大太监，但整体上来说，太监干预朝政的机会还是比较小的，太监干预朝政，而且逐步形成内廷主要势力集团，也就是在宣德时期，英宗登基后，这个趋势更加明显，王振凌驾于整个朝廷的文官官僚体系之上。

太监如果只是主管北镇抚司的锦衣卫，或者是提督东厂，其实权力也还是没有后来那么大，因为他在整个朝廷日常政务运转的体系之外，弄权的空间就比较小。但因为宣宗一方面放权给内阁，一方面又有意识的培植内廷太监集团的势力，所以形成了太监干预朝政的局面，这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太祖朱元璋留下的祖制，让太监成为整个朝廷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分的太监干政成了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无论内阁首辅是否有能力有所作为，都必须在内廷有一个全力比较大的太监的支持，哪怕是张居正，离开冯保的支持，也寸步难行。

但太监和文官不同，太监的品性、见识如何，是一个没有什么制度性保障的变数，而这个变数也成了整个明朝政治中最大的变数。文官集团虽然也有各种奸佞小人，但整体来说，因为明朝的文官制度已经很成熟，所以哪怕是经常出现没有什么能力的庸人当权的情况，也不太容易出现完全一团漆黑的奸佞小人把持朝政的局面。但太监是否贤明，就完全是偶然性的，有一个比较贤明的太监，明朝的政治就比较清明一些，也比较稳定，出现一个喜欢弄权，又没有什么能力的太监，就容易造成混乱。所以，明朝出现了不少比较贤明的太监，但也出了很多臭名昭著的坏太监。

明朝曾经有过三个盛世，其一为朱元璋统治时期的洪武年间，其二为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的永乐盛世，其三则为朱棣之子与朱棣孙子两人掌权的仁宣之治。

朱瞻基作为明成祖朱棣的孙子，打从年幼开始就受到了朱棣的宠幸，朱瞻基虽然年幼，但却才思敏捷，朱棣一开始就是将其按照继承人的标准培养的，不仅挑选出了各领域的优秀人才教导朱瞻基，更是在朱瞻基年长以后直接带起亲赴战场，培养朱瞻基的军事才能。

虽说仁宣之治是两个皇帝共同开创的盛世，但实际上的仁宣之治基本上属于朱瞻基一个人，因为明仁宗在位时间尚且不及一年，未到一年明仁宗就去世了，此后朱瞻基躲过了皇叔朱高煦的阻击，成功在北京登基上位。

朱瞻基的确也是一名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的皇帝，虽说朱瞻基的确开创过一代盛世，但也为大明的未来留下了不少的隐患。

当然，永乐年间的强盛不是没有代价的，频繁的对外战争其实是百姓的一种负担，只有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而这也是朱瞻基登基以后施行的政策。

朱瞻基上台以后，重点发展经济生产，放缓了都周边民族的控制，可以说这时候大明朝对后金等势力的控制力度开始减弱，而这也成为了一种历史基调，刻进了后来者的骨髓之中，历代皇帝就像是不重视边防一般，对那些远离大明核心区域的势力控制力度越来越弱。

控制力度的减弱，直接导致了后来女真族等势力纷纷揭竿而起，直接影响到了大明朝的统治。

宦官干政由来已久，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过不知多少次宦官干政的历史，也正是因此，宦官一般都是不读书的，不读书便没有文化或许就能减小宦官干政的可能性。

但朱瞻基却允许宦官读书，其实笔者并不认为这点朱瞻基做错了，尽管阉党在后世的评价中都是错的不可理喻，但实际上，阉党确也的确在抗衡东林党上起到过关键作用，若是阉党还在，或许崇祯皇帝也不用那么悲催。

其实任何政策的实行都是把双刃剑，休养生息，虽然时的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但却在武力上无法控制住少数民族，而允许宦官读书，对宦官放权，虽然也抑制了东林党人一家独大的趋势，但也直接导致宦官乱政，未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大明王朝第五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朱瞻基是明朝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其在位期间，“以德治国”积极实行仁政，同时重视国家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增强。

朱瞻基执政期间，重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励精图治，使得国家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实现了明朝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仁宣之治”。历史学家谷应泰是这样评价朱瞻基的，“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由此可见，明宣宗朱瞻基的历史功绩是很高的。

作为世人所称道的明君，朱瞻基其实也是有一些不足之处的，尤其是在处理宦官问题上，他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请听玲读历史的分析。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为了防止宦官干政，便在宫中立下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以此明令禁止宦官参政。建文帝在位期间，对宦官的管理也是极为严苛的，靖难之役爆发后，很多宦官便被朱棣所用，于是朱棣便依赖宦官“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这些宦官为朱棣出生入死，立下大功，战争结束后，宦官们的地位较之前有所提升。

朱瞻基即位后，开始加强对宦官的培养，在宫中设立专门的宦官学堂——内书堂，允许宦官读书识字，对于朱元璋“内臣不许读书识字”的规定置若罔闻。内书堂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宦官，而且政治地位又有所提升，于是这些有学问的宦官便开始结交外廷官员，为日后的参政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内书堂的设置其实已为明朝宦官专政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宣德年间，朱瞻基还给自己的心腹太监金英、范弘等赐以免死诏。可见，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宦官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实质性提高。

明宣宗不仅提高宦官地位，甚至还重用宦官参与政事。无论从中央到地方，还是从军事到民政，宦官们已经开始全面参与所有领域的事务，而且朱瞻基还赋予宦官更多干政权利。

1、代行“披红”权。宣德时期，朱瞻基确立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体制。起用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皇帝的批红权，可以对内阁的票拟进行披红。“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用硃笔批行。”在这种特权下，以“披红”束缚“票拟”，即秉笔太监权利可以凌驾于内阁之上，可想而知“秉笔太监”的权利有多么大。

2、参与军政权。朱瞻基在位期间，在各省和边镇都派有镇守太监，主要作用是监督民事、刺探军情、监军、监督地方官员等，而且在军政中也是重要角色。于是，这些宦官自侍权高，便为所欲为，甚至干扰军政。

3、采办贡品权。宦官还有一项重要作用就是为皇室采办贡品，据记载，朱瞻基对蟋蟀情有独钟，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于是他经常派宦官到各地采购蟋蟀。《万历野获编》记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而这些采办太监便狐假虎威，倚仗皇室，为害地方百姓，惹得民怨沸腾。

