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朱瞻基给大明朝留下了怎样的隐患？

明宣宗朱瞻基被认为是明朝和平时代最为贤明的皇帝，甚至没有之一，他与明孝宗朱祐樘是明朝十几个皇帝中最正常的了。而恰恰是在明宣宗时期，大明朝被覆灭的种子也种下了。

明宣宗朱瞻基虽然是明朝第五任皇帝，实际上他接手的大明朝算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建文帝朱允炆削藩，明成祖朱棣靖难，明仁宗朱高炽短命。

明宣宗实际上算是明朝的第三任皇帝，太祖、建文、成祖三朝基本上都是打打杀杀，好不容易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又搞了五次亲征漠北，朱棣一死，儿子朱高炽继位，开启“仁宣之治”时代，九个月不到，明仁宗朱高炽也死了，年纪轻轻的朱瞻基继位。

朱瞻基登基后，大明朝才开始了正常的、稳定的王朝统治时代，朱瞻基是一位至关重要的皇帝，而且他做到了，实际上“仁宣之治”能够让明朝达到鼎盛，朱瞻基的功劳远远高于其父明仁宗朱高炽。

朱瞻基当皇帝的十年间，让整个大明王朝焕然一新，政通人和，无论是他对政、经、农方面，还是对吏治管理，制度改革方面都是整个大明朝做得最好的，他留给明朝后世之君的政治遗产也是最多的。

极盛时期一定会给极衰时代埋下隐患，明宣宗朱瞻基也不例外。

强化内阁制度

明宣宗时期的人才是整个大明王朝时代最多的，官吏也是整个明朝最为贤明，和谐，团结的。三杨内阁是整个大明王朝内阁团队中最稳定，最忠诚，能力最强的，连嘉靖时期的徐阶、高拱、张居正时代都无法比拟。

但是恰恰是朱瞻基加强内阁制度，强化内阁权力，让明朝在朝廷政治权力上出现了内廷、外廷的争夺和分裂，这也为明朝末期党争剧烈埋下了隐患。

内阁制度始建于朱棣时期，本来是任用一批低品级的官员给皇帝当秘书，做参谋，他们有参议权，却没有决策权。而到了朱瞻基时代，他为了加强皇权，简化皇权命令的执行手续，任命了一批高品级官员任内阁成员，比如尚书、侍郎等各部一、二把手入内阁，这样皇权是加强了，皇帝命令得到了强力执行。

同时内阁成员的权力也得到了加强，一个尚书或者侍郎既是部门首脑，又是皇帝近臣，想想这个位置有多么吃香。

宦权崛起

明太祖朱元璋对太监很讨厌，明成祖朱棣对太监也是看管严格，唯独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代，启用了宦官。祸害明朝两百多年而不绝的宦官参政制度始于明宣宗朱瞻基，直至明朝灭亡，宦官对明朝的覆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内阁权力的加强对皇权有一定的威胁，前面说了，内阁成员基本上不是一品就是二品高官，不是大学士就是各部正副首脑，而且内阁成员是多名，他们完全有可能组成小团队对抗皇权。

朱瞻基不是傻子，非常清楚内阁权力加大对皇帝意味着什么，他需要政治上的帮手，需要在政务流程给内阁上把锁，于是他又像傻子一样的放出了历史上屡次出现的政治怪兽——宦官。

朱瞻基创造性的设置了司礼监，让一群太监来制衡强大的内阁，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这样既可以减少皇帝的工作量，更能够让一帮忠诚于皇帝（并不一定忠诚于国家）的太监来制衡内阁。

朱瞻基设置了太监参政的司礼监机构，同时又强化了太监的文化、管理水平，当然对于特务机关，历代明朝皇帝都没有放弃发展过，只是后世朝代，本是专属于皇帝的特务机关被太监所控制，成为了宦权打击异己的工具，这是明宣宗朱瞻基完全没有想到的。

消极防御，放弃辽东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有两件重大的关于军事撤退的无奈之举却为明朝埋下了绝对的隐患，甚至直接养虎为患。

明宣宗时期，安南人黎利造反，朱瞻基认为安南离中原地区太原，此时也无力征伐，于是就借势承认了安南脱离明朝的事实，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

朱瞻基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放弃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让瓦剌部落在明宣宗时期日益坐大，成为了明英宗时期的心头大患，甚至一度兵逼北京，差点就把明朝国都给端了。而明宣宗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却直接给后来的辽东地区埋下了定时炸弹，撤了原来大宁府几个军事卫所，朱瞻基的目的的缩短军事防御线，减少辽东地区的军事开支。

由于有明长城的修建，把辽东地区长城以外的卫所全部撤到长城内，这样的相当于明朝间接的放弃了辽东地区长城以外的广袤地区，这为辽东的女真各部落的成长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辽东女真部落经过两百年的成长壮大，终于成为大明朝的盖棺者，后金的壮大，满清的入关根源其实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就种下了。

朱瞻基是明朝的第五位皇帝，即明宣宗。他幼年就得到了自己的爷爷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喜爱，在永乐九年还被朱棣立为皇太孙。在性格上朱瞻基与自己的父亲朱高炽相似，比较仁厚。虽然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不足一年，但施行的各项政策都十分有利于国家发展，一改永乐一朝的弊政。他任用贤臣，去除冗官；废除宫刑；平反冤案错案；减免赋税；开放山河供百姓渔猎；停止对外大量用兵；改革科举制度。这一系列仁政都被朱瞻基很好的继承了，所以朱瞻基继位不久就缔造了大明王朝的又一个治世——仁宣之治（也称仁宣盛世）。

明朝在经历朱元璋和朱棣两朝多年的厉兵秣马后，财政已经十分紧张，国库也不充盈，有战争百姓日子也不好过。好在朱棣选的太子和太孙都是仁义之君，停止了对外大量用兵，让百姓休养生息。朱瞻基作为一代圣君，在位时也十分虚心纳谏，任用贤臣，宣德年间政治十分开明。不过即使是盛世之君也是会犯错误的，朱瞻基就不小心给明留了一个大隐患，而且这个隐患贯穿了明朝始终，那就是宦官之祸。

朱瞻基继位时文官势力已经过于强大了，严重威胁到皇权，为了对抗文官集团，朱瞻基转而培养了另一个集团，那就是宦官集团，以达到相互制约平衡的目的。不过宦官终究没有文官有学问，很多宦官大字都不识一个，可是此时的朱瞻基已经“饥不择食”了，所以他专门设置了“内书房”供官宦读书识字。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宦官才有了舞文弄墨的机会，久而久之这个制度也成为明朝的既定制度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宦官权力越来越大，其势力也渗入朝中，在明朝中后期更是出现了像刘瑾、魏忠贤这样的大太监，实在是祸国殃民。

之后的事我们先不说，暂且说宣德一朝的。等到朱瞻基觉得时机成熟时，他就开始启用宦官参与政事。起初规定的是由皇帝亲自批阅数本奏章文书，然后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按照阁票所拟字样照录，用朱笔批之，也就是“批红”。

