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唐代李昉太平御览

  ○郊丘

  《尚书·召诰》曰: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周书·作雒》曰:乃设兆于南郊,祀以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

  《毛诗·清庙·昊天有成命》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昊天,天大号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业,施行道德,成此王功。)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之言烟,烟者,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也。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太帝也。)以实柴祀日月星辰,(星,五纬也。辰,日月所会十二次。)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槱,积也。司中,文昌宫中星也。风师,箕星也。雨师,毕星也。郑云: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苍璧礼天,(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在北极者。礼神必以其类,璧圆像天。)黄琮礼地。(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方像地也。)

  又《春官上·典瑞》曰:四澥裥邸,以祀天、旅上帝;(郑众云:於中央为璧,珪著其四面,一玉俱成,故曰四澥裥邸,珪末四出。或说四澥裥邸,有四角也。上帝,玄天也。郑玄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犹五帝殊言天者尊异之也。)两澥裥邸,以祀地、旅四望。(两珪者,像地数二也。谓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又《春官下·大司乐》曰:大司乐乃奏黄锺,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奏太簇,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祇。(地祇祭於北郊,谓神州之神及社稷也。)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礼矣。(此禘大祭也。天神主北神。)灵鼓灵鼗,孤竹之管,乐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日,於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而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地祇主昆仑。)

  《礼记·礼运》曰: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孙所当守。)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谓大假。"(嘏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谓大也。)

  又《礼运》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礼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

  又《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大报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於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谓之郊。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尚赤者,周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日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圆丘之事是以建子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当斋戒自新耳。)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郊所以明天道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又《明堂位》曰:成王封周公于鲁,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辂,载弧韣,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

  又《大传》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祭天。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三十光纪,皆正岁之正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又《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亦禘喾而郊契,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昊天于圆丘。)

  又《祭义》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坛,祭月於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东,祭月於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日出於东,月生於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

  《礼含文嘉》曰:五祀:南郊,北郊,西郊,东郊,中郊,兆正谋。(东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封畔兆域也。谋者方欲迎气,斋戒自端正,谋虑其事也。)五者,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

  《礼记外传》曰: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圆丘。(冬至一阳生,非人力所为谓之丘,自然高大也。天体圆。)诸侯不祭天。(鲁无圆丘之祭,及二王之后,和祭其感生帝于南郊。)王肃云:"天雄一帝。"郑玄以天有六帝,(据《周礼》祀昊天,又旅五帝,是六。)星辰之位列于坛下,(正祭之时,天尸在坛上也。扫地而祭,以下为贵。)燔牲玉于坛上。又曰: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泽,配以后土;(地,礼方也。谓祭昆仑山之神也。地之正祭,岁有二,此一祭也。)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于北郊,配以后稷。(此周制也。神州即王者所居,在昆仑东南五千里,封域之内,土地之神州。此即吉土,可以享帝于郊也。)

  《左传·襄上》曰: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植。)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后卜郊,宜其不从也。"

  《穀梁传·宣公》曰:郊牛之口伤。之口,缓辞也,(鼷鼠齧郊牛角,不言之,危辞也。角者,兵之象,故给养不谨敬,鬼神不享,故缓也。)伤自牛作也。改卜牛,死,乃不郊。

  《春秋繁露》曰:王者岁一祭天于郊。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最尊也。

  又曰:春秋之义,国有大丧者,止宗庙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止郊祭者,不敢以父母之丧废事天之礼也。

  《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

  《五经异义》曰:《春秋公羊》说礼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鲁与天子并事变礼,今成王命鲁使卜,从乃郊,不从即己下天子也。鲁以上辛郊,不敢与天子同也。

  又曰:今《尚书》夏侯欧阳说,类,祭天名也。以事类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五经通义》曰: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祭日以丁与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宁;辛者,当自克辛也。

  《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

  《广雅》曰:圆丘、太坛,祭天也;方泽、太折,祭地也。

  《汉书》曰:高祖入关,问故秦畤上帝祀何帝?对曰:"四帝,有白黄青赤之祀。"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之祠,名曰黑畤。

  又《郊祀志》曰:遂郊雍,至陇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亳,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五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

  又《郊祀志》曰:三年一郊。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张晏曰:权火,烽火也,状若井桔槔矣。其法类秤,故谓之权。欲令光明远照,通于祀所也。汉祀五畤于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权,举也。)拜於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服虔曰:经,常。)

  又《郊祀志》曰:武帝立后土祠于汾阴,立太一祠于甘泉。祭日以牛,祝宰衣赤;祭月以羊,祝宰衣白。宣帝于圣成山祠日,于芥山祭月。

  又《郊祀志》曰: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昔者,周公文武郊于酆镐,成王郊于洛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

