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小说的创作特点

在作者笔下，生存环境的悲苦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有发展空间的种种限制。实际上，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坚毅品格更是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日臻完美的。写苦难是为了写苦难中的人。苦难越深重，战胜苦难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

别闲我累啊,你看着其实更累.呵呵......累就别看了...把分给别人吧/

鲁迅杂文的特点

我本人以前对杂文类的文章可以说孤陋寡闻，在经过鲁迅杂文的学习渐渐的杂文的特点有一丝丝的明白。虽然我只有迷迷糊糊的感念。但经过老师的讲解和自己在网上的了解，开始对杂文艺术有大致框架的了解。以下就是我本人对鲁迅杂文特点的叙述。

杂文是 鲁迅(1881--1936)一生运用最多的文学形式。通过杂文，鲁迅显现出他不屈不挠与旧势力战斗到底的革命者形象。他的杂文多收于《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

鲁迅杂文所含甚“杂”，主要内容有两大特点：1、它反映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如单从某一篇看，他的杂文所评述的多是具体、细小、平常之事，但汇在一起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象。因此，他的杂文又很具概括性和代表性。2、鲁迅的一生关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他的杂文来完成的。

鲁迅杂文形象性很强，他文章中的说理、论辩、批判、驳论等逻辑力量都是透过鲜明的形象来体现的，因而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艺术色彩。鲁迅杂文的文体自由多变，短评是他常用的形式。他的文风或严峻凛然，或清新隽永，或锋芒毕露，或泼辣犀利，或意味深长，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他的杂文是现代文学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文体。

鲁迅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种广义上的杂文，确如鲁迅所说，是“古已有之”的，但在这种广义杂文基础上发展起来，具有了独立含义的中国现代杂文，却是鲁迅的一种独立创造。是鲁迅赋予了杂文这种文体一种新内涵，使其有了完全独立的思想艺术特征，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成了一座光辉的丰碑。

不论从历史事实上进行观察，还是从社会中的思想和社会文艺发展的辩证规律进行分析，我们都能看出，鲁迅杂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适应鲁迅解剖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思想表现的思想艺术需要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便写了一些类似杂文的文章，并在《新青年》上开辟了“随感录”栏。从1918年起，鲁迅开始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杂感文章，以后又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语丝、《莽原》、猛进等多种报刊上发表杂文，并开辟专栏，予以倡导。杂文便逐渐以一种独立文体的面貌出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而鲁迅则是写杂文最多、最好的作家。鲁迅说，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这是对杂文产生根源的概括说明。

鲁迅杂文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不断绵延流动的过程.从鲁迅杂文的形成——发展——成熟期。可见他的杂文蕴涵多少的心血和汗水，简直就他本人精神灵魂的浓缩吗。

鲁迅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苍老的最困苦的时期。所以他的杂文是了解中国那段历史最好的方式。

就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所以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通过我对书本和网络的了解综合以上都是我对鲁迅文章的自身的体会和分析，看了那么多关于鲁迅杂文特点的分析我不仅对他的文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还对鲁迅本人有了深刻入微的了解。我在分析他的杂文的时候仿佛也同时在解剖他的灵魂他的思想。我真是对知识增进不少！

