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看法（非文学超级专业水平，因为我只是高考与高校淘汰不要的，全是后天的积累）： 新历史小说的主要特征有： （1）融合了历史唯物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具体而辨证的分析。 例如姚雪垠的《李自成》中，对崇祯皇帝的描写，既承认他是“真老虎”（如周后、田妃和他下棋时担惊受怕，要想着法儿输给他而又不能露骨地让棋，因为她们知道惟有这样，崇祯的心里才认为有可能得到湖广胜利的消息），又不否认他是“纸老虎”（如明军败仗，他甚至躲到太庙，在祖父万历皇帝的神主牌前痛哭自责）。 （2）作品中对涉及民俗学、工艺学、建筑学等领域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刻画，有不少作品对服饰、礼仪、建筑物、工艺品、医药养生等各方面的描写都达到了极其精细的程度。 例如凌力的《少年天子》对顺治帝身边的佟妃因诞下皇三子（后来的康熙皇帝）晋封为康妃后参加大典的礼仪、服饰的描写堪称是极为精细的，语言处处流露出康妃谨慎的性格。 （3）大场面的恢弘化，小场面的细致化，大开大合，这些应是令旧历史小说笔力字愧不如的。 例如凌力的《梦断关河》一书，西洋医生亨利和上尉用枪决斗的场面（这是小场面），细致到举枪、倒退步数，开枪动作，声、光的描写，恐怕是以前的小说很难企及的。 又例如凌力的《倾城倾国》一书，开头的那场战役（这是大场面），孔有德、耿仲明率军与清兵浴血奋战，多亏儒将孙元化带部队解围的全过程就很传神。 （4）作品不回避矛盾，既保留了爱国主义的思想风貌，又基本避免了旧历史小说的大汉族主义思想。 例如徐兴业的《金瓯缺》一书，除了歌颂北宋王朝主战的李纲、马扩等人，还注重把辽国的大将耶律大石作为英雄进行认真的描写，表现了耶律大石英勇、果敢的性格特点。而且，作者不回避北宋的覆灭和南宋的苟且全因小朝廷腐败这一历史事实。这就与明君贤臣为纲的，描写同一时期的旧体历史小说，如《说岳全传》等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 （5）感情更真挚，人物类型、性格更复杂化，取材更全面化，运用的创作手法与表现手法更多样化。 旧体历史小说中，基本都是把女性作为批判对象或歪曲描写的，如《水浒》中对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的描写，但到了新历史小说，女性就不只是被侮辱与歪曲、忽视的对象了。出现了如庄太后（百年辉煌三部曲）、洪高娃（《北方佳人》）、苏麻喇姑（《康熙大帝》）等一批受尊重与歌颂的女性人物。 新历史小说的取材也不只局限于帝王将相，出现了描写市井小民（《梦断关河》）、秦淮风情（《白门柳》）、北方草原（《北方佳人》、《满都海皇后》）、落魄八旗（《采桑子》）、知识分子心灵经历（草堂春秋）等题材的作品，这些都是全新的开拓。具体作品就很多了，书店里随手一拿都一大堆。 新历史小说与旧历史小说相比，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不再只注重言行描写而忽略心理刻画。例如《北方佳人》中，萨木儿公主对乌兰布根牧场遭到血洗后心中的恐怖与不安，就是很典型的静态心理描写，又例如《星星草》中对捻军将领张宗禹结局的设计，就有理想化的浪漫主义成分在里面。 总之，新历史小说对旧历史小说的超越与创新是多方面的，如果要写成论文的话，就不是本问涉及的内容了，相信有更专业的人比我写得更好。
结合作品谈谈先锋小说的特点
![[作品小说]故乡天下黄花](https://img.guwenji.org/siteinfo/2017/08/28/7C86789C-64B9-C020-BB58-C80D25875C3B.jpg/w240)
嘘~~
原贴：先锋小说有什么特点？
aawang
请看下面
题目：体验民间文学 传承民族记忆
作者：陈建宪，男，汉族，湖北省麻城市人，1954年6月生。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民俗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组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主要论著有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玉皇大帝信仰、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等，译著有《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世界民俗学》、《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等。
一
1926年3月10日深夜，鲁迅先生在稿纸上写下了阿长与《山海经》几个字。然后点上一支烟，烟雾中仿佛浮现了那个“黄胖而矮”的女工，那个“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的乡下人，那个“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自己没有余地翻身的仆妇。鲁迅先生迅笔疾书，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听见阿长在给他讲长毛的传说，在叮嘱他正月初一早上醒来第一句话一定要说“阿妈，恭喜恭喜”，在对他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当他写下“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时，他的眼睛一定湿润了。
身为中国最知名的新文学作家，鲁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为什么他独对这个普通的村妇寄以如此深深的怀念呢？在这篇回忆录里，鲁迅先生究竟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其实，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次文学“寻根”，他意识到：正是长妈妈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向像他这样的儿童们传承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播撒着文学种子。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阿长，没有《山海经》，也就没有文学家的鲁迅。
长妈妈在鲁迅儿时向他灌输的那些东西，学术界今天称其为“民俗”和“民间文学”，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间文学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民间文学”是一个社会群体集体拥有、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是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拉法格语）。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作家如果善于学习民间文学，善于在作品中表达和传承自己的族群记忆，无疑更容易获得族群的共鸣和拥戴，也更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兴趣。
二
1917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刘半农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刘半农将章程拟好，蔡元培先生看了一遍，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从此，一场又一场的采风热潮在现代中国兴起，中国文学增加了一个新的文体——民间文学。
北京大学的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发出后，有很多同学投稿，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总共登出了148首。到1920年冬，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意识到了民间歌谣的重要价值，于是成立了一个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歌谣研究会开始印行歌谣周刊。由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说：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在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歌谣周刊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版了97期，她宣告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出现，这门学科的对象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和传承的文学作品，如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这些作品是全民族的遗产，她们从远古走来，始终伴随着民族历史与民众生活，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
以这种新的学术视野来出版的歌谣周刊，在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90岁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钟敬文先生回忆起这份刊物时，深情地说了下面的话：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喜欢”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喜欢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地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1]
民间文艺的发现不仅点亮了青年教员钟敬文的生活，使他在漫长的岁月中成长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掌门人，也照亮了其他许多人的眼睛，其中有学问家，有政治家，也有文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了民间文学在文化上的特殊价值，并从不同角度努力推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不断向前发展。
三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两场影响深远的精彩讲演。
1928年3月20日，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杭州岭南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讲演。顾先生说：“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有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他慷慨激昂地呼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族的历史。”[2]顾先生的讲演，继承了五四精神，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民间文学的一种文化自觉。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情结仍一脉相承，近年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首先由知识分子发起然后得到政府支持和民众响应的。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艺术家们20多天的讨论后，作了一场总结性的讲演。他指出文学艺术工作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一些人不愿意为群众服务，他们不爱群众的感情、姿态等，“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在谈到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掀起学习民间文艺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音乐系的师生纷纷下乡采风，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周扬、丁玲、艾青等编著的民间艺术和艺人以及《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和地主与长工等故事集陆续出版。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一批学习民间文艺手法的佳作发表，形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高峰。
20世纪的中国风雷激荡、天翻地覆。人民大众走上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文学，也相应受到了极大关注。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到国统区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次大规模民间文艺采录活动，使中国民间文学宝库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从1984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共同组织领导，着手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部规模空前的巨著，由周扬任总主编，钟敬文、贾芝和马学良分别任故事、歌谣和谚语集成的主编。截至1990年，全国共搜集到民间故事183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84万条，总字数达40亿。大量的县卷资料本，已在许多省市编印成书。如湖北省在短短几年中印出的资料本就有130余种。一波又一波对民间文艺的采录、整理、研究和利用的浪潮，顺应着20世纪中华民族自我救亡运动和大国崛起理想的主流，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
四
民间文学在漫长的时间与巨大的空间中世代传袭的事实，证明她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民间文学充满了自由的欢乐精神。世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老百姓的创作出自人类的生命本能要求，这种本能遵循着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或巴赫金的“狂欢精神”，而与悲观主义绝缘。例如无处不在的民间笑话，就是民间欢乐精神的典型表达形式。笑话中永远充满了乐观的人生态度，敏锐的观察能力与睿智的思维技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欢乐，通过语言艺术加工、生产和消费更多的欢乐。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学的许多体裁，如神话、史诗、歌谣等，都在萎缩和消亡，唯有笑话一枝独秀，仿佛有一个永远开心的精灵，通过酒桌、电脑网络、手机短讯，在灰色的尘世中跳着，笑着，奔跑着，舞蹈着，在麻木的世俗生活上空飞翔。