宦官有了“批红”这个权力相当于有了各项政策的决定权，当然朱瞻基属于圣君，凡事他都会亲历亲为，宦官“批红”也都是他的决定，但是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大都就深居后宫了，政事荒废，此时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批红”权就是实实在在的权力了，一般认为官宦势力就是从此时实际攫取了宰相之权。正是因为朱瞻基启用了宦官，才导致明朝的宦官乱政问题最为严重，而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宦官擅权，由此看来朱瞻基确实得为明朝的灭亡负一定责任。不过他自己应该也想不到他的这一决定最终会酿成了荼毒大明百年的宦官之祸。

宦官崛起，放任内阁，放弃辽东，没有培养好接班人，导致了内忧外患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十年（1425—1435年），他老爸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在明朝历史上这两个皇帝都是首屈一指的明君，开创了明朝历史上的“仁宣之治”，唯一遗憾的是，在位时间太短。尤其是边患和宦官问题，朱瞻基没有处理好，以至于造成“土木堡事变”明朝差点因此亡国。

看过大明风华的小伙伴大概知道，朱棣为了解决边患，不断的对瓦剌、兀良哈、鞑靼用兵。朱棣称帝以后，曾五次亲征蒙古，最后一次就是死在北征回师的途中，可见朱棣对平定边境隐患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决。朱高炽做太子的时候就很反对朱棣对边境用兵，在他看来，频繁的用兵是劳民伤财。当然，朱棣也知道这样打下去对国内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为了子孙长治久安，从长远的目标来看，一旦平定了北方的隐患，可以保证明朝几百年的安宁。

朱棣驾崩以后，太子朱高炽接过衣钵，即明仁宗。明仁宗不像他老爸那么勇武，而是停止了对北方的大规模用兵，重心是发展国内生产与民休养生息。遗憾的是，朱高炽在位仅仅8个月就驾崩了，儿子朱瞻基接过了他的衣钵，即明宣宗。

明宣宗在位虽然只有10年，比起他老爸在位时间还算长的了。这10年，朱瞻基做了什么呢？朱瞻基在明朝也算是一个明君，他继承了他老爸很多政策，也改变了很多制度。

首先，平定叔叔汉王和赵王的叛乱，加强了皇权统治，安定国内的局势。其次，广纳贤良之才，重组内阁，励精图治。最后，在军事上，惩治腐败，北征蒙古，再次安定边境。当然，朱瞻基在巩固统治的同时，给明朝也留下了很大的隐患，有哪些隐患呢？

第一：政治上，内阁权力增大，且宦官开始参与政事，大臣与宦官形成对立。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朱瞻基为减轻政务，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读书。宦官有了知识，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宦官有了知识，虽然可以为皇帝分担政务，但是最核心的部门也是有分量的。宦官权力一大，很多大臣开始巴结这些人，这样造成其他大臣的不满，宦官与文臣武将对立并，对于一个王朝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朱瞻基任用宦官，为以后的宦官专权埋下隐患。

第二：军事上，朱瞻基在位期间，在军队中任用文官，并停止了对外大规模的用兵。以至于安南叛乱，朱瞻基认为远征无益处，最终失去了对安南（越南）的控制。此外，对外战争的减少导致的弊端是，军队松散，战斗力越来越弱，且军队腐败的情况开始显现。朱棣时期频繁对外用兵，出征都是同生共死的兄弟，忧患意识很强。当没有了战事，一些军官安于享乐，开始贪污，克扣军饷时常发生。由于朱瞻基为人宽厚，很多军官犯事得到宽大处理，造成一些军人肆无忌惮，为军队腐败埋下了隐患。

虽然说，朱瞻基在位时期政治上和军事上存在一些弊端，但是整体来说。明宣宗统治时期人民安居乐业，对老百姓而言，他做得很好。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讲，他做得并不到位。最大隐患是宦官专权，党派斗争加剧，以至于朝政逐渐腐败，日积月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此外，边患意识的不强，以至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最终因为内忧外患而亡国。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朱瞻基虽然贵为皇帝，但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也会采取非常措施，只是他没想到后遗症会那么大！

朱瞻基是个好皇帝，是个明君，可是他也有他的痛苦。

有人要问了，当皇帝还痛苦？

是的，而且大有人在。他们就是那些每天跪在朝堂上，看起来毕恭毕敬的大臣们。

在他们看起来听话、谦恭的表面下，隐藏着巨大的力量制约着明朝的皇帝们。

从唐朝以来，科举取士造就了大量的文官，并创立了文官制度，这些文官逐渐培养成了自己的势力。

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那些凭借科举考试实现鱼跃龙门的士子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最终达成大联盟，获得了能与皇帝想抗衡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

这样的文官集团在当时有着怎样的实力呢？我简单总结一下：

举两个例子，你就知道文官集团这些人有多横了：

明朝“仁宣之治”的开创者朱瞻基和他老爹朱高炽，这俩可谓是为大明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明君，可依然被文官集团骂的气的跳脚！

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时间总共也就一年，作为新君登基后，给修整了一下宫殿（并非重建大修），换了几个侍女，这点事对于一个皇帝来说，不过分吧。

可是当时文官集团有个代表人物叫李时勉，因为这点小事，专门写了一篇长文把朱高炽数落了一番，用词如下：

“所谓节民力者此也”，“所谓谨嗜欲者此也”，“所谓勤政事者此也”。

白话文大概意思是：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

这简直是把皇帝不当干部，即便是朱高炽脾气再好，也是气得够呛，直接把李时勉打了一顿。而这李时勉被打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自己是仗义执言。

再说说，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十年，工作勤勤恳恳，不好色，娱乐活动也不多，唯一的兴趣爱好就是在工作之余斗一会蛐蛐。

然而就这一点兴趣爱好，就被文官集团揪着批判好久，更不知道哪个缺德玩意给他取了一个外号——“蛐蛐皇帝”。

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当皇帝他也受不了啊。

在明宣宗时期，由于文官势力的继续发展壮大，内阁的权利逐渐更大，衍生了一个新的政策——票拟。

所谓“票拟”，即内阁大臣预览各种奏章，并草拟出处理方案，再把处理方案一起呈给皇帝批阅，皇帝用红笔批示完，简称“批红”，才可实施。

朱瞻基很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充分发挥大臣们干活的积极性。

而朱瞻基“票拟”这一举措，在后来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票拟”这一权利始终被内阁把控，可“批红”这一权利却不是一直在皇帝手中。

