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清朝皇帝，朱元璋是明朝皇帝，为何康熙要给朱元璋下跪？

明太祖朱元璋是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康熙皇帝是大清朝的鼎盛之君，朱元璋非康熙本朝的血缘祖宗，然而康熙皇帝却六次跪拜明太祖，很多人不解，其意义何在？我想应该有以下含义：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整顿吏治，反贪打虎，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文治武功开创了明朝二百多年。康熙大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代有为明君，有感而发，为明太祖三跪九叩谒陵并题写“治隆唐宋”以赞明太祖的功绩胜过唐宋前朝，其中也是有英雄相惜之意，当然其也有自誉之嫌。

华夏民族自古都流传着汉蛮之分，毕竟汉族是人口大族，中原王朝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汉族在统治和书写历史，而大清却是满人统治，对于当时的汉族人来说，他们一直思念的都是汉民族统治者大明朝，而明太祖的地位当然就是超然至上。再加上当时各地反清运动不断，清朝血腥镇压更加造成满汉强烈对抗，此时康熙皇帝大礼跪拜于明太祖墓前，一下子就拉进了满汉间的感情，也体现出了康熙皇帝的胸怀，这很好的收拢了天下的民心。

垂白之首，含哺之氓，罔不感仰圣仁，至于流涕

——张文贞集

清朝入关初期，用极其野蛮的手段统治天下，到顺治帝的时候，他已经明白治理天下必须学汉文化，到康熙皇帝即位后，清朝就完全继承了明朝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典籍法规，康熙皇帝通过六次大礼为明太祖谒陵也是在宣誓清朝不仅是从文化上面继承了大明朝，而是从内心里面让满汉融为一体，大清正式继承了大明的正统。

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通过对明太祖朱元璋的下跪，无声的完成了入关后对汉人心灵的收服，其功不可没。

崇拜他，

康熙是清朝的皇帝，朱元璋是明朝的皇帝，为何康熙要给朱元璋下跪？

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①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清朝是少数民族统一中原，人少不便管理也分不过来，统治期间，汉人对大明还是有很深的感情，一个朱三太子就能搞风搞雨，反清复明的组织如同雨后春笋一般。

②吸取元朝的教训，元朝为什么这么快灭亡，就是未跟汉人融合未有主人翁的意识，还把自己游牧民族那一套拿来实行，在自己统治区域抢、杀。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抢夺者，而清朝是想当主人的，所以他必然要解决汉满名族融合的问题。

③为满清的合法性正名，当初打旗号为明朝皇帝报仇 ，消灭李自成，结果自己抢了明朝的江山。

④康熙对朱元璋还是有崇拜之情。

综上所述原因康熙给朱元璋下跪。

（图片采用网络）

康熙帝是清朝入关以后第二位皇帝，他一生平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真正让大清在关内站稳了脚跟。

不过，尽管实现了统一，康熙面临的国内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当时少数的满人，征服了人口庞大的汉人，其根基显然是不稳固的。

虽然大明王朝直接亡于李自成，南明小朝廷直接亡于吴三桂，但当时明朝遗民对于清王朝的潜在对抗性，依然十分强烈。

因为这种对抗是潜在的，康熙帝不能像对付“天地会”那样使用武力手段。而深谙华夏文化的他，这时便瞄准了前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南京明孝陵，并准备复制一段几百年前朱元璋曾经做过的事。

曾经，朱元璋以“驱逐鞑虏”为口号，将北元赶回漠北，在南京建立大明。许多人原以为，他不会承认“黄金家族”在中原统治的百年历史。

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朱元璋不仅要把元朝奉为正朔，还要恭恭敬敬的将元世祖忽必烈的画像请进历代帝王庙，跟唐宗宋祖一样接受明太祖的顶礼膜拜。

对于朱元璋来讲，只有承认元朝的“国祚”和“受命于天”，而明朝是从元朝手中拿走“接力棒”，才能更好的宣誓他的正统合法性。

现而今，同样的问题也摆在了康熙帝的面前，只有接受明朝的历史和其正统性，才能让爱新觉罗家族坐稳江山。

于是，在康熙帝接下来的6次下江南中，他5次亲临明孝陵祭拜(另一次是专门派人代为祭拜)。

然而，如果仅仅把康熙帝祭拜朱元璋的行为理解为统治需要，则又是十分片面的。

康熙帝之所以一再祭拜朱元璋，还欣然提下了“治隆唐宋”4个大字，其实还掩盖了他的私人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第1次下江南。在归途中，他先是派人往明孝陵拜谒，接着又亲自前往祭奠，而且是在“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头礼”。

本朝皇帝派遣官员去祭拜一位前朝皇帝，这应属于常规操作，但像康熙帝这样亲自到明太祖坟前三跪九叩，则属于超常的礼遇。

果然，此举获得了江南百姓非一般的赞赏和拥护。

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在第2次下江南归途中，再次拜谒明孝陵，史料记载，他依然是“至大门前，下辇步行。进前殿，行三跪九叩头礼”。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下江南中，康熙帝还拜谒了华夏始祖大禹的陵墓。康熙帝依然用“三跪九叩头礼”，再加上亲自为大禹撰写祭文的方式，表达了他将以古代贤王为榜样，让大清融入中华文明正统体系的信心。

如果说康熙帝拜谒明孝陵和大禹陵，只是在做秀、收买人心的话，那么到这为止，似乎就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可是在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在第3次下江南归途中，依然要去拜谒明孝陵，这就很让人捉摸不透了。于是，有些大臣便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派遣大臣代为祭拜即可：

