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唐代李昉太平御览

  ○御制上

  《尚书·皋陶谟》曰: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隳哉。"

  《汉书》曰:高祖还归过沛,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曰:武帝求贤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弛斥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方肿反。〈弓也〉,废也。斥,逐也。)其令州县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又曰:武帝幸河东,祠后土,顾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宴饮。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云:"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柰老何!"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曰:显宗以所自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世祖受命中兴颂》。上甚善之,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解。

  又曰:显宗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定於宣明殿。(华峤书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谓五行之家也。)

  《魏志》曰:武帝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讲军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遇物必诗。及造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魏志》曰:文帝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馀万,旌旗数百里,帝马上为诗曰:"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能屈敌,戢兵称贤良。古公宅岐邑,实始剪殷商。孟子营虎牢,郑人惧稽颡。充国务耕植,先零自破亡。兴农淮甸间,筑室都徐方。量运宜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悲伤。"

  《魏文帝纪》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百篇,号曰《皇览》。

  《晋书》曰:殷仲堪为黄门郎,孝武尝示仲堪诗,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

  《宋书》曰:高祖过彭城,置酒命纸笔,为诗曰:"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省逸骥,桃林无伏轮。"於是群才并作也。

  《后魏书》曰: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有兴而作。有大手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已后,诏策皆帝文也。自馀文章百有馀篇。

  《三国典略》曰:周明帝幼而好学,词彩温丽。捃摭众书,自羲农已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行於世。

  《后周书》曰:明帝三年秋九月,幸同州,过故宅,赋诗曰:"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今闻歌《大风》。"

  《梁书》曰:武帝赐张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夙昔,得人斯为盛。"率承诏往复六首。

  又曰: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辞人沈约已下同作,高祖以王僧孺诗为工。

  《隋书》曰:陈祯明初,后主作新歌,词甚哀思,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其辞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歌谶,此其不久兆。

  又曰:大业三年,幸榆林。启民可汗奉觞上寿,拜伏甚恭,帝大悦,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帷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稽颡至,休屠继踵来。索办擎膻肉,韦韝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国朝传记》曰: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又曰:牛弘,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后,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亦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閤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

  《唐书》曰: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於诗书。洎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多孜孜求之,若不及。数年之后,天下晏如,遂於听览之暇,留精文史,叙事言怀,时有制作,天才宏丽,兴记玄远。著作邓隆请编次之,诏不许。