比如太监。

明宣宗朱瞻基短暂的一生并未干什么坏事，可后世却把太监乱政、明朝灭亡的这一祸源扣在了这位明君头上。

说白了，朱瞻基也没干什么不得了的坏事，他只是做了一件事，可谁也没想到后遗症那么大！

什么事？

那就是——教太监读书。

宣德元年，明宣宗朱瞻基下令，设置“内书堂”，让宦官读书认字。

朱瞻基想给太监扫盲的愿望是美好的，可他没想到，他不仅扫掉了太监的文盲，也扫掉了他们进入政坛的门槛。

我们从明朝后来的历史中看，他的这一举措确实是培养了一大批祸国殃民的死太监，比如把他儿子送去瓦剌当俘虏的王振。

那么明宣宗朱瞻基设置内书堂的目的真的那么单纯吗？

我认为并不是，他应该还有一个目的。

当皇帝以一人之力对抗一群有学识、有谋略、有能力而且队伍还庞大的文官集团。他们不仅干预朝政，监督皇帝工作，甚至干预皇帝私生活的时候，你认为皇帝会怎么做？

一个聪明的皇帝绝不会一棒子打死全部杀光的。

聪明的皇帝会选择培养一股势力与之抗衡，让他们去斗。而太监，就是此时最好的选择，他们常年陪在皇帝身边，信任度高又听话，无子嗣外族威胁。

这就是朱瞻基的真正目的。

就这样，朱瞻基将权利分散了出去，内阁票拟，太监代理批红，逐渐把宦官势力培养起来，从而把文官集团与皇帝的斗争，转移成文官集团与太监的斗争。

有必要说明一下，朱瞻基在位时虽然不愿意写字，由司礼监代笔批红，但是朱瞻基会严格监控，经常检查司礼监的批红奏章，所以当时的太监还算规矩，不敢有不轨行为。

本来，按照这样的政治模式走下去，朝廷还算稳固。可不是每一个皇帝都精明能干，能操控好大明王朝这辆战车。

不久之后，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就把这辆车带跑了偏......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纵观明朝276年历史，明宣宗朱瞻基绝对算得上是个明君，他与父亲朱高炽统治的十一年期间被称为“仁宣之治”，是明朝的黄金时代，后世对这段时期的统治溢美之词不胜枚举。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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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1398年或1399年2月9日－1435年1月31日），明朝第五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和诚孝昭皇后张氏的长子，年号宣德，自号长春真人。洪熙元年（1425年）至宣德十年（1435年）在位。

朱瞻基登基后重用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等贤臣，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注意节俭，致力于太平社会的建设。在他统治的十年中，国家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这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后世与仁宗称之为“仁宣之治”。

作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唯一的爱好就是斗蟋蟀。继位后他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宣宗，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朱瞻基也被百姓们称为“蟋蟀天子”。但是他给大明王朝埋下的隐患并不是这个，而是遗祸子孙的“培养宦官处理政务”这件事。

就朱瞻基自身来讲并没有受到宦官的过度干政影响，但他为宦官开辟的“宦官培训班”制度，使得他的后世深受宦官“干政”之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宦官干政的危害认识很深刻，他不但用铁牌明确规定禁止宦官干政，甚至还规定宦官识字也不可以。

重用宦官开始于朱棣，但太监虽然被任用，但也只是作为鹰犬，他们的地位一直不高。可是到了朱瞻基时期，太监的地位一下被他提高了，致使最后他们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礼，形成了内阁—司礼监之间相互制衡的格局，明朝的朝堂格局就形成于这个时期。而且朱瞻基还作出了两个极其危险而且给整个明代带来恶果连连的决定，一是彻底打破朱元璋的禁令，开始授意太监文化，为他们参与朝事铺平了道路，当年朱棣在怎么也不该打破朱元璋的禁令：第二个就更致命了，他命司礼监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复内阁的票拟本章，这就是赋予太监批硃权，要知道明朝自朱元璋废除相制以来，明朝的朝事都是有内阁提出意见，凑呈皇上，在有皇上亲自批复作出决策，这项权力其实是明朝的最高权力，正是由这个在整个明朝皇帝中还算不错的皇帝，把它分享给了太监。

由此宣德之后，表面上内阁和内监地位平等，大家相互之间制约，可实际上内监处在内阁高一级的位置，以至于当时都有“朝令不由朝臣，皆出自司礼监”之说。掌握了这个，宦官群体，一越成为明朝的实力部门。朱瞻基这个举动，乃不折不扣的授人以柄，而且这个柄是明朝的国家之印。以至于几十年后明朝的批评家说出了这样的评价“明一代之端，实宣宗启之”公元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驾崩，只留下了一个有九岁未成年的太子朱祁镇，当然还他留下来一个让部分太监通往干朝的大门，从这点来说朱瞻基无论作为皇帝还是父亲都是相当的不负责任，给自己的儿子留下这么一大祸根，致使后来发生很多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而且宦官干政的弊端很快就在明朝显现出来。

明宣宗成立内书堂，教内官读书并引起“奄患”这并不是宣宗的锅，而是朱元璋的锅，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将宰相的政务全都放在皇帝一人身上，如此大的工作量，自然会找人分担。所谓绝对的集中，会带来绝对的分权。

说白了就是将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二，一个是内阁， 一个是司礼监。内阁本来是一个咨询机构，提供“专业”的建议供皇帝选择。建议想要执行，就必需要由皇帝“盖章”，而明朝中后期，皇帝懒的出奇，早朝都不上，这种“盖章”权就由司礼监代理。

所以，无论宣宗开不开内书堂，明朝阉患还是会来的。这是明朝体制所决定的。

而我认为明宣宗最大的错误是放弃了“放弃安南”与“放弃海上贸易”。

安南是明朝在西洋的桥头堡，说白了就是明朝在西洋各国霸权的威慑所在。

郑和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在永乐朝航行了六次，最后一次是宣德五年。郑和在永乐皇帝的支持下，下西洋下了六年，最后一次是因为宣德皇帝从安南撤兵，直到导致明朝在西洋影响力急剧下降，海外诸国遂产生轻慢之情，向明朝的朝贡也不再积极。

郑和先率三万多人的大舰队到了占城，在此帮助当时政权抵挡安南南下。并在明军大军正式进攻安南后，郑和才率军继续南下。

可以说整个永乐皇帝时期，明朝都在镇压与正准备镇压中对付安南，当然明朝的海军也参与到了安南之战，郑和的脚步也随之迈开向着更远处。

明朝打安南，从1406年到1427年，整整二十年中永乐帝就打了17年，剩下3年是洪熙与宣德二皇帝的。永乐帝打了17年，为什么还可以支撑下去，而后面二皇帝就说耗资甚大，非要撤兵。

其实在宋朝与元朝，统治者对海上贸易就没有做过多的限制，以至于在“洪武初，海外诸蕃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朱元璋因为海盗问题，曾下过禁海令。

但到了永乐皇帝上位，永乐皇帝是十分欢迎“海上贸易”的。

这时期，明朝拥有了完善的海运体系，有强大的中央直属舰队和海岸警卫舰队，有专门用于防倭的远洋巡防舰队，有由卫所、水寨构成的完备海军基地，还有大批常年奔波在海上的水手和海军战斗人员，国内造船厂的技术实力和造船能力也已经能够适应明朝政府海上活动的需要。

郑和每次航行，人员大体在2万左右，船只在100到200只之间，还有万吨宝船。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与造船技术，根本撑不起来。

这一切条件如果处理的好的话，近代发现新大陆就会是我们，我们整个民族将从农业为主导，变化农业与海洋二条线路向前前进。

而且永乐皇帝还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顺便一说，郑和下西洋是一本万利的事，郑和曾经对停止下西洋的洪熙皇帝说过为什么要下西洋。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

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在永乐皇帝死后，明仁宗就不再让郑和出使了，此后，明朝海军停止西航达5年之久。尤其是宣德皇帝放弃安南之后，各国更是轻视明朝。