民间文学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风格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从主题看，民间叙事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道德倾向，无论恶势力多么强大，善的力量总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人物看，民间创作中的正面主人公形象总是完美无缺，美到极致，善到极致，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与精神榜样。从意境来看，现实生活可能沉重乏味，但民间文学中的世界却无比美丽。如同恩格斯在评价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所说的那样：“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3]
民间文学充满了飞扬的想象力。众所周知，想象力是人类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之一。在民间幻想故事中，现实物理世界的束缚被彻底打破，神界、人界、鬼界、精灵界从空间上融为一体，过去、现在、未来从时间上被连接沟通。人与神直接交流，自然万物随意变化，人、神、精灵不仅精神上互渗，形体也相互转化，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时空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自由翻飞，这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想象力的培养具有极大帮助。难怪鲁迅先生直到晚年还对美女蛇故事、《山海经》图津津乐道。
民间文学还充满了哲理。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凡的。谁要描绘社会，谁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在民间寓言中，民众将哲理寓于故事，使听众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有个抬驴故事，讲一老人带孙子赶集，当他自己骑驴时，人们说他不知心痛孙子；当孙子骑时，人们又说不尊敬老人；两人一齐骑上去吧，人们说他们不知痛惜牲口；两人都不骑吧，人们又说他们是傻瓜，有驴子不知道骑。怎么样做都不行，两人只好将驴抬起来走，但这样做却更让人们笑话。这个寓言把做人处事要有主见的哲理就讲得非常透彻。还有个对哄的笑话，说从前有个小孩常流鼻涕，他父亲叫他把鼻涕揩掉，并答应揩干净后给他一元钱。接下来儿子跑出屋，很快又转回来，找老子要钱。老子见儿子鼻孔下面只剩两道红沟，就笑着说：“我是哄你的！”儿子“哼”的一声，又将缩进鼻孔的两条鼻涕淌到外面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是哄你的。”[4]
这个搞笑的场面，让人们对“子学父样”的生活哲理留下难忘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在民间文学中，哲理与诗意常常能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宁静的原始森林中，池中的天鹅脱下羽毛衣，变成了绝色的仙女；小小的青蛙儿子，不仅能帮父母干农活，还以哭、笑、跳等方式娶到了最善良美丽的姑娘，待他脱下蛙皮，又变成了一个年青英俊的天神；从灰鹤口中救了条小白蛇，却得到了一颗能听懂所有动物语言的宝石……民间童话像一个顽皮的小天使，用他的魔棒随心所欲地变出各种神奇的时空幻象，但仔细咀嚼，这些象征又是那么合于情理，那么美丽动人！
民间文学也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掌握文字需要接受相当的训练，口语却是庶民与生俱会的本领。民间社会中，许多普通人都有极好的语言天赋。我们看一个例子：
一个好吃的人，瞄中哪碗菜了，哪碗菜就只有他的搞场，旁人很难吃上嘴。这天，他在人家屋里做客，瞄中了一大碗鸡汤。鸡汤碗里只放了一把汤瓢，他拿起连舀直舀，硬不松手。满桌的人都把他望起，他才勉强停住，将汤瓢放回碗里去。刚刚放稳，他又去拿。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客人好气又好笑，也伸手去拿时，迟了，汤瓢又被他捏在手里啦！拿到了他还跟对人家讲客气话：“你看我拿得到哩，你不屑跟我递得口沙！”
又舀。舀了又做样子把汤瓢还原。才还原又去拿。这一下，对家的手快，将汤瓢抓到手了，满桌的人都看他再怎么讲。他说：“嘿，你已经拿到手啦？我正想给你递过来的呀！”[5]
这是湖北省五峰县白鹿庄农民故事家刘德培讲的一个故事，故事只有200多个字，焦点集中在餐桌上的“汤瓢”之上，几个动作和对话，就将好吃者的形象活画了出来，其白描技巧令人叹服。如果加上讲述者的语音、动作、表情，与听讲者的现场气氛互动配合，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想见。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语言的丰富表现力。
民间文学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比如形象塑造，许多民间文学形象，如灰姑娘、狼外婆、天鹅仙女、龙王龙女等，都已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谈到叙事结构，民间笑话特别值得研究。凡是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在几十个字最多千把字的篇幅中，设置包袱，交代矛盾，刻划人物，将故事推到高潮，最后给人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没有高超的构思情节、驾驭语言的艺术，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民间笑话的创作者们善于截取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如一个动作，一句富有智慧的话语等，精心布设“包袱”，造成瞬间急转的效果，使人不能不哈哈大笑，这是非常难得的技巧。在题材、形象、情节、场景、语言以及伦理价值、审美情趣等方面，民间文学都能给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提供取之不尽的丰富滋养。所以，人们常将民间文学形容为培育伟大作家的土壤和乳娘。
五
民间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由于文化语境是民间文学创作与鉴赏的重要因素，因此学习民间文学必须将“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这是与作家文学不同的地方。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书面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是一种单向的信息发送与解码过程。而民间文学以口语为媒介，讲唱者与接受者必须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之中，面对面地保持着信息的双向交流，才能完成审美过程。因此，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归纳说：“口语文学不但是传诵于听众之前，实际上也经常是表演于听众之前的。书写文学有戏剧的创作，但是文字的剧本与实际表演之间是很有不同的，口语文学则没有这种差别，口语文学中的很多情节，需要传诵者的当场表演，传诵者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经常构成作品的一部分。……例如某些特别的动物，可怖的鬼魅以及逗人发笑的滑稽者都有其代表性的声音，这些声响的意义，要比任何冗长的说明都有更大的效力，更能动人心弦，所以难怪口语文学的传诵常常是一遍再一遍，即使听过数十遍的人仍然乐之不疲。但是，书写文学与之相比则没有这么大的效力，一篇好的作品虽被形容为百看不厌，但实际上看上三两遍就很少再被重复地读了。”[6]
从创作过程来看，民间文学创作者也受特定文化“场”的影响。由于民间文学是在集体场合（至少两个人）讲述或演唱的，因此讲述者必须根据现场情境和听众的反馈，不断对所讲内容加以调整，以适合于听众当时的需要，吸引听众的兴趣。有时，讲述者与听众之间还常常互换角色，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心理认同障碍。民间文学的创作和鉴赏在同一过程中完成，有明晰的对象性。而书面创作时，作家面对的是一张稿纸，所以他的创作过程，只能以自我的心理经验为基础，以想象中的读者为对象。
在民间生活中，一群人围在一起讲故事时，常常会互相“掰”人。所谓“掰”，就是巧妙地将听故事者编在故事中加以捉弄。例如有个故事讲一个农民进城，为了搞好各种关系，以乌龟作礼物。乌龟有大有小，农民根据关系重要的程度，在龟甲上贴一纸条，写上XX人、XX人。后来在车上口袋不小心被打开，乌龟跑得到处都是，农民边捉乌龟边将纸条重新贴上，边贴边说：这是XX，这是XX。讲故事的人，会将这个XX，故意置换为听者的名字。听的人一般不会生气，反而会为这种机智哈哈大笑。这种鉴赏过程，只有在特定语境和特定的亲密程度中才能实现，而故事本身也会更加接近双方的心理距离。
在民间的对歌和舞蹈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歌手和舞者间的对抗，而旁观者会为此起哄，鼓劲。这种对抗很少会形成真的心理伤害，常常是以非常友好的形式结束。许多民间歌舞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像西南少数民族的三月三，西北的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族，节日里常常是全民性的歌舞活动，只有在那种狂欢的氛围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民间文艺的巨大魅力。神话的讲述离不开特定的仪式，民间传说则常常与相关的风物粘附在一起，从书面看到的黄鹤楼故事，总不如看着黄鹤楼讲述起来更有兴味。
总之，民间文学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空间，就像一条从水中捞起来的鱼，躯体虽存，却不能自由自在地冲波击浪，无法展现那优美的体态与灵动的身姿。因此，理想的民间文学学习方式，不是仅仅通过文字诉诸想象，而是身临其境，调动全部感官，在参与中体验民间文学给人带来的愉悦与快感。有志于学习民间文学的人，要多在“体验”上下功夫。所谓“体验”，是个体通过亲历某件事，获得相应的情感经验和认知结果的活动。体验式学习的途径最好是直接到民间采风，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将田野作业作为必修之课。同时，以民间文学作品为中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生动再现民间文学的丰富形态及其民俗语境，创设身临其境的场景，也是一种辅助性的办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说：“民间文学不仅是最为通俗生动的艺术形式，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但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农耕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活动为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挤压和取代的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民间文学这笔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注释：
[1]钟敬文：《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纪念该刊创刊70周年》。
[2]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五期，1928年4月17日。
[3]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401页。文艺艺术出版社。
[4]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孝感地区专集，李守义搜集整理，1982年印。
[5]汤瓢，见新笑府——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故事集，王作栋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6]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见叶舒宪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来源： 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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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华前期作品的先锋性
余华前期作品充满了先锋意识，暴力、荒诞无比的“零度情感”叙述描写，将人的暴力冲动、非理性欲望，写到了壮烈锥心的地步，人性的贪婪、血腥、自私、阴鸷以及特有的死亡叙述建构了其前期作品的“现实世界”。
1.1暴力的极致运用
余华的前期作品最突出构成因素之一就是暴力。这个因素根植于他的前期全部作品中，同时也实化到每个人物上。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的见义勇为被一群强盗者暴力出击，“这时有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上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于是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1]“我”的正义之举居然遭到盗贼的暴力回击，正面的人性被人类的邪念所压迫，暴力对这种人性深存的劣根性一展无遗。《现实一种》中的暴力更是如一场狂风暴雨鞭打在每个人物上。无论是四岁的孩子皮皮，还是其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暴力的执行者。皮皮将堂弟的生命进行玩弄是无意识的暴力、祖母只顾自身，甚至在看到门口那摊着一滩血，一团黄黄的东西是自己的孙儿的时候却不管不顾转身离开的冷漠暴力、山岗、山峰及其各自妻子的为复仇而采用的阴谋式暴力，山岗为了弄死山峰的故意折磨，山峰妻子假扮山岗妻子希望肢解山岗。亲人在他们眼中是完全是陌生人，丝毫没有人性善良的温存，而仅有那股被复仇所填满心胸的极致暴力。余华通过暴力有条不紊的织造出“人性恶的证明，”赋予先锋时期作品以强烈的艺术张力。
1.2荒诞的无限扩展