综上所述，朱瞻基在位期间，设置内书堂，允许宦官识字，提高宦官地位，赋予宦官批红权等，使宦官的势力得到空前提高，无意中为宦官专政留下了隐患。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听信宦官王振，亲征瓦剌，导致“土木堡之变”。王振是朱瞻基亲自安排在朱祁镇身边的太监，所以“土木惨败”朱瞻基是不能脱尽干系的。明熹宗时期，魏忠贤为司礼秉笔太监，权倾朝野，使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达到了顶峰。由此看见，无论是王振专权，还是魏忠贤擅权乱政，根本原因就在于明宣宗起了好头，赋予太监“披红权”，所以，笔者认为朱瞻基留给大明王朝最大的祸患就是过于重用太监，赋予了太监过多的权利，最终酿成了明朝宦官专政的悲剧。

个人观点，朱瞻基给大明朝留下的隐患是他在宫中设立了内书堂，教宦官们读书，这为明朝中后期得宦官干政奠定了文化基础，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不是他刻意为之的结果，只能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朱瞻基设立内书堂的背景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谋不轨"罪诛宰相九族，同时杀陈宁、中丞等数人， 随着案件不断深入，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同时，权力欲望极强的朱元璋趁势废除了丞相制度，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统治。

然而，随着丞相制度的废除，弊端也随之体现，由于原先丞相的权力大部分归集于皇帝一人，皇帝的工作量大幅增加，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力不从心，因此，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十七年分别设立了内阁制度和司礼监制度。当然了，此时的内阁的权力还很小，内阁大学士充其量只是参谋顾问的角色，品级也只是五品，而司礼监也只是履行上传下达的职责，同时，朱元璋还定下了“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铁律。

随着朱棣靖难成功，成功登上皇位，内阁权力逐渐得到强化，解缙、三杨等一批内阁大学士开始崭露头角，但权力依然受到极大掣肘，难有更大作为。而在靖难之役当中，以马三保（也就是后来的郑和）为代表的一批宦官曾经立下过大功，致使朱棣对宦官的信任进一步加深，地位逐步得到提高。

内阁权力真正得到大幅提升是在明仁宗朱高炽时期，朱高炽在他短暂的十个月的在位时间里，在不违背先祖遗训的情况下，搞出了一个兼职制度，也就是由正二品的尚书或正三品的侍郎等兼任正五品的内阁大学士，这样，内阁的权力得到极大强化，实现了质的飞跃。

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内阁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和丞相几乎同等的权力，皇权与阁权之间的矛盾逐步凸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朱瞻基为了保持保持权力平衡状态，开始着重培养另一股政治力量——宦官，但是，宦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论智商、论计谋都远远无法和饱读诗书的内阁大臣们抗衡，内学堂也就应运而生，内学堂主要就是一个专门教宦官文化知识的机构，在这个机构的运作下，宦官的知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权力体系：内阁负责票拟，提出对某件事的处理意见，请皇帝决策，皇帝形成决策之后，转交司礼监按照皇帝的旨意进行批红，最后下发各部落实。

当然了，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有两面性的，内学堂的设立，极大地提高了宦官的整体水平，固然对内阁的权力制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也为宦官专权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正所谓不怕流氓耍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自古以来，宦官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生理结构上的某种缺陷，宦官当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有一个变态、阴暗的心理，这些人都以报复社会为己任，是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但是苦于知识水平有限，往往掀不起什么大浪。但是，受过教育的宦官就不一样了，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斗争策略和水平，逐步从温顺的绵羊变成了呲嘴獠牙的猛兽，遇到比较软弱的（如明宪宗、明光宗等）或不管事的（如明武宗、明熹宗等）皇帝，他们凭借着高超的斗争水平和与皇帝的特殊亲密关系，往往得以插手并把持朝政，形成宦官专权，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将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明朝中后期的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等人，无一不是如此。

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明朝皇帝朱瞻基应该赶在哥伦布之前发现新大陆，而不是在宣德八年的时候，停止“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明朝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年)，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自从郑和病死在印度半岛的古里之后，朱瞻基就顺势停止了大规模海外贸易和汉民族的海外探索。

而西方的哥伦布于1492年才发现新大陆，这一前一后，仅仅是59年。

这样中国就不会在明朝末年的时候，被荷兰船队占领台湾。

如果他不永久性停止“下西洋”，此后明朝也会根据西方国家的殖民思想，做出必要的海外拓展，而且可以根据西方列强的海军状况，来建设大明朝的海军。

可惜朱瞻基，在世界发展变化的最关键的时刻，下令永久性的停止了“下西洋”的海上探索和拓展。

如果能够维持“下西洋”的活动，即使缩小规模，减少远航的次数，明朝也不会成为闭关自守的朝代。

明朝起码可以阻止英国独霸印度洋，如果明朝海军能够守住马六甲海峡，在新加坡建立永久性海军基地，英国和荷兰的海军要进入太平洋地区是非常困难的。

说白了，闭关自守的办法是守不住大明江山的，停止“下西洋”，此后非洲东岸、印度洋沿岸、东南亚、马六甲、菲律宾一线，就成为全球性的战略真空地带。

只要有一点点雄心壮志的国家出现，他们一定会填补这个千载难逢的战略真空地带。

因为朱瞻基的永久性“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海外华侨被殖民统治和被殖民者虐待和屠杀。

比如：菲律宾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华人华侨的事件，因为海军力量不行，万历皇帝只能听之任之，毫无办法。

明朝没有在马六甲海峡这样的战略要地，建立永久性的海军基地。

所以，导致明朝的海上防御形同虚设，没有强大的海军，靠在陆地上架几门红衣大炮，根本守不住任何近海岛屿，1604年之后，澎湖、台湾等经常被荷兰海军袭扰和入侵。

综上所述，如果明朝皇帝朱瞻基不停止“下西洋”的海外贸易和远航探索，而是把“下西洋”经常化、持久化、制度化，那么中国的远洋船队迟早会在印度洋与西方的远洋船队相遇。

明朝也就不会存在丧失全球战略支撑点、丧失东南亚华侨安全生活、丧失边疆岛屿等隐患。

这些隐患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上的朱瞻基给大明朝留下来的，这些隐患不仅影响明朝的历史进程，也成为中国大历史中的缺憾和遗憾。