不得已，宣德皇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为由，派郑和、王景弘第七

次率领舰队远航西洋。

宣德八年七月(1433年7月)，王景弘指挥着七下西洋的远洋舰队回到中国。从此以后，明朝的海上远航活动结束，郑和的航海日志被销毁，宝船被拆解，中国的造船业在止步不前中倒退式发展。

明朝海军曾在海外赢得的声威迅速消失，历经洪武、永乐两朝建立起来的“海洋贸易”到了宣德后期开始崩溃，明朝再也没有能力迫使西洋诸国向自己臣服，甚至一步一步落后于对手。

在秦二世时期，宦官赵高就权倾朝野，指鹿为马。到了后来，东汉的管霸、苏康、十常侍，唐朝的鱼朝恩、李辅国、仇士良、王守澄，元朝的朴不花，明朝的刘瑾、魏忠贤、清朝的安德海等都能够呼风唤雨或者掌握了巨大的政治权利，在汉、唐时期宦官甚至可以决定皇帝人选。这些太监没有一个进士出身，可能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们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在政治权力中心的斗争中，满足了统治者的政治需求，由才此获得巨大的权力。所以，太监是否有文化与宦官专权一点毛线关系都没有。

我国古代的夏、商、周时期是奴隶制社会阶段，皇权不够集中，天下由各个诸侯分别管理，朝堂之上也是卿、大夫为主体的各大奴隶主政治集团所控制，政治权利比较分散。但这种制度下，一旦王朝自身实力下降，诸侯割据就会形成，国家就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周朝后期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建立了第一个ZY封建集权制的国家，地方实行了郡县制，皇权集中到了中央，权力集中后，这对作为政治权力核心人物的皇帝要求就非常高，皇帝的政治经验、政治素养、政治能力、政治态度往往决定了王朝的兴衰成败。

但封建帝王皇权的世袭制无法做到继位的皇帝就当然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在历史上开国皇帝一般都有很强的政治驾驭能力，后来的继位者会产生一个非常幼稚或是一个昬庸无能之辈，许多皇帝是年幼无知的儿童，这极不适应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由于皇帝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或者不具备执政能力、昬庸、怠政、暴政，就会造成朝局动荡，国家动乱，对外患处置失当，使国家危机加深甚至灭亡。

秦二世胡亥昬庸无能，汉惠帝刘盈、少帝刘恭、刘弘、废帝刘贺、哀帝刘欣、平帝刘衎、孺子刘婴、汉和帝刘肇、殇帝刘隆、安帝刘祜，婴帝刘懿、顺帝刘保、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桓帝刘志、灵帝刘宏、少帝刘辩、献帝刘协继位时都是少年儿童，甚至是婴儿；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个十足的傻子；隋炀帝杨广横征暴敛，荒淫无度；唐玄宗后期贪图享乐，重用奸佞权臣李林甫、杨国忠，任凭藩镇肆意做大；

宋徽宗醉心写字作画，朝政交予蔡京等六卿去打理；宋高宗赵构启用秦桧，杀死抗名将梁岳父，解散抗金队伍；元惠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沉迷享乐，怠政懒政；明武宗朱厚照整日玩乐，明英宗朱祁镇九岁当皇帝，竟然亲自上阵被敌方活捉，明神宗朱翊钧三十多年不上朝，明光宗朱常洛沉湎酒色，纵欲淫乐，为了助兴被“红丸”吃死，明熹宗朱由校昬庸，放任魏忠贤与客氏专权，杀良臣，埋下内忧外患种子；崇祯皇帝朱由检心胸狭隘，错杀名将袁崇焕，自毁御敌长城；清朝同治、光绪、宣统都是傀儡皇帝。

对于封建王朝来说，家国一体，天下之土莫非王土，天下之臣，莫非王臣。按照封建制度，一切事都是皇帝说了算，皇帝说让谁死，谁就得死。皇帝说怎么办，就只能怎么办。所以，只要控制、掌握了皇帝，就等于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皇权，宦官、外戚和权臣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于是，历史上就往往出现宦官专权、外戚当政的情况。秦朝的赵高，汉朝的王莽、梁冀、十常侍，三国的董卓、曹操，唐朝的李林甫、杨国忠，王守澄，晋朝杨骏、桓温、尔朱荣，隋朝的杨素，唐朝李林甫、杨国忠、李辅国，北宋的蔡京、秦桧，元朝的燕帖木儿、伯颜，明朝的严嵩、魏忠贤，清朝的慈禧等都给当时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加深了皇帝的生活腐败，加重了封建王朝政治危机及政权危机。

1）锦衣卫制度、东厂、西厂等这些特务机构无限制发展，最后发展到了凌驾于明朝法制制度之上，成为皇帝心理变态，滥杀无辜的工具。

2）过分依赖太监监政，造成宦官专权。明朝是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为最为严重的朝代之一，出现了影响巨大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他们把结党营私，控制朝政，给明朝政治统治带来极大的危害。

3）监军制度，历代帝王对手握兵权的重臣都不十分放心，明朝皇帝更甚，明代历代帝王都是疑神疑鬼，所以对于领兵打仗的将领十分不放心，而相信身边的太监，所以派太监作为监军，监视在外将领的一举一动，甚至给与这些太监作战指挥权，造成很大的军事和政治失误。

4)严刑之罚。明朝皇帝可以在朝堂上任意殴打官员，称之称为廷杖，廷杖严重的当场把人打死打残，廷杖制度严重伤害了官员的自尊心，打击士官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明宣宗朱瞻基与其父朱高炽，一起开启了明朝的第一个治世“仁宣之治”，是明朝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好皇帝。但他任用宦官的作法，给大明王朝埋下了“宦官之祸”的巨大隐患。明朝的宦官之祸是从明英宗朱祁镇时期的宦官王振开始的。王振深得朱祁镇的宠爱，在朝中总揽朝政，胡作非为。在瓦剌也先进兵威胁北京时，王振裹挟着英宗御驾亲征，终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

英宗之后，明朝又出现了宪宗朱见深时期的宦官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干政，到后来的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更是家喻户晓的乱政宦官。以致于明朝后期甚至出现了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的局面（《明史纪事本末》）。如此严重的宦官干政，使得大明王朝的政治更为腐败，社会矛盾加剧。

在大明的历史上，明宣宗时期的宦官并未能专权，也未掀起什么祸事，甚至于说，对于宣宗制约内阁，平衡权力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我们为什么又说“宦官之祸”是明宣宗给埋下的呢？

明朝建立之初对宦官的防范

宦官，是一直生活在皇帝身边的人。这种优势使得皇帝容易相信他们，进而导致其专权。宦官专权，是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一大特色。在明朝之前，宦官之祸在东汉和大唐中晚期表现尤盛。

（明宣宗与宦官一起打猎）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有感于前朝宦官之祸，对宦官控制得非常严，规定他们不能识文断字，更不得干预朝政。明太祖还在宫门口放置了一个铁牌，在上面写下了如下规定：

在如此严格的规定下，明初的宦官们都老老实实的在后宫中，没有机会干预朝政。

明成祖时，宦官开始参与朝政

问题的转机出现在明成祖朱棣夺权后。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从他的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郑和（下西洋的三宝太监）、李兴、马靖等宦官立下了很大功劳。