荒诞是余华先锋时期塑造作品的一把匕首，刺向小说人物身上的千疮万孔，流出他们血液的冰碴子。一九八六年中疯子的臆想和自虐，传导出已有的人性与生存的意义早已被消磨，人不再是为了生活而生存下去，而是成为过街老鼠的罪恶之源，甚至于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避而远之。“疯子依旧一跃一跃走着，依旧叫唤着‘妹妹’，那母女俩也依旧走着，没回过头。她俩走得很优雅。”[2]亲人在余华前期作品中呈现的并不是中国传统的礼仪取向，而是通过荒诞无比描写，来展示出亲情的不可靠性，表现出亲情的价值永远是屈落于自身的自私、贪婪恶性中。这在《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都酣畅淋漓地展现出来。荒诞派作家用一种高度集中的形式表现了原因与结果的悖逆、愿望与现实的分裂、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现象与本质的错位、主体与对象的冲突、个体与类的疏离。[3]余华正是通过一系列荒诞的笔法展示了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来展示一个非理性欲望的世界。
2.余华后期作品与先锋时期的转变
2.1从暴力血腥到严肃高尚
张永清说过，暴力与死亡是最为普遍突出的，在过去的文学描述中，暴力一般都是与恶人相关。然而在余华先锋时期的作品中，暴力又成为了一直用平常的现象以最为直观的方式表现出来。[4]余华80年代的作品无一不包含着这些沉甸甸的负载物。到了90年代，余华作品所呈现的主题是与80年代具有天差地别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_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5]余华90年代的作品更多触及的是社会中简单细微的东西，表现出一种人性本该存有的善良与美好。这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展现的尤为明显。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自己亲生儿子时依然能对他表露出人性的关怀，在一乐死活不肯为何小勇喊魂时，许三观想尽一切办法来开解一乐，纵使绿帽子永远地扣在许三观头上，但是他从没有对何小勇落井下石。这些都展现出人性所应有的崇高美好的品质。
2.2从人性恶转向人性善
在先锋时期，余华作品所反映的大多都是人性的恶劣低等的，通过荒诞暴力的写法来对世界进行无因果的嘲弄、戏谑。而到了90年代，作品所反映的又是一番温情的人性善，无论是《活着》亦或是《许三观卖血记》中，都饱含着温情的人道主义情怀，反映了人性最基本、最直觉、最原始的欲望——“活着”。
3.余华后期作品对先锋时期的继承
余华前后期的作品所呈现出天壤之别的差异会让读者认为，其作品的前后风格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实则在余华后期作品中，同样深含着先锋时期的叙述手法，在更深层次上体现着对于前期创作的继承。
3.1暴力的延伸
暴力在余华前期作品得到淋漓尽致的施展，尽管众多研究者都认为余华后期作品反映更多的是温情的人道主义情怀，但是余华在其后期作品中仍然矢志不渝的运用着暴力这一笔法为作品着墨。在《兄弟》中的宋凡平为了去接李兰回来，遭到戴红袖章的人暴打。“六个红袖章的人挥舞着木棍，像六头野兽似的追打着他，一直追打到了售票窗前”。[6]“他脱臼的左胳膊掉了下去，他忘了用胳膊去阻挡打来的木棍，乱棍瞬间砸在了他的头上，宋凡平头破血流倒在了墙脚，六根木棍疯狂地抽打着他，直到木棍纷纷打断。然后是六个红袖章的十二只脚了，他们的脚又是踩，又是踢，又是蹬，连续了十多分钟以后，躺在墙脚的宋凡平一动不动了”。[7]六个戴红袖章的人披着伪正义的皮衣对一个普通人穷追猛打，甚至置于死地，表面上传达了维护正义的要求，实则是个人私欲变态的发泄。暴力依旧穿插在余华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虽然没有浓重的描写，但是仍然悄无声息无限横亘于其中，带来的冲击性仍然让人惊叹不已。
3.2荒诞的继承
荒诞就像许三观在每一次卖完血后需要吃猪肝和和温黄酒一样，成为余华作品里面的习惯。可以说荒诞是一直存在于余华的所创作的作品中。在细雨中呼喊的孙广才借着物色孙光平老婆趁机强奸自己的儿媳;《许三观卖血记》的许三观为了“报仇”许玉兰给自己扣上的绿帽子，强奸了林芬芳;《兄弟》里李光头与自己的兄弟的老婆颠倒凤鸾、如痴如醉。爱情的忠贞、亲情的眷顾，都只像一张薄纸，被荒诞的洪流冲破。《活着》里的福贵遭受苦难无限，生活带给他的绝没有半点美好，他唯一呼喊在心中的只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只能靠贩卖自己身体的血液来作为本钱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兄弟》的宋钢为了推销产品，违背身体机能规律去丰胸。生活永远给予普通人最沉重的苦难，为了生存，奔波劳碌已经没有任何合理的意义，只能靠出卖自身仅有的机能，来维系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荒诞依然在余华后期作品继承，在其看似温和的文章内容背后捅上几刀。
3.3人性恶的延续
余华童年目睹了医院的血腥与停尸房的极寒悲怆，形成了一种阴暗的性格，这使得他在先锋作品中大肆滥用疯狂的笔法来表达对世界的不满以及对人性的憎恶。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由于受到_情的温暖，其作品稍显温和，但人性恶仍然和风细雨的滋润着角色。《兄弟》的李光头举办选美大赛，睡遍参赛选手，低俗好色的恶趣味为事业有成的李光头蒙上一片遮羞布;林红与李光头进行爱的运动，更是展现了女子的不甘寂寞，追求猎奇的恶习。人性恶在余华90年代作品中仍然独具一格，风采依旧。
4.结语
尽管余华后期作品内容与先锋时期区别甚远，但是其特色的暴力、荒诞仍然延续到他的90年代的每一作品中，不同于80年代那种暴风骤雨、水到渠成的描写，90年代以后的作品的暴力、荒诞、人性恶更像是底下的暗涌流动，默默地成为作品的一个补给来源。（来源：论余华小说创作后期对先锋时期的继承）
疯行天下
个人看法（非文学超级专业水平，因为我只是高考与高校淘汰不要的，全是后天的积累）：
新历史小说的主要特征有：
（1）融合了历史唯物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具体而辨证的分析。
例如姚雪垠的《李自成》中，对崇祯皇帝的描写，既承认他是“真老虎”（如周后、田妃和他下棋时担惊受怕，要想着法儿输给他而又不能露骨地让棋，因为她们知道惟有这样，崇祯的心里才认为有可能得到湖广胜利的消息），又不否认他是“纸老虎”（如明军败仗，他甚至躲到太庙，在祖父万历皇帝的神主牌前痛哭自责）。
（2）作品中对涉及民俗学、工艺学、建筑学等领域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刻画，有不少作品对服饰、礼仪、建筑物、工艺品、医药养生等各方面的描写都达到了极其精细的程度。
例如凌力的《少年天子》对顺治帝身边的佟妃因诞下皇三子（后来的康熙皇帝）晋封为康妃后参加大典的礼仪、服饰的描写堪称是极为精细的，语言处处流露出康妃谨慎的性格。
（3）大场面的恢弘化，小场面的细致化，大开大合，这些应是令旧历史小说笔力字愧不如的。
例如凌力的《梦断关河》一书，西洋医生亨利和上尉用枪决斗的场面（这是小场面），细致到举枪、倒退步数，开枪动作，声、光的描写，恐怕是以前的小说很难企及的。
又例如凌力的《倾城倾国》一书，开头的那场战役（这是大场面），孔有德、耿仲明率军与清兵浴血奋战，多亏儒将孙元化带部队解围的全过程就很传神。
（4）作品不回避矛盾，既保留了爱国主义的思想风貌，又基本避免了旧历史小说的大汉族主义思想。
例如徐兴业的《金瓯缺》一书，除了歌颂北宋王朝主战的李纲、马扩等人，还注重把辽国的大将耶律大石作为英雄进行认真的描写，表现了耶律大石英勇、果敢的性格特点。而且，作者不回避北宋的覆灭和南宋的苟且全因小朝廷腐败这一历史事实。这就与明君贤臣为纲的，描写同一时期的旧体历史小说，如《说岳全传》等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
（5）感情更真挚，人物类型、性格更复杂化，取材更全面化，运用的创作手法与表现手法更多样化。
旧体历史小说中，基本都是把女性作为批判对象或歪曲描写的，如《水浒》中对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的描写，但到了新历史小说，女性就不只是被侮辱与歪曲、忽视的对象了。出现了如庄太后（百年辉煌三部曲）、洪高娃（《北方佳人》）、苏麻喇姑（《康熙大帝》）等一批受尊重与歌颂的女性人物。
新历史小说的取材也不只局限于帝王将相，出现了描写市井小民（《梦断关河》）、秦淮风情（《白门柳》）、北方草原（《北方佳人》、《满都海皇后》）、落魄八旗（《采桑子》）、知识分子心灵经历（草堂春秋）等题材的作品，这些都是全新的开拓。具体作品就很多了，书店里随手一拿都一大堆。
新历史小说与旧历史小说相比，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不再只注重言行描写而忽略心理刻画。例如《北方佳人》中，萨木儿公主对乌兰布根牧场遭到血洗后心中的恐怖与不安，就是很典型的静态心理描写，又例如《星星草》中对捻军将领张宗禹结局的设计，就有理想化的浪漫主义成分在里面。
总之，新历史小说对旧历史小说的超越与创新是多方面的，如果要写成论文的话，就不是本问涉及的内容了，相信有更专业的人比我写得更好。
美食·旅行·品茶·赏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
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
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
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早期沈从文研究
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
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
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
二、当代沈从文研究
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
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
（一）背景研究
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
（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
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
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
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
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
注释：
[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文学生活1卷 1期
[2] 贺玉波沈从文作品批判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
[3] 贺玉波沈从文作品批判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
[4] 李同愈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
[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
[6] 黄献文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
[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
[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
[9] 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10] 谭怡楚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
[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
[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
[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
[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
[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
[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
[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
[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
[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
[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
[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9] 孙冰编《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
[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
[11]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
[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
[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你躲你也麻
自己删减吧：
古典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是：
第一
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汲取艺术形式和题材。这一点似乎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实际上存在不同之处。就法国而言，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工作是将淹没一千多年的古籍发掘出来；人文主义作家仅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从古代作家那里学到东西，至于戏剧形式则可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寓言就更不用说了。古典主义的悲剧和喜剧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剧和喜剧已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已具备现代戏剧的基本形式，有一定的幕数，适宜于在一定的时间内演出。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心理刻画非常细腻，达到了悲剧和喜剧的新高峰。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处于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
第二
有一套严格的艺术规范和标准。例如戏剧创作要遵守“三一律”，即情节、时间、地点必须保持“整一”。这个主张在16世纪已有人提出。古典主义的理论家发展得更为明确：须围绕单一的剧情进行，排除一切次要的插曲；在一天中进行；在一个地点进行。“三一律”的提出者断言，亚里斯多德的《诗艺》中谈到这些规则，其实，《诗艺》中根本没有提地点一致。然而，古典主义者“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理斯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古典’戏剧”。“三一律”虽有使剧情集中，冲突尖锐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束缚。此外，古典主义对文学体裁作出高低之分，推崇悲剧，贬低喜剧、寓言和民间文学，反映了一种贵族观念。
