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唐代李昉太平御览

  ○叙文

  《易·贲卦·象》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春秋》襄二十五年《传》曰:郑子产献捷于晋,(献入陈之功。)士庄伯不能诘。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论语》曰:孔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又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又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

  扬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

  桓宽《盐铁论》曰:内无其实而外学其文,若画脂镂冰,费日损功。

  王充《论衡》: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滋未必实,才与文相副也。

  魏文帝《典论》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恩。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於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所大痛也。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其馀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於是奏於宗庙,告於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古之作诗也,发於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於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免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示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也。

  沈约《宋书·论》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於前,贾谊、相如振芳尘於后。英辞润金玉,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逾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於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自汉至魏,四百馀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於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馀烈,事极江右。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李充《翰林论》曰: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也。"

  陆景《典语》曰:所谓文者,非徒执卷於儒生之门,摅笔於翰墨之采。乃贵其造化之渊,礼乐之盛也。

  《文心雕龙》曰:人文之元,肇自泰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宝,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眇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为盛。元首载歌,既以吟咏之志;稷益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咏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忧患,繇辞炳燿,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诗缛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故爰自风姓,暨於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以设教。著象乎《河》《洛》,间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缠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道之文也。

  又曰: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临篇缀翰,必有二患:理郁者始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辞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又曰:翚翟备色而翱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无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荒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若藻曜而高翔,固文章之鸣凤也。

  又曰: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揩式於明断,史论序注则轨范於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於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於巧艳,此修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牙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又曰: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沿学,能在天才。故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於事义,才馁者劬劳於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于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夫文变无方,意见浮杂,约则义孤,博则辞叛,变故多尤,而为事贼。且才分不同,思绪各异,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制者盖寡,接附者甚众。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夫能悬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石之合玉矣。是以四牡异力而六辔如琴,驭文之法有似於此。昔张汤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屡谴,并事理之不明而辞旨之失调也。及倪宽更草,锺会易字,而汉武叹奇,曹景称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也。

  宋范晔《狱中与诸生侄书》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懒学问,年三十许始有尚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至於所通处,皆自得之胸怀。常为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金楼子》曰:王仲任言:夫说一经者为儒生也,传古今者为通人也,上书奏事者为文人也,能精思著文连篇章为鸿儒也,若刘子政、扬子云之列是也。盖儒生转通人,通人为文人,文人转为鸿儒也。

  又曰: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四焉。夫子门徒转相师授,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潘安仁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故知为文之难也。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若夫今之俗也,缙绅稚齿,闾巷小生,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豕足,随时之宜,牛头马髀,强相附会。夫挹酌道德,宪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原宪云:"无财谓之贫,学道不行谓之病。"末俗学徒颇或异此,或假兹以为伎术,或狎之以为戏笑,未闻强学自立,和乐慎礼者也。

  《齐书》曰:陆厥字韩卿。少有风概,好属文。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为"永明体"。厥与约书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此必不从根本中来。'沈尚书亦云'自灵均已来,此秘未睹。或闇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欲'官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闇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於诬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则揣情谬於玄黄,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纵有会此者',尚书云'或闇与理合'。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欲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祯奏书,大明体势之致,龃龉安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於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不何所指耶?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於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耶?"

  《三国典略》曰:徐摛字士秀,东海郯人也,员外散骑常侍起之子。文好新率,不拘旧体。梁武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德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侄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梁武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貌也。"乃以摛为侍读。王为太子转家,令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谓之宫体。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又曰:齐主尝问於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对曰:"臣大国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国之才,丽以艳。"

  《后周书》:庾信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

《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太平御览》热门篇章

【李昉】简介

  李昉生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其父李超,曾在后晋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他的伯父右资善大夫李沼没有儿子,就把李昉过继到自己膝下。李昉早年以荫补任太庙斋郎,选授为太子校书。


  后汉乾佑(948年—950年)年间,李昉登进士第,授职秘书郎。经宰相冯道引荐,与吕端一同任直弘文馆,后改任右拾遗、集贤修撰。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李昉随宰相李谷出征淮南,担任记室。李昉掌管军中章奏,世宗览奏后,喜爱其文才,等到看了他写的《相国寺文英院集》,更加喜欢李昉的诗,称赞他说:“朕知道这个人已经很久了。”李昉因病请求先回朝,李谷看着他说:“你来日的官爵禄位应当像我一样。” 世宗率军回师后,擢升李昉为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


  显德四年(957年),加史馆修撰、判馆事。同年冬,世宗再次南征,李昉从征到高邮,适逢陶谷出使南唐,李昉在军中代理草拟诏书,被任命为屯田郎中、翰林学士。


  显德六年(959年)春,李昉遭逢母丧。同年,周恭帝继位,赐李昉金紫官服。


  北宋建立后,李昉加职中书舍人。


  建隆三年(962年),李昉被罢职为给事中。


  建隆四年(963年),朝廷平定荆湘地区,李昉受命祀祠南岳,就近担任衡州知州。


  乾德二年(964年),李昉被调回朝廷任职。陶谷诬告李昉替亲属谋求京畿令一职,太祖大怒,召吏部尚书张昭当面质问此事。张昭是名儒,性格耿直,在朝堂摘下自己的官帽,上前厉声说:“陶谷欺骗陛下。”太祖仍抱有疑意,将李昉外调任彰武军行军司马,住在延州以谋生度日。在三年内本应迁徙至内地,李昉不愿意。经宰相推荐,太祖在开宝二年(969年)将李昉召入朝,再次担任中书舍人。不久,任直学士院。