朱棣在顺利当上皇帝后，由于宦官有功，他开始放宽对宦官的管制。宦官们逐渐学习文化，参与到出使、专征、监军等政治事务当中。

另一方面，由于朱棣的皇位来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民间和朝堂之上对此的非议都较多，朱棣因此对朝中大臣较多不太信任。朱棣于是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特务监察机关，由其信任的宦官做为首领，以此来监视国内的民众和官员。这个机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东厂”。

（东厂 特务人员）

东厂做为一个具有秘密警察性质的特务机关来说，它直接对皇帝负责，对臣下有监视、辑拿等重大权力，

明宣宗时，宦官大规模参与朝政，为宦官专权埋下了巨大隐患

关于这一点，我们先从明朝的政权架构说起。

明朝初期时，依然依照前面朝代，有中书省、左右丞相做为皇帝之下的政府执行机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承担着为皇帝辅助决策、政令执行的政府首脑职责。

但在胡惟庸案之后，为强化皇权，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之职，皇帝直接管理六部。这样的结果是，皇帝避免了丞相操弄朝政的风险，全国的大小事务却都集中在了皇帝这儿决断，皇帝的事情就多了起来。

特别是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朱棣多次的亲征耗费了他大量精力，只得特派胡广、解缙、杨荣等进入午门的文渊阁当值，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这就是所谓的“内阁”。这个机构中的人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其任务就是为皇帝决策做出参考意见，只能算是皇帝的一个秘书机构，而非权力机构。

到了明宣宗时期，内阁成员杨士奇、杨荣等在外廷均兼有尚书等高位，内阁的权力加重。国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汇集到内阁处，由内阁成员提出处理意见（称之为票拟），上报皇帝最后定夺。

一般来说，皇帝都会采纳其意见，再将这些意见以诏令的方式交给相应主管部门实施，等于说，很多时候，决策就是出自内阁之手，再加上内阁的阁臣在外廷也有较高职位，他们事实上就充当了宰执之职和拥有了宰相的权力。

为了制衡内阁的权力，明宣宗开始让宦官全面参与行政。

上面说到，内阁会将全国大大小小需要皇帝决断的事，提出初步意见，交给皇帝批复。这个任务是非常重的，但如果皇帝不审批内阁的意见，又极易导致内阁专权，甚至架空皇权。

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量，明宣宗就想到了让太监帮他批复的办法。具体操作流程就是，内阁所“票拟”的奏章交到皇帝那里后，皇帝挑选军政等重大事情亲自批复，余下的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明朝专权的宦官基本上都做过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为批复，称之为“批红”，再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完成盖章程序后交由六部执行。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既减轻了皇帝的工作量，又让宦官与内阁之间互相监督、相互制约。

（明成祖）

为了能让太监更好的参与行政，明宣宗一改太祖皇帝立下的不许宦官识字的祖训，设立了内书堂，专供教宦官读书，其中优秀的可以获授秉笔太监之职，一时让宦官读书热情高涨。

能识文断字的宦官还可以出任地方镇守太监，以及进入东厂等特务机关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后来的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就曾出任司礼秉笔太监，和掌控东厂等特务机关，权倾朝野，一手遮天，被称为“九千九百岁”，只比皇帝的“万岁”少了一百岁，可见其弄权之严重。

明宣宗时期，虽然让宦官参政，但宣宗自身是一个英明之君，他勤于政事，能够站在较高的位置，监督和控制宦官们的行为，让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更好的为自己服务。

明宣宗曾很多次下令禁止宦官过多地参与采购、伐木和造船等行为。对于作奸犯科而犯有罪行的宦官他也毫不犹豫的加以严惩，宦官在宣宗时期基本上未有专权的现象。

（号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

这完全靠的是明宣宗个人的能力来阻止宦官的独大，但是，当后来的皇帝如宪宗、熹宗等懒于朝政，政治腐败，易于听信谗言的皇帝来说，就不足以阻止宦官权力的滥用。正如历史学家白寿彝所言：

您觉得是这样吗？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仁宗朱高炽的长子，当年他叔叔朱高煦就是因为造反被他活活蒸死的。当然这并不代表朱瞻基是一个昏君，相反朱瞻基是明代少有的大有作为的皇帝。“仁宣之治”就是他和朱高炽创造出来的盛世。

《明史》评价说：

看起来明宣宗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怎么会给大明朝留下什么隐患呢？其实问题就在于朱瞻基提高了宦官地位，放弃了朱元璋不得用宦官的祖训，给后来的宦官乱政创造了机会。

朱元璋规定宦官：

朱元璋还不放心，就在宫中立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命令禁止宦官干政。他的继承人建文帝朱允炆也坚定的跟着朱元璋走，很看不上宦官，可这又给了燕王朱棣机会，朱棣在靖难时，多依赖宦官“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所以朱棣当了皇帝后，对于老爹朱元璋的警告视之不见，反而对宦官“恩待甚厚”，下西洋的郑和就是这时候开始的。

朱瞻基上台后，就在宫中设立了内书堂专门教宦官读书识字，从他这里就开了先河，此后成了惯例，这做的比朱棣更狠，完全不听朱元璋“内臣不许读书识字”的规定。

不仅如此，朱瞻基还特别喜欢这些宦官，这也可以理解，明朝这些官员确实犟起来皇帝都没招，上哪找这么听话的奴才。朱瞻基在宣德七年赐给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免死诏，此后又赐给金英、王瑾印记，上面刻着“忠肝义胆”等字样，可以说如此待遇就连辅政大臣也比不了。

既然都教宦官们读书识字了，那不用也可惜了。当年老祖朱元璋嫌丞相势大，干脆把相权和皇权都握在了手里，忙不过来后又设置了殿阁大学士来当顾问，但是当时也就是秘书处，等到了朱瞻基时期，他规定了内阁审议官员呈上的奏折，并且提出意见，也就是所谓的票拟；而皇帝则负责审批，也就是批红。但皇帝懒啊，就让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皇帝批红。这样一来，负责批红的太监岂不就是与内阁大臣平级，甚至凌驾在上头了？

除了批红以外，宦官们还能去边镇监军。当然这不是朱瞻基开的头，早在朱元璋时期就有，但次数不多。等到了朱瞻基时期，他将这宦官出镇程序化了，并且日渐成为明代地方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镇守的宦官们，权力也大的惊人，既能监军又能监官，总之没有他不能插上话的。

朱瞻基当皇帝治理国家还是不错的，在他任上也没什么宦官敢乱来，但是随着朱瞻基去世后，这事就麻烦了。他的儿子朱祁镇，也就是那个土木堡之变当了俘虏的明英宗，就和大太监王振亲近，最后在王振的诱导下跑去亲征，结果导致明朝军事从此一蹶不振。

从此之后宦官之祸基本没断过，明武宗时期，有号称八虎的刘瑾、张永等人，这刘瑾更是牛掰，被称为“立皇帝”，意思就是明武宗是坐在龙椅上的皇帝，他刘瑾是站着的皇帝。明穆宗驾崩时，太监冯保篡改遗诏而称为顾命大臣，和张居正苟且，数次吓唬小皇帝万历。明熹宗时，号称九千九百九十岁的魏忠贤更是权倾朝野，跟万岁就差那十年。