  又曰:太宗著《金镜述》以示群臣,其辞曰:朕以万机暇日,游心前文,仰六代之高风,观百王之遗迹,兴亡之运,可得言焉。每至轩、昊之无为,唐、虞之至治,未尝不留连赞咏,不能已矣。及於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凛然竞惧,如履朽薄。然人君皆欲其永享万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后,而得失异迹,兴灭不同,何也?盖短於自见,不闻逆耳之言,至於灭亡,终身不悟,岂不惧哉?观理乱之本原,足为明镜之鉴戒。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则受天下之祸。社稷临危之主,各师其臣,若使觉悟,安有危亡之祸?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属意於遨游,岂不哀哉!古人言舜以遨游将为任使,以任使将为遨游,岂不善哉!禹不爱於声,不贪於色,予谓不然,将为爱也。人云桀纣耽於声色,予将为不好也。何以然,桀、纣命不终於天年,乐不终於一世?以此知为不好也。舜、禹命寿於终,乐毕於世,予谓之爱也。且夫人有宽躁强柔之志,愁乐贪欲之心,性有善不善者也。由是观之,尧、舜、禹、汤躬行仁义,治致隆平,此禀其善性也;幽、厉、桀、纣乃为炮烙之刑。刳孕妇。割人心。斮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为长夜之饮,此其受於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於折衷,不在於偏耽。吴起曰:"昔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仲尼曰:"宽济猛,猛济宽。"仁义之道犹不得偏,何况于左道乎?况於不仁乎?为君之道,处至极之尊,以亿兆为心,以万邦为意。安民必以文德,防边必以武功。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不可以武威安民,不可以文德备塞。大鲸出水,必废游波之功,鸿鹄沉泥,定无凌空之效。若各令遂志,并不失其能。古人云:构大厦者,先择木然后简材。治国者,先择佐然后定民。大匠构屋,必以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此善理木者也。非独屋有栋梁,国家亦然。大德为宰相,亦国之栋梁也。予思三代以来,君有所好,民必从之。在上留心台榭,奇巧之人必至;致情游猎,驰骋之人远臻;存意管弦,郑、卫多进;降怀脂粉,燕、赵斯来。塞切直之路,为忠者必少;开谄谀之道,为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犹器也,民犹水也。"方圆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此而言,足为永戒。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仲尼好於郯子,文王学於虢叔,圣人且犹如此,何况於凡人乎?治主思贤,如农夫之望岁;哲后求人,若旱苗之思雨。乱君嫉胜己如仇,视不肖如子,怀之中心,何日暂忘。王莽伪行仁义之道,有始无终;孙皓权施恩惠之风,有初无末。二子犹船之泛巨浪,毁在不遥,若驽马之奔千里,困其将至。古人云:"升量不以盛硕,小智不可谋大,巧诈不如拙诚。"信无谬矣。有明主,有暗主。汉祖摄衣於郦生,比干剖心於辛纣;殷汤留情於伊尹,龙逢被戮於夏桀;楚庄暇隙而怀忧,武侯罢朝而含喜:闇主护短而永愚,明主思短而长善。睹汉祖、殷汤,仰其有德行,譬若阴阳调,四时会,法令均,万民乐,则麒麟呈其祥。汉祖、殷汤岂非麒麟之类乎?观夏癸、商辛,嗟其悖恶之甚,犹政令不行,寒暄失序,则猛兽肆毒,螽螟为害,夏癸、商辛岂非猛兽之俦乎?予以此观之,岂非天道也!虽曰天时,抑亦人事。成汤之世有七年之旱,剪发为牺,千里雨降。太戊之时桑穀生朝,惧而修德,遂使十六国重译而来。此岂非人事者也?或云:为君难,为臣不易。君处尊高之位,执赏罚之权,录人之材,因人之力,何为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似易,论之实难。何者?轻凌天地,众精显其妖;忽慢神灵,风雨应其暴。是以帝乙有雷震之祸,殷纣致分砂之灾,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女不得蚕,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戚,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赋轻徭,百姓家给,上无急命之征,下有讴歌之咏,屈一身之欲,乐四海之民,忧国之主也,乐民之君也。此其所以为难也。且用人之道,又为未易,己之所贤未必尽贤,众之所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即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胎。又人才互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於大国之卿,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从长,然后为美。夫人刚柔之情各异,曲直之性不同,不可不察也。逆王耳而履道,戮孔怀以安国,周公是也。顺上心以安身,随君情而杀之,易牙是也。弃己之命,存君之身,纪信是也。挟国谋事,以报私仇,袁盎是也。捐身而执节,孤立而自毁,屈原是也。外显和穆之端,内怀汤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谄之道,以此观之,足以永镜。白起为秦平赵,乃被昭王所杀;亚夫定七国之乱,卒为景帝所诛;文种设策灭吴,翻遭越王之戮;伍员竭诚为国,终罹赐剑之祸,乃君之过也,非臣之罪焉。至如赵高、韩信、黥布、陈豨之俦,此自贻厥衅,非君之滥刑之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获於置将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国,君处臣危亡之地,岂是相酬之道也?为天下之君,处万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违礼,非惟损己,乃为贤人之所笑;卑身厉行,实为君子,又为凡夫之所讥;越品进官,其类必为深怨;偏与人语,在众为曲私;任使贤良,则为偶得;委仗凡才则言愚闇;数言则谓大繁,辞寡则谓道薄;恣情忿怒,则朝野战慄,留心宽恕,则法令不行;民乐则官苦,官乐则民劳。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要荒为枝叶,畿内为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深根固本之内相,而伊尹、傅说世所希逢,至如镇积冰之塞、守飞雪之边,而魏尚、李牧当今罕遇。遣人远抚,则眷恋而不忍,愍而不遣,则枝叶而不存,二者之间,致心何所?是以晨兴夕惕,无忘斯事。为上犹然,何况臣下?《易》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今略陈梗概,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语云:劳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烦翰墨以见其藻,但学以为己,聊书所怀,想达见群贤,不以为嗤也。