朱瞻基其实在历史之中也是有为的一位明君，他是明朝第五位皇帝，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其一生之中的政绩可圈可点，仁宣之治就是对这位皇帝政绩的肯定。

当然也有人说朱瞻基为大明朝留下了几个隐患，致使明朝后来走向了陌路，其实这样的说法有失公允，真的要说留下隐患，任何一个王朝从建立之初，大封开国功臣让他们世代罔替就是为王朝的灭亡留下了不小的隐患。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位有为之君所立下的政策，开始之初都是为了国家繁荣昌盛，为了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只能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后来由于这个政策因为变质而形成一个可以让王朝走向陌路的隐患。

朱瞻基就是如此，开始之初他所建立的一些制度也是为了使明朝更加安定，使百姓安居乐业，只不过这些规定由于后来的变质成为了明朝走向陌路的隐患。

朱瞻基为明朝留下的第一个隐患就是提升宦官的权利，让宦官读书识字。而朱瞻基这么做就是为了打压内阁，因为当时的内阁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而这股势力可以威胁到皇权。一个古代王朝出现了君臣争夺权利这个王朝势必走向混乱的局面，亦或者因为内阁自身的利益干扰皇帝的一些令政，总之一个王朝出现一股可以左右皇帝的权利对于一个王朝没有任何好处。

朱瞻基本来以宦官打压内阁加强皇权，可是就是因为宦官可以读书识字，让宦官们形成了一个阉党派系，本来阉党和文官争斗可以更加稳定局势，可两派之间的争斗慢慢的影响到了整个明朝，最后让明朝走向了陌路。

第二个隐患就是选择继承人的问题，只不过是后来的事情，朱瞻基后世之君也就是那位御驾亲征与瓦拉交战的皇帝朱祁镇，其最后的结果想必大家已经知晓。其实出现这样的事情不能怪朱瞻基，朱祁镇乃是孙皇后所生的嫡长子，按照皇位正统性也并没有任何过错，只不过后来是朱祁镇听信谗言而遭此一败，显然把这个隐患的错加给朱瞻基有失公允。

第三个隐患就是重新下西洋，明朝下西洋就是为了展现明朝的强大，同时了解各地番邦的实力，来强大自己本身。后来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闭关，导致中华与西方严重的脱轨，本身可以说下西洋并没有过错。而是因为下西洋花费了巨大的财富，致使明朝国库空虚，但国库空虚与国家安定来说孰轻孰重呢。显然就算没有下西洋，明朝的国库一样会亏空，本身明朝官员在朱瞻基当政时期已经出现了腐败之像，有没有下西洋国库都是如此，官员也会把税赋加入百姓之手。

综合以上我们不难看出，明朝走向陌路是朱瞻基埋下的隐患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不能说是朱瞻基建立了一些制度让明朝灭亡，而是在制度之内的人让明朝走向了灭亡。就如同一把菜刀一样，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工具，而有人却把它当作凶器，难道就是菜刀的发明者造成了菜刀成为凶器的隐患吗？

朱瞻基给大明朝留下的最深的隐患就是给予宦官权利。公元1398年2月9日，朱瞻基出生了，他出世时还带有些许奇幻色彩。据说那天朱瞻基的祖父朱棣曾做梦梦到自己的父亲朱元璋在梦里给自己了一个大圭，并对他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后觉得此梦十分吉祥，又逢此时下人禀告朱瞻基诞生，虽然有些迷信，但朱棣认为这是上天给自己的一种征兆，因此便下定决心发动靖难之役。朱瞻基有此出身肯定会受到朱棣的高度重视，对他的严格管理也造就了后来朱瞻基的成功，仁宣之治便是他治国理政所取得的不错结果。虽然对明朝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朱瞻基也做了一些有损明朝寿命的事情，最显著的便是宦官干政。

朱瞻基画像

朱元璋立国之初就立下了宦官不可干政的规定，历代也很好地执行了这一规定，直到朱瞻基开始给宦官更多接触朝政的机会，宦官便慢慢崛起，以致达到了明朝后代子孙无法驾驭的地步。

故事还要从朱瞻基自己说起，在管理朝政，任用贤能方面，他的确很有优势。朱瞻基在宣德朝间任用的几位大臣，都有各自显著的特征，像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识大体，顾大局，事事以国家为重，为明朝的兴旺鞠躬尽瘁，而朱瞻基本人对这几位忠臣也十分信任，一般他们提出的意见总是虚心接纳，所以君臣关系处理的十分融洽。按理说，照这样的发展，是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错误的，不过因为文臣权力过大，让朱瞻基起到了制衡的心思。

用一方牵制另一方，让双方达到平衡点，自己才能安稳的坐拥天下，这便是朱瞻基的目的。但用来牵制文臣的一方，必得是自己的亲信才会可靠，所以他便把目光放到了宦官身上。

为了扶持宦官，他甚至下令让翰林学士教宦官读书，以便让他们带自己处理公文，有时甚至代替皇上行使批红的权利，这也导致了宦官的权利越来越大。不过朱瞻基并没有把这放在心上，因为他可以有效的控制宦官，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管，朱瞻基曾多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购并禁止有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导活动发生，对于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他会进行严惩。

所以对于朱瞻基来说，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自己的手里，也正因为如此，他并没有考虑到赋予宦官参政的权利，到底会给大明朝带来怎样的隐患。

公元1449年，朱瞻基选定的继任者明英宗朱祁镇和他率领的二十万明朝精兵，在土木堡时被敌军击溃，自己也因此做了阶下囚，这都源自于一个叫王振的宦官。或许连朱瞻基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驾崩还不到七年的时间，宦官专权便已成为常态，连大明王朝的皇帝都无法控制，所以在发生土木保之变时才会无法应对，任由宦官专权，对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

此次事件发生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宦官专政的权利仍然没有改变，甚至连内阁都成了他的附属，君臣也慢慢离心，所以这次的打击对明朝是毋庸置疑的。

所谓“仁宣之治”，是明成祖朱棣之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父子俩因为息兵养民而使得国家出现的太平局面，属于封建社会的著名盛世之一。由于仁宗皇帝在位不足一年，所以宣宗皇帝就成为了这个盛世的实际缔造者。

