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唐代李昉太平御览

  ○史传上

  《文心雕龙》曰: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谓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尚书》,事经《春秋》也。

  《说文》曰:史,记事者也。

  《释名》曰: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

  《博物志》曰:贤者著述曰传。

  《礼记》曰: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

  《诗·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

  《韩诗外传》曰:周舍对赵简子曰:"臣操牍秉笔从君之后,司君过而书之。"

  《周礼》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郑玄注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

  《左传·昭十五年》曰:荀跞如周,藉谈为介。王谓藉谈曰:"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於是乎有董史。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

  又《宣二年》传曰:晋赵穿弑灵公,宣子未出境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又《襄二十五年》传曰: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又昭十二年传曰:楚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史记》曰:秦、赵渑池之会,其君相为鼓瑟扣缶,皆命御史书之。

  《汉书》曰:司马喜生谈,为太史公;谈生迁,迁为太史令,掌史记。(,缀集也。)

  又曰:武帝始置太史,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马谈父子世居此职,得撰《史记》。

  又曰: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该,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后汉书》曰: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固以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当可独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终王莽,为纪、表、传、志九十九篇。

  又曰:明德马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周官》,《周礼》也。仲舒有《王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章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事,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后代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录也。"

  《东观汉记》曰:时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记,诏下京兆,收系固。弟超诣阙上书,具陈固不敢妄作,但续父所记述汉事。

  《晋书》曰:王沉仕魏,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又曰:华峤常沉醉,所撰书《十典》,未成而终。秘书监何劭奏峤中子彻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后监缪徽又奏峤少子畅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晋纪传》。与著作郎张载等俱在史官。

  又曰:陈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重如此。

  《宋书》曰:王韶之,琅琊临沂人也。私撰《晋阳秋》,成,时人谓之宜居史职。即除著作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善叙事,辞论可观,为后世佳史。

  又曰:裴松之字世期,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

  又曰:范晔《狱中与诸生侄书》曰:"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惟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虽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俱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此书行,故应有尝意者。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梁书》曰:吴均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奏之,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书不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

  又曰:裴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称松之已后无闻焉。子野更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叹其述作曰:"吾弗逮也。"兰陵萧琛言其评论可与《过秦》、《王命》分路杨镳。

  《后魏书》曰:毛脩之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期重之。与论说,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脩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门下书佐,得挞百下,故其论武侯曰'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僣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它为偶,而以为管、肃之亚匹,不亦过乎?"谓寿之贬亮,非为失实。

  《三国典略》曰:齐王以魏收之卒也,命中书监阳休之裁正其所撰《魏书》。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惟削去"嫡庶"一百馀字。

  又曰:周萧大圜为滕王逌友,逌问于大圜曰:"吾闻湘东王作《梁史》,有之乎?馀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对曰:"言之者妄也。如使有,亦不足怪。昔汉明为《世祖纪》,章帝为《显宗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且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彰于四海,安得隐之?如有,亦安得而不隐?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绎裰礼也。"逌乃大笑。

  又曰:齐主命魏收撰《魏史》,至是未成。常令群臣各言其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齐主乃令魏收专在史阁,不知郡事,谓收曰:"当直笔,我终不学魏大武诛史官。"于是广征百官传,总斟酌之。既成,上之,凡十二袟,一百三十卷。尚书陆操谓杨愔曰:"魏收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愔曰:"此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过为繁碎。"时论收为尔朱荣作传,以荣比韩彭尹霍者,盖由得其子文赂黄金故也。邢邵父兄书事皆优,邵惟笑曰:"《列女传》悉是史官祖母。"尚书左丞卢斐、临漳令李庶、度支郎中王松年、中书舍人卢潜等言曰:"魏收诬罔一代,其罪合诛。"卢思道曰:"东观笔殊不直。"斐、庶等与收面相毁辱,无所不至。齐主大怒,乃亲自诘问。斐曰:"臣父位至仪同,收附於族祖中书郎玄传之下;收之外亲博陵崔绰位止功曹,乃为传首。"齐主问收曰:"崔绰有何事迹,卿为之立传?"收曰:"虽无爵位,而道义可嘉。魏司空高允曾为其赞,称有道德。臣所以知之。"齐王曰:"司空才士,为人作赞,理合称扬,亦如卿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岂能皆实?"收不能对。以其才名,不欲加罪。高德正其家传甚美,乃言於齐主曰:"国史一定,当流天下,人情何由悉称?谤者当加重罪,不然不止。"齐王於是禁止诸人,各杖二百。斐、庶死於临漳狱中。又《北史》: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惟取学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缉;高孝幹以左道求进;修史诸人父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收性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因谓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父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号为"秽史"。