朱瞻基给了太监批红的权力，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从此之后秉笔太监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就连内阁大学士也只能照办。而且别忘了太监手下还有一个东厂，更给了他们滥用权力的机会。

朱瞻基想的挺好，但是做了一件事后真的很难看到后续会如何发展，他想的是用司礼监来制衡内阁，然后他居中调停，但没想到的是因此酿成了宦官之祸。

对于朱瞻基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帝王，他和他的父亲创下的仁宣之治和汉朝的文景之治等都有着备受赞扬的地方，那为什么又有人说朱瞻基给明朝的灭亡留下了隐患呢？

对于明朝的缔造者朱元璋来说，他严格要求宦官，他觉得这些身体不全的人只能去伺候皇亲国戚，不能有读书识字掌管权力的行为，而且从前朝的历史发展中，朱元璋更深刻体会到了宦官的危害。

但朱元璋知道宦官不好，朱瞻基可没想那么多，整天有那么多的文书需要批改，只有皇帝一个人完成岂不是要累死他的节奏，所以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朱瞻基开始让宦官读书识字，并且设立内书房，自此，宦官带来的祸患就停不下来了。

什么土木堡之变，后金崛起，清朝入主中原，这一切都要从朱瞻基放任辽东地区发展说起，本来在朱棣在位的时候很崇尚武力统治边塞，而且也是最有效的，只要打怕了自然就不敢乱来。

不过在朱瞻基继位后虽然推崇文治，让百姓安居乐业，但是放任边远少数民族的发展却极为失策，这为后来朱祁镇被俘，崇祯丢大明埋下了隐患。

所以说来说去朱瞻基确实要为明朝的灭亡负责，虽然他在位时取得了颇丰政绩，但也正是如此安乐的社会才激起了边境少数民族的发展，为后来明朝灭亡埋了一颗雷。

隐患就是他的短寿基因让大多数明朝帝王都英年早逝！

要说隐患，不得不提的就是明朝灭亡的原因，而穷、党派之争和北方建州女真崛起就都是绕不开的话题，而要说起来这一切的根源还真都是从朱瞻基这一朝开始的，但要说都怪在朱瞻基身上又有点过了。

明宣宗朱瞻基

内阁抬头

内阁这个机构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史，还真是明朝独有的，朱元璋靠着导演了胡惟庸、李善长等一批开国功臣的大案才把丞相这个可以和皇帝比权利的职务给撤销了。

可让朱元璋没想到的是，还没过几十年，他的好儿子朱棣就鼓捣出了一个叫内阁的机构，这个机构随着后来的发展，首辅一职的权利可比从前的丞相还要牛啊。

明朝体制

不过这也不能怪朱棣，朱元璋凡事亲力亲为，朱棣可没有这个闲工夫，把元朝残余给彻底打趴下才是这位永乐大帝的毕生的追求。

但内阁在永乐一朝并没有什么实权，反而还得踏踏实实做事，不然人头落地也就是皇帝一句话的事，直到朱瞻基一朝以杨士奇、杨溥、杨荣为首的“三杨”执掌内阁，内阁走入了大明朝这个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舞台中央。

这个时期的内阁虽然还没有首辅一说，大家有啥都商量着来，但国家大事皇帝只需要最后签个字就行，权利之大已经可见一斑了。

永乐大帝朱棣

至于后来首辅出现后权利之大就更夸张了，内阁的阁员们参与讨论就行，提提意见也行，但最终呈给皇帝看的东西都是首辅执笔，那不就是他们想给皇帝看什么皇帝才能看什么，这也是朱翊钧数十年不上朝的根本原因所在，赌气。

所以说明朝“三杨”之后的那些个内阁阁员和首辅们都得感谢“三杨”，至于解缙这个初代内阁负责人就只能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了。

内阁的抬头势必就会和皇帝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朱厚照就是第一个发现这个问题的明朝皇帝，我堂堂一个皇帝，居然被内阁限制了人身自由，这怎么忍？于是开始找宦官、找勋贵，结果落了一次水后就不明不白的没了，至于是不是内阁干的已经不重要了。

从这以后，明朝的历任皇帝就开始信任宦官制衡内阁的不归路，党派之争也就自然形成了。

明武宗朱厚照

“三杨”的功过

既然说到了“三杨”，那么就简单来看看“三杨”时期的功与过吧。仁宣之治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仁宗朱高炽虽然也是一代圣君，他为仁宣之治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由于他在位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虽然在建国期间成绩同样斐然，但基本都被他那个老爹给霍霍得差不到了。

而伴随朱棣赫赫武功的同时还有大明朝国力迅速消耗，那么作为朱棣继任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恢复民生和经济，但朱高炽在位是在是太短，所以真正让大明朝恢复元气的还是“三杨”辅佐的宣宗一朝。

“三杨”

不管是为了遏制瓦剌等外部势力的对外军事压制还是嫉妒耗费钱财的海事，在“三杨”这都被停止了，以至于当时的越南基本脱离了大明的控制，北方的瓦剌、甚至后来大明的敌人建州女真也得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不过就像上面说到的，赫赫武功与消耗国力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要想恢复民生和经济，肯定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但站在当时的历史角度来看，“三杨”的功劳是显著的，毕竟他们并不知道将来大明朝的将来会发生啥。

最让后人诟病的还是“三杨”的拍须溜马的本事，毕竟他哥三可都是建文一朝的臣子，能在朱棣、朱高炽一朝依旧受重用，可见这方面的本事不会差。

“三杨”影视剧形象

“三杨”这样的性格在跟皇帝汇报工作时肯定是诸如我大明怎么怎么厉害，周边宵小不足为惧之类的恭维之话，在宣宗这可能不好使，但到了年纪尚小的英宗朱祁镇那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试想一个小孩天天听着这样的话，到了“三杨”口中弱鸡般，实则休养生息多年实力并不弱的瓦剌真挑事的时候会这么抉择？换谁都会轻敌，再加上荒废兵事多年的大明，“土木堡之变”可以说是不让我能。所以说“三杨”间接导致“土木堡之变”的发生也不为过。

土木堡之变

说道朱祁镇，“三杨”还有一个让后人诟病的地方，当时还没有名震天下的大宦官王振差点就被朱祁镇他奶奶给咔嚓了，朱祁镇一看自己这个从小的玩伴要没了，跑去奶奶那求情，“三杨”一看皇帝都这样了，连忙一起为这个王振求情了，最后王振就成了那个名震天下的王振了。

朱祁镇

宦官专权

说完“三杨”，我们言归正传。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宦官不得干政可以说也是从朱瞻基这里开始有了转机了。本来宦官都是一群连大字都不识的阉人，这样的人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在大明政治中心这样一个人精汇聚的地方有啥作为的。

但从宣宗这里，他就放松了这种限制，宦官们可以开始识字学习了。俗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明朝的宦官集团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成为了一群有文化的流氓，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宦官的巅峰时代。