  《续汉书·祭祀志》曰:建武元年,光武帝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事。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为园坛八陛,中又为皇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

  又《祭祀志》曰: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阶。二年初,别祠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

  《东观汉记》曰:上都洛阳,制兆于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时,时以平旦,服色、牺牲尚黑,明火德之运。常服徽炽,尚赤,四时随色,季夏黄色。议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图谶著伊尧赤帝之子,俱与后稷并受命而为王。汉刘祖尧,令宜郊祀帝尧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议曰:"追迹先代,无郊其五运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喾。汉虽唐之苗,尧以历数命舜,高祖自感赤龙火德,承运而起,当以高祖配尧之后,还复于汉,宜修奉济阳、城阳县尧冢,云台致敬祭祀,礼亦宜之。

  又曰:光武中,元年起明堂、辟雍、灵台及北郊。

  谢承《后汉书》曰:丹阳方储,聪明善天文,为洛阳令。章帝欲出南郊,储上言,当有疾雨暴风,乘舆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储饮鸩而死。果有大风暴雨,洛中昼暝。

  《后汉书》曰:光武尝问郑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汉旧仪》曰:汉制,天地以下,群臣所祭,凡千五百四十,新益为万五千四十。汉法:三岁一祭天于云阳宫甘泉坛;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三岁一祭地于河东汾阴后土宫;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五帝祭于雍五畤。

  又曰:祭天用六彩绮席六重,长一丈,中一幅,四周缘之玉饰器。凡器七千三百,物具备,养牛五岁,至三千斤。

  又曰:皇帝祭天,居云阳宫,斋百日,上甘泉通天台,高三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见如流火舞,女童三百,皆年八岁。天神下坛所,举烽火,皇帝就竹宫中,不至坛所。甘泉台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黄帝以来,所祭天之圆丘也。

  又曰:祭地,河东汾阴后土宫。宫曲入河,古之祭地,泽中方丘也。礼仪如祭天,名曰汾葵,一曰葵丘也。

  《宋书·礼志》曰: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四年,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后以为常。

  又《礼志》曰:太和元年正月,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也。

  又《礼志》曰:魏景初元年,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祇兆位,多不轻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馀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江表传》曰:群臣以孙权未郊祀,奏议曰:"顷者,嘉瑞屡臻,远国慕义,宜备郊祀,以承天意。"权曰:"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周文武郊酆鄗,非必中土。"权曰:"武王伐纣,即非鄗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酆,见何经典?"复奏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言文王郊于酆。"权曰:"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匡衡俗儒臆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

  《志林》曰:吴主纠驳郊祀之奏,追贬匡衡,谓之俗儒。凡在见者,莫不慨然以为妙尽物理,达于事宜。至于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说云,尧见天,因以邰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邰,命使事天,故《诗》曰: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棫朴》之作,有积燎之薪。文王郊酆,经有文,匡衡岂俗而枉之哉!文王虽未为天子,然三分天下有二,伐崇,龛黎,祖伊奔告。天既弃殷,乃眷西顾,太伯三让,以有天下。文王为王,于义何疑?然则匡衡之奏,有所未尽。案世宗立甘泉、汾阳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据经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阳黄帝祭天地之处,故孝武因之,遂立二畤。汉治长安,而甘泉在北,谓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于宫南",此既误矣。祭地汾阳,在水之间,呼为泽中,而衡云"东之少阳",失其本意矣。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诸葛绪上言,知士祭酒刘喜等议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晋礼:天郊,当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孔晁议礼,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经典无配地文,魏以先妃配,不合礼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礼制有断。今晋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晋初建,庶事未定,且如魏诏,郊祀大事,速议为定。

  《晋书·礼志》曰:晋太始二年,诏群臣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

  又《礼志》曰: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则与南郊同月。咸和中,北郊,同共正月。《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亲奉。

  《宋书·礼志》曰:晋孝武诏曰:"郊祀,国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阙然,便可详议。"祠部郎徐邈议圆丘郊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尝辨斯义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备加研极,以是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谓仍旧为安。

  《晋起居注》曰:明帝太宁三年,上亲祠。七月,又诏:"自中兴以来,虽南郊,未尝北郊。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应望袟者,废而未举。居其官者,举其职,司其事,勿令一代之典阙而不备,主者详依旧处。"

  又曰:安帝元兴三年十二月,明年应郊,乘舆未反,博访内外。左丞王纳之议曰:"议者谓应郊,故承制。中事纳之,谓大飨、大祀、大乐,皆是承制,不可得命三公行者。郊天极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又案: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年中兴,亦以二月。今郊时未过日,望銮驾无为欲速而据皇舆。旋反,更不得亲奉,不如缓而尽美。"于是异同难明,遂从纳之议。