第三
主张语言准确、精练、华丽、典雅，表现出较多的宫廷趣味。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最有代表性，它们都具有庄重、典雅的风格，高乃依的悲剧多一点雄健，拉辛的悲剧多一点柔情，但同样都有雅致的特点。诗体同典雅有密切关系，因为诗歌语言精练，而且出于押韵的需要，表达较之散文要委婉曲折；诗体悲剧比起散文悲剧，情调自然高雅一些。古典主义诗剧往往是完美的艺术品，它们不仅达到两千行左右这一精练的标准，而且诗句优美。熙德获得了“像熙德一样美”的赞誉，这句颂词不仅指剧本的内容而言，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美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高乃依的语言具有雄辩遒劲的阳刚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崇高风格，他的诗句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遒劲有力的气势。拉辛的语言则具有柔情缱绻、细腻动人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优雅风韵。他开创了一种独到的描写心理的诗歌语言。古典主义文学对民族语言的规范化起到良好的作用。
第四
人物塑造类型化。布瓦洛要求“凡是英雄都应该保持其本性”。古典主义作家只追求“普遍人性”，性格单一。他们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抽象的属性，而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人物的性格塑造成凝固不变的嗜癖，忽略环境对人物产生的影响。
局限性
古典主义文学发展到后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引发了一场“古今之争”，这是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发起的一次挑战。沙尔•贝洛（1628—1703）等人认为今人应该胜过古人，他们从文学需要发展的观点出发，要求变革和摆脱桎梏。布瓦洛充当了维护古典主义原则的角色。这场争论到19世纪才得出结论。
情迷北纬51度11分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方方的《风景》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小说中，叙述者被设置为一名死者即那个夭折的幼婴，他宁静地观察自己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生活流水般地讲述他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智力判断力 、甚至人生的经验明显不如故事中的任何人物 。当然，《风景》叙述者的安排是新写实小说中一个极端、特殊的个案，但哪怕在《烦恼人生》、《一地鸡毛》这些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觉叙述观点的作品中，读者也很难感觉到叙述者或隐含作者高于印家厚、高于小林的地方 。 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已经不再凭借理性或理念的力量站到高处，俯视生活、俯视人物，而是放弃自己的思想武装，解除作者的特权走进芸芸众生，用下沉的视点去观察生活，观察作品人物的一举一动。
Katrina。
民间文学在创作和流传方式上的特点：口头性、传承变异性、传统性、集体性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 是和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文学，即人民大众的集体口头创作。它既是人民生活、思想情感的自发流露；又是他人关于科学、宗教及其它人生知识的总结；也是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
民间文学的三大价值：实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论述）
钟敬文说：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
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
1、民间口头作品往往成为作家再创作的题材。民间文学孕育了作家文学，它表面上虽没有采用民间口头作品的内容，但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却接受了民间文学作品的影响,
2、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体裁往往为作家文学所遵循和运用。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体裁是经过长时间的运用和流传而定型的，它既具有符合表达内容的需要，也具有人们欣赏的审美口味，因之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3、民间文学的修辞手法和艺术表现手法为作家文学所运用。修辞手法：如比兴、双关、韵律是古今民歌常用的手法，也是古典和当代文人诗歌创作的常用手法。艺术表现手法：如白描手法是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主要手法，书面作品中也多运用这一手法。
神话：
神话是关于神的民间故事，是一种原始的幻想性很强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神话的本质：
1、神话的产生源于原始人类解释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愿望，其内容是对当时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变形反映2、原始人用人格化的方法去同化自然力，从自身感万物——神话的“自我中心意识”3、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
民间传说
传说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叙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民间故事。它的主人公是人，不是神。中国有数量众多、传播广泛的传说作品，它们不仅有值得重视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而且有令人倾倒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历久弥新的四大传说，可与任何作家文学名著相媲美。
简而言之：民众口头传承的，以历史、地方风物及习俗为中心的散文叙事作品。
传说的内容与分类
（一）人物传说：以人物为中心，叙述人物的事迹和遭遇，用生动奇异的情节刻画和渲染人物形象.包括：（1）政治历史人物传说（2）起义英雄传说（3）巧匠名医传说（4）帝王将相传说 （5）神仙传说 （6）文人传说
人物传说中大多是有据可考的历史人物，也有少量的虚构人物，这些虚构人物在民众的心理上却往往将他们与历史人物同等看待，
人物传说的内容是现实的，人间的，不是超自然的。帝王将相、农民起义领袖、文人学士、能工巧匠。
（二）历史传说：
这类传说以叙述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主。它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记录历史事件的某一个片段，而不关心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它的侧重点在记事。
这类传说与人物传说有所交叉，但是两者各有侧重，史事传说重在记事，人物传说重在记人。人物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一般是著名的人物，而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是普通的百姓
（三）地方风物传说：
关于特定地方的景物、古迹、特产、动植物的由来、命名和特征的解释性传说。含义主要为以下几点： 1、其内容常表现出当地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 2、这类传说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与生动性 3、这类传说在旅游业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四）习俗传说：
关于各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形成原因的解释性传说。（节日习俗传说、 婚丧习俗传说、 游艺习俗传说 ）
1、年兽和贴春联、除夕守夜、放鞭炮风俗的起源
2、端午节纪念屈原。
3、宁波人八月十六过中秋节。传说当年乾隆下江南，准备到宁波过中秋节，不料路上耽搁，迟到一日。但是，皇帝到来之前，大家都不敢过。乾隆下令：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本地就十六过中秋。
（传统）生活故事
（传统）生活故事是狭义的“民间故事”，它主要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主角的民间故事。这类故事大多反映各种生产劳动、家庭矛盾、朋友关系，也有长工与地主斗争等阶级关系的内容，或对社会恶习的讽刺和教训。因为它主要是反映日常生活、世态人情，以及写实的手法，所以又称“世俗故事”和“写实故事”。
民间笑话也叫“民间趣事”、“滑稽故事”，主要是讽刺和嘲讽否定性的行为和现象的小故事，是口头的讽刺幽默小品。它只截取生活中的小片段，故事简短，语言精炼而有机锋，结尾总能引人发笑，并使人在笑声中否定谬误和荒唐的言行，反思和警醒，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喜剧性和教育意义。
民间歌谣是指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曲调等形式特征。民间歌谣一般是短小的，抒情成分较浓，与叙事成分较浓的史诗、叙事诗是有区别的。民间歌谣由民歌和民谣两部分组成的。
●民间歌谣按体裁分为以下几种：
（一）、山歌（二）、爬山歌（三）、信天游（四）、花儿（五）、民间小调
山歌:人们在山野里劳动时歌唱的曲子，歌词一般为即兴创作，题材极为广泛，看山唱山，见水唱水，歌词质朴、率直，内容多以反映劳动的欢悦、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为主。山歌的音乐曲调一般具有高亢、嘹亮、简洁、爽朗、悠长、奔放、节奏自由等特点。
爬山歌: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汉族居住区。这个被称为“河套”地区的汉族居民，基本上时来自晋、陕地区的移民；爬山调的音乐风格之所以与山西河曲地区的山曲相近，这与这一带农民的“走西口”，把山曲大量带入此地有很大的关系。
信天游：主要流行于陕北、甘肃、宁夏北部汉族农民中的一个山歌歌种。信天游的内容以爱情和劳动生活为主，即兴编唱。
特点：①节奏自由、旋律高亢辽阔、起伏较大。②节奏工整、结构严谨、旋律平稳、表达感情较为细腻。
花儿：又称“少年”，在其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种对人物的昵称逐渐成为该种山歌的名称，并统称为“花儿”。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省毗邻的广大地区，是居住于这一地区的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东乡、保安等民族，在长期友好的毗邻关系中共同培育的一个歌种。
特点：旋律高亢、悠长，多用假声或真假结合的方法演唱。
民间小调是一种在城镇中流行的民歌，故有“里巷之曲”之称。小调又叫“小曲”，它主要产生于民间生活与风俗活动过程中。小调的内容题材相当广泛，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小调的曲调抒情、流利，感情委婉、细腻，结构规整、均衡，节奏匀称、整齐。小调的种类主要有明清俗曲演变而来的小调（孟姜女调、鲜花调、绣荷包调、剪靛花调）、地方性小调和歌舞性小调（花鼓调、灯调、花灯调、秧歌调等）。经典曲目：河北民歌《小白菜》、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江苏民歌《茉莉花》
民间谚语
●民间谚语概念：
民间谚语就是用一句结构完整的话来概括的真理或哲理，是人民口头创作中一种很有特点的民间文学体裁。它形式短小，形象生动，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有不少包含着丰富的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有的还有深刻的科学性、哲理性和教训意味。
谚语一般不独立存在，而是在人们讲话、写文章时加以引用，谚语有完整的结构和思想，语言巧妙、流畅，是短小的韵文作品，有一定的文学性。
●民间谚语的艺术特点：
1、精练是谚语的最基本的特征。谚语一般只用一、两句话，少则三、四个字，多则十多个字，就能概括一条经验，或说明一个道理。
2、谚语是充满文学性的“论说文”，也是包涵哲理和科学性的小诗，形象性是很突出的。
3、整齐和谐是谚语的另一特点。谚语除少数单句外，大都由两句或四句组成。
4、谚语结构严密，矛盾对立鲜明。
5、谚语富有较强的音乐感。
●民间谚语的基本内容和类型：
民间谚语是人民群众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治谚语
此类谚语鲜明地体现着群众对时事政务的关注与品评。主要表现在反映阶级斗争情况和经验的谚语，这些谚语形象地概括了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
二、经济谚语
商业贸易方面知识的谚语。
三、道德谚语
此类谚语关乎人的行为规范、品行修养等方面内容。
四、科学谚语
包括农谚、气象谚语、卫生谚语等。这些谚语总结、保存和传播了观察的结果和生产的经验，是短小有效的教科书。
民间抒情长诗：
民间抒情长诗，常常是人们在生活中有所感触时所唱，是民众创作并传唱的一种用于抒发感情的较长篇幅的歌谣。
民间叙事长诗概述：
民间叙事长诗是民间诗歌中的叙事体长歌，它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韵文故事。民间叙事长诗又是民众创作和传唱的一种篇幅较长的叙事性歌谣，因此，也被称之为“故事诗”或“故事歌”。
民间叙事长诗按题材分为两大类：史诗和爱情长诗
史诗是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结构宏伟、规模宏大、主题庄严的民间韵文叙事体裁，它记叙了一个民族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的最初想象，以及民族迁徙、部落战争、英雄婚恋等重大事件，涵盖了一个民族诸如宗教、文化、习俗、信仰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样式。
史诗，可以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种。