明朝太监

明朝的宦官虽然比不了唐朝那些可以掌握皇帝生杀大权的太监，但权力之大也是仅次于唐朝的存在了，大明近300年的国祚里，就出了刘瑾、王震、汪直、冯宝、魏忠贤这样的大太监。

宦官专权的结果不用多说，历史上的无数次教训已经足够说明，可偏偏明朝的皇帝还是不长记性。朱元璋那些真正有用的祖训，后世这些败家子一个没记住，没用的倒是时刻谨记。

不过宦官这事也不能全怪朱瞻基，从他爷爷朱棣开始，宦官其实就已经走入了明朝的历史舞台。毕竟以朱棣当时的实力，就算朱允炆再菜，靖难之役想成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朱棣的兵变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艰难的。

魏忠贤

而南京紫禁城中的那些宦官在靖难之役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为朱棣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以至于在朱棣入主南京后面对这群有功的宦官有点不知所措，毕竟朱棣也算一代明君，宦官之祸他不可能不知道。

但如果不给这群有功的宦官些什么东西，也说不过去，毕竟人家是真的有功的，于是宦官在朱棣一朝的地位和朱元璋时期比起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只是让朱棣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子孙还真把这当回事了。

明宣宗朱瞻基

结语

正所谓人无完人，只要是人就会有优缺点，哪怕是皇帝也不例外，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把明朝灭亡这顶大帽子按在谁的头上都是不合适的，可以说每一个都出了点力，最终将大明朝这艘巨轮给推翻了。

朱瞻基是明朝的明宣宗，著名的仁宣之治主要是朱瞻基的时代。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将明朝治理地井井有条。尽管他喜欢玩蛐蛐，但不影响治国。后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明朝16帝综合排名，他可以稳进前五。但从他之后，明朝就开始走向下坡路，那么他留给了明朝怎样的隐患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是他做的最错误的事情！朱祁镇是明朝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土木堡之变，带着明朝一半的精兵良将60万和瓦剌的3万单挑，结果被瓦剌的3万军队按在地上摩擦。朱祁镇还被瓦剌的也先俘虏了！简直是奇耻大辱！自此以后，明朝失去了当年的洪武永乐雄风，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崛起，这都和朱祁镇有关。而朱瞻基在选择继承人方面确实是一个错误！

太监当政，后患无穷。明朝前的东汉、唐朝都是血淋淋的例子！朱瞻基为了让太监有事做，教会了他们读书写字，还创立了一个职务，秉笔司礼监！这个职务是可以代为圣旨批红的。所以后面明朝的太监很多都臭名昭著，比如刘瑾、魏忠贤、王振……特别是王振，他就是朱瞻基留在朱祁镇身边的太监，也是土木堡之变的怂恿者！

太监的存在在后期引起了党争，明朝末年的东林党和阉党之争内耗了明朝大量的国力，这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重重的伏笔，朱瞻基要负责任。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永乐时期的事情，七下西洋到了朱瞻基时期就结束了。当然有人觉得郑和下了这么多次西洋，已经老了，要休息了；也有人觉得下西洋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会损耗明朝的国力。但我觉得明朝中叶时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如果能够保持下西洋（不一定要郑和）的活动，开阔视野，将明朝和西方世界接轨，我相信明朝会过得更好！

综上三点就是朱瞻基主要为明朝留下的祸患。

参考资料：《明史》

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我是文史兄弟，文不离史，史不离文，文史两兄弟。

“历代奄祸，皆自宣宗造之”这是朱瞻基留给后人最大的隐患，留给大明朝最大的隐患。

朱元璋关上了宦官专政的大门，而朱瞻基却打开了宦官专政罪恶的大门，本是无奈的辅助手段，却被后世子孙奉为成功的金条铁律，成为懒政的依靠，成为了致命的毒药，所以，明朝灭亡的锅，朱瞻基该背还是要背。

宦官在古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封建社会皇权专制下的产物，是一群可怜人。但着实让人无法产生同情的共鸣。本属于弱势群体的他们，更多的却背负着“宦官乱政”的标签。其中汉朝、唐朝及明朝尤为剧烈，而又以明朝最为突出。从卑微走到巅峰，一言就可定人生死，一言就可定帝王更替。可怜的背后，隐藏的是欲望、杀戮和畸形的人生。

宦官制度最早诞生于周朝。作为天子的周王，当时坐拥庞大的后宫佳丽，为了避免成为绿油油的“铁帽子王”，防止红杏出墙的花边事件发生。所以制定了后宫制度，在外部，禁止其他男人靠近后宫，在内部，将所有服侍妃嫔的男性全部阉割，以此来维护后宫的专属性，而宦官诞生正是源于此处。直至满清灭亡，宦官才彻底淡出了历史舞台，前后延续了三千余年，前仆后继从未断绝。而宦官之人的来源，大概有五大类：

1）古代罪犯的子孙后代，未满十六岁的男性（十六岁以上的处死--要么死，要么屈服）

2）穷苦人家的孩子，无法养活时，被迫卖身

3）被拐卖的儿童

4）战争征服的战犯后代

5）无赖流氓，投机主义者

而无论是何种情况，太监的出身都不是非常的光彩，而是大多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在被迫或无奈的情况下，被逼着走上了一条悲惨的道路。因出身卑微和生理上的缺陷，特别是在传宗接代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受到歧视就成为了必然。就算是普通百姓，也仅仅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选择的道路，这也注定了社会地位低下的窘状。

但宦官所服务的群体，恰恰又是国家最顶尖的一部分人，接触的是皇亲贵族，是功勋权贵的士大夫。在这些人眼中，宦官却一无是处。宦官想要融入到这个群体，那是格格不入。所以，相对而言，他们属于一群被抛弃的人，普通百姓接受不了，士大夫更是不愿与之为伍，这注定了他们孤寂、偏激的性格。

在长期受到歧视的环境里，身为弱者，卑躬屈膝是活下去的基础，隐忍是活下去的秘密。长时间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中，愤怒和反抗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越来越剧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大多是不能用正常思维理解的宦官或者行为。心理畸形、变态、残暴....等等标签，好似就是为宦官而准备。当然，这其中一部分掺有士大夫、文人的添油加醋，但基础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这就好比暴发户一般，宦官一旦掌权，虽然高高在上，但依旧与士大夫集团格格不入，受到的是排斥和敌视，所以证明自己，报复和打击就是常态。不再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在汉朝时，特别是东汉时期，皇帝年幼的情况时常发生，所以这给外戚和宦官专权，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平台。在君主、权臣相争的时候，宦官慢慢走近了权利中心，逐渐占据了有利地位，成为了东汉政治最重要的参与势力。这为东汉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在唐朝，太监却成功地从宫内走到了宫外，军权、政权再也不是士大夫的专利。比如，唐玄宗时期的高力士，虽身为宦官，但唐玄宗时期，“内侍省事，四方奏事均经其手，颇能谨慎从事，进封渤海郡公，宠任极专。肃宗为太子时，以兄礼事之。累官骠骑大将军，进开府仪同三司”。虽是太监，却是桃李满天下，门生遍布军政两界，而且自己还做到了骠骑大将军。在古代，就算是宰辅的权利也不过如是。