不过，即便是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帝王朱瞻基，也并非是尽善尽美的。甚至于，他还因为一系列的施政举措而备受质疑，比如“对内扩张”和“对外收缩”。

通常情况下，帝王都会通过积极的举措扩充自己的疆域和领土。但是，明宣宗朱瞻基显然不认同这种方略，他即位后断然结束了爷爷朱棣的南征北伐之举。

成祖朱棣虽然得位不正，但却不失为一代优秀帝王，实现了“永乐盛世”的局面，对外连续五次北伐蒙元的残余势力，将瓦剌和鞑靼都打得闻风丧胆，远远退离了明朝的国境线。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朱棣在发动战争的同时，的确造成了民众的赋税和兵役压力。在此过程中，作为皇太孙的朱瞻基一直都伴驾左右，直观地看到了存在的问题。

宣宗即位后，也就是大明风华中朱亚文饰演的那位，他无限扩大了这种负面性，采取了另一个极端。为了片面追求休养生息，竟然迅速停止了对外的攻势。自然，蒙元的残余势力得到了喘息之机，又一次发展壮大了起来，更为日后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之前，朱棣在北伐后占据了东北的广袤土地，设立了奴儿干都司负责管理周边区域的少数民族，拱卫着大明帝国的东北边境，东到库页岛，北至外兴安岭。

朱瞻基却认为，这里处于苦寒之地，远离明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故而放松了对此地的控制。据《明史》记载:

采捕造船运粮等事悉皆停止，凡带去物件悉于辽东官库内寄放。而差去内外官员人等，俱令回京， 官军人等各回卫所着役。

受此影响，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简直成为了各个少数民族的乐园，大家自由自在地发展壮大，比如女真族。终于，女真族和蒙古族“由打到和”，甚至形成了满蒙联盟，终于在1644年顺利入关取代了朱明王朝。

朱瞻基除了放弃或者放松东北地区的管辖外，还放弃了越南，这可是他爷爷朱棣历经万难才夺回的领土。

越南，古称为安南，从秦朝开始就归属中原王朝的统治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之后，虽然这种统治出现过中断，但最多也就是承认他藩国的地位罢了。

朱棣当政时期，为了教训不听话的这个边陲小国，明朝派遣三十万大军远征并且夺回了越南全境，设立“承宣布政使司”进行直接管理。

等到朱瞻基登基后，他认为越南太过于偏僻和遥远，甚至就是一处化外之地，每年还需要花费上百万两的白银，实在得不偿失。于是，明宣宗索性承认了越南的独立地位，准许其称臣纳贡后独立了，真的是“崽卖爷田”。

明宣宗的一系列对外收缩之举，先后使得明朝失去了东北领土和西南领土。但是，他的对内之策却是不断扩张，尤其是为了专权统治而扶持了宦官作为一股政治力量迅速崛起。

“宦官”古已有之，甚至在东汉和唐朝还为祸为乱，加速了王朝的灭亡。对此，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非常提防，因而极为重视打压和限制宦官乱政，还特意在宫门悬挂一块铁牌上谕:

内臣不得干政，犯者斩。

朱元璋过世后，建文皇帝朱允炆继承了爷爷皇位的同时，也继承了他对于宦官的高压政策。不过，随着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明朝对于宦官的政策有所宽松。只不过，朱棣起用宦官非常谨慎，仅限于自己信得过的少数几个。

宣宗皇帝朱瞻基即位后，迅速扩大了宦官的权力，在将“票拟权”下放给内阁的同时，还把皇权的象征“批红权”也下放给了宦官集团。

而且！之前的宦官都是穷人出生，基本上目不识丁。从朱瞻基开始，他竟然开始培训宫中的太监读书识字，甚至下旨由当朝大学士授课。于是，相声演员郭德纲的一句话应验了——“流氓不可怕，就怕有文化”。

随着一个个有知识、有理想的太监走上了领导岗位，大明的宦官终于成为了一股足以左右朝局的政治势力。等到他儿子朱祁镇继位后，终于直接引发了“土木堡之变”，使得明朝开始了无法逆转的下坡路。

从此以后，明朝的政局越发复杂，演变成了皇权、相权和阉权的相互博弈，而大明帝国也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博弈中走向了灭亡。据《明史》记载:

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数传之后，势成积重。

或许，朱瞻基重用宦官的初衷只是为了减轻工作量，只是为了平衡文官的权力。但是，由于一味的纵容，终于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最终大幅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虽然，张廷玉在《明史》中声称“明实亡于万历”。但殊不知，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朝就已经埋下了灭亡的重大隐患。@文史不假

朱瞻基是明朝少有的正常皇帝，但他又做了3件非常糊涂的事情，一是让太监读书，二是消极防御，三是取消海外探索。

总体来看，明宣宗朱瞻基接手明朝皇帝宝座时，明朝历经朱元璋、朱允炆、朱棣和朱高炽四位帝王，已经非常强大，朱允炆和朱高炽在位时间比较短，没有太大建树，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讨论。

我们只说朱元璋和朱棣，这爷俩都是狠角色，前者打下了大明江山，后者又继续开疆扩土，可以说朱瞻基从朱高炽手里接过的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大明王朝。

虽然，作为守成之君，朱瞻基几乎让人挑不出毛病，他亲手缔造了“仁宣之治”，不但重视民生、减轻赋税，让百姓得以修生养息，国家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而且，朱瞻基全力整顿军队，调整对外战略，在朱瞻基时期，除了平定兀良哈叛乱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军事行动，应该说是朱瞻基把百姓从连年征战中解脱了出来。

但是，朱瞻基也做了三件糊涂事，虽然这三件糊涂事导致的问题，在朱瞻基时期没有显现出来，但是这却为大明王朝的覆灭埋下了巨大隐患。

老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太监因为身体残缺，心理比较阴暗扭曲，历史上太监干政乱权导致王朝灭亡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

“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

也就是说，朱元璋时期，明令禁止太监读书识字，其实这就是为了防止太监有文化后，干政乱权，甚至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可朱瞻基登基后，却公然违背朱元璋定下的祖制，而且朱瞻基竟然还专门开设学堂，教这些太监读书，实在让人无语。