  又曰:太宗思隋氏失道,皇运开基,因而序之以明诫慎,神笔书石,命工刻之,以赐皇太子。其词曰:"昔隋季崩离,天纲弛紊,波涛沸四海,气雾塞三光,鬼哭石言,人怨神怒,丁壮疲於兵甲,老弱毙於饥寒,爨骨百城,流血千里,宫阙变为禾黍,中原化为寇场。余以弱龄,属当厄运,思静大难,以济苍生,秣马挥戈,风驱电扫,克平八表,临抚万方。聊因暇景,载怀兴乱。历想前代暗君庸王,莫不恃其智力则轻侮圣贤,骋其文才则不遵道德,纵其口辩以饰非,肆其奸言以拒谏;昏迷酒色,习近谗邪,暴疾黎元,穷其辙迹,倾危莫悟,以至灭亡。明镜不远,於焉自鉴。"

  又曰:魏徵葬日,太宗登苑西楼临路哭祭。太宗复为制碑文并御书,公卿士庶竞来模写,车马填噎,日有数千。时人号其碑为"二绝",文与书也。

  又曰:太宗幸积翠池,宴五品以上。太宗曰:"今兹年谷大登,水潦不能为害,天下既安,边方静息,因此农隙与公等举酒。酒既酣,各宜赋一事。"太宗赋《尚书》,其词曰:"日昃玩百篇,临登被五典。夏康既逸预,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又曰:太宗征高丽回,次营州,诏辽东战死骸骨并集柳城东南,有司设太牢以祭之。太宗临哭尽哀,从臣无不流泪。帝亲为文祭之,曰:"忠烈盖世,往贤明轨,忘身徇国,先哲良规。惟尔等怀忠立节,重义轻生,奋剑提戈,摧城陷阵,冒锋刃而不顾,赴汤火以如归,殒命战场,残形寇垒,膏原润钺,身丧名存。摇落寒关遂非生入,苍茫雷野无复馀踪。山川宛其不殊,存亡飒焉非昔。然则身者今之所重,名者后之所贵。身乃常有而愚夫怯焉,功则难立惟烈士成焉。去一生之短期,收千载之令誉,此圣贤之操也,岂直忠勇者乎?所以按辔停舆,抚膺一恸,嘉乃诚节,痛尔遗灵。酒俎既陈,魂其斯享。"

  又曰: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遣使祭汉太师杨震墓。太宗自为文曰:"惟君资华岩之奇气,禀金方之秀质,艳忠笃以成性,应时运而挺生。弹冠赞务,弼谐帝道;正色立朝,周行以肃。坐槐燮理,鼎饪载调。值安德不升,政由近习,气舛玉衡,日微黄道。君慨然忠愤,乃心王室。昌言正议,屡犯於逆鳞,霜简。且绳,志袪於时蠹。而运属陵夷,道消贤哲;不纳嘉猷,遂婴严纲;方弘至治,遽夭天年;英杰云亡,邦国弥瘁。斯乃缅想高踪,可为长叹。朕省方班瑞,言事东巡,瞻坟〈土遂〉於道周,想风徽於前代。若使九原可作,吾将与归。千载如存,依然何远。行潦致属,君其飨之。"

  又曰:高宗制《元首》、《前星》、《维成》、《股肱》等诫以示侍臣,礼部尚书弘文馆学士许敬宗又上表请总名为《天训》,并请注解,许之。及注毕,敬宗为之序。

  又曰:咸亨中,上自制乐章,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之曲。以示群臣,令太常行用之。

  又曰:咸亨中,御书飞白书赞以赐中书门下三品户部尚书戴至德,词曰:"泛洪源俟舟楫",中书侍郎郝处俊曰"飞九霄假六翮",吏部侍郎李敬玄曰"资启沃罄丹诚",中书侍郎崔知悌曰"竭忠节赞皇猷"。议者以戴、郝宽厚,而李、崔忠勤,故上以此言褒美之。

  又曰:显庆中,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来此声顿绝,令所司简乐工解琴笙者修习旧曲。冬十月辛亥,太常上书:"谨案《礼记》及《家语》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

  又,张华《博物志》曰:"《白雪》是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

  又,楚太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阳春白雪》,国中合者数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臣今准敕,依於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於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又按古今乐府奏正曲之后皆别有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辄取侍中许敬宗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各十六节,令悉教讫,并皆谐韵。"上善之,乃付太常,编于乐府。