  《唐书》曰:杜正伦知起居注,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所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在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则千载累於圣德。非直当今有损於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

  又曰:许敬宗。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闻而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皇家之隶也。敬宗与之结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又蛮首庞孝泰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怯懦,先击破之。敬宗纳其家宝货,妄称其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惟苏定方、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如此。

  又曰: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皆书何等事?大抵人君得见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帝曰:"然"。

  又曰:贞观十年,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守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守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等五代史,诣阙上之。太宗劳之曰:"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诫。秦始皇奢淫无度,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副朕深怀,极可嘉尚。"又诏司空房玄龄等修《晋书》,以臧荣绪书为本,采摭诸家传记而益附之,爰及晋代文集,罔不毕举,为十本纪、二十志、七十列传、十三载记。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皆称制焉,房玄龄以下为论皆称史臣。后数载而书就,藏之秘府,颁赐加级各有差。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焉。

  又曰:显庆中,高宗以许敬宗所撰《太宗实录》所记多非实,乃谓刘仁轨曰:"朕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至如先圣作《威凤赋》,意属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又尝温汤教习,长围四合,万队俱前,忽然云雾昼昏,部伍乱错,先圣既睹斯事,恐其挂法者多,遂潜隐不出;待其整理,然后临观。顾谓朕曰:'振旅训兵,国之大典,此之错失,於法不轻。我若见之,必须行法。今我不出,良为於此。'今乃移向《魏征传》曰,称是征之谏语。此既乖於实,何以垂之后昆?朕尝从幸木央宫,辟仗已过,忽於草中见一人身带横刀,其人云闻辟,伏,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觉,遂伏不敢动。先圣敛辔即还,顾谓朕曰:'此事若发,数人合死,汝可后伺看,早放出之。'史家惟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处俊曰:"先圣仁恩,触类皆是。臣弟亻桀往年宿卫之日,被羌腰轝供奉,见有三卫误拂御衣,此人怕惧,五情无主。先圣谓之曰:'此间无御史,我不为汝作罪过,不须怕惧。'上谓处俊曰:'此亦须入史。'于是处俊等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

《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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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昉】简介

  李昉生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其父李超,曾在后晋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他的伯父右资善大夫李沼没有儿子,就把李昉过继到自己膝下。李昉早年以荫补任太庙斋郎,选授为太子校书。


  后汉乾佑(948年—950年)年间,李昉登进士第,授职秘书郎。经宰相冯道引荐,与吕端一同任直弘文馆,后改任右拾遗、集贤修撰。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李昉随宰相李谷出征淮南,担任记室。李昉掌管军中章奏,世宗览奏后,喜爱其文才,等到看了他写的《相国寺文英院集》,更加喜欢李昉的诗,称赞他说:“朕知道这个人已经很久了。”李昉因病请求先回朝,李谷看着他说:“你来日的官爵禄位应当像我一样。” 世宗率军回师后,擢升李昉为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


  显德四年(957年),加史馆修撰、判馆事。同年冬,世宗再次南征,李昉从征到高邮,适逢陶谷出使南唐,李昉在军中代理草拟诏书,被任命为屯田郎中、翰林学士。


  显德六年(959年)春,李昉遭逢母丧。同年,周恭帝继位,赐李昉金紫官服。


  北宋建立后,李昉加职中书舍人。


  建隆三年(962年),李昉被罢职为给事中。


  建隆四年(963年),朝廷平定荆湘地区,李昉受命祀祠南岳,就近担任衡州知州。


  乾德二年(964年),李昉被调回朝廷任职。陶谷诬告李昉替亲属谋求京畿令一职,太祖大怒,召吏部尚书张昭当面质问此事。张昭是名儒,性格耿直,在朝堂摘下自己的官帽,上前厉声说:“陶谷欺骗陛下。”太祖仍抱有疑意,将李昉外调任彰武军行军司马,住在延州以谋生度日。在三年内本应迁徙至内地,李昉不愿意。经宰相推荐,太祖在开宝二年(969年)将李昉召入朝,再次担任中书舍人。不久,任直学士院。


  开宝三年(970年),李昉奉命主持贡举。


  开宝五年(972年),李昉再次主持贡举。秋季,在大明殿参加宴会,太祖看见李昉坐次在翰林学士卢多逊之下,向宰相询问原因,宰相回答说:“卢多逊是学士,李昉只不过是个殿直罢了。”太祖于是任命李昉为翰林学士,让他坐在卢多逊的上位。