“前者乘舆两幸江宁，已亲至明陵酹酒，兼遣大臣致祭今请专命大臣，不必更烦车驾”。

但事实却是，康熙帝不仅第三次毕恭毕敬的去祭奠朱元璋，并且还亲自修改了祭文，还在明孝陵提写了4个大字——“治隆唐宋”。

原来在康熙帝的眼里，由朱元璋开创的大明王朝，足可以超越唐宋，而其在康熙帝心目中的地位，自然也就超越了唐太宗、宋太祖。

康熙四十二年，年过半百的康熙帝第4次下江南，这次，他没有亲自去明孝陵，而是派遣大学士马齐代劳。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此年还进行了西巡，同样是派人代为祭拜了周、汉、唐三朝皇帝诸陵。

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第5次下江南，归途中第4次前往明孝陵祭拜。到了明孝陵，导引官引康熙帝从中门进入，可他却是从偏门走进去的，以示对朱元璋的恭敬。

两年以后，康熙帝第6次下江南，第5次拜谒明孝陵。这次拜陵，就连皇帝身边的大臣都看不下去了，他们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

“自古加厚前朝，未见如此者。今皇上又欲往谒，臣等以为太过。”

按照大臣们的理解：康熙帝对于前朝皇帝的礼遇，已经是史无前例了，而今如果再去拜陵，您是不是演得太过了?

可他们压根就没有真正明白，眼下54岁的康熙，不是在演戏，他是真正的朱元璋“铁粉”一枚。

那么，在朱元璋身上，究竟有哪些闪光点，能让这位“后朝”最伟大的皇帝引为知音和偶像呢?

首先，朱元璋与康熙帝一样，都拥有坚强的雄心壮志、过人的精力和超强的支配欲以及强大的学习力，他们惺惺相惜，这一点毋庸置疑。

第二，朱元璋从加入红巾军，到最终成就帝业，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而这15年的军事生涯，也几乎是一段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战斗史。这种经历，本来就是一段令人神往的梦幻般的传奇，也让康熙帝羡慕不已。

第三，朱元璋擅长刚猛治国，他以严苛的统治为刀，以无情的手腕为刃，在位30年的所作所为，亦如他在战场上那般刚烈生猛，让整个王朝都摄于皇帝一人的威权之下。对于这一点，康熙一直心向往之，他实际上也在某些方面(如文化)上学得相得益彰，可在总体成效上看，他只能自叹弗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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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从一个没有根基的小人物，通过打拼能成为一位君临天下的君王，个人能力不言而喻。他开创的明朝基业，在整个两百多年间，有着不可磨灭的奠定功劳，对历史有重要的贡献。

康熙去拜谒朱元璋的明孝陵从个人情感而言，也是有佩服之情吧，其次也是英雄间的惺惺相惜！

另一方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显示了康熙不凡的胸怀、过人的气度以及谋略。康熙时，满汉的矛盾依旧突出。通过为汉人皇帝扫墓，表示满汉一家，拉拢汉人，这也是康熙稳定统治的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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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之所以拜谒明孝陵并给朱元璋下跪，目的是表明一种政治姿态，目的是消除明朝遗老们内心的抵触情绪，从而放弃反清姿态主动和清朝统治者合作。毕竟，江南和江南士子在在清朝统治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康熙就需要这样一种政治姿态来宣示自己的主张。

历史上，每一新旧朝代的更替，都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和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有以新朝为“天命人归”而顶礼膜拜者；有为胜国尽忠殉难死节者；也有藏身于残山剩水之间，拒不合作，自称为“遗民”、“遗黎”者。明清鼎革，满洲贵族代明而主中原，这更使那些“遗民”、“遗黎”悲愤排击之情深于骨髓。然而，在明亡三十余年之后，这支遗民队伍便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多数人逐渐放弃了反清立场。

遗民反清态度的转变，表明汉族士大夫中那些奉“朱明为正统”的人，其“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已然改观，逐渐承认了清王朝的统治。康熙时期的这种变化对于清王朝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从而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沦亡。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入关。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乘辇由朝阳门入北京城，至武英殿升坐，接受众官朝贺，宣布清王朝定都燕京。五月十五日，明福王朱由崧即帝位于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史称南明。

1、剃发令引发的反抗

历史的剧变，在南北方官绅士子中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在北方，由于大顺政权“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追赃助饷，“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导致“士忿矣”。因而，北方官绅地主对清军入关击败农民军甚是感激涕零。多尔衮入北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内监以故明卤簿御辇陈皇城外，跪迎路左。他们匍匐于新朝统治者的脚下，惟恐不及。原明顺天巡抚宋权或许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说：“我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

而南方则有所不同。弘光政权的建立，给那些深怀亡国之痛的汉族士大夫带来欣慰和希望，使他们大受鼓舞。如“思陵（崇祯帝）哀崩诏下，螺山（江都诸生）哀号不食累日，求死。……既而福王立南都，螺山大喜，夙兴夜寐，励精抚宇以应之”。

王螺山的前后思想变化，情绪起伏，反映了南方士大夫、知识分子倾心于故明，又厚望于南明，对清王朝这个异姓政权执鼎中原自然无法接受。但是，他们所寄托厚望的弘光政权，把持在马士英、阮大钺等人手中，党争激烈，而福王又是扶不起来的皇帝。