  开宝三年(970年),李昉奉命主持贡举。


  开宝五年(972年),李昉再次主持贡举。秋季,在大明殿参加宴会,太祖看见李昉坐次在翰林学士卢多逊之下,向宰相询问原因,宰相回答说:“卢多逊是学士,李昉只不过是个殿直罢了。”太祖于是任命李昉为翰林学士,让他坐在卢多逊的上位。


  李昉主持贡举时,他的乡人武济川预选。不久后,武济川在奏对太祖时失当,李昉受牵连被贬为太常少卿,不久改判国子监。


  开宝六年(973年)五月,李昉复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同年冬,判吏部铨选。当时,宰相赵普被卢多逊排挤,卢多逊多次向太祖告发赵普的过错,太祖在其后询问李昉此事,李昉回答说:“臣的职责是草拟诏书,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臣能知道的。”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加李昉为户部侍郎,命他与扈蒙,李穆,宋白等同修《太祖实录》。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昉随太宗出征北汉。宋军回师后,李昉因功获授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昉改任文明殿学士。当时宰相赵普、宋琪任职已久,朝廷寻找能接替他们任职的人,李昉于宿旧大臣中最为突出,于是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同年十一月,赵普出镇武胜军,李昉与宋琪都被任命为平章事。不久,加监修国史,他建言恢复将时政记先进呈皇帝而后交付有关部门的惯例。


  雍熙元年(984年),朝廷举行郊祀,任命李昉为左仆射,李昉再三辞让,便加任中书侍郎。宋军北伐幽蓟地区无法取胜,朝廷派使者分赴河南、河东,征发百姓参军,每八个壮丁中抽取一人为兵。李昉等相继对太宗说:“近来分派使者征发河南、河东四十多郡的百姓作为边境守备,是不得已的举措啊。但是河南的百姓一贯从事农业,不知战事,一旦征集起来,必然会导致动乱,如果百姓因此啸聚山林作乱,朝廷还必须剪除消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河北的土地既被戎人(契丹)所困扰,河南百姓又作乱于民间,况且到了春季,此举妨碍农业耕作。陛下如果认为诏令已颁布,难以反悔,就应当再派使臣,严加戒令,所到之处少征发百姓,如果百姓情绪不安,就应该延缓此事,密令使者见机行事,才能免除后患。”太宗表示赞许,并采纳了李昉的意见。


  端拱元年(988年),百姓翟马周击登闻鼓上告,讼称李昉官居宰相,在北方有战争的时候,不作边备,只知赋诗宴乐。举行籍田礼完毕后,太宗立即召贾黄中草拟诏令,贬李昉为右仆射,并严加谴责。贾黄中说:“仆射,是百官的表率和上级,实为宰相之任,现在李昉从工部尚书而迁任此职,不是黜贬斥责。如果说文昌政务简少,以均劳逸为借口,较为得体。”太宗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恰遇契丹犯边,太宗令文武群臣各自进献防御策略,李昉援引汉、唐先例,坚持认为应委屈己方与敌修好,停止战争、休养百姓,此建议为当时舆论所称许。
淳化二年(991年),李昉以右仆射之职兼任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再次拜相。


  淳化三年(992年)夏,天下发旱灾、蝗灾,又遇雨灾。当时李昉与张齐贤、贾黄中、李沆同为宰相,他们都以执政无能为由,上表请罪,太宗未加以怪罪。


  淳化四年(993年),李昉因为家中连遭不幸,请求解除宰相职任,太宗不允,并派张齐贤等宣谕圣旨,李昉才又上朝处理政事。数月后,李昉被罢为右仆射。之前,太宗召翰林学士张洎起草诏令,任命李昉为左仆射,将其罢相。张洎说:“李昉官居治理政务的重任,却阴阳不调,不能决意引退,让他位处百官师长之任,怎么能表示陛下劝勉之意呢?”太宗览奏后,便下令贬斥李昉,让他只任右仆射。


  淳化五年(994年),李昉年届七十,以特进、司空之职致仕归居,如遇朝会宴饮,令他居宰相班次之中,太宗每年对他的赏赐愈发厚重。


  至道元年(995年)正月十五,太宗在乾元楼观灯,召来李昉,命他坐在身边,把自己杯中的酒倒给李昉,并亲自拿水果点心赐给李昉。太宗看见京师繁华,手指前面的街坊小巷及官府衙门,命近臣开拓为通衢长廊,于是谈论道:“后晋、后汉君臣昏暗、相互猜疑,枉屈陷害善良,当时百姓民不聊生,即使想准备宴席,哪里顾得上呢?”李昉说:“后晋、后汉的事情,臣都经历过,哪里能与圣朝同日而语呢?像现在这样天下清平,人民富康,都是陛下恭勤政事所致啊。”太宗说:“勤政忧民,是帝王常事。朕不是因为繁华而高兴,而是因为百姓安居乐业而高兴啊。”于是对侍臣们说:“李昉奉事朕,两次进入中书省,从未做过伤人害物之事,今日应当如此享受,可以算作是善人君子啊。”


  至道二年(996年),李昉陪同太宗祭祀南郊,礼毕入贺,因为拜舞仆倒在地,被台吏扶着离开。李昉在卧疾数日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获赠司徒,谥号“文正”。葬于今河北省饶阳县南12公里五公村东。

0

更多李昉作品
微信公众号 微信客服号 APP下载 返回顶部
顾文姬微信公众号

微信扫描关注

顾文姬微信客服号

微信扫描加好友

顾文姬app下载

扫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