  又曰:玄宗制《令长新诫》一篇颁赐天下县令,其词曰:"我求令长,保义下人。人之所为,必有所因。秋矜浸广,赋役不均,使夫离散,莫保其身。征诸善理,寄尔良臣,与之革故,政在维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教先为富,惠恤於贫。无大无小,以躬以亲。青旌劝农,其惟在勤。墨绶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泽如春。"

  又曰:玄宗亲制《春台望》一章,二十八句,起居舍人蔡孚奏曰:"伏见所制,气雄词美,德音相属。鄙炎汉之奢侈,徇有唐之俭陋,知作劳而居逸,念中人之家产。用心如此,天下斯安。臣职在司,言请宣示百僚,及编国史。"

  又曰:端午日,玄宗自赋诗曰:"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良。盐梅已佐鼎,麹糵且传觞。事古人留迹,年深缕续长。当轩知槿茂,向水觉芦香。亿北同归寿,群公共保昌。忠贞如不替,贻厥后昆芳。"

  又曰:玄宗幸宁王宪宅,与诸王宴,探韵赋诗。上诗曰:"鲁卫情先重,亲贤受转多。冕旒丰暇日,乘景暂经过。戚里申高宴,平台奏雅歌。复寻为善乐,方验保山河。"

  又曰:天宝八载九月甲午,是日皇太子生日,上制《仁孝诗》六章,亲札於步障,以赐太子,令中官高力士以示朝臣。

《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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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昉】简介

  李昉生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其父李超,曾在后晋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他的伯父右资善大夫李沼没有儿子,就把李昉过继到自己膝下。李昉早年以荫补任太庙斋郎,选授为太子校书。


  后汉乾佑(948年—950年)年间,李昉登进士第,授职秘书郎。经宰相冯道引荐,与吕端一同任直弘文馆,后改任右拾遗、集贤修撰。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李昉随宰相李谷出征淮南,担任记室。李昉掌管军中章奏,世宗览奏后,喜爱其文才,等到看了他写的《相国寺文英院集》,更加喜欢李昉的诗,称赞他说:“朕知道这个人已经很久了。”李昉因病请求先回朝,李谷看着他说:“你来日的官爵禄位应当像我一样。” 世宗率军回师后,擢升李昉为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


  显德四年(957年),加史馆修撰、判馆事。同年冬,世宗再次南征,李昉从征到高邮,适逢陶谷出使南唐,李昉在军中代理草拟诏书,被任命为屯田郎中、翰林学士。


  显德六年(959年)春,李昉遭逢母丧。同年,周恭帝继位,赐李昉金紫官服。


  北宋建立后,李昉加职中书舍人。


  建隆三年(962年),李昉被罢职为给事中。


  建隆四年(963年),朝廷平定荆湘地区,李昉受命祀祠南岳,就近担任衡州知州。


  乾德二年(964年),李昉被调回朝廷任职。陶谷诬告李昉替亲属谋求京畿令一职,太祖大怒,召吏部尚书张昭当面质问此事。张昭是名儒,性格耿直,在朝堂摘下自己的官帽,上前厉声说:“陶谷欺骗陛下。”太祖仍抱有疑意,将李昉外调任彰武军行军司马,住在延州以谋生度日。在三年内本应迁徙至内地,李昉不愿意。经宰相推荐,太祖在开宝二年(969年)将李昉召入朝,再次担任中书舍人。不久,任直学士院。


  开宝三年(970年),李昉奉命主持贡举。


  开宝五年(972年),李昉再次主持贡举。秋季,在大明殿参加宴会,太祖看见李昉坐次在翰林学士卢多逊之下,向宰相询问原因,宰相回答说:“卢多逊是学士,李昉只不过是个殿直罢了。”太祖于是任命李昉为翰林学士,让他坐在卢多逊的上位。


  李昉主持贡举时,他的乡人武济川预选。不久后,武济川在奏对太祖时失当,李昉受牵连被贬为太常少卿,不久改判国子监。


  开宝六年(973年)五月,李昉复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同年冬,判吏部铨选。当时,宰相赵普被卢多逊排挤,卢多逊多次向太祖告发赵普的过错,太祖在其后询问李昉此事,李昉回答说:“臣的职责是草拟诏书,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臣能知道的。”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加李昉为户部侍郎,命他与扈蒙,李穆,宋白等同修《太祖实录》。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昉随太宗出征北汉。宋军回师后,李昉因功获授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昉改任文明殿学士。当时宰相赵普、宋琪任职已久,朝廷寻找能接替他们任职的人,李昉于宿旧大臣中最为突出,于是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同年十一月,赵普出镇武胜军,李昉与宋琪都被任命为平章事。不久,加监修国史,他建言恢复将时政记先进呈皇帝而后交付有关部门的惯例。