清廷打出为明“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使这个政权产生了幻想，甚至连后来抗清殉难的重臣史可法在当时也是如此。他说:“先帝以圣明之主，遭变非常，即枭逆闯（指李自成）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对于清军入关，他认为，宁锦一撤，清军“势必随之入关，此时畿辅间必不为我所有。但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一厢情愿地希图借兵助剿，与清军共击农民军。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南指，弘光政权旋即覆亡。摄政王多尔衮以为自此天下大定，于六月再次下令，全国一律剃发易服，并以此作为顺逆的标志，谕令“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尽行屠戮。

剃发易服令下，形势骤变，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汉族广大人民的民族感情由此受到严重的伤害。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的严令下,“民汹汹思乱”，不甘屈从，江南士子军民以“头可断，发不可剃” 的誓言奋起抗清，正如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所记载的那样,“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

反抗民族压迫的反剃发斗争，形成为有各阶级、阶层参加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席卷了大江南北，由此而勃发的眷恋朱明王朝的民族感情愈加强烈。不少汉族士大夫深切感到，清军入关,“虽君仇之少雪，实国难之相寻”。随着壮烈的江阴抗战，以及各地血战抗 清的相继失败，在他们心目中已是神州陆沉，天下沦亡了。既无“回天之力”，便每以故国遗民自诩，所谓“故君日逝，故友已亡，吾将安归，敬附首阳”，抱定了终生不与清朝合作的决心，或遁迹，或逃禅，或佯狂，或著述……，以种种方式表达对故明的哀思和对清朝的敌视。

由悲愤转为避世是多数遗民的选择。有人则隐身山林，有人则闭门独处。江西吉安人陈遘在清军南下后，即弃家逃奔山中，以一仆供役，除弟子外不见一人。由于蓄发他被地方官捕获，责令剃发，于是命家人置棺于衙前，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穷谷中以全吾发，为圣世之夷齐，一奴外无他人往来，室无寸铁，予将何为?”剃发“是不能矣，唯有一死”。其矢志于前朝的态度和决心十分坚决。

顺治十年（1653 年)，清朝恢复在湖南的统治，下令剃发。王夫之改换衣着，变姓名为瑶人，“窜身瑶岗，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及至身死，仍自题墓碣“明遗臣王某之墓”。江苏常州人徐枋谨守其父为国殉难时的遗言:“长为农夫以殁世”，自弘光覆亡,“足不入城市，初避地汾湖，已迁芦区，迁金墅，往来灵岩、支硎间，终于涧上草堂”。

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呜盛，称海内三遗民，亲知故旧皆谢往还，曾绝粮数日，饥寒交迫，却拒纳他人一丝一粟。可见，不少遗民在清初足迹不出山林，凄苦特甚，而甘之如饴，皆因以峻节相标榜，全名节于始终。即使那些隐居家中的遗民，也是以伯夷、叔齐之志自勉，虽身居闹市，而心如枯井，以独处为洁身,以射世保全节。江都人王螺山临终言曰:“半生辛苦弃孤臣,剩得干干净净身。四方既崩神失散，这篇草稿付谁人?”张怡赋诗曰：“幸是家留清白字，可堪老作乱离人”。他们因“清白”、“干净”不辱节而甚感欣慰，又悲愤于遭际乱离之世，因而厚望于来者。

2、遁入空门的遗民

逃禅为僧是遗民的又一选择。“一旦国难，乃弃横舍而往伽蓝”，故“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遗民遁入空门，虽有欲托“佛祖”而摒世超然之意，主要却在借此以蓄发，表明自己的取舍。其时，剃发易服令的严酷，僧道而外，已无不改装者，所谓“世上威仪都改尽，看来不改是僧家”。因此，反抗接受“夷狄”衣冠发式，保持故我之威仪，便成为明末遗民甘愿与经卷青灯为伴，遁迹僧寺的主要原因。

明朝战将卢象升之弟卢象晋，在家乡沦亡之后，为保全发逃往深山，旋因族讼牵连被捕入狱，官吏见其顶发偏寡，以为剃后复生。卢象晋厉言曰，从未剃发。官吏强之，他回答说：“我先朝遗老也，兄弟俱死国难，吾头可与发俱断，吾发不可剃”。被杖数十，鲜血淋漓，终不允。官府无奈，趁其与老母相见悲痛昏厥之时，命“数人突入缚髡之。在狱凡九阅月，即释，遂为僧”。

这正如陈去病明遗民录自序所云:“一旦衣冠更制，发肤惨刑，其所以拂郁人心，铄伤志气者，弥益切至。夫是故有出家披凳，服僧袈衣以终身者”。可见，逃禅一途是一些遗民遭受创惩之后，而以此抗争的选择，其国破山河碎的隐痛深埋于胸臆。丹徒人钱邦芑于顺治末年出家，历佛门 20 余年，且享有高僧的称誉，但他却一直以“大错和尚”，“知非居士”自名。

临终弥留之际，遗命其徒曰:“我明臣也，慎无以僧礼葬我，可以福巾方袍裹尸入土，目乃瞑”。有诗曰:“年来久谢风尘事，又向人间听晚钟”。吕留良在自题僧装像赞中写道:“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谓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概谓之俗。不参宗门，不讲义录，既科呗之茫然，亦戒律之难缚。有妻有子，吃酒吃肉，奈何衲裰领方，短发顶秃，儒者曰是殆异端，释者曰非吾眷属。咦！东不到家，西不巴宿，何不袒裳以游裸乡，无乃下乔木而入幽谷”。可谓对僧中遗民作了形象的描绘。

