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丁玲

朋友多在北京号称“作家”的大学生，每当畅谈一切时，辞令与观念，在这个女作家面前，皆见得很平凡很小气。从这种谈话中丁玲女士的所得感想，只应当是：“这全是一群无多希望的人物。”假若因此还增加了她一分骄气，这骄气对于她是有用的，不可少的。某种人有了骄气，只给他事业发展上加上一个限制，但这个人却正需要那点对于一般男子理性平凡行动夸张而引起憎恶与轻视的骄气，方能认识自己的工作和责任。

两 人已不能按时拿钱,海军学生的稿件给《小说月报》的, 给《新月》的,皆不合用,常被退回,丁玲文章送过《妇女》杂志的,也有了不能载出的问题。究竟为什么 呢?当时的各个编者是不说及的。照我想来则不外乎一, 作者的作品切实了点;二,当时政府已到了不许商人从 普罗作品赚钱的时节,因此两人文章便无法出脱了。左 翼文学在中国当时既已成了博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 过问。

感谢胡适之与徐志摩先生，在这方面便帮了我们很多的忙。我们有些书皆由他们手中转到书店去的。至于他们给我们的勇气，则似乎比给我们的帮助更可感谢的。（那时上海方面所谓左倾作家，对于他们是莫不以一种偏持感情，与某种小报相应合，造作过若干谣言，加以诬蔑的。然到后来海军学生因左倾事被逮捕时，所谓同志们，除袖手旁观外不闻作任何营救。为海军学生各处去电设法营救的，便也就正是成为所谓有“前进思想作家谣言与轻视之准的”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