  李昉主持贡举时,他的乡人武济川预选。不久后,武济川在奏对太祖时失当,李昉受牵连被贬为太常少卿,不久改判国子监。


  开宝六年(973年)五月,李昉复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同年冬,判吏部铨选。当时,宰相赵普被卢多逊排挤,卢多逊多次向太祖告发赵普的过错,太祖在其后询问李昉此事,李昉回答说:“臣的职责是草拟诏书,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臣能知道的。”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加李昉为户部侍郎,命他与扈蒙,李穆,宋白等同修《太祖实录》。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昉随太宗出征北汉。宋军回师后,李昉因功获授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昉改任文明殿学士。当时宰相赵普、宋琪任职已久,朝廷寻找能接替他们任职的人,李昉于宿旧大臣中最为突出,于是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同年十一月,赵普出镇武胜军,李昉与宋琪都被任命为平章事。不久,加监修国史,他建言恢复将时政记先进呈皇帝而后交付有关部门的惯例。


  雍熙元年(984年),朝廷举行郊祀,任命李昉为左仆射,李昉再三辞让,便加任中书侍郎。宋军北伐幽蓟地区无法取胜,朝廷派使者分赴河南、河东,征发百姓参军,每八个壮丁中抽取一人为兵。李昉等相继对太宗说:“近来分派使者征发河南、河东四十多郡的百姓作为边境守备,是不得已的举措啊。但是河南的百姓一贯从事农业,不知战事,一旦征集起来,必然会导致动乱,如果百姓因此啸聚山林作乱,朝廷还必须剪除消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河北的土地既被戎人(契丹)所困扰,河南百姓又作乱于民间,况且到了春季,此举妨碍农业耕作。陛下如果认为诏令已颁布,难以反悔,就应当再派使臣,严加戒令,所到之处少征发百姓,如果百姓情绪不安,就应该延缓此事,密令使者见机行事,才能免除后患。”太宗表示赞许,并采纳了李昉的意见。


  端拱元年(988年),百姓翟马周击登闻鼓上告,讼称李昉官居宰相,在北方有战争的时候,不作边备,只知赋诗宴乐。举行籍田礼完毕后,太宗立即召贾黄中草拟诏令,贬李昉为右仆射,并严加谴责。贾黄中说:“仆射,是百官的表率和上级,实为宰相之任,现在李昉从工部尚书而迁任此职,不是黜贬斥责。如果说文昌政务简少,以均劳逸为借口,较为得体。”太宗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恰遇契丹犯边,太宗令文武群臣各自进献防御策略,李昉援引汉、唐先例,坚持认为应委屈己方与敌修好,停止战争、休养百姓,此建议为当时舆论所称许。
淳化二年(991年),李昉以右仆射之职兼任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再次拜相。


  淳化三年(992年)夏,天下发旱灾、蝗灾,又遇雨灾。当时李昉与张齐贤、贾黄中、李沆同为宰相,他们都以执政无能为由,上表请罪,太宗未加以怪罪。


  淳化四年(993年),李昉因为家中连遭不幸,请求解除宰相职任,太宗不允,并派张齐贤等宣谕圣旨,李昉才又上朝处理政事。数月后,李昉被罢为右仆射。之前,太宗召翰林学士张洎起草诏令,任命李昉为左仆射,将其罢相。张洎说:“李昉官居治理政务的重任,却阴阳不调,不能决意引退,让他位处百官师长之任,怎么能表示陛下劝勉之意呢?”太宗览奏后,便下令贬斥李昉,让他只任右仆射。


  淳化五年(994年),李昉年届七十,以特进、司空之职致仕归居,如遇朝会宴饮,令他居宰相班次之中,太宗每年对他的赏赐愈发厚重。


  至道元年(995年)正月十五,太宗在乾元楼观灯,召来李昉,命他坐在身边,把自己杯中的酒倒给李昉,并亲自拿水果点心赐给李昉。太宗看见京师繁华,手指前面的街坊小巷及官府衙门,命近臣开拓为通衢长廊,于是谈论道:“后晋、后汉君臣昏暗、相互猜疑,枉屈陷害善良,当时百姓民不聊生,即使想准备宴席,哪里顾得上呢?”李昉说:“后晋、后汉的事情,臣都经历过,哪里能与圣朝同日而语呢?像现在这样天下清平,人民富康,都是陛下恭勤政事所致啊。”太宗说:“勤政忧民,是帝王常事。朕不是因为繁华而高兴,而是因为百姓安居乐业而高兴啊。”于是对侍臣们说:“李昉奉事朕,两次进入中书省,从未做过伤人害物之事,今日应当如此享受,可以算作是善人君子啊。”


  至道二年(996年),李昉陪同太宗祭祀南郊,礼毕入贺,因为拜舞仆倒在地,被台吏扶着离开。李昉在卧疾数日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获赠司徒,谥号“文正”。葬于今河北省饶阳县南12公里五公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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