英雄史诗是古代产生的赞美本民族英雄、讲述民族早期历史的长篇叙事诗。英雄史诗讲述的故事常常有一定的历史事件为原型，塑造的英雄也是民族精神的化身。故事一般讲述英雄带领本民族人民抗击侵略、保卫家乡、统一各部落（甚至对外扩张）的历程，在情节上有神话、传奇色彩。正如高尔基所说： “因为人民塑造了史诗的人物，就把集体思维的一切能力都赋予这个人物，使他与神对抗，或者与神并列。” “征服大自然的初步胜利，唤起了人们的安全感、自豪心和对新胜利的希望，并且激发他们去创作英雄史诗。”
《格萨尔王传》
《格萨尔王传》是中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英雄史诗。它原是西藏民间流传千余年的口头文学，现已整理成书。全书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被称为“中国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王传》的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是藏族历史上少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多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从《格萨尔王传》产生、流传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时间跨度非常之大，有一、两千年之久。
何谓荷马史诗：相传由盲诗人荷马所写，包括两部：伊利昂纪（《伊利亚特》24卷，15693行。《奥德修纪》（《奥德赛》）24卷，12110行
世界四大史诗：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
附录：格萨尔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格萨尔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社会的形态和丰富的资料，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唯一的活史诗，至今仍有上百位民间艺人，在中国的西藏、四川、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传唱着英雄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
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史诗，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河婆罗多相比，《格萨尔王传》有几个明显特点：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活形态的史诗
史诗至今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在青藏高原广泛流传。被称之为“奇人”的优秀民间说唱艺人，以不同的风格从遥远的古代吟唱至今。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
从目前已经搜集到的资料看，《格萨尔王传》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仅从字数来看，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
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
其中无论是正面的英雄还是反面的暴君，无论是男子还是妇女，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都刻画得个性鲜明，形象突出，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尤其是对以格萨尔为首的众英雄形象描写得最为出色，从而成为藏族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通过人物本身的语言、行动和故事情节来实现塑造人物形象，是格萨尔史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物虽然众多，却没有给人雷同和概念化的感觉。同是写英雄人物，但却各不相同，写格萨尔是高瞻远瞩，领袖气派；写总管王则是机智、仁厚，长者风度。嘉察被写得勇猛刚烈，丹玛则是智勇兼备。人人个性突出，个个形象鲜明：对妇女形象的塑造更是语言优美之至，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召树屯》是傣族一首爱情政治长诗，描写的是关于王子召树屯和孔雀仙女的爱情故事。作品情节曲折，语言优美生动，富有奇丽的神话色彩，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追求爱情不畏艰险的人物形象，歌颂了男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典雅的乐府与古朴的傣歌
《孔雀东南飞》 是汉乐府民歌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叙事诗杰作。《娥并与桑洛》 是云南傣族地区家喻户晓的长篇叙事诗。
两首叙事长诗, 主题相同, 均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摧残; 情节相似, 为了维护真挚的爱情, 他们都同长辈亲属作了抗争, 最后都双双殉情; 结尾都应用了象征性的手法, 表达理想中的结局。两部作品形同姊妹花, 但因产生于不同的民族, 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滋养, 面对同样的矛盾,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却有不同的性格表现, 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审美观。
两首叙事长诗不同点：
一、人物形象塑造的差异：刘兰芝和焦种卿, 娥并和桑洛, 对爱情都忠贞不渝, 但他们的性格却有很大的差异。刘、焦性格温和儒雅; 娥并、桑洛性格开朗质朴, 两对青年男女性格的差异, 使两部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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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特色的审美差异：刘、焦生长的文化背景是以儒家文化为源头的汉末。儒家思想把人看作是社会性的存在, 强调的是社会性而非个性。所以, 当个人的愿望与社会伦理发生冲突时, 他们只能以牺牲个人愿望为代价, 做道德上的完人。桑洛、娥并能够冲破门第观念, 克服重重困难大胆追求所爱, 与傣族文化密切相关。从傣族的历史看, 傣族处在原始社会的时期十分漫长。傣族在远古狩猎时代就形成的共同劳动、共同生存、互相合作和自由平等的原始集体主义伦理观念 。这种开放、不拘一格的民族文化造就了傣族青年团结、勇敢、顽强的美德。
总之, 无论是????孔雀东南飞 还是????娥并与桑洛 ,人物性格和叙事手法都与本民族的文化密切贴合, 都形质兼美地展示了本民族的文化风采和传统观念特征。
民间小戏是中国戏曲的一部分，是指那些在民间流传的通过演员的歌唱、动作、舞蹈、道白等手段来表演小型故事的综合性艺术。
民间戏曲的分类系统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各民族、各地区民间小戏丰富多彩，我们根据民间小戏的流传情况和传统称谓把它分为六个系统：
（一）花灯戏系统（二）秧歌戏系统（三）道具戏系统（四）道情戏系统
（五）采茶戏系统（六）花鼓戏系统
民间小戏的艺术特点：
1、民间小戏情节单纯、故事集中。尽管人物不多，但有些剧中人物的描绘也很细致入微，栩栩如生。
2、在艺术上，民间小戏也风格多样。善于用喜剧形式表现生活，既有歌舞形式比较明显的抒情喜剧打猪草、小放牛、夫妻观灯、小喜接妹，也有以讽喻批评为主的讽喻小戏，也称幽默小戏，如张连卖布、葛麻、喝面叶，甚至还有闹剧，如当板箱、小秃取鼓、丑人记、《打面缸》等。
3、民间小戏多使用乡音土语，纯朴亲切，幽默风趣，能够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附录：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这种作品通过丰富的想象、夸张和象征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语言通俗生动，故事情节往往离奇曲折，引人入胜。童话又往往采用拟人的方法，举凡花鸟虫鱼，花草树木，整个大自然以及家具、玩具都可赋予生命，注入思想情感，使它们人格化。
天马行空
民间文学在创作和流传方式上的特点：口头性、传承变异性、传统性、集体性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 是和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文学，即人民大众的集体口头创作。它既是人民生活、思想情感的自发流露；又是他人关于科学、宗教及其它人生知识的总结；也是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
民间文学的三大价值：实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论述）
钟敬文说：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
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
1、民间口头作品往往成为作家再创作的题材。民间文学孕育了作家文学，它表面上虽没有采用民间口头作品的内容，但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却接受了民间文学作品的影响,
2、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体裁往往为作家文学所遵循和运用。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体裁是经过长时间的运用和流传而定型的，它既具有符合表达内容的需要，也具有人们欣赏的审美口味，因之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3、民间文学的修辞手法和艺术表现手法为作家文学所运用。修辞手法：如比兴、双关、韵律是古今民歌常用的手法，也是古典和当代文人诗歌创作的常用手法。艺术表现手法：如白描手法是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主要手法，书面作品中也多运用这一手法。
神话：
神话是关于神的民间故事，是一种原始的幻想性很强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神话的本质：
1、神话的产生源于原始人类解释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愿望，其内容是对当时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变形反映2、原始人用人格化的方法去同化自然力，从自身感万物——神话的“自我中心意识”3、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
民间传说
传说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叙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民间故事。它的主人公是人，不是神。中国有数量众多、传播广泛的传说作品，它们不仅有值得重视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而且有令人倾倒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历久弥新的四大传说，可与任何作家文学名著相媲美。
简而言之：民众口头传承的，以历史、地方风物及习俗为中心的散文叙事作品。
传说的内容与分类
（一）人物传说：以人物为中心，叙述人物的事迹和遭遇，用生动奇异的情节刻画和渲染人物形象.包括：（1）政治历史人物传说（2）起义英雄传说（3）巧匠名医传说（4）帝王将相传说 （5）神仙传说 （6）文人传说
人物传说中大多是有据可考的历史人物，也有少量的虚构人物，这些虚构人物在民众的心理上却往往将他们与历史人物同等看待，
人物传说的内容是现实的，人间的，不是超自然的。帝王将相、农民起义领袖、文人学士、能工巧匠。
（二）历史传说：
这类传说以叙述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主。它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记录历史事件的某一个片段，而不关心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它的侧重点在记事。
这类传说与人物传说有所交叉，但是两者各有侧重，史事传说重在记事，人物传说重在记人。人物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一般是著名的人物，而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是普通的百姓
（三）地方风物传说：
关于特定地方的景物、古迹、特产、动植物的由来、命名和特征的解释性传说。含义主要为以下几点： 1、其内容常表现出当地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 2、这类传说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与生动性 3、这类传说在旅游业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四）习俗传说：
关于各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形成原因的解释性传说。（节日习俗传说、 婚丧习俗传说、 游艺习俗传说 ）
1、年兽和贴春联、除夕守夜、放鞭炮风俗的起源
2、端午节纪念屈原。
3、宁波人八月十六过中秋节。传说当年乾隆下江南，准备到宁波过中秋节，不料路上耽搁，迟到一日。但是，皇帝到来之前，大家都不敢过。乾隆下令：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本地就十六过中秋。
（传统）生活故事
（传统）生活故事是狭义的“民间故事”，它主要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主角的民间故事。这类故事大多反映各种生产劳动、家庭矛盾、朋友关系，也有长工与地主斗争等阶级关系的内容，或对社会恶习的讽刺和教训。因为它主要是反映日常生活、世态人情，以及写实的手法，所以又称“世俗故事”和“写实故事”。
民间笑话也叫“民间趣事”、“滑稽故事”，主要是讽刺和嘲讽否定性的行为和现象的小故事，是口头的讽刺幽默小品。它只截取生活中的小片段，故事简短，语言精炼而有机锋，结尾总能引人发笑，并使人在笑声中否定谬误和荒唐的言行，反思和警醒，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喜剧性和教育意义。
民间歌谣是指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曲调等形式特征。民间歌谣一般是短小的，抒情成分较浓，与叙事成分较浓的史诗、叙事诗是有区别的。民间歌谣由民歌和民谣两部分组成的。
●民间歌谣按体裁分为以下几种：
（一）、山歌（二）、爬山歌（三）、信天游（四）、花儿（五）、民间小调
山歌:人们在山野里劳动时歌唱的曲子，歌词一般为即兴创作，题材极为广泛，看山唱山，见水唱水，歌词质朴、率直，内容多以反映劳动的欢悦、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为主。山歌的音乐曲调一般具有高亢、嘹亮、简洁、爽朗、悠长、奔放、节奏自由等特点。