狄更斯早期的小说，气势宏伟，通俗流畅，幽默泼辣而又充满感伤情调，其中对社会的揭露批判，一般只限于局部的制度和领域。如奥列佛·特维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马丁·朱述尔维特、《圣诞欢歌》等。 从当贝父子以后，狄更斯的创作更为成熟。这部小说通过当贝先生与儿子保罗、女儿弗洛伦斯的关系，探讨了财势对人类美好天性的侵蚀，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忧患感。狄更斯的重要代表作《大卫·科波菲尔》进一步深入探索人生的奋斗历程，具有自传性，是反映19世纪中叶英国中下层社会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大卫是当时社会中为善良而奋斗、坚持正义的中产阶级青年的楷模。《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是3部政治意识很强的重头作品。《荒凉山庄》以错综复杂的情节揭露英国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黑暗；《艰难时世》直接描写罢工斗争，是对英国宪章运动的策应；小杜丽详尽描绘了负债人的监狱生活，同时也更为深入地揭露了英国官僚制度和机构的冗繁、腐朽。 狄更斯的后期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创作主题的不断深化、技艺方面的成熟和多方面的探索。《远大前程》可以视为《大卫·科波菲尔》的负面，但探讨人生道路方面更有现实性和警世性，而作者早年的乐观态度明显减少。主人公匹普也是孤儿，但经不起环境的诱惑丧失了原有的淳朴天性，经历严酷的磨难后才翻然悔悟，重新生活，整个小说在结构上也更精练。我们共同的朋友是又一部广泛深入社会的批判小说，其中所包含的人性探索和生活哲理也更见深刻，作品运用的象征主义和侦探小说手法更增添其艺术魅力。狄更斯最后一部小说埃德温·德鲁德之谜虽仅完成23章，从中也可见其精雅文笔、严谨构思以及诱人的悬念和神秘色彩。 狄更斯的小说作品中，早期的巴纳贝·拉吉和后期的《双城记》是历史小说。巴纳贝·拉吉以18世纪末英国清教徒反对天主教统治的高登暴动为背景；《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两部小说同样具有明显的讽喻性和警戒性，旨在说明不合理的制度和统治必定导致人民奋起反抗，而奋起的群众(狄更斯称之为“暴民”)犹如洪水猛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形成巨大的非理性破坏力量。两部小说无疑都代表了狄更斯的改良主义立场和悲观主义历史观，而《双城记》中以牺牲自己生命换取自己所爱女子的幸福的西德尼卡尔登，是狄更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也是他的小说中反复颂扬的高尚情操的终曲。从这两部小说栩栩如生的描述、扣人心弦的情节，可以发现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明显影响。尤其是《双城记》，笔墨精雅深奥、结构简练完美、悬念重重设置以及对人生哲理和人物潜意识活动方面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历来被认为是狄更斯的最佳小说之一。 影响 狄更斯以其小说创作篇幅宏大，气势磅礴，内容包罗万象，风格雅俗共赏、丰富多采，生前即已饮誉国内外，是英国19世纪小说繁荣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影响遍及欧美以及世界各国。他的作品以及根据这些作品演化而成的各种通俗、儿童读物和娱乐节目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更广。在中国，早在20世纪初林纾等人就翻译过狄更斯的小说，许多优秀名作都有了中文译本。

新感觉派小说流派特征：

作为独立、成熟的文学流派，新感觉派作家在思想、艺术追求上显示出一些共性化的特征。

基本倾向 从政治倾向上看，新感觉派作家与左翼文学的关系经历了从开始接近到最终疏远的过程，基本上代表自由知识分子的态度与立场。不满现实腐败，同情民众疾苦，与左翼文学有共通之处；但他们又与左翼文学的政治目标有明确的距离，力图保持中立的姿态。从文化选择上看，新感觉派作家对流行于欧美和日本的世纪末文化思想、非理性主义生命学说和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自觉接受其影响。具体地说就是：一、欧美心理分析和意识流小说；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三、弗洛伊德主义。从艺术观念上看，他们持文艺与政治的二元论和并行论，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区别与独立，突出文艺的非功利追求与创新性质。施蛰存就曾回忆说：“我们为什么要运用这些新的手法，原因很简单，一是觉得新奇，二是想借此有所创新。”

艺术探索及特点 新感觉派的艺术探索主要侧重以下方面，并表现出相关特点。

都市景观 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大多从现代都市生活中取材，表现独特的都市景观，揭示都市人错综复杂的生存境遇及人生感受，尤其对畸形与病变方面的描摹富于特色。

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我有点心虚，因为我根本无法将它解释清楚。

但如果不使用这个概念，又实在没有其它的概念可用。

所谓概念，我觉得，用当然是要用，但没有必要将界线划分得过分清晰，因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往往不在于性质上的截然两分，而在于程度上的缓慢过渡，倘若我们只是固执地使用过去那种立场鲜明的分析方法，就必然无法妥善处理其间广大而暧昧不明的过渡地带，结果只会导致“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逻辑。

拿“现代性”这个概念来说，我们不妨将它理解得宽泛一点。按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意思：“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世界被遗忘，这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则说这个论断只对了一半，而我觉得，可能还对不到一半，因为“现代性”这个概念太大，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即便概括得再怎么高明，也是枉然。曾有很多人谈及现代性的标志或者说是特点，包括孤独、断裂、漂泊、“理智中心”（卡西尔）的失落，“统一性”（本雅明）和“总体性”（卢卡奇）的缺失，等等，伊哈布·哈桑甚至将现代主义的特征作为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照列了一张表，其中又包括目的、形式、预谋性、此在、逻各斯、语句组合、隐喻、超验性，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视作现代性内涵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掌握一个概念的全部内涵。