不过这件事情，也恰恰应了那句：“开国皇帝往往是最勤奋的，后来的帝王会一个比一个懒。”其实，朱瞻基之所以让太监读书，就是因为他懒。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了几千年来的丞相制度，自此六部直接对他负责，这也导致朱元璋每天都非常忙，史料记载，朱元璋每天需要处理140多个奏章以及400余项政治事务。

不过，朱元璋本身就是个勤劳的皇帝，虽然压力很大，但朱元璋都扛了过来，而且朱元璋的铁血手腕，能镇得住群臣，不需要也不存在各种势力相互制衡的情况。

可到了朱棣时期，朱棣根本受不了这么繁忙的政务，于是朱棣就建立了内阁制度，同时还恢复了锦衣卫，不过为了制衡锦衣卫，朱棣又设立了东厂，而负责东厂的恰恰是太监。

自此，明朝时的太监就开始有了权力，可以说是朱棣打破了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不过由于朱棣也是铁血手腕，所以这时候太监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可到了朱瞻基时期情况又变了，由于朱棣建立了内阁制度，这也导致文官的权力越来越大，这时候朱瞻基就想再培养一股势力来制衡文官。

那让谁来制衡文官呢？朱瞻基把目光瞄准了太监，朱瞻基认为太监只能依附皇权而生，忠诚度肯定要比正常人高，所以朱瞻基就开始重用太监。

随着太监越用越顺手，朱瞻基就打算把更重要的事情交给太监来办，他想让太监帮自己批阅奏折，可太监没有文化就帮不了他，于是朱瞻基这个“大聪明”就办起了太监学校。

虽然，朱瞻基的政治手腕没有朱元璋和朱棣强，但毕竟也是位明君，所以尽管当时太监直接参与到政事之中，朱瞻基依旧牢牢地攥住了皇权，大明王朝也没出什么乱子。

但朱瞻基能控制住局面，不代表他的后人也能控制住局面，后来太监就开始专权，而且在太监与内阁不断争权的过程中，也把整个明朝搞得是乌烟瘴气的。

所以说，正是朱瞻基让太监读书，办太监培训学校，才导致太监不断掌控权力，进而一步步地把明朝推向了深渊。

我们上文说过，朱瞻基的一大功绩就是，调整了对外战略，改变了朱元璋、朱棣以攻为主的策略，进而避免了连年征战，让整个国家都可以修生养息。

但朱瞻基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诚然，朱元璋、朱棣的那套“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让百姓遭受了很多战争之苦，可也奠定了大明江山的版图，并且让边境局势更加的稳定。

而朱瞻基虽然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楚，他属于守成之君，可朱瞻基并没有守住，最典型的就是他主动放弃了对奴儿干都司的控制权（今黑龙江省和吉林省）。

想当年，他的爷爷朱棣五次北伐亲征蒙古，在东北设置了奴儿干都司，西北设置了哈密卫，让瓦剌、鞑靼都臣服在大明脚下。

可是，朱瞻基当了皇帝后，却认为东北的奴儿干都司属于苦寒之地，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对大明来讲也是一个累赘，因为需要耗费大量军力在那里驻守。

于是，朱瞻基这个“大聪明”就从奴儿干都司撤回大量军力，他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军费开支，省去大量人力物力，对大明朝的发展非常有利。

可以说，短期来看，这个举动确实帮大明朝省下很多开支，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朱瞻基这个决定是非常错误的，正是因为朱瞻基放弃了奴儿干都司的控制权，才给子孙后代留下很多麻烦事。

比如，到了明朝后期，朝廷不得不在辽东地区花费大量军费来抵抗女真族的入侵，而如果朱瞻基当年没有放弃奴儿干都司，或许压根就不会有女真族的崛起。

可以说，朱瞻基的这种消极防御策略，尽管发展了经济，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但也给多年后大明朝灭亡，少数民族势力入主中原，埋下了隐患。

如果说，上面两点给大明王朝的灭亡留下了巨大隐患，但朱瞻基接下来这个操作，却影响了整个中华历史的进程，那就是取消了海外探索行动。

从1405年开始，朱棣第一次派郑和下西洋，此后朱棣先后六次派郑和下西洋，到了朱瞻基当皇帝后，朱瞻基在1430年，又第七次派郑和下西洋。

可第七次下西洋结束后，朱瞻基就宣布停止下西洋，而且从此以后，大明王朝就开始了闭关锁国，自此一直到清朝灭亡，再也没有开展大规模海外贸易和海外探索活动。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朱瞻基不宣布取消海外探索，那大明王朝的远洋舰队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与西方远洋舰队相遇。

而那次相遇，要么爆发激烈的争斗，要么就是一次取长补短的进步，但不管如何都会促进大明王朝海洋舰队的建设。

如果大明王朝的海洋舰队得以高质量发展，也就不会有明朝末年，荷兰舰队侵占我国台湾省的事情发生了，甚至倭寇也绝不敢来滋扰大明王朝的东南沿海地区。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92年，距离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仅过了62年，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是西班牙帝国，它称霸海洋的时候是16世纪，距离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也仅过了100多年。

如果，朱瞻基不取消海外探索，至少大明王朝的海军实力将显著增强，海外贸易也会更加频繁，进而促进经济、社会、文明、科技的进步……

当然了，历史没有如果，但至少朱瞻基的闭关锁国，让大明王朝失去了快速发展的机会，更丧失了成为海上霸主的可能性，同时也增加了边疆岛屿被侵占的风险。

综上所述，朱瞻基是一位好皇帝不假，但受制于当时视野的局限性，导致他重用宦官、消极防御、放弃海上探索，不但为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也影响了中华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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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知今

明宣宗朱瞻基被认为是明朝和平时代最为贤明的皇帝，甚至没有之一，他与明孝宗朱祐樘是明朝十几个皇帝中最正常的了。而恰恰是在明宣宗时期，大明朝被覆灭的种子也种下了。

明宣宗朱瞻基虽然是明朝第五任皇帝，实际上他接手的大明朝算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建文帝朱允炆削藩，明成祖朱棣靖难，明仁宗朱高炽短命。

明宣宗实际上算是明朝的第三任皇帝，太祖、建文、成祖三朝基本上都是打打杀杀，好不容易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又搞了五次亲征漠北，朱棣一死，儿子朱高炽继位，开启“仁宣之治”时代，九个月不到，明仁宗朱高炽也死了，年纪轻轻的朱瞻基继位。