爬山歌: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汉族居住区。这个被称为“河套”地区的汉族居民，基本上时来自晋、陕地区的移民；爬山调的音乐风格之所以与山西河曲地区的山曲相近，这与这一带农民的“走西口”，把山曲大量带入此地有很大的关系。
信天游：主要流行于陕北、甘肃、宁夏北部汉族农民中的一个山歌歌种。信天游的内容以爱情和劳动生活为主，即兴编唱。
特点：①节奏自由、旋律高亢辽阔、起伏较大。②节奏工整、结构严谨、旋律平稳、表达感情较为细腻。
花儿：又称“少年”，在其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种对人物的昵称逐渐成为该种山歌的名称，并统称为“花儿”。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省毗邻的广大地区，是居住于这一地区的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东乡、保安等民族，在长期友好的毗邻关系中共同培育的一个歌种。
特点：旋律高亢、悠长，多用假声或真假结合的方法演唱。
民间小调是一种在城镇中流行的民歌，故有“里巷之曲”之称。小调又叫“小曲”，它主要产生于民间生活与风俗活动过程中。小调的内容题材相当广泛，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小调的曲调抒情、流利，感情委婉、细腻，结构规整、均衡，节奏匀称、整齐。小调的种类主要有明清俗曲演变而来的小调（孟姜女调、鲜花调、绣荷包调、剪靛花调）、地方性小调和歌舞性小调（花鼓调、灯调、花灯调、秧歌调等）。经典曲目：河北民歌《小白菜》、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江苏民歌《茉莉花》
民间谚语
●民间谚语概念：
民间谚语就是用一句结构完整的话来概括的真理或哲理，是人民口头创作中一种很有特点的民间文学体裁。它形式短小，形象生动，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有不少包含着丰富的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有的还有深刻的科学性、哲理性和教训意味。
谚语一般不独立存在，而是在人们讲话、写文章时加以引用，谚语有完整的结构和思想，语言巧妙、流畅，是短小的韵文作品，有一定的文学性。
●民间谚语的艺术特点：
1、精练是谚语的最基本的特征。谚语一般只用一、两句话，少则三、四个字，多则十多个字，就能概括一条经验，或说明一个道理。
2、谚语是充满文学性的“论说文”，也是包涵哲理和科学性的小诗，形象性是很突出的。
3、整齐和谐是谚语的另一特点。谚语除少数单句外，大都由两句或四句组成。
4、谚语结构严密，矛盾对立鲜明。
5、谚语富有较强的音乐感。
●民间谚语的基本内容和类型：
民间谚语是人民群众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治谚语
此类谚语鲜明地体现着群众对时事政务的关注与品评。主要表现在反映阶级斗争情况和经验的谚语，这些谚语形象地概括了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
二、经济谚语
商业贸易方面知识的谚语。
三、道德谚语
此类谚语关乎人的行为规范、品行修养等方面内容。
四、科学谚语
包括农谚、气象谚语、卫生谚语等。这些谚语总结、保存和传播了观察的结果和生产的经验，是短小有效的教科书。
民间抒情长诗：
民间抒情长诗，常常是人们在生活中有所感触时所唱，是民众创作并传唱的一种用于抒发感情的较长篇幅的歌谣。
民间叙事长诗概述：
民间叙事长诗是民间诗歌中的叙事体长歌，它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韵文故事。民间叙事长诗又是民众创作和传唱的一种篇幅较长的叙事性歌谣，因此，也被称之为“故事诗”或“故事歌”。
民间叙事长诗按题材分为两大类：史诗和爱情长诗
史诗是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结构宏伟、规模宏大、主题庄严的民间韵文叙事体裁，它记叙了一个民族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的最初想象，以及民族迁徙、部落战争、英雄婚恋等重大事件，涵盖了一个民族诸如宗教、文化、习俗、信仰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样式。
史诗，可以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种。
英雄史诗是古代产生的赞美本民族英雄、讲述民族早期历史的长篇叙事诗。英雄史诗讲述的故事常常有一定的历史事件为原型，塑造的英雄也是民族精神的化身。故事一般讲述英雄带领本民族人民抗击侵略、保卫家乡、统一各部落（甚至对外扩张）的历程，在情节上有神话、传奇色彩。正如高尔基所说： “因为人民塑造了史诗的人物，就把集体思维的一切能力都赋予这个人物，使他与神对抗，或者与神并列。” “征服大自然的初步胜利，唤起了人们的安全感、自豪心和对新胜利的希望，并且激发他们去创作英雄史诗。”
《格萨尔王传》
《格萨尔王传》是中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英雄史诗。它原是西藏民间流传千余年的口头文学，现已整理成书。全书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被称为“中国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王传》的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是藏族历史上少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多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从《格萨尔王传》产生、流传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时间跨度非常之大，有一、两千年之久。
何谓荷马史诗：相传由盲诗人荷马所写，包括两部：伊利昂纪（《伊利亚特》24卷，行。《奥德修纪》（《奥德赛》）24卷，行
世界四大史诗：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
附录：格萨尔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格萨尔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社会的形态和丰富的资料，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唯一的活史诗，至今仍有上百位民间艺人，在中国的西藏、四川、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传唱着英雄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
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史诗，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河婆罗多相比，《格萨尔王传》有几个明显特点：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活形态的史诗
史诗至今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在青藏高原广泛流传。被称之为“奇人”的优秀民间说唱艺人，以不同的风格从遥远的古代吟唱至今。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
从目前已经搜集到的资料看，《格萨尔王传》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仅从字数来看，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
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
其中无论是正面的英雄还是反面的暴君，无论是男子还是妇女，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都刻画得个性鲜明，形象突出，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尤其是对以格萨尔为首的众英雄形象描写得最为出色，从而成为藏族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通过人物本身的语言、行动和故事情节来实现塑造人物形象，是格萨尔史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物虽然众多，却没有给人雷同和概念化的感觉。同是写英雄人物，但却各不相同，写格萨尔是高瞻远瞩，领袖气派；写总管王则是机智、仁厚，长者风度。嘉察被写得勇猛刚烈，丹玛则是智勇兼备。人人个性突出，个个形象鲜明：对妇女形象的塑造更是语言优美之至，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召树屯》是傣族一首爱情政治长诗，描写的是关于王子召树屯和孔雀仙女的爱情故事。作品情节曲折，语言优美生动，富有奇丽的神话色彩，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追求爱情不畏艰险的人物形象，歌颂了男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典雅的乐府与古朴的傣歌
《孔雀东南飞》 是汉乐府民歌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叙事诗杰作。《娥并与桑洛》 是云南傣族地区家喻户晓的长篇叙事诗。
两首叙事长诗, 主题相同, 均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摧残; 情节相似, 为了维护真挚的爱情, 他们都同长辈亲属作了抗争, 最后都双双殉情; 结尾都应用了象征性的手法, 表达理想中的结局。两部作品形同姊妹花, 但因产生于不同的民族, 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滋养, 面对同样的矛盾,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却有不同的性格表现, 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审美观。
两首叙事长诗不同点：
一、人物形象塑造的差异：刘兰芝和焦种卿, 娥并和桑洛, 对爱情都忠贞不渝, 但他们的性格却有很大的差异。刘、焦性格温和儒雅; 娥并、桑洛性格开朗质朴, 两对青年男女性格的差异, 使两部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
二、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孔雀东南飞 大量使用铺陈和排比, 有气势恢弘、精致典雅之美。《娥并与桑洛》在艺术上充分运用傣族民间文学，艺术上常用的表现手法, 如比喻、夸张、对比、映衬等, 使得这部长诗语言优美、含蓄,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三、文化特色的审美差异：刘、焦生长的文化背景是以儒家文化为源头的汉末。儒家思想把人看作是社会性的存在, 强调的是社会性而非个性。所以, 当个人的愿望与社会伦理发生冲突时, 他们只能以牺牲个人愿望为代价, 做道德上的完人。桑洛、娥并能够冲破门第观念, 克服重重困难大胆追求所爱, 与傣族文化密切相关。从傣族的历史看, 傣族处在原始社会的时期十分漫长。傣族在远古狩猎时代就形成的共同劳动、共同生存、互相合作和自由平等的原始集体主义伦理观念 。这种开放、不拘一格的民族文化造就了傣族青年团结、勇敢、顽强的美德。
总之, 无论是????孔雀东南飞 还是????娥并与桑洛 ,人物性格和叙事手法都与本民族的文化密切贴合, 都形质兼美地展示了本民族的文化风采和传统观念特征。
民间小戏是中国戏曲的一部分，是指那些在民间流传的通过演员的歌唱、动作、舞蹈、道白等手段来表演小型故事的综合性艺术。
民间戏曲的分类系统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各民族、各地区民间小戏丰富多彩，我们根据民间小戏的流传情况和传统称谓把它分为六个系统：
（一）花灯戏系统（二）秧歌戏系统（三）道具戏系统（四）道情戏系统
（五）采茶戏系统（六）花鼓戏系统
民间小戏的艺术特点：
1、民间小戏情节单纯、故事集中。尽管人物不多，但有些剧中人物的描绘也很细致入微，栩栩如生。
2、在艺术上，民间小戏也风格多样。善于用喜剧形式表现生活，既有歌舞形式比较明显的抒情喜剧打猪草、小放牛、夫妻观灯、小喜接妹，也有以讽喻批评为主的讽喻小戏，也称幽默小戏，如张连卖布、葛麻、喝面叶，甚至还有闹剧，如当板箱、小秃取鼓、丑人记、《打面缸》等。
3、民间小戏多使用乡音土语，纯朴亲切，幽默风趣，能够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附录：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这种作品通过丰富的想象、夸张和象征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语言通俗生动，故事情节往往离奇曲折，引人入胜。童话又往往采用拟人的方法，举凡花鸟虫鱼，花草树木，整个大自然以及家具、玩具都可赋予生命，注入思想情感，使它们人格化。
吴佳源
余华写小说的特点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视点，用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以其想象力来挣脱“日常生活经验”的束缚。余华发掘了过去被遮蔽、掩埋的那部分“现实”。在他看来，为人的欲望所驱动的暴力，以及现实的世界的混乱，并未得到认真的审视。他坚持以一个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独创性发现为出发点，来建立对于“真实”的信仰和探索。
青豆写的书
西藏新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扎西达娃、色波等少数民族作家为代表的西藏作家创作的一类小说。本文以西藏新小说为研究对象,将它置放在寻根文学背景中,审视西藏新小说关注西藏地域文化、进行形式探索两个突出特点,以此呈现西藏新小说之于寻根文学思潮的意义。
JO_大冰
（极力推荐下文，请认真赏读）
题目：体验民间文学 传承民族记忆
作者：陈建宪，男，汉族，湖北省麻城市人，1954年6月生。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民俗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组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主要论著有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玉皇大帝信仰、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等，译著有《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世界民俗学》、《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等。
一
1926年3月10日深夜，鲁迅先生在稿纸上写下了阿长与《山海经》几个字。然后点上一支烟，烟雾中仿佛浮现了那个“黄胖而矮”的女工，那个“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的乡下人，那个“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自己没有余地翻身的仆妇。鲁迅先生迅笔疾书，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听见阿长在给他讲长毛的传说，在叮嘱他正月初一早上醒来第一句话一定要说“阿妈，恭喜恭喜”，在对他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当他写下“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时，他的眼睛一定湿润了。