某些曾为抗清战士的遗民往往转而佯狂疯癫，昆山名士归庄可谓突出的一例。其好友顾炎武曾作哭归高士诗四首，其中有云：“峻节冠吾侪，危言警世俗。常为扣角歌，不作穷途哭。

生耽一壶酒，殇无半间屋。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娄躅。”这首诗大体反映了归庄的生平，也是清初不少遗民的生活写照。

清军南下，归氏一门多人死难，归庄于抗清失败后亡命于江湖间，事缓返回故里，筑茅屋于先人墓侧，自此佯狂终身。自题其草堂一联，文曰：“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为人所笑谈。然而，其意却在以人少鬼多比喻清王朝的统治和世俗，大有世人皆死我独生之慨。

归庄曾作述哀三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六旬苫块痛无声,今借诗篇曲诉情；三十三年恩似海，一思一泪一哀鸣!”深切表达了他对明朝沦亡，桑海变迁的万般悲痛。

3、著书立说的遗民

著书立说，是经受了故国沦亡的灾难和痛苦以后，不少遗民的立身方式。浙人吕留良在落发为僧后，曾寄言其友人曰：“浮生无几，已削顶为僧，从此木叶蔽影，得苟延数年，完一两本无用之书，愿望足矣。”而实际上，诗文言志，“明末遗逸，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为，发愤著书，欲托空文以见志”。他们或为探索历史剧变的因果而孜孜不倦，在“哀其所败，原其所剧”的思想指导下奋发著述；或为寄托亡国的忧愁幽思，一吐胸中块垒而闭门写作，潜心于笔墨之中。

顾炎武精心撰述的《日知录》,“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其写作的目的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而他以毕业精力所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同样是一部经世之作。

被后人誉为爱国主义史学家的谈迁，鉴于明朝历代实录多有失真、隐讳之处，天启朝实录尚有短缺，而崇祯一朝的实录又无人撰写，以遗民的情怀，带着能将一部完整而真实的历史传给后世的愿望，于将暮之年客居北方，毕其终生而成被誉为“实录”的国榷。正如谢国桢先生所言：“义愤之士，逃荒投野，多为诗僧，而骚人墨客于荒江老屋之中，寤寐啸歌，至死不渝，未可以颓废目之”。这正是他们抒发情怀，不甘屈从的表现。

明亡清兴，始而躬身戎伍，积极抗清的爱国士子，在屡遭失败以后，仍以前朝遗民自甘，虽“天命”已定，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表明了清王朝虽然依靠武力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民族矛盾在清朝初年还相当尖锐，满洲贵族虽然君临天下，但遗民们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感情上，都在节节抗拒。

遗民虽“回天无力”，却奔走呼号，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其志不衰，史称:“迄于亡国数十年”。这一时间的界定，说明了进入康熙朝后，遗民反清态度开始转变。

1、夷夏之变

“夷夏之大防”，是汉族知识分子士大夫不肯承认清朝统治的最大障碍。“自（明）太祖攘除胡虏，恢复中原，夷夏之防，普天同喻”。对故国怀有眷眷之情的遗民，更是无法忘却“皇祖”

朱元璋在开国时发出的“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胡人焉得而治理之”的讨元檄文。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居于主导地位。在封建时代，千百年来由于民族偏见形成的“唯有中国居内以制夷狄，未闻夷狄居中国而治”的华夷之辨，被视为天经地义。夏完淳将明亡喻为“公私倾覆，天地崩离”。

王夫之认为“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桓温，东晋穆帝时任荆州刺史，后官至大司马，曾三次北伐，先伐前秦，晋军曾攻至长安附近；后伐前燕，一度克洛阳，然终以败归。还建康，桓温专擅朝政，废晋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简文帝，阴谋篡夺，然不久病死。王夫之引此典，是说如能北伐成功，驱逐满洲，而后篡夺者，也比拥戴“异类”为中国主好得多。

他的父亲王朝聘的临终遗言是：“勿载遗形过城市与腥膻相涉”。顾炎武则明确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弃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爱国士子正由于对明清易代持有这种以“夷狄”代华夏的褊狭观念，才在“亡天下”的深切之痛中，抱定了拒不与之合作的宗旨的。故朱舜水宁愿远走日本，侨居异域，至死也不肯与“夷狄”同居中国。阎古古破万金家资，以一驴亡命3000里，奔走呼号，积极抗清，及至复国无望，乃以布衣自勉，晚年贫困交加，却尤喜苏子牧羊之典。

即使那些降清的“贰臣”，也有人为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如吴伟业仕清以后，又遁迹山林，临终写下了凄酸、痛悔的绝笔，曰：“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因此，满族贵族要在全国建立起稳固的统治，除武力之外，还必须打破广大汉族人民，特别是汉族土大夫心中“华夷之辨”的妨嫌，使之诚心归附。

然而，对刚刚定鼎北京，“抚有华夏”的清统治者来说，要从政策制定上做到收揽人心，以消弭汉族士子的排击之情，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这首先是他们自身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满汉畛域观念。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一一这是自远古起中原华夏族（汉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蔑称。早在清入关之前，明人称其为“东夷”，以言非我族类，而不能与汉族相提并论。后金（清）统治者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称明为“南朝”、“蛮子”，寓意“南蛮”。及至入关以后，清人仍然严格奉行着抑制汉人，首崇满洲的“国策”。