可能，这样解释还是太抽象了，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本雅明的方法。在本雅明的眼里，“现代性”并不附着于抽象、费解的概念，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生存体验体现出来的，它渗透于巴黎拱门街的繁华空气中，从街头汽灯向电灯的转换，到夜游者的减少、报纸的流通、以及照相机对瞬间的捕捉，都浸染了现代性的某些质素。后来，在哈佛教书的中国学者李欧梵也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过渡，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一书中，他描绘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作为中国现代化之先锋的上海的图景，包括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亭子间”生活、城市和游手好闲者，继而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如“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上海电影的都市语境”等，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李欧梵似乎倾向于将现代化理解为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领域”一旦形成，报纸、传媒流通起来，社会就不再是封闭的了。

《上海摩登》的后面一部分涉及到上海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如施蛰存的怪诞、刘呐鸥、穆时英的摩登、邵洵美、叶灵凤的颓废和浮纨、张爱玲的苍凉，这显然说明文学中的现代性因素的产生乃是根源于社会的现代化。虽然，现代主义的文学比之传统文学更表现出一种“内”的倾向，但追根溯源，其成因仍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

问题在于，富于现代性的、或者说是现代主义的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在哪里？换句话说就是，现代性在文学之中究竟有哪些重要体现？这里面的内容当然也很宽泛，不可能总体把握，说得太细了，也没有什么用，我的感觉是，除了写作的个人化之外，还有三个重要特点：

一、总体特色的暧昧、不鲜明。一方面是小说中人物的暧昧，我们不再能将他们分成好人和坏人这样截然对立的两类，人物具体的个性也不再像传统文学中那样鲜明和一贯，多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伦理道德等因素的暧昧，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努力摆脱沉重的旧伦理教条的同时，也在试着营造一种新型的伦理，这种伦理比之传统伦理更显得自由、不死板，因而能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情况。好像昆德拉就一直在强调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它不再是一种绝对化的神圣之物，从天上落到地下来了，还有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如红白蓝三部曲和《十诫》里面，也很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二、个人与外界的断裂。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会有意地将自己摆在一个与外界环境完全对立的位置，如卡夫卡在地洞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对外界的恐惧和躲避，或者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那种内心与外界、回忆与现实的对抗，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内涵和价值就不再是蕴涵于他对集体的功用以及他作为集体中之一员的身份里面，而是通过他作为个体与外界的对抗体现出来的。

三、意义的消解。传统文学作品习惯于虚悬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通常是一些道德等方面的大问题，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忠”和“义”是始终如太阳一般悬挂在人物头顶上的，而大多数人物也就莫名其妙地为了这个虚幻的“意义”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梁山好汉之被招安即是最佳的例子。到了《红楼梦》里面，这个意义就几乎不见了，整本小说都显得极其复杂晦涩，为什么直至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喜欢研究《红楼梦》？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原因。并不是所有经典都适合重读的，《伊索寓言》放到今天来看，就相当的幼稚。

有一点必须说明——以上三个特点只是个人的一点总结，代表不了什么，可能有些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这些特点，也可能有些传统的作品已具备了这些特点（如昆德拉所说的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在《庄子》中即有体现）。我的目的是，用这三点做一个大致的尺度，来衡量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小说——波兰作家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的《名望与光荣》。

《名望与光荣》写于二战之后，篇幅浩大，人物众多，涉及到一战、二战和大萧条时波兰的情况，这部小说，从形式上讲，不属于现代主义的作品，它类似于《战争与和平》，主线是三个家族的盛衰，时代背景、人物、情节等都很清晰完整，重要的是，如何从这种传统的形式之下挖掘出现代性的内涵来，以证明，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的特性，是广泛存在于二十世纪小说当中的。

张振辉先生著有一本《20世纪波兰文学史》，在谈到《名望与光荣》时，他说这部小说“更多地是通过各种人物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从侧面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且以回忆、梦幻、意识流等手法展示他们在社会事变中的不同心态，因此这是一部综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各种表现手法的成功之作”。这种观点主要是从创作手法或者说是形式的意义上来探讨其现代性，但文学上所谓“现代主义”，肯定不只是诸如意识流之类的创作手法和技巧，它有“精神气质”（ethos）上的内涵，也就是说，在抛开形式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内在的特质将它与传统文学作品区分开来。