身为中国最知名的新文学作家，鲁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为什么他独对这个普通的村妇寄以如此深深的怀念呢？在这篇回忆录里，鲁迅先生究竟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其实，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次文学“寻根”，他意识到：正是长妈妈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向像他这样的儿童们传承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播撒着文学种子。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阿长，没有《山海经》，也就没有文学家的鲁迅。
长妈妈在鲁迅儿时向他灌输的那些东西，学术界今天称其为“民俗”和“民间文学”，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间文学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民间文学”是一个社会群体集体拥有、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是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拉法格语）。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作家如果善于学习民间文学，善于在作品中表达和传承自己的族群记忆，无疑更容易获得族群的共鸣和拥戴，也更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兴趣。
二
1917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刘半农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刘半农将章程拟好，蔡元培先生看了一遍，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从此，一场又一场的采风热潮在现代中国兴起，中国文学增加了一个新的文体——民间文学。
北京大学的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发出后，有很多同学投稿，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总共登出了148首。到1920年冬，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意识到了民间歌谣的重要价值，于是成立了一个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歌谣研究会开始印行歌谣周刊。由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说：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在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歌谣周刊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版了97期，她宣告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出现，这门学科的对象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和传承的文学作品，如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这些作品是全民族的遗产，她们从远古走来，始终伴随着民族历史与民众生活，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
以这种新的学术视野来出版的歌谣周刊，在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90岁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钟敬文先生回忆起这份刊物时，深情地说了下面的话：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喜欢”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喜欢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地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1]
民间文艺的发现不仅点亮了青年教员钟敬文的生活，使他在漫长的岁月中成长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掌门人，也照亮了其他许多人的眼睛，其中有学问家，有政治家，也有文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了民间文学在文化上的特殊价值，并从不同角度努力推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不断向前发展。
三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两场影响深远的精彩讲演。
1928年3月20日，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杭州岭南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讲演。顾先生说：“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有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他慷慨激昂地呼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族的历史。”[2]顾先生的讲演，继承了五四精神，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民间文学的一种文化自觉。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情结仍一脉相承，近年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首先由知识分子发起然后得到政府支持和民众响应的。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艺术家们20多天的讨论后，作了一场总结性的讲演。他指出文学艺术工作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一些人不愿意为群众服务，他们不爱群众的感情、姿态等，“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在谈到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掀起学习民间文艺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音乐系的师生纷纷下乡采风，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周扬、丁玲、艾青等编著的民间艺术和艺人以及《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和地主与长工等故事集陆续出版。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一批学习民间文艺手法的佳作发表，形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高峰。
20世纪的中国风雷激荡、天翻地覆。人民大众走上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文学，也相应受到了极大关注。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到国统区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次大规模民间文艺采录活动，使中国民间文学宝库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从1984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共同组织领导，着手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部规模空前的巨著，由周扬任总主编，钟敬文、贾芝和马学良分别任故事、歌谣和谚语集成的主编。截至1990年，全国共搜集到民间故事183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84万条，总字数达40亿。大量的县卷资料本，已在许多省市编印成书。如湖北省在短短几年中印出的资料本就有130余种。一波又一波对民间文艺的采录、整理、研究和利用的浪潮，顺应着20世纪中华民族自我救亡运动和大国崛起理想的主流，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
四
民间文学在漫长的时间与巨大的空间中世代传袭的事实，证明她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民间文学充满了自由的欢乐精神。世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老百姓的创作出自人类的生命本能要求，这种本能遵循着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或巴赫金的“狂欢精神”，而与悲观主义绝缘。例如无处不在的民间笑话，就是民间欢乐精神的典型表达形式。笑话中永远充满了乐观的人生态度，敏锐的观察能力与睿智的思维技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欢乐，通过语言艺术加工、生产和消费更多的欢乐。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学的许多体裁，如神话、史诗、歌谣等，都在萎缩和消亡，唯有笑话一枝独秀，仿佛有一个永远开心的精灵，通过酒桌、电脑网络、手机短讯，在灰色的尘世中跳着，笑着，奔跑着，舞蹈着，在麻木的世俗生活上空飞翔。
民间文学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风格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从主题看，民间叙事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道德倾向，无论恶势力多么强大，善的力量总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人物看，民间创作中的正面主人公形象总是完美无缺，美到极致，善到极致，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与精神榜样。从意境来看，现实生活可能沉重乏味，但民间文学中的世界却无比美丽。如同恩格斯在评价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所说的那样：“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3]
民间文学充满了飞扬的想象力。众所周知，想象力是人类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之一。在民间幻想故事中，现实物理世界的束缚被彻底打破，神界、人界、鬼界、精灵界从空间上融为一体，过去、现在、未来从时间上被连接沟通。人与神直接交流，自然万物随意变化，人、神、精灵不仅精神上互渗，形体也相互转化，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时空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自由翻飞，这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想象力的培养具有极大帮助。难怪鲁迅先生直到晚年还对美女蛇故事、《山海经》图津津乐道。
民间文学还充满了哲理。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凡的。谁要描绘社会，谁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在民间寓言中，民众将哲理寓于故事，使听众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有个抬驴故事，讲一老人带孙子赶集，当他自己骑驴时，人们说他不知心痛孙子；当孙子骑时，人们又说不尊敬老人；两人一齐骑上去吧，人们说他们不知痛惜牲口；两人都不骑吧，人们又说他们是傻瓜，有驴子不知道骑。怎么样做都不行，两人只好将驴抬起来走，但这样做却更让人们笑话。这个寓言把做人处事要有主见的哲理就讲得非常透彻。还有个对哄的笑话，说从前有个小孩常流鼻涕，他父亲叫他把鼻涕揩掉，并答应揩干净后给他一元钱。接下来儿子跑出屋，很快又转回来，找老子要钱。老子见儿子鼻孔下面只剩两道红沟，就笑着说：“我是哄你的！”儿子“哼”的一声，又将缩进鼻孔的两条鼻涕淌到外面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是哄你的。”[4]
这个搞笑的场面，让人们对“子学父样”的生活哲理留下难忘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在民间文学中，哲理与诗意常常能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宁静的原始森林中，池中的天鹅脱下羽毛衣，变成了绝色的仙女；小小的青蛙儿子，不仅能帮父母干农活，还以哭、笑、跳等方式娶到了最善良美丽的姑娘，待他脱下蛙皮，又变成了一个年青英俊的天神；从灰鹤口中救了条小白蛇，却得到了一颗能听懂所有动物语言的宝石……民间童话像一个顽皮的小天使，用他的魔棒随心所欲地变出各种神奇的时空幻象，但仔细咀嚼，这些象征又是那么合于情理，那么美丽动人！
民间文学也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掌握文字需要接受相当的训练，口语却是庶民与生俱会的本领。民间社会中，许多普通人都有极好的语言天赋。我们看一个例子：
一个好吃的人，瞄中哪碗菜了，哪碗菜就只有他的搞场，旁人很难吃上嘴。这天，他在人家屋里做客，瞄中了一大碗鸡汤。鸡汤碗里只放了一把汤瓢，他拿起连舀直舀，硬不松手。满桌的人都把他望起，他才勉强停住，将汤瓢放回碗里去。刚刚放稳，他又去拿。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客人好气又好笑，也伸手去拿时，迟了，汤瓢又被他捏在手里啦！拿到了他还跟对人家讲客气话：“你看我拿得到哩，你不屑跟我递得口沙！”
又舀。舀了又做样子把汤瓢还原。才还原又去拿。这一下，对家的手快，将汤瓢抓到手了，满桌的人都看他再怎么讲。他说：“嘿，你已经拿到手啦？我正想给你递过来的呀！”[5]