但是，满族毕竟是一个人口稀少而又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要想统治汉族居多数的偌大个中国，对于刚刚君临中原的满族贵族来说，征召统治人才便成为其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当务之急。

因而，自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便发布了荐贤的诏令。然而，“清初诏求遗老”，其着眼点在网罗汉族硕彦名儒为清朝统治者效力，以适应入主中原的迫切需要。正如多尔衮所说:“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得贤则治理雍熙，不得贤则民生憔悴”。故收揽人心尚未被重视。重满轻汉，凌辱歧视汉官的现象，相当严重。“在京师即吏部卿贰往往受鞭挞，恬不为怪”。

2、从强硬镇压到柔性笼络

尤其是满族统治者为了摧抑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意识，还借故兴起了“科场案”、“哭庙案”、“奏销案”等大狱。仅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以“奏销案”被黜革、枷责、鞭扑的绅衿，就有13 500余人。当时江南地主阶级、士林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吴传业，徐乾学、徐元文兄弟、汪琬、彭孙遹等人更是首当其冲。后来成为礼部侍郎的探花叶方蔼，仅欠银“一厘”，便被革黜，因而民间盛传“探花不值一文钱”。清人说:“千金与一厘同罚，仕籍学校为之一空。至贪吏蠹胥，侵没多至千万，反不置问。”

“奏销案”重在打击江南士绅于此可见。于是,“官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人当风鹤之余，输将恐后。”清廷的这种摧抑政策不仅使入仕的汉官心灰意冷，对遗民更起到了“离心”的作用。阎尔梅就冷冷地说:“诸生自说咸阳好，临到坑时始怨秦”。虽在讥讽降清的士子，实则更疾满族统治者。因而，在清朝初年，清廷虽多方罗致山林隐逸，其收效却是甚微。

1、博学鸿词科

康熙亲政以后，局面才逐渐有所改观。其时，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已经过去，民族矛盾逐渐趋于缓和。康熙强调“满汉一体，无分彼此”，又重视传统的汉族封建文化。尊儒与推崇理学，固然是以此作为封建统治的纲常，但同时也意在收揽人心，故山林隐逸、负海内名望者，备受青睐。康熙曾诏命百官举荐隐逸硕儒，地方督抚大员也往往亲访亲荐。

据时人王士祯记载，康熙十年（1671年)，浙江巡抚“范中丞（范承勋）荐山林隐逸鄞县葛世振”。康熙十二年 (1673年)，陕西总督鄂善会同巡抚阿庶熙共同举荐名儒李颙，李颙八次上书以疾力辞，康熙十三年（1674年)，又再次诏征，并差官多次前往住所敦促。

但是，使清朝统治者更进一步认识到人心的背向关系到清王朝统治能否稳固，还是在三藩反清之后。康熙正是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受到了触动，他总结说:“吴三桂初叛时，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致”。“三桂背恩倡乱，荼毒生灵……皆朕德之薄，不能绥抚之故也。”

因此，康熙在以武力平叛的同时，便开始调整统治政策，以取得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乃至广大汉族人民的支持。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清王朝刚刚从三藩战争的危急局面中摆脱出来，康熙便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下令开“博学鸿词科”。

他谕吏部曰:“凡有学行兼优，文章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朕将亲试录用。” 至翌年三月，共集“名儒硕彦”143 人，赐宴之后，均令入体仁阁就试。所荐之人中，“未仕”多于“已仕”，而“未仕”中又多为遗民，所谓“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

黄宗羲、顾炎武、李颙、傅山、李因笃、朱彝尊等均在被举之列。顾炎武、黄宗羲以死相拒，不与试，康熙并无嗔怪之意；杜越、傅山被强令舁京，仍然不执试笔，康熙反以其年高授予中书舍人。对于入试的遗民，则取之甚宽。

可见，清廷开“博学鸿词科”，重在网罗山林遗贤。诚如孟森先生所说：“是时高才博学之彦，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罗致遗老，于盛名之士，无不揽取，其能荐士者，虽杂流卑官，亦许荐呈”。故“康熙之制科，在销兵有望之时，正以此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作兴之”。所谓“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就是一反顺治朝以来，用惩创手段压制遗民士人的反满情怀，而示以怀柔，以期获取“士民之秀杰者”的拥戴。

而这些为时望所归的“遗贤”及其子弟纷纷应试，标志着他们对满洲贵族君临天下，由排击转而合作与支持。这是清王朝在其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转折。即是说，清统治者在平定三藩叛乱，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又重视那些能倡“大义”的名士，欲其归心。故孟森先生云此举“纯为圣祖定天下之大计”。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诏《明史》开馆。以“遗贤”而修明史，述故国之事，意在迎合其孤臣孽子之心。监修总裁叶方蔼、徐元文以黄宗羲熟知明朝史事及掌故，力荐其入馆，当黄宗羲以母病和年老谢绝后，叶方蔼又奏请以黄宗羲之著述佐修《明史》。康熙谕令:“凡黄宗羲有所论著及所见闻，有资明史者，着该地方官抄录来京，宣付史馆”。浙江布政使李士贞奉旨即行，并请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到杭州校勘其父著述，命胥吏数十人缮写进呈。对遗老著述的如此重视，再度表明了满族统治者争取遗民的诚意。

2、南巡与祭拜明孝陵

平藩以后，康熙六次南巡，每次都谒明陵，免积逋、访求贤才、增加入学名额，凡此等等，示汉族士人以惠顾，用心于消弭满汉隔阂。在康熙倡导右文求贤之下，一些封疆大吏更锐意于此。理学名臣汤斌于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任江宁巡抚。