  《宋书·礼志》曰:晋太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祀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

  又曰: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未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馀里郊中是也。晋氏南迁,立南郊于巳地,非礼所谓阳位之义也。宋武大明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郊祀之位,远古蔑闻。《礼记》燔柴于太一,祭天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汉初,甘泉河东禋埋易位,终亦徙于长安南北。光武绍作,定二郊洛阳南北。晋氏过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议,纷然不一。又南出道狭,未议开阐,遂于东南已地创立丘坛。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谓。今圣图重造,旧章毕新,南驿开涂,阳路修远,谓宜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并同爰议。乃移郊兆于秣陵牛头山西,正在宫之午地也。

  傅玄《正都赋》曰:建乎禋祀,祈福上帝。天子乃反古,服袭大裘,綖纽五彩,平冕垂旒,质文斌斌,帝容孔修,列大驾于郊畛。外八通之灵坛,执镇珪而进苍璧,思致美乎上乾。尔乃太簇为征,圆锺为宫,吹孤竹而拊云和,修轩辕之遗风。类于圆丘,六变既终,则天神斯降,可得而礼矣。

  司马相如《封禅书》曰:濯濯之麟,游彼灵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车,帝以享祉。

  郭璞上疏曰:臣岁首达裥所占,得《解》之《既济》。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过宥罪。"《既济》云:"思患而预防之。"郊祀者,以通天人之诚感,因农祥而祈事,上乃致敬于皇灵,下以播惠于萌黎者也。臣愚以为于卦之义,既郊之后,宜发哀矜之诏,引在予之责,荡除瑕衅,赞阳布惠,使幽弊之民应养生以悦育,否滞之气随谷风而舒散。此亦寄时事以制用,藉开塞而曲成者也。

《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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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昉】简介

  李昉生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其父李超,曾在后晋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他的伯父右资善大夫李沼没有儿子,就把李昉过继到自己膝下。李昉早年以荫补任太庙斋郎,选授为太子校书。


  后汉乾佑(948年—950年)年间,李昉登进士第,授职秘书郎。经宰相冯道引荐,与吕端一同任直弘文馆,后改任右拾遗、集贤修撰。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李昉随宰相李谷出征淮南,担任记室。李昉掌管军中章奏,世宗览奏后,喜爱其文才,等到看了他写的《相国寺文英院集》,更加喜欢李昉的诗,称赞他说:“朕知道这个人已经很久了。”李昉因病请求先回朝,李谷看着他说:“你来日的官爵禄位应当像我一样。” 世宗率军回师后,擢升李昉为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


  显德四年(957年),加史馆修撰、判馆事。同年冬,世宗再次南征,李昉从征到高邮,适逢陶谷出使南唐,李昉在军中代理草拟诏书,被任命为屯田郎中、翰林学士。


  显德六年(959年)春,李昉遭逢母丧。同年,周恭帝继位,赐李昉金紫官服。


  北宋建立后,李昉加职中书舍人。


  建隆三年(962年),李昉被罢职为给事中。


  建隆四年(963年),朝廷平定荆湘地区,李昉受命祀祠南岳,就近担任衡州知州。


  乾德二年(964年),李昉被调回朝廷任职。陶谷诬告李昉替亲属谋求京畿令一职,太祖大怒,召吏部尚书张昭当面质问此事。张昭是名儒,性格耿直,在朝堂摘下自己的官帽,上前厉声说:“陶谷欺骗陛下。”太祖仍抱有疑意,将李昉外调任彰武军行军司马,住在延州以谋生度日。在三年内本应迁徙至内地,李昉不愿意。经宰相推荐,太祖在开宝二年(969年)将李昉召入朝,再次担任中书舍人。不久,任直学士院。


  开宝三年(970年),李昉奉命主持贡举。


  开宝五年(972年),李昉再次主持贡举。秋季,在大明殿参加宴会,太祖看见李昉坐次在翰林学士卢多逊之下,向宰相询问原因,宰相回答说:“卢多逊是学士,李昉只不过是个殿直罢了。”太祖于是任命李昉为翰林学士,让他坐在卢多逊的上位。