为了找到《名望与光荣》在“精神气质”上所具备的现代性，这里不妨拿它和《战争与和平》做一下对比，看有哪些不同，同样是史诗性作品，同样是鸿篇巨制，同样涉及到战争、和平、爱情和家族盛衰，一部写于十九世纪，一部写于二十世纪，肯定有很强的可比性。

首先，是人的孤独。吴晓东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中曾分析说：“现代资本主义在无限扩展了人类外部世界的同时，却在人类自我与世界之间挖掘了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意味着人的自我与世界分裂了，人与世界不再和谐，不再具有一体性。”而此前，这种分裂是不存在的，如卢卡奇所说，荷马史诗时代所体现出的精神是人类自我与世界的整体性，同样，中国的古人也讲究“天人合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裂呢？按照本雅明的意思，现代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侵吞人类自我的倾向，特别是机械复制，印刷机、照相机、留声机、摄影机……人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而非事物的本身。本雅明的见解显然很高明，他死得早，看不到今天的世界，如今，“机械复制”已扩张到了更广大的领域——通过各种传媒方式，假如某明星在演唱会上穿了某种款式的衣服，不出数日，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穿上同样的衣服，人们学习明星的谈吐、风格，靠整容来改变仪表上与明星的差距，于是，“个性”也被无限复制了。有更彻底的，那就是克隆技术，这种技术是机械复制登峰造极的成果，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世界上已没有什么是不可复制的。为了反抗复制，反抗自我、个性的被侵吞，人们只有日益退回到个人的狭小空间里负隅顽抗，“现代人的孤独”由此而产生，所以本雅明说：“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或许这句话有些武断，我们改一改，改成“现代主义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就精确得多了。这方面，卡夫卡是最典型的例子，从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很矛盾，他孤独并且惧怕孤独，但同时又担心失去孤独，因为一旦与外在世界融合起来，他就会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他不能容忍自己必须与一个女人朝夕相处，他要保留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以便写作（写作几乎就等于他的生命）。假如拿《战争与和平》和《名望与光荣》做一下对比，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区别来。《战争与和平》里也有孤独，皮埃尔和安德烈都常常感到孤独，但这种孤独并不是作为一种底色存在于他们生命中的，更重要的是沟通，或者说，在很多时候，他们不存在沟通的障碍，因此，即使他们的一生充满坎坷和不如意，也会时时感到幸福的慰籍，这种慰籍即由沟通而来。《名望与光荣》则不同，遍观整本小说，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那种生命个体的恒久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没有哪两个人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包括姐姐与弟弟之间，哥哥与妹妹之间，甚至夫妻、父子、母子之间，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奥拉结了婚，生活在貌似幸福的家庭中，丈夫对她百依百顺，儿子英俊，女儿漂亮，但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对儿子女儿，她都有一种莫明的生疏感，所以她孤独，不快乐；雅努什一直都生活在孤独和郁郁寡欢之中，就更不必说了；最典型的是埃德加尔，这个孤独的作曲家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到了临死的时候，他客居他乡，一贫如洗，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想从中找出某些暖色，最后将思绪落到了妹妹的身上，那时他喉中有肿瘤，已不能说话，哆哆嗦嗦地用笔将心中所想写给妹妹看：“我只爱过你。”但他的妹妹爱尔日别塔看了以后只是漫不经心地一笑，在随后整理房间的时候就将这字条扔进了废纸篓里，这让埃德加尔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正如书中所写的：“健康的人不理解一个临终的人是不会开玩笑，也不会信口胡言的。爱尔日别塔不理解‘我只爱过你’这句话的每一个字下面都蕴藏着某种伟大而重要的东西。”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这么困难，我们都是孤独的。