无论是霸气侧漏的大汉王朝，还是强盛无匹的大唐帝国，在历史的长河中，都走上了灭亡的道路，而对于其灭亡的原因，后人给出了许许多多的原因，有很多角度，同时也有很多的论证。但是我认为，对于王朝真正失败的原因，他的对手和继承者才是最清晰的。朱元璋作为汉人王朝的继承者，他对于历代王朝灭亡的总结，其中一点便是宦官治乱，在他的理念中，宦官是皇权和动乱的祸根。

所以，在朱元璋开创大明帝国后，就颁布了一个政令，限制宦官的权利，严厉限制宦官的自由和能力。不允许宦官参与朝政，不允许读书识字，并且“不得兼内外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官服，官无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预外事，预者斩。’诸有司不得与文移往来”。从根源上，杜绝了宦官参与朝政的能力和根基，彻底关上了宦官专政的大门。

但是真实的历史上的宦官之乱，明朝却位居榜首的位置，这不得不让人深思。追其原因，并不是朱元璋总结错误，也不是朱元璋执行出现了问题，而是他的后世子孙，忘记了他总结的教训，在禁闭宦官权利的大坝上，从撬开一角，到彻底打开这个罪恶的大门。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宦官才从一个得力助手变为了明朝的掘墓人。

撬开一角的便是他的儿子朱棣。朱元璋去世后，由于皇长子朱标早逝，所以，皇孙朱允炆登上了帝位。面对天下各处的藩王叔叔们，总是念念不忘，总是幻想着，在他睡下的某一个夜晚，面临兵临城下的局面，而站在自己床前的，就是拿着屠刀的叔叔们。所以在他登基不久，决定先行发难，于是就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削藩运动。

而朱棣为了反击朱允炆，同时也为了自保，就在皇宫大内安插眼线，以便刺探宫中情报。就这样，太监走入到了朱棣的视野，“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不久就爆发了“清君侧”的战争，随着“靖难之役”的胜利，太监作为功臣，成为了朱棣的新宠。朱棣一边清算朱允炆残余势力的同时，一边打起了继承朱元璋衣钵的口号，但是，对于宦官方面，朱棣却动了一点小心思。将朱元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改成了内臣不得擅自做主。虽然仅仅数字之差，但是内在含义却是天差地别。

在明朝朱元璋之后，取消中书省及丞相之职，独揽大权于一身，可谓是日理万机，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难以长久，所以这给宦官留有了一线机会。在朱元璋时期，朱元璋虽然也任用太监，但相对比较警醒，正如他所言：““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君心。”宦官充其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辅助者或者助手，地位还是非常的低下。宦官依旧是被皇权关在笼子里的“怪物”，偶尔出来放风，也绝对在朱元璋的管控范围之内。

但是，到了朱棣时期，随着东厂的成立，宦官权力从无到有，先后获得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与刺臣民隐事之权。其中最权势最盛者，莫过于数次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在朱棣时期，无论是郑和还是其他太监，虽然看似权利很大，但依旧是辅助者的角色，对于朱棣而言，更多的是爪牙，是维护统治的帮手。对比于朱元璋的放风而言，朱棣选择的是在某些领域进行“特赦”，对于朝堂和政局依旧不存在致命威胁。毕竟无论在军事还是在素质上，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宦官群体，依旧是弱者，无足轻重的角色，对治国并无较大帮助，更多的是帮助朱棣做一些脏活、累活或者一些不能言明之事。

在历代统治者中，读书是统治阶层固有的权利，作为贫民百姓，是很难拥有读书条件。而读书却是成为贵族十分必要的条件，也是参与朝政或者国家管理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读书很重要，但是宦官不得识字、读书，这就是在根本上断绝了宦官参与朝政的基础。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宦官充当帝王的助手，才是可以放心的，很难干涉朝政，祸乱朝局。

这是禁锢“宦官专权”最后的防线，也是最核心的重点。朱元璋守住了，朱棣虽然偷奸耍滑，但是也守住了。而到了朱瞻基这里，却彻底地失守了，罪恶的大门，自此洞开，留给了后世无穷的祸患。

朱瞻基即是明宣宗，在古代帝王之中，是颇有作为的一代君主，在明朝诸多帝王中，更算得上是一个勤政爱民的楷模。在其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仁宣之治”便是他的杰作。被后人比之为“周之成康，汉之文景”，评价不所谓不高。（明仁宗、明宣宗）

前文讲到，明朝朱元璋时期，就留下祖训：“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后世子孙禁止再设丞相一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帝王的重担。所以在朱棣时期，开始借助宦官的力量来辅助自己，减轻部分负担，但更大部分，还是太子时期的明仁宗分担了大部分的压力。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放眼望去，真正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虽然，任用“三杨”、赛义、夏原吉等贤臣辅政，但是专权的体制，部分权利也是不允许朝臣碰触的。所以朱瞻基就把目光转向了宦官，期望通过他们，来辅助自己完成国家治理的工作。

为了培养宦官具备专业的管理能力，于是，彻底地打破了朱元璋“内臣不许读书识字”的训诫。在宫中设立了“内书堂”，由翰林院学士当教书先生，招收十岁以下净身儿童二三百人，教育他们读书、识字，学习儒家经典。

提拔其中优秀者，担任秉笔太监，协助朱瞻基用朱笔批文，以此来减轻宣宗批阅奏文数量巨大的政务负担。而明宣宗会根据批文的情况，不定期的抽查秉笔太监的批文情况，以确保不会出现较大的纰漏出现。而自此之后，宦官读书就成了明朝的定制。

据酌中志载:“凡不识字而秉笔者，穆庙时孟冲，神庙时张明，先帝时魏忠贤、王朝辅，止四人耳”。可见，读书成为了宦官必经之路，也是通往权力巅峰的必经之途。关键事件便是朱瞻基赋予的“批红权”。这为明朝后期，宦官在昏主执政时干预政治，作出了重要的铺垫。

朱瞻基利用宦官辅助处理朝政，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保证了帝王专权，限制内阁内的目的，但同时也让宦官掌控了“批红”权。这对于勤政的帝王而言，并不会出现失控的情况，而到了昏庸的帝王执政时，就成了帝王懒政的依靠。秉笔太监就变相地成为帝王的代言人，权利甚至凌驾于内阁首辅之上。这就是明朝宦官之祸较历代剧烈的原因所在，所以才有了“历代奄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的感慨之言。

宦官的特性，注定了地位的特殊性。身处在权利中心，难免产生存在窥探权利的欲望，所以历朝历代对于宦官都抱有谨慎处置的态度。特别是朱元璋，在吸取了历朝历代的教训之后，深刻地体会到了宦官专政的祸患之猛。所以在建国之初，就严令禁止太监参与朝政的祖训，关闭了宦官的权力之路。

而朱瞻基不但违背了朱元璋的祖训，而且还放开了太监读书、识字的禁锢，提高宦官地位，扩大宦官权力，致使宦官势力空前猖獗。无意地为宦官干政提供了保障，对明代后期，宦官乱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一“坑”，而且，还是一个要了大明王朝的命的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