江南是士人荟萃之地。汤斌不仅悉心贯彻清廷右文之意，且十分重视对遗民的争取。周茂兰乃明朝东林党领袖周顺昌之子，明亡后隐居乡里。崇祯年间，他曾刺血为书，诣阙讼其父被阉党魏忠贤所害之冤，为父昭雪，在江南士子中颇有影响。汤斌重新修葺崇祯时为周顺昌所立的“周忠介祠”,并“亲谒之以为众劝”。

而在时人的记载中，汤斌访贤、荐遗民的轶闻趣事尤多。如自称为“九峰遗黎”的明诸生吴骐“于学靡所不窥”,“汤斌抚吴，闻其名，将造庐请见”。常州遗民徐枋，不仅书画皆精，且以节高知名，汤斌“步访徐枋”，以示礼贤，且“钦其高节，尝屏驺从，两诣山中访之，卒不得见，太息而返”。总之，清廷所采取的对汉族知识分子、前明遗民的感化措施，在促进对方的转变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在历史上,“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清朝统治者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思想文化方面，相对落后的满族却在潜移默化中为先进的汉民族所“征服”。

儒家的纲常名教和政治统治理论，被公认为普遍的原则，从而形成为共同的或比较一致的文化心理状态。儒家思想成为清王朝的统治思想，对于加强满汉联合的清朝统治，是必需的重要内涵。而康熙便是清代皇帝中系统学习儒家经典的开创者，他的勤奋好学是十分罕见的。康熙“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学到了如何为君之道。他熟读儒家经籍，为汉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也正因如此，满族统治者所建立起的清干朝，才逐渐为广大汉族士大夫和人民所接受。

康熙提倡理学，素有“理学皇帝”之称。他曾经说过:“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宗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钜”。他命令将朱熹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移出，置于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

又规定科举考试，以朱熹注释的五经《四书》为完卷标准。康熙崇尚理学，是着眼于他的一统基业的。正如他在御纂朱子全书的序中所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 在康熙为了“治万邦于衽席”而推崇理学的倡导下，一批理学名臣便应运而生。

由此也可以看出，康熙已从现实中洞悉，只有思想文化上的基本一致，方能消除硕彦鸿儒、遗民节义之士对新朝的漠视，成“外内为一家”,而这种强调从思想文化方面巩固清王朝的一统天下，也正说明康熙皇帝的深谋远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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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正统性。

不管是下一个王朝以何种方式代替上一个王朝，都必须承认上一个王朝的正统性。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你可以合法的继承上一个王朝的所有财产。所以，在康熙皇帝眼里，洪武皇帝朱元璋是前朝皇帝，是“前辈”，现任皇帝跪拜正统的前任皇帝，无可厚非。

第二，是缓解民族矛盾。

在康熙帝时期，清军还入关不久，根基并不稳固，而多尔衮嘉定三屠等多次大屠杀，文字狱，断发易服等行为，都极大地激化了满汉矛盾，所以康熙这一跪，往大了说也是满皇帝对汉皇帝的跪，可以让汉民族的百姓心里舒服些，缓解满汉矛盾。

第三，是对朱元璋的钦佩。

在明孝陵墓前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写着“治隆唐宋”，这是康熙皇帝写的，意思是说，康熙皇帝对国家的治理，胜过唐宋的历代皇帝，康熙皇帝是佩服洪武皇帝的，所以有这一跪。

清朝皇帝给明朝皇帝下跪，这看起来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但如果从后人给前人下跪来看那就没什么了。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而康熙皇帝给朱元璋下跪也不仅仅是个人的感情崇拜，更多的是对于政治目的的所求。

中国古代对于皇帝死后的庙号具有严格的规定，只有开创天下创意国家的皇帝才能称为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清朝就只有顺治皇帝一个人才够资格。但我们后世在庙号之中，还是看到了康熙皇帝的庙号是清圣祖。

这是因为康熙皇帝对于中国领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父亲顺治皇帝虽然带领着清军入关，却并没有完全的统一中国。当时的南方还是在吴三桂等三个藩王的手里。表面上统一的清朝，实际上蕴含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在康熙朝时期都一一爆发。是康熙皇帝平定了三藩之乱。把明末的领土重新整合在一起。这种巨大的贡献是可以被称为祖的。所以康熙皇帝祭祀明太祖，就是来赞扬他的贡献，想象成自己对于清朝的作用是和明太祖朱元璋一样的。

多尔衮与顺治皇帝进军中原。是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仇号的。后来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之上，他们还为崇祯皇帝发丧。这一点很重要的影响到了南明的政治方向。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使得南明和李自成，张献忠等汉人势力内斗。最后天下归于大清朝。可就是这样，清朝的统治依旧是十分不稳定，因为顺治皇帝实行剃发易服的政策让整个江南沸反盈天。

汉人束发是一个几千年的习惯，不可能因为清朝一道圣旨就改变，所以反清复明的活动很多，像吴三桂他们一度统治到了整个南方，差点让清朝迁都，虽然说康熙皇帝后面调兵遣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依旧觉得明朝遗民不可小视，只能怀柔归化。

所以康熙皇帝几次下江南，并不是为了自己游山玩水，更多的是为了安抚江南民心，他放低姿态以满人皇帝的身份去给朱元璋下跪磕头，实际上就是表明自己也是炎黄子孙，自己的清朝是一个正统王朝，是