其次，意义的消解。与《悲惨世界》一样，《战争与和平》里是有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意义的，追求理想的人们为了这个意义而奔走一生，做出各种选择，虽然辛苦，但同时也为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人生意义而感到充实和快慰——这不仅符合那个时代的特色，也符合托尔斯泰的性格，到了《复活》里面，“意义”的作用愈发彰显出来。《名望与光荣》里则不同，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意义悬在上面，因此人物做各种事、进行各种选择的动机都显得十分盲目，比如雅努什，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冷落的贵族家庭里，姐姐嫁到了名门望族里去，父亲对他不好，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爱情，是爱上了定格在年少时舞会上那一刻的阿丽亚德娜——只限于那一刻，阿丽亚德娜衣着华丽，站在楼梯上朗诵勃洛克的诗——也就是说，他爱上的并非真正的阿丽亚德娜，而只是属于那一刻的虚幻、不自然的她。他没能和阿丽亚德娜结婚，虽然他极力争取。由于阿丽亚德娜背叛了革命出逃法国，她心中充满悔恨，已觉人生了无滋味，后来她做了修女，再后来就自杀了。而雅努什也渐渐感到了他与阿丽亚德娜之间的生疏。之后，雅努什参军打仗，与佐霞结婚，这些举动都是无目的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和谁打仗，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娶佐霞（他并不爱她）。到了中年，佐霞死了，他就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回忆当中，并四处旅行，以寻找旧日的足迹——可找到了又能怎样呢？他不知道，所以这也是无目的的。还有他的死，他本可以不死、可以逃走的，但他却急急忙忙地将自己送到了纳粹军官的枪口下，究竟动机在哪里？说不清楚，只是死得毫无意义，后来雅德维加（一个爱他的女人）在回忆他的一生时说：“他的一生只有两次这么赶快过，一次是忙着娶那个佐霞，再有次就是急急忙忙去见那些德国人。”他向来矛盾重重、犹豫不决，可这仅有的两次果断，也是盲目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处在类似的盲目之中，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只好如没头苍蝇一般地生活。有另一种说法，即《20世纪波兰文学史》中的说法，认为尽管书中人物的人生显得缺乏意义，但最后他们都在爱国主义之中找到了生命的归属。的确，无论是雅努什、斯彼哈瓦、爱尔日别塔，还是小一辈的安特克、安德热依、海伦卡，他们在小说的最后都与爱国主义和战争联系了起来，甚至死于其中。但是，我向来就有一个疑问——用简单的爱国主义、青春、热血、牺牲，来作为生命个体的复杂深邃的终极意义，是否合理？爱国诚然是大节，但它不能代替丰富的人生，或者说，人不会仅因为有了爱国的理想，他的人生就再无迷惑了，那只是乌托邦的神话。对于身处现代的人来说，所要消解的，正是这样一些神话，长久地生活在“意义”的压迫之下，人们已不堪重负，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反问：“你说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反映了现代人的这种心理。至高无上的意义导致了另一种独裁，即以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等虚假的旗号来支配他人的人生选择甚至生命，因此，为了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消解意义，反抗独裁。但另一方面，意义的消解也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即如前面所说，它使我们的人生变得茫然、无目的，这很类似昆德拉所谓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失去了意义的重压，我们反而会无所适从。还有，道德作为一种“意义”，一旦被消解掉，失去了其神圣性，会造成什么后果？“相对性的伦理道德”真的可以建立起来吗？

意义消解了，《名望与光荣》的内涵因此而趋于复杂，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简单的爱国主义的层面上。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读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已无法简单、直接地从小说中获取人生的答案，而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发现无目的的表面之下的潜在之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暧昧、不鲜明的特点。

当然，意识流等手法的运用，也为这部小说增色不少，如埃德加尔临死前那一节，他躺在床上时的心理活动描写，有着很浓郁的意识流色彩。最关键的是，通过这些手法，当我们读完整本小说，再做整体性的回忆的时候，出现在脑海中的，已非简单的一幕幕情节，而是幽深的一重重心理意境，人生的孤独、茫然和荒诞已脱离具体的事实而作为一种模糊、持久的意象烙在我们心头了。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相比较卡夫卡笔下现代人的异化，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是专制体制的象征，普通人只能在体制之外接受无形却又强大的体制的裁夺。资产阶级的法律、亲情都是卡夫卡具体的批判对象。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卡尔维诺深感异化的残酷，但他笔下的异化的现代人，己经走进了“文明的城堡”，却依然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依然如此孤独，甚至怀疑起了自身的存在。“城堡”成为逃不出的壁垒，在对社会体制的否定上，卡尔维诺走得更远。

劳伦斯创作探讨的主题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但泼墨最多的还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在描写男女两性关系方面，劳伦斯用突破禁区，大胆地触及到了“性”这个人人都拥有它、需要它却又令世人谈性色变的话题。

在他的小说中，从他的长篇处女作《白孔雀》到《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妇女》、《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多次出现了大段大段的性爱场面的描写，劳伦斯无论是写人类的性爱，还是写动物的欲望，都与他企图在生命的底层去寻求救赎人类的途径相联系。

劳伦斯作品艺术特色

在写作上，劳伦斯依靠灵感。灵感来时，他极度兴奋地写作，创造力源源涌至；缺乏灵感时，他干脆搁笔。他从不写笔记，而专靠记忆。在他开始动笔，并出现“精神亢奋之一刹”时，往事总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他面前。