这是湖北省五峰县白鹿庄农民故事家刘德培讲的一个故事，故事只有200多个字，焦点集中在餐桌上的“汤瓢”之上，几个动作和对话，就将好吃者的形象活画了出来，其白描技巧令人叹服。如果加上讲述者的语音、动作、表情，与听讲者的现场气氛互动配合，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想见。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语言的丰富表现力。
民间文学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比如形象塑造，许多民间文学形象，如灰姑娘、狼外婆、天鹅仙女、龙王龙女等，都已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谈到叙事结构，民间笑话特别值得研究。凡是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在几十个字最多千把字的篇幅中，设置包袱，交代矛盾，刻划人物，将故事推到高潮，最后给人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没有高超的构思情节、驾驭语言的艺术，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民间笑话的创作者们善于截取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如一个动作，一句富有智慧的话语等，精心布设“包袱”，造成瞬间急转的效果，使人不能不哈哈大笑，这是非常难得的技巧。在题材、形象、情节、场景、语言以及伦理价值、审美情趣等方面，民间文学都能给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提供取之不尽的丰富滋养。所以，人们常将民间文学形容为培育伟大作家的土壤和乳娘。
五
民间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由于文化语境是民间文学创作与鉴赏的重要因素，因此学习民间文学必须将“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这是与作家文学不同的地方。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书面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是一种单向的信息发送与解码过程。而民间文学以口语为媒介，讲唱者与接受者必须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之中，面对面地保持着信息的双向交流，才能完成审美过程。因此，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归纳说：“口语文学不但是传诵于听众之前，实际上也经常是表演于听众之前的。书写文学有戏剧的创作，但是文字的剧本与实际表演之间是很有不同的，口语文学则没有这种差别，口语文学中的很多情节，需要传诵者的当场表演，传诵者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经常构成作品的一部分。……例如某些特别的动物，可怖的鬼魅以及逗人发笑的滑稽者都有其代表性的声音，这些声响的意义，要比任何冗长的说明都有更大的效力，更能动人心弦，所以难怪口语文学的传诵常常是一遍再一遍，即使听过数十遍的人仍然乐之不疲。但是，书写文学与之相比则没有这么大的效力，一篇好的作品虽被形容为百看不厌，但实际上看上三两遍就很少再被重复地读了。”[6]
从创作过程来看，民间文学创作者也受特定文化“场”的影响。由于民间文学是在集体场合（至少两个人）讲述或演唱的，因此讲述者必须根据现场情境和听众的反馈，不断对所讲内容加以调整，以适合于听众当时的需要，吸引听众的兴趣。有时，讲述者与听众之间还常常互换角色，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心理认同障碍。民间文学的创作和鉴赏在同一过程中完成，有明晰的对象性。而书面创作时，作家面对的是一张稿纸，所以他的创作过程，只能以自我的心理经验为基础，以想象中的读者为对象。
在民间生活中，一群人围在一起讲故事时，常常会互相“掰”人。所谓“掰”，就是巧妙地将听故事者编在故事中加以捉弄。例如有个故事讲一个农民进城，为了搞好各种关系，以乌龟作礼物。乌龟有大有小，农民根据关系重要的程度，在龟甲上贴一纸条，写上XX人、XX人。后来在车上口袋不小心被打开，乌龟跑得到处都是，农民边捉乌龟边将纸条重新贴上，边贴边说：这是XX，这是XX。讲故事的人，会将这个XX，故意置换为听者的名字。听的人一般不会生气，反而会为这种机智哈哈大笑。这种鉴赏过程，只有在特定语境和特定的亲密程度中才能实现，而故事本身也会更加接近双方的心理距离。
在民间的对歌和舞蹈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歌手和舞者间的对抗，而旁观者会为此起哄，鼓劲。这种对抗很少会形成真的心理伤害，常常是以非常友好的形式结束。许多民间歌舞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像西南少数民族的三月三，西北的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族，节日里常常是全民性的歌舞活动，只有在那种狂欢的氛围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民间文艺的巨大魅力。神话的讲述离不开特定的仪式，民间传说则常常与相关的风物粘附在一起，从书面看到的黄鹤楼故事，总不如看着黄鹤楼讲述起来更有兴味。
总之，民间文学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空间，就像一条从水中捞起来的鱼，躯体虽存，却不能自由自在地冲波击浪，无法展现那优美的体态与灵动的身姿。因此，理想的民间文学学习方式，不是仅仅通过文字诉诸想象，而是身临其境，调动全部感官，在参与中体验民间文学给人带来的愉悦与快感。有志于学习民间文学的人，要多在“体验”上下功夫。所谓“体验”，是个体通过亲历某件事，获得相应的情感经验和认知结果的活动。体验式学习的途径最好是直接到民间采风，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将田野作业作为必修之课。同时，以民间文学作品为中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生动再现民间文学的丰富形态及其民俗语境，创设身临其境的场景，也是一种辅助性的办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说：“民间文学不仅是最为通俗生动的艺术形式，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但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农耕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活动为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挤压和取代的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民间文学这笔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注释：
[1]钟敬文：《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纪念该刊创刊70周年》。
[2]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五期，1928年4月17日。
[3]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401页。文艺艺术出版社。
[4]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孝感地区专集，李守义搜集整理，1982年印。
[5]汤瓢，见新笑府——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故事集，王作栋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6]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见叶舒宪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来源： 文学教育
不经意的转弯
梁晓声创作多以知青题材为主，有人称为“北大荒小说”，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真实、动人的展示了他们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理想，深情的礼赞了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一代知识青年树立起英勇悲壮的纪念碑。代表作有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长篇小说雪城最为出色；后期作品开始探讨现实与人性，长篇《浮城》以社会幻想的形式展现了作者对人类末世预测，十分深刻。其作大多被香港、台湾出版，并译为英、日、法、俄等国文字。他的名字被收入到英、美、澳三国“世界名人录”。
“知青”小说：“知青”出身的作家们对知青生活的缅怀、对农民问题的独到探讨、对人生真谛的求索，使知青小说成为新时期小说中最凝重、最奇特的组成部分。代表：张承志绿夜（象征着发现“美丽瞬间”）、《黑骏马》（象征着“永远的缺憾”）《北方的河》（象征着人生的理想境界）、黄泥小屋（象征着“人的念想”）、《金牧场》（象征着“人类的理想”）、《心灵史》等。
美帝234
50年代的小说创作，从体裁上来说，最兴盛的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相对而言发展得比较薄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现代文学时期，中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还没有完全从短篇小说中独立出来，文体特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开掘，作家们在短篇和长篇之间，很难把握中篇这一文体的特征和创作技术。在这方面，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显然要远胜于中篇小说，现代文学作家们在这两种文体上所积累的创作经验更多，对它们的文体特征认识也更深刻。其次，还因为时代对于文体的需要和作家们对于时代的趋附。一般而言，长篇小说以表现内容丰富，社会生活面宽阔而见长，作家们通过这一文体的创作，可以追求一种史诗的境界，实现“载道”的理想。对于以欣喜的心情走进“新中国”的广大作家们来说，他们正普遍期望通过创作的方式表达对于新政权的热爱和尊敬。同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也需要史诗性的文学作品，总结自己的辉煌，歌颂自己的英雄，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一种道德肯定和理想膜拜。短篇小说则具有短平快的特点，50年代发展迅速的社会现实变革，迫切需要文学为之摇旗呐喊，迅速地反映和歌颂现实生活，同时，这时期大量的文学刊物创刊，它们都对能迅速服务于时代的短篇小说文体进行了特别的“照顾”。在这种情况下，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得到迅猛的发展，是很自然的结果。 具体到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本时期的繁荣除了表现在作品数量的庞大和创作作家的众多，更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特色的作家和作家群体。本时期，一些在现代文学阶段即有所成就的作家在创作上有新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他们周围，往往聚集着一个艺术追求和创作风格基本相似的作家群体。虽然还不能说这些群体已经构成了完全的流派创作，但互有差异的创作群落还是显示了小说创作的热闹。其中，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以孙犁为代表的“河北作家群”，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等，是突出的代表。在群体之外，路翎、茹志鹃、李准、王汶石、萧也牧等作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值得提出的是，1956年“百花文学”中涌现出了王蒙、陆文夫、宗璞、邓友梅等年轻作家。虽然由于政治上的限制，他们在本时期的创作时间不长，创作量也不大，但他们敢于突破禁区、敢于直面现实的精神，还是成为50年代的单一歌颂之风中的异彩。 其二，出现了一些在小说艺术上有一定独特追求和创作特点的作品。孙犁、路翎、李准等作家对短篇小说艺术进行了探索，创作出了一些艺术上较为精致的作品。如孙犁的山地回忆，路翎的《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茹志鹃的《百合花》，周立波的盖满爹，赵树理的登记，都是在当时的文学规范内努力表现了某种程度的艺术个性的作品。此外，王蒙、陆文夫、宗璞等年轻作家创作的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小巷深处》、《红豆》等作品，也表现出新的艺术活力。在50年代，创作界和理论界对短篇小说艺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最为集中的是1957年文艺报举行的短篇小说艺术问题讨论专栏。在上面，老作家茅盾发表了杂谈短篇小说等系列文章，端木蕻良、蹇先艾等老短篇小说作家，孙犁、马烽、峻青等正处盛年的作家，都发表了有关短篇小说的创作谈。俞林、魏金枝、侯金镜、邵荃麟、巴人等文艺理论家都撰写了有关理论和批评文章，参入到讨论中。不久，茅盾还出版了《夜读偶记》一九六0年短篇小说漫评谈短篇小说创作等著名的短篇小说批评和理论著作。 作家和理论家们表述的观点虽然各有歧异，价值也有高下之分，但总体而言，他们都对短篇小说的艺术表现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对这一文体创作的具体技术问题作了细致的研究。尤其是茅盾等老作家对短篇小说艺术的强调，更涉及到了短篇小说的深层美学问题，对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小说创作过分的通俗化和故事化倾向，进行了一定的纠偏和补充。此外，茅盾、何其芳等对茹志鹃《百合花》等受到时代政治非难的短篇小说作品进行的肯定和支持，既维护和推动了作家的创作，又促进了短篇小说艺术形式上的开拓。比较短篇小说，这时期中篇小说创作要大为逊色。只有孙犁、杜鹏程等作家在这一领域创作较多。比较著名的中篇小说作品有，陈登科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生活的《活人塘》，孙犁反映农村道德生活变异的铁木前传，王汶石反映现实农村变革的黑凤，陆柱国反映“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生活的风雪东线，以及杜鹏程反映工业生活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其中孙犁的铁木前传可代表这时期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总体而言，这时期文学界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上还不强，作家和理论界对于中篇小说艺术技巧、文体形式上的研究和探索都不够充分。这些都影响了中篇小说艺术上的发展，也限制了本时期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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