朱瞻基登基后，大明朝才开始了正常的、稳定的王朝统治时代，朱瞻基是一位至关重要的皇帝，而且他做到了，实际上“仁宣之治”能够让明朝达到鼎盛，朱瞻基的功劳远远高于其父明仁宗朱高炽。

朱瞻基当皇帝的十年间，让整个大明王朝焕然一新，政通人和，无论是他对政、经、农方面，还是对吏治管理，制度改革方面都是整个大明朝做得最好的，他留给明朝后世之君的政治遗产也是最多的。

极盛时期一定会给极衰时代埋下隐患，明宣宗朱瞻基也不例外。

明宣宗时期的人才是整个大明王朝时代最多的，官吏也是整个明朝最为贤明，和谐，团结的。三杨内阁是整个大明王朝内阁团队中最稳定，最忠诚，能力最强的，连嘉靖时期的徐阶、高拱、张居正时代都无法比拟。

但是恰恰是朱瞻基加强内阁制度，强化内阁权力，让明朝在朝廷政治权力上出现了内廷、外廷的争夺和分裂，这也为明朝末期党争剧烈埋下了隐患。

内阁制度始建于朱棣时期，本来是任用一批低品级的官员给皇帝当秘书，做参谋，他们有参议权，却没有决策权。而到了朱瞻基时代，他为了加强皇权，简化皇权命令的执行手续，任命了一批高品级官员任内阁成员，比如尚书、侍郎等各部一、二把手入内阁，这样皇权是加强了，皇帝命令得到了强力执行。

同时内阁成员的权力也得到了加强，一个尚书或者侍郎既是部门首脑，又是皇帝近臣，想想这个位置有多么吃香。

明太祖朱元璋对太监很讨厌，明成祖朱棣对太监也是看管严格，唯独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代，启用了宦官。祸害明朝两百多年而不绝的宦官参政制度始于明宣宗朱瞻基，直至明朝灭亡，宦官对明朝的覆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内阁权力的加强对皇权有一定的威胁，前面说了，内阁成员基本上不是一品就是二品高官，不是大学士就是各部正副首脑，而且内阁成员是多名，他们完全有可能组成小团队对抗皇权。

朱瞻基不是傻子，非常清楚内阁权力加大对皇帝意味着什么，他需要政治上的帮手，需要在政务流程给内阁上把锁，于是他又像傻子一样的放出了历史上屡次出现的政治怪兽——宦官。

朱瞻基创造性的设置了司礼监，让一群太监来制衡强大的内阁，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这样既可以减少皇帝的工作量，更能够让一帮忠诚于皇帝（并不一定忠诚于国家）的太监来制衡内阁。

朱瞻基设置了太监参政的司礼监机构，同时又强化了太监的文化、管理水平，当然对于特务机关，历代明朝皇帝都没有放弃发展过，只是后世朝代，本是专属于皇帝的特务机关被太监所控制，成为了宦权打击异己的工具，这是明宣宗朱瞻基完全没有想到的。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有两件重大的关于军事撤退的无奈之举却为明朝埋下了绝对的隐患，甚至直接养虎为患。

明宣宗时期，安南人黎利造反，朱瞻基认为安南离中原地区太原，此时也无力征伐，于是就借势承认了安南脱离明朝的事实，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

朱瞻基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放弃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让瓦剌部落在明宣宗时期日益坐大，成为了明英宗时期的心头大患，甚至一度兵逼北京，差点就把明朝国都给端了。而明宣宗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却直接给后来的辽东地区埋下了定时炸弹，撤了原来大宁府几个军事卫所，朱瞻基的目的的缩短军事防御线，减少辽东地区的军事开支。

由于有明长城的修建，把辽东地区长城以外的卫所全部撤到长城内，这样的相当于明朝间接的放弃了辽东地区长城以外的广袤地区，这为辽东的女真各部落的成长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辽东女真部落经过两百年的成长壮大，终于成为大明朝的盖棺者，后金的壮大，满清的入关根源其实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就种下了。

明宣宗朱瞻基和他父亲明仁宗朱高炽的统治加在一起只有短短十一年，但这段历史时期却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功绩堪比文景”的“仁宣之治”。朱瞻基在位期间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一时间可谓是人才济济。仁宣之治本质上就是要将明朝的国策由洪武、永乐年间的强力战略扩张转向内部改革，从而达到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目标。就此而言：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父子俩的统治是成功的。他们只用了短短十一年时间就完成了明王朝的战略转型：正是随着朱高炽、朱瞻基父子的宽松治国休养生息方针的推行使之前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仁宣之治作为明王朝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略转型在当时实现了休养生息的既定目标，使明王朝得以避免像秦朝、隋朝那样因滥用民力而引发大规模民变的命运；然而也正是这次战略转型为后来的历史进程埋下了一系列隐患。当然这是朱高炽、朱瞻基父子所无法预料的。

明宣宗朱瞻基在文治上是当之无愧的贤君，然而武功方面则未能相称。明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使明朝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朱瞻基以休养生民为念提倡节俭财政开支，为此他在处理边疆事务时往往采取最简单的方式处理——放弃。越南历史上曾有相当漫长的一段北属时期：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派大军越过岭南征服了生活在如今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百越民族，当时秦军一路推进到了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秦朝在岭南地区大量移民并设置了三个郡进行管辖，而这其中的象郡就管治着如今越南北部地区。在此后的上千年间西汉、新莽、东汉、东吴、南朝、隋、唐等朝代一直是将越南纳入郡县直接管辖的。直到公元10世纪当地的割据政权静海军节度使才利用唐末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北宋王朝在南征失利后承认越南是自治的藩属国而不再是中国直接管辖的领土。公元1407年（明永乐五年、越南胡开大四年）明军俘获了篡夺越南陈朝的胡朝国君并占领越南。一开始朱棣打算册立原来的陈朝宗室后裔为越南国君，然而后来得知陈朝已无后裔在世，于是朱棣转而在越南设置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将越南重新纳入中国直接管辖的郡县体系。自永乐五年(1407年)布告天下诸国设交趾布政使司以来当地虽屡有叛乱，但当时正处于全盛时期的明朝完全有能力平息这些叛乱。宣德二年（1427年）交趾叛乱首领黎利诈称陈氏有后，明知有诈的朱瞻基仍决定借此息兵，于是他宣布自交趾撤离军民官吏，随即废止交趾布政使司。次年黎利复奏称本不存在的陈氏后人已死，转而请求明朝册封自己。至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明朝终于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今天的越南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然而在当时的人看来越南本就与中华文明同根同源，即使只从朱棣重新在当地设置郡县管辖算起20年以来该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事实上在当时的人看来越南与中原内地的文化差异其实比云南、贵州等地还小，可想而知当时的人对这种莫名其妙放弃这样一块疆土是颇为震惊的。