这个问题嘛，说到底还是想问清朝皇帝为什么要认前朝皇帝为尊。

康熙是开创清朝康乾盛世的君主，除三藩、战沙俄、三平噶尔丹，拓宽了清朝的疆域，大清朝的名声也是在他手上开始驰名海外。

那为什么达到如此成就的康熙帝，要向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跪拜呢？为何还专门给在朱元璋的墓前立了一个石碑，来彰显朱元璋的功绩呢？

首先，因为清朝满族人原本对于逝者都是心怀敬畏之心的，当时的社会风气都是以死者为尊，更何况是朱元璋这种地位功绩高上的老长辈，康熙对逝世长辈的跪拜自然是很合理的。

其次，当时的江山是属于大清满族的，而作为中原王朝最重要的一条政治主导，就是要做到大一统，这不仅仅是要统一疆域，还要让天下臣民真正认同清朝这个政权，要让人民认定清朝是正统王朝。

要做到这一点，康熙帝等清朝统治者必须要向前朝也就是明朝表示敬畏之心，康熙用祭奠帝王的礼仪来跪拜朱元璋，主要是为了彰显自身对汉人的尊敬，也像天下汉人士族表明，大清是顺应天命，继承朱氏皇族的江山。

而康熙帝向朱元璋行大礼时，举办得非常隆重，邀请了许多大臣与平民百姓来参加，而这其中有不少都是汉人。这次向大明开国皇帝祭拜，就是在暗示人民，自己是大明正统皇权的继承人，树立自己是盛世明君的形象，希望汉人们能归顺清朝，从而维持平稳的统治。

而康熙向朱元璋下跪嘛，就是像表现自己将朱元璋当作是自己的家族长辈一般，让汉人们觉得满汉应该是一家人，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康熙帝向朱元璋跪拜，一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朱元璋的敬重，二来是为了让百姓们能够相信自己，让自己能够更好地统治天下， 维持江山的稳定。

从今人的眼光看来，康熙确实有很强的政治头脑与很高的气魄，能够以朱元璋作为他的先师，能够看出康熙帝对朱元璋的敬重与欣赏，希望他自己也能像明太祖一样将大清变成盛世。

同为九五之尊的康熙在南巡期间，跪拜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名为祭拜朱元璋，实为借祭拜化解根深蒂固的满汉矛盾，并收拢明朝的遗老遗少，笼络民心！

自努尔哈赤起兵后，满清势力逐渐蚕食大明江山，并趁李自成祸乱北京之时，以强兵压境，在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协助之下，打败李自成，将清朝的权力中枢迁至北京。

迁都北京是清朝统治华夏的一个重要契机。但作为统治者的满清政权初期却不懂得笼络人心，依旧用关外旧制如跑马圈地、剃发等统治汉人，并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屠城，如扬州大屠杀。因此，清朝定鼎中原后，与汉人的矛盾积怨是根深蒂固的。

老实讲，明朝的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宦官当权，致使皇权衰落，且明末苛捐杂税，百姓民不聊生，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就是最好的例子。然而当时的汉人还是比较怀念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穷苦出身的草根皇帝朱元璋统治期间，严惩贪官、体恤百姓，是难得的好皇帝！明末诸皇虽然昏聩，但根源是因为宦官当权，而非皇帝昏庸。

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帝励精图治，不仅将明末的民生凋敝和社会动荡治理的妥妥当当，而且以汉人为师，学习孔孟之道，恪守汉人礼节，逐步收拢民心！

康熙继任初期，社会动乱、民生凋敝，满汉之间矛盾重重，祭拜明孝陵可以展示康熙帝怀柔天下的胸襟，也可以借机收取明朝遗老遗少的心，化解满汉之间那道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有利于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是一箭三雕之举！

满清江山，源于汉明。

康熙是清朝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举一动皆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可以说，清朝对中原统治的稳固，便是在康熙执政期间实现的。

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这样一个桥段:陈道明老师扮演的康熙皇帝，在前赴南京巡视时，曾经特意到洪武大帝朱元璋的陵前祭拜。

为什么一个清朝皇帝，要去祭拜一个前朝的开国皇帝呢？这里面有两层含义。

其一:当然是为了争取人心！当时清朝虽已入关数十年之久，但是在民间却依然存在反对势力。

因此，康熙皇帝才会一手抓笼络一手抓镇压。

用科举取士的方式，极力笼络中原精英，争取使其放弃成见为新朝效命。用武力的手段，对一些坚决不肯配合者予以打压。

因此，康熙皇帝祭拜朱元璋陵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天下人宣扬他不仅是满州人的皇帝，而且还是全中华的皇帝，是前明统治的当然继承者。

其二:康熙皇帝执政之后颇有建树，清朝的统治也已逐渐稳固。

处于上升期的清朝，在政治尚算清明，在经济上也所有发展。社会面貌与明末乱世相较有了极大的改善，老百姓也能够过上几天安定日子了。

形势一派大好，康熙皇帝也未免生出志得意满之心。

因此，康熙皇帝才会借助祭拜朱元璋陵，向天下人宣扬“大清远胜大明”，自己这个皇帝也不亚于朱元璋，并以此加强和巩固清朝对天下的统治，以便减少乃至消除潜伏于民间的反清势力及情绪。