  雍熙元年(984年),朝廷举行郊祀,任命李昉为左仆射,李昉再三辞让,便加任中书侍郎。宋军北伐幽蓟地区无法取胜,朝廷派使者分赴河南、河东,征发百姓参军,每八个壮丁中抽取一人为兵。李昉等相继对太宗说:“近来分派使者征发河南、河东四十多郡的百姓作为边境守备,是不得已的举措啊。但是河南的百姓一贯从事农业,不知战事,一旦征集起来,必然会导致动乱,如果百姓因此啸聚山林作乱,朝廷还必须剪除消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河北的土地既被戎人(契丹)所困扰,河南百姓又作乱于民间,况且到了春季,此举妨碍农业耕作。陛下如果认为诏令已颁布,难以反悔,就应当再派使臣,严加戒令,所到之处少征发百姓,如果百姓情绪不安,就应该延缓此事,密令使者见机行事,才能免除后患。”太宗表示赞许,并采纳了李昉的意见。


  端拱元年(988年),百姓翟马周击登闻鼓上告,讼称李昉官居宰相,在北方有战争的时候,不作边备,只知赋诗宴乐。举行籍田礼完毕后,太宗立即召贾黄中草拟诏令,贬李昉为右仆射,并严加谴责。贾黄中说:“仆射,是百官的表率和上级,实为宰相之任,现在李昉从工部尚书而迁任此职,不是黜贬斥责。如果说文昌政务简少,以均劳逸为借口,较为得体。”太宗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恰遇契丹犯边,太宗令文武群臣各自进献防御策略,李昉援引汉、唐先例,坚持认为应委屈己方与敌修好,停止战争、休养百姓,此建议为当时舆论所称许。
淳化二年(991年),李昉以右仆射之职兼任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再次拜相。


  淳化三年(992年)夏,天下发旱灾、蝗灾,又遇雨灾。当时李昉与张齐贤、贾黄中、李沆同为宰相,他们都以执政无能为由,上表请罪,太宗未加以怪罪。


  淳化四年(993年),李昉因为家中连遭不幸,请求解除宰相职任,太宗不允,并派张齐贤等宣谕圣旨,李昉才又上朝处理政事。数月后,李昉被罢为右仆射。之前,太宗召翰林学士张洎起草诏令,任命李昉为左仆射,将其罢相。张洎说:“李昉官居治理政务的重任,却阴阳不调,不能决意引退,让他位处百官师长之任,怎么能表示陛下劝勉之意呢?”太宗览奏后,便下令贬斥李昉,让他只任右仆射。


  淳化五年(994年),李昉年届七十,以特进、司空之职致仕归居,如遇朝会宴饮,令他居宰相班次之中,太宗每年对他的赏赐愈发厚重。


  至道元年(995年)正月十五,太宗在乾元楼观灯,召来李昉,命他坐在身边,把自己杯中的酒倒给李昉,并亲自拿水果点心赐给李昉。太宗看见京师繁华,手指前面的街坊小巷及官府衙门,命近臣开拓为通衢长廊,于是谈论道:“后晋、后汉君臣昏暗、相互猜疑,枉屈陷害善良,当时百姓民不聊生,即使想准备宴席,哪里顾得上呢?”李昉说:“后晋、后汉的事情,臣都经历过,哪里能与圣朝同日而语呢?像现在这样天下清平,人民富康,都是陛下恭勤政事所致啊。”太宗说:“勤政忧民,是帝王常事。朕不是因为繁华而高兴,而是因为百姓安居乐业而高兴啊。”于是对侍臣们说:“李昉奉事朕,两次进入中书省,从未做过伤人害物之事,今日应当如此享受,可以算作是善人君子啊。”


  至道二年(996年),李昉陪同太宗祭祀南郊,礼毕入贺,因为拜舞仆倒在地,被台吏扶着离开。李昉在卧疾数日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获赠司徒,谥号“文正”。葬于今河北省饶阳县南12公里五公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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