放弃交趾带给帝国的直接影响当然是从此少了一块疆土，不过这次放弃还带来了一系列后续的连锁反应：由于明朝放弃了交趾，所以明朝对南洋的影响力大为减弱，从此外番多不来朝贡。本来朱高炽继位后就宣布停止永乐年间的下西洋行动，然而在宣德五年（1430年）朱瞻基再次命郑和远航海外，不过这已是明朝最后一次下西洋了。此后明朝的远洋水师逐渐衰微，飘扬在印度洋的大明旗帜渐成幻梦。1407年明成祖朱棣册封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正式设置大明旧港宣慰司，其辖区包括如今的马来半岛、新加坡、苏门答腊、爪哇以及泰国、菲律宾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明朝的海洋战略转为收缩之后旧港最终终于被崛起于如今印尼爪哇岛东部的满者伯夷王朝攻陷。到了公元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然而直到9年后身为马六甲王国宗主国的明王朝才得知这一消息。葡萄牙人用武力占领马六甲是对当时以中国为主导的朝贡体系这种东亚国际秩序的直接威胁。《明会典》上所载63个朝贡国有2/3位于马六甲以西，一旦失去马六甲则意味着朝贡体系有动摇、瓦解的危险。尽管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距离朱瞻基去世已过去76年，但不得不说当朱瞻基放弃海外开拓事业时就埋伏下了这一事件的祸根。从公元1518年起明王朝与葡萄牙人先后爆发屯门之役、新会西草湾之役、双屿港之战役。从1553年起葡萄牙人开始盘踞澳门，1624年荷兰入侵台湾。明朝放弃海外开拓事业为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大开方便之门，与此同时随着明朝对印度洋方向的控制力度的减弱又反过来影响到了西南地区的稳定。明初在继承延续元朝在西南地区的疆域基础上设立了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三大宣抚司和车里宣慰使司、缅甸宣慰使司、木邦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宣慰使司、孟养宣慰使司、老挝宣慰使司，合称“三宣六慰”。明朝全盛时期的领土一度覆盖过整个缅甸并拥有印度洋出海口。尽管明朝对三宣六慰地区一直采取羁縻统治，当地土司一直保持相对比较独立的自主权限，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属于中国领土的客观事实。当时的中国商人从滇西重镇永昌（保山）、腾越（腾冲）等地沿大盈江和瑞丽江接伊洛瓦底江贯通缅甸的南北水陆交通线往来活动，中国的丝绸、瓷器、陶器和缅甸的棉花、玉石通过这条交通线或输入中国内地或销往印度洋沿岸地区。然而随着明朝对印度洋地区的控制了日益减弱就使这条贸易线逐渐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嘉靖五年（1526年）缅甸宣慰司为孟养、木邦、孟密三家土司联合所灭，宣慰使莽纪岁之子莽瑞体在战乱中潜逃东吁母家并建立东吁王朝，从此缅甸结束明朝统治，走向了独立和统一的道路。缅甸独立后走上了扩张之路：莽瑞体的继任者莽应龙派人招诱陇川、干崖、南甸三宣抚司的众多土官，向大明朝公然挑衅，觊觎中国领土。最终明朝在如今缅甸境内的领土几乎全部被东吁王朝吞并，如今的中缅边界由此大体形成。颇为戏剧性的是：在明王朝土崩瓦解之际南明永历帝逃入缅甸避难，结果却被缅甸王诱捕后交给已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

洪武二十年明军将领冯胜率大军二十万于金山战胜元朝旧臣纳哈出，见大势已去的纳哈出这才归顺于明，东北地区由此纳入明王朝的版图。明永乐九年（141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0余年中明朝派遣海西女真出身的宦官亦失哈出使黑龙江下游地区，在此设置奴儿干都司。奴儿干都司的管辖范围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和图们江上游，包括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大致囊括了现在的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东北部分及以西俄罗斯局部、乌苏里江以东、外兴安岭及以北。永乐十年（1412年）亦失哈第二次以钦差大臣身份巡视奴儿干。在这次巡视中亦失哈等人在满泾站左侧附近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宏伟瑰丽的寺庙——永宁寺。修建永宁寺的目的旨在供奉观音以祈愿奴儿干地区与人民永世昌宁；于此同时还建碑一座，上刻“敕修永宁寺记”碑文。碑文记载了明朝建制奴儿干都司、兴建永宁寺和亦失哈巡视该地区的经过。碑身左右两侧分别用汉、女真、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宣德七年（1432年）奴儿干都司都指挥使康旺致仕，明宣宗委任康旺之子康福为都指挥同知，亦失哈受命统领官兵二千余人护送康福上任。亦失哈一行来到奴儿干城后看到永宁寺已被人破坏。经询问才得知这是当地吉烈迷人干的。亦失哈弄清事情原委后从争取当地各族人民出发并没有追究、惩罚参加拆毁永宁寺的居民，而是立即组织力量重建寺院。重建后的寺庙及塑像华丽壮观超过先前。宣德八年（1433年）三月为了记述永宁寺的重建，亦失哈再次刻石立碑，碑文题为重建永宁寺记。它与永宁寺记碑一样镶刻着汉文、蒙古文、藏文、女真文四种文字。亦失哈的做法是正确的——奴儿干地区各族杂居，必须小心尊重各民族的行为习惯。奴儿干都司辖区内分布着蒙古、女真、吉里迷、苦夷（苦兀）、达斡尔等民族，他们多以渔猎为生。明政府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恢复了奴儿干通往内地的驿传，密切了奴儿干同明廷的政治联系、经济往来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干线是海西东水陆城站，北起都司治所特林之西的满泾站，中经四十五个驿站，南抵底失卜站（黑龙江双城县境内），经辽东都司直达北京，全长达两千五百公里。宣德九年（1434年）后奴儿干都司逐渐消失在了明朝的典籍之中，事实上史籍中从未记载过明朝曾正式于某年撤销过奴儿干都司这一军政机构，可它就这样不声不响得悄然消失在明代的典籍之中，放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在宣德九年（1434年）之后明朝对东北的管控力度呈弱化趋势：大明一统志中甚至将东北的女真人划入与朝鲜、日本并列的“外夷”条目。宣德九年（1434）建州左卫都督佥事范察奏报：有野人杨木答兀纠结七姓野人来袭，杀死都督猛哥帖木儿等人；得知消息的明宣宗竟说：“彼之相仇乃常事，朕岂应疲中国之力为远夷役乎”。