  李昉主持贡举时,他的乡人武济川预选。不久后,武济川在奏对太祖时失当,李昉受牵连被贬为太常少卿,不久改判国子监。


  开宝六年(973年)五月,李昉复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同年冬,判吏部铨选。当时,宰相赵普被卢多逊排挤,卢多逊多次向太祖告发赵普的过错,太祖在其后询问李昉此事,李昉回答说:“臣的职责是草拟诏书,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臣能知道的。”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加李昉为户部侍郎,命他与扈蒙,李穆,宋白等同修《太祖实录》。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昉随太宗出征北汉。宋军回师后,李昉因功获授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昉改任文明殿学士。当时宰相赵普、宋琪任职已久,朝廷寻找能接替他们任职的人,李昉于宿旧大臣中最为突出,于是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同年十一月,赵普出镇武胜军,李昉与宋琪都被任命为平章事。不久,加监修国史,他建言恢复将时政记先进呈皇帝而后交付有关部门的惯例。


  雍熙元年(984年),朝廷举行郊祀,任命李昉为左仆射,李昉再三辞让,便加任中书侍郎。宋军北伐幽蓟地区无法取胜,朝廷派使者分赴河南、河东,征发百姓参军,每八个壮丁中抽取一人为兵。李昉等相继对太宗说:“近来分派使者征发河南、河东四十多郡的百姓作为边境守备,是不得已的举措啊。但是河南的百姓一贯从事农业,不知战事,一旦征集起来,必然会导致动乱,如果百姓因此啸聚山林作乱,朝廷还必须剪除消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河北的土地既被戎人(契丹)所困扰,河南百姓又作乱于民间,况且到了春季,此举妨碍农业耕作。陛下如果认为诏令已颁布,难以反悔,就应当再派使臣,严加戒令,所到之处少征发百姓,如果百姓情绪不安,就应该延缓此事,密令使者见机行事,才能免除后患。”太宗表示赞许,并采纳了李昉的意见。


  端拱元年(988年),百姓翟马周击登闻鼓上告,讼称李昉官居宰相,在北方有战争的时候,不作边备,只知赋诗宴乐。举行籍田礼完毕后,太宗立即召贾黄中草拟诏令,贬李昉为右仆射,并严加谴责。贾黄中说:“仆射,是百官的表率和上级,实为宰相之任,现在李昉从工部尚书而迁任此职,不是黜贬斥责。如果说文昌政务简少,以均劳逸为借口,较为得体。”太宗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恰遇契丹犯边,太宗令文武群臣各自进献防御策略,李昉援引汉、唐先例,坚持认为应委屈己方与敌修好,停止战争、休养百姓,此建议为当时舆论所称许。
淳化二年(991年),李昉以右仆射之职兼任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再次拜相。


  淳化三年(992年)夏,天下发旱灾、蝗灾,又遇雨灾。当时李昉与张齐贤、贾黄中、李沆同为宰相,他们都以执政无能为由,上表请罪,太宗未加以怪罪。


  淳化四年(993年),李昉因为家中连遭不幸,请求解除宰相职任,太宗不允,并派张齐贤等宣谕圣旨,李昉才又上朝处理政事。数月后,李昉被罢为右仆射。之前,太宗召翰林学士张洎起草诏令,任命李昉为左仆射,将其罢相。张洎说:“李昉官居治理政务的重任,却阴阳不调,不能决意引退,让他位处百官师长之任,怎么能表示陛下劝勉之意呢?”太宗览奏后,便下令贬斥李昉,让他只任右仆射。


  淳化五年(994年),李昉年届七十,以特进、司空之职致仕归居,如遇朝会宴饮,令他居宰相班次之中,太宗每年对他的赏赐愈发厚重。


  至道元年(995年)正月十五,太宗在乾元楼观灯,召来李昉,命他坐在身边,把自己杯中的酒倒给李昉,并亲自拿水果点心赐给李昉。太宗看见京师繁华,手指前面的街坊小巷及官府衙门,命近臣开拓为通衢长廊,于是谈论道:“后晋、后汉君臣昏暗、相互猜疑,枉屈陷害善良,当时百姓民不聊生,即使想准备宴席,哪里顾得上呢?”李昉说:“后晋、后汉的事情,臣都经历过,哪里能与圣朝同日而语呢?像现在这样天下清平,人民富康,都是陛下恭勤政事所致啊。”太宗说:“勤政忧民,是帝王常事。朕不是因为繁华而高兴,而是因为百姓安居乐业而高兴啊。”于是对侍臣们说:“李昉奉事朕,两次进入中书省,从未做过伤人害物之事,今日应当如此享受,可以算作是善人君子啊。”


  至道二年(996年),李昉陪同太宗祭祀南郊,礼毕入贺,因为拜舞仆倒在地,被台吏扶着离开。李昉在卧疾数日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获赠司徒,谥号“文正”。葬于今河北省饶阳县南12公里五公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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