康熙是清朝皇帝，朱元璋是明朝皇帝，为何康熙要给朱元璋下跪？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从朱元璋本人而言，此从乞丐之身经历万千磨难终究成功，当上皇帝。从底层阶级出发的皇帝自然深知百姓疾苦。朱元璋建立明朝以来，整顿吏治，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再从明朝与清朝的关系来看，是清军入关，夺得大明的江山。但是，康熙六次巡南必到明孝陵并且多次给朱元璋扫墓也是因为此种原因，并且从康熙参拜朱元璋明孝陵之中可以轻易得出答案。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到南方巡视，在途中祭奠孔陵，明太祖陵。并且在十一月初二一早，便派遣内臣席尔达一起前往明孝陵祭奠朱元璋。而且康熙为表示对朱元璋的尊重，亲自在明孝陵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还在宝城前三奠酒。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所谓的三跪九叩大礼一般只有在祭天或是大典礼中才进行。康熙皇帝的这一举动顿时使南京数百万百姓感动得热泪盈眶。

再者来说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第四次巡南京，派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孝陵;康熙四十四年，康熙第五次巡南京，派遣尚书徐潮祭明孝陵，并且路经明孝陵，从乐门角入，率众大臣行礼；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第六次巡南京，亲自率众大臣祭明孝陵。

康熙六次巡南京，次次都祭明孝陵。从当时的历史局面而言，中原汉人多，康熙的这一举动极大的拉拢了江南的士大夫及明朝遗民的心，还受到文武官员及南京城群众的拥护，大大缓解了当时汉对清政权的不满，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对于后人而言，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历史对朱元璋本人的极高赞赏，更多的还是康熙不凡的气度。通过亲自给朱元璋扫墓，拉拢汉人，表达满汉一家的情谊。

康熙曾说过：

治理天下在于收拾人心，只要天下人从内心找到对大清的认同感，江山就能稳固。康熙参拜明孝陵，是用一种“怀柔手段”，对天下汉人心的征服，对自己江山正统性的证明。

事实上，不仅参拜明孝陵，康熙还开设过博学鸿儒科，设明史馆，这些行为大同小异，都是为了收买人心，以成其“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理论依据。

康熙皇帝曾经率领清朝的官员一起跪拜明太祖朱元璋是确有其事的，而且，康熙先后一共5次跪拜过朱元璋，当然啦，所谓的跪拜朱元璋，自然是在朱元璋长眠的“明孝陵”当中。

康熙第一次跪拜或者确切地说叫“祭拜”朱元璋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48年的11月，当然，康熙并不是特意去了当时的“江宁”，也就是南京祭拜朱元璋，那是因为，恰好在这一年，康熙开始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南巡”。

当他在“南巡”路上路过江宁的时候，便郑重其事地带着随行的所有官员沿着明孝陵的甬道一路行着“三拜九叩”的大礼，好好地祭拜了朱元璋这位前朝的开国皇帝。

康熙皇帝画像

不得不说，先把康熙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放在一边，仅就康熙能够身体力行地去做到这件事情上来讲，我们就能感受到康熙皇帝胸中的丘壑和千古一帝的格局。

此后，康熙皇帝四次到明孝陵当中去祭拜朱元璋，除了第三次之外，全部都是因为他在南巡的时候路过江宁，既然第一次南巡的时候就已经去明孝陵祭拜过了朱元璋，所以，他之后南巡路过江宁的时候，到明孝陵去祭拜朱元璋应该就成为了一个固定的行程。

他第三次去明孝陵，是因为当时江淮地区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洪涝灾害，为了安定民心，康熙才专程去了一趟明孝陵祭拜朱元璋，不得不说，他这种做法是非常接地气的，因为他在第一次郑重其事地在明孝陵里叩拜朱元璋的时候，就赢了当地百姓们的极大赞誉。

康熙南巡图（江宁）

说到这里呢，就可以来说一下，康熙皇帝一次次地去明孝陵祭拜朱元璋的真正目的了，很简单就四个字，那就是“收服民心”。

毕竟清朝是由满足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而且，在满清进入关中之后，也的确对中原甚至是江南百姓做了许多比较野蛮和残忍的事情，正因如此呢，一直到了康熙皇帝在位的时候，在民间也一直都存在着“反清复明”的呼声。

这种情况之下，康熙皇帝作为满清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能够以比较低的姿态去祭拜前朝的开国皇帝，不得不说，这对汉地的百姓而言，是绝对可以增加对康熙这位满清统治者的认同的，这样以来，就能够 很大程度上减少导致社会动荡的民族因素。

南京明孝陵

当然啦，类似的事情，也并不仅仅只有康熙皇帝一个人做过，他的孙子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72年的时候，也曾经给明朝末期给满清军队造成过巨大麻烦的抗清名将“史可法”追赠谥号为“忠正”。

也正是因为“史可法”在当时江南地区很多明朝遗民的心目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乾隆皇帝以官方的方式公开褒扬“史可法”的民族气节，这自然能从很长程度上唤起明朝遗民对满清政府的认同。

当然，不得不说，历史上每逢遇到王朝更迭，其实新的王朝、新的帝王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事情，究竟该如何唤起前朝遗民对新朝代的认同，这始终都是那些帝王们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乾隆皇帝画像

死者为大。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了巩固统治，清朝皇帝特别重视汉文化，比如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就是顺治时的事。

康熙更加注重教化，自己也以身作则。跪拜朱元璋的陵墓，就是用“死者为大”的汉文化思想，来展示自己的态度：我是比某些汉人还重视汉文化的！

祭明孝陵，给朱元璋墓行跪拜之礼，以及其他一系列汉化行动，极大的拉近了康熙与汉人的距离，对稳定清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