事实上奴儿干都司从明代典籍中逐渐消失的时代正值明王朝进入全面的战略收缩时代：在此之前明王朝曾五出漠北、七下西洋，在青藏高原上明王朝设置了乌斯藏都司，在西南明王朝已册封当地土司的方式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今天的缅甸、泰国等国，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交趾承宣布政使司的设置使越南一度纳入明王朝的版图，而在南洋的苏门答腊旧港也一度出现了明王朝设置的旧港宣慰司。然而明王朝进入仁宣时代后就逐渐改变了永乐年间主动出击的外交态势，转而采取全面的战略收缩：这一时期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和旧港宣慰司均被放弃。明朝一开始设置奴儿干都司的初衷其实主要是为扫平蒙古诸部——自元顺帝北逃以来蒙古就始终是明朝最大的外患，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同样是一支彪悍的渔猎骑射民族，但由于女真各部的实力实在太小，实际上沦为明朝与蒙古争夺的对象。事实上整个有明一代在明末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前女真各部一直是在明朝和蒙古之间摇摆不定的不确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奴儿干都司的设置正是为强化对女真各部的管理，从而切断蒙古与女真的联系。在经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两代雄主持续不断的打击之后蒙古势力对明朝的威胁已大为下降，这也意味着奴儿干都司对明朝的战略意义的下降，也许这也是后来明朝对奴儿干都司疏于管理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明朝与之前绝大多数中原王朝一样都以中原为基础，对不适宜农耕的苦寒之地兴趣不大，而进入仁宣时代后明王朝整体上处于战略收缩状态，基本已放弃对外开拓，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奴儿干都司逐渐从明代的史籍中消失了。明宣宗以休养生民为念，不再继续发展成祖的扩张事业，这在当时的确起到了节省财力民力的作用。然而他的战略收缩政策不仅使中国永远失去了继续向北开拓西伯利亚地区的机会，同时也大大削弱了明王朝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力度——奴儿干都司逐渐从明代史籍中消失后明朝仍直接管理着今天的辽宁地区，至于其以东和以北的女真部落则以卫所制度进行统治，因此并不能说在此之后明王朝就已彻底放弃了对东北的管理，但可以肯定的是明王朝对东北的控制力度的确在此之后大为下降，而这也为日后努尔哈赤的崛起埋下了伏笔。事实上努尔哈赤在正式起兵反明之前也曾受封明朝赐予的建州左卫都督，这证明直到此时明王朝对东北的女真部族仍在进行管辖，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正式起兵反明，东北地区至此彻底脱离明王朝的管辖。28年后由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演变而来的清王朝趁明军与农民起义军激战之机入关夺取了江山。

宣宗朱瞻基，明朝第5位皇帝，也是位守成君主，当政10年，德政治国，内外宽和，重视农业，在经济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使大明国力进一步强大，有了“仁宣之治”的赞誉，但因为朱瞻基的宽容治国，自己又是一副老好人，也给继任者留下一些隐患和弊政，比如明朝的女真问题和宦官之祸，朱瞻基负有很大责任。

朱瞻基是个慈善心，他在位已把重心转为“内政优先”，对待北方少数民族，由洪、永时期的“以猛治国”、“主动出击”变为“以守为主”、“招谕安抚”的政策，特别是对女真地区的管理和控制，来之招抚，击而不追是其用兵方针，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受到侵犯，采取的军事行动也是非常委婉，对于来附的女真首领，大授官职，各方面优待，女真官员家里遇到困难，朱瞻基还派人予以救助，据统计，朱瞻基时期，女真朝贡次数是最多的，达到400多次，平均每年36次，趋于频繁的回贡，也让明廷苦不堪言。

永乐时期，北方边关马匹全是政府包办的官营市场，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马匹是市场最重要的商品，明廷能过市场获得大量马匹，马政也是国家要务，从朱瞻基开始，裁撤辽东苑马寺官员，允许其他商品在马市上贸易，于是马市出现逆转，对女真人的控制松动，明廷再无法获得大量马匹，宣德以后，明朝国力衰减，女真不再拿出马匹交易，想着以“厚往薄来，施以恩惠”的政策，却培养了强大的女真政权，逐渐失去对辽东的统治，最后自己被灭。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宦官之祸最严重，东汉、唐朝，明朝，而明朝也最为严重，其实早在朱元璋、朱棣时期，对宦官的控制是很严的，而宦官的地位和势力出现逆转，就是从朱瞻基开始的，毫不客气的说，明朝的宦官之祸就是老好人朱瞻基开启的。明朝的宦官本来只是搞搞服务，都是不识字，不准识字的，朱瞻基可倒好，在宫内为宦官开办教育机构，取名内书堂，请翰林院的尖子生来授课，每次上课人数不下二三百人，全是宫里的大小宦官，这些知识型的阉人自然就参政、提升政治地位，从而走向权利巅峰。

朱元璋规定，有大功才封爵，文人最高也仅为三孤，朱瞻基倒好，只要的宠信的宦官，都赐免死诏书、免死铁券，宦官地位再次提升；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后，大学士有奏折票拟权，皇帝是批红权，可到了朱瞻基这儿，批红权直接给了宦官，司礼监秉笔太监直接可代替皇帝，于是，宦官从此凌驾于朝廷内阁之上，此外，朱瞻基还宦官派发兵权，各边关镇守都有太监出镇，洪、永时期虽也有宦官出镇，但那是特批的，且极少，而朱瞻基时期，已成常态和惯例，所以一边培养宦官，给施政权和军权，对太监的大力扶植和纵容，在朱瞻基时期，宦官还不敢太放肆，可时期一过，即开始了宦官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