干草堆里的爱情的背景情节正是基于这种活灵活现的回忆：如对“赫格斯”农庄情景的追忆。这是他和杰茜·钱伯斯相识和相爱的地方。他对“写小说的技艺”或“作诗的技艺”并不太讲究，因而他写的长篇小说、诗歌和故事，在形式上总是松散的。但由于他所表达的生活经验异常强烈，依然收到紧凑连贯之效。

创作风格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字崇文，后改名沈从文，笔名有休芸芸、懋琳、甲辰、上官碧、小兵、炯之等，斋名窄而霉斋，男，湖南凤凰人，中国现代文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考古学专家。

扩展资料：

一、小说集

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萧萧》、《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

二、散文集

《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书简、飘零书简、湘西、废邮存底、烛虚、云南看云集。

三、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

参考资料：

充满了湘西风情，淡淡的笔调书写人间纯粹的情感，远离都市的喧闹，给人宁静的感受。

1、新历史小说概念：由先锋小说作家转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苏童，余华等

由非先锋小说作家转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英吉，阿朱等主要致力于以民间视角还原历史真相，用迥异的历史观来发掘和表现主导历史流向的提心因素（权利、人性恶、性欲望等）

2、特征：1）形式上，心里是小说实在历史领域中结构了宏大的历史

叙事模式，还原了历史生活的原生态

2）情感上，新历史主义小说表现出热烈和充沛的情感，依

据历史隔膜的掩护

3）主题性上，作家解释历史的欲望非常明显

3、80 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莫言的《红高粱》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之作”；其他主要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主义在真实观、历史观和艺术观上都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追求对题材的抽象和超越，把题材、人物、事件仅仅当作一种背景，主要表现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

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新历史主义小说

读过受戒。个人很喜欢。汪曾祺小说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静下心来品味。

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其实最大的特点还是一种古典美学思想吧，力求和谐自然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意境、

1主题多样化

2贯穿了阶级意识

3他根据需要，对语言有意识的设计

思维方式虽然封建，但表现的十分内练。传统的中国人朴实，写的东西大多是用自己生活的一些琐事，来诉说当时的民情，政治像鲁迅笔下的“啊Q"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另外再远一些可以说到，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他的东西一样是以写小人物，来诉说当时的政治，民风但不同的是。只是古人的表现手法更为含蓄

《林海雪原》创作基本特点如下

1、作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表现了民主革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风云变幻的革命斗争,塑造了一批各式各样的英雄人物形象.

2、史诗性追求，揭示历史本质,结构宏大,艺术虚构中加入重大历史史实,塑造英雄人物,歌颂英雄主义.

英雄叙事与演义传统

“十七年”小说大多有历史叙事的倾向，这一时期的历史叙事在普遍借鉴民族形式并被赋予“革命”理想主义色彩的总体美学气质下，具有了延续演义传统的可能性。

3、题材在十七年小说创作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甚至决定小说的性质，林海 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4、林海 兼顾了史实、传奇和通俗三个特点，【在写作的时候，我曾力求在结构、语言、人物的表现手法以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民族风格，我这样做，目的是要使更多的工农兵群众看到小分队的事迹。】括号内是曲波原话

5、《林海雪原》在结构、语言、人物上都明显存在着对演义传统的模仿，《林海雪原》因其所具有的演义传统就更具有了民间性色彩。

《林海雪原》是写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小说 （应该是50末60初吧）

那个时候的小说我记得好像是叫 十七年小说 同时期的有 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等，他们的写作特点都是有相似之处

林海雪原小说创作基本特点是穿林海，跨雪原深山剿匪，把土匪消灭在山间的故事。

《林海雪原》是著名军旅作家曲波根据实际作战经历写成的一部剿匪小说。

由于作者本人亲身经历，亲自指挥战斗，所以这本书的特点是真实感特别强。

《林海雪原》汲取了传统英雄传奇的艺术表现元素，在结构方式、叙述模式、叙述节奏、叙述视角等方面都体现出中国传统英雄传奇的风采。

此外，在情节、叙述节奏、大量巧合等方面呈现出传统章回小说的艺术表现因素。

作品这种节外生枝、险象环生的故事处理方法，与民间说书艺木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故事大起大落、人物大忠大奸、情绪大悲大喜，把艺术各种要素都推向极致，产生了引人入胜的魅力。

抓住土匪猖獗的特点来描写解放军斗智斗勇以及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