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史

大部分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这一点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

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作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现代的中国作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那样，热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们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画国内的黑暗和腐败。表面看来，他们同样注视人的精神病貌。但英、美、法、德和部分苏联作家，把国家的病态，拟为现代世界的病态；而中国的作家，则视中国的困境为独特的现象，不能和他国相提并论……假使他们能独具慧眼，以无比的勇气，把中国的困蹇喻为现代人的病态，则他们的作品，或许能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占一席位。但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把他们改善中国民生、重建人的尊严的希望完全打破了。

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二翁，他们留给我们的作品，都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托杜二翁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对当时俄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危机都自有其见解，也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说教无误。但同时也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作者个人的见解和信仰，也可说超越了他们人道主义的精神。

我渐渐发觉诗赋词曲古文，其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辞藻之优美，对人生问题倒并没有作了多少深入的探索，即以盛唐三大诗人而言，李白真想吃了药草成仙，谈不上有什么关怀人类的宗教感。王维那几首禅诗，主要也是自得其乐式的个人享受，看不出什么伟大的胸襟和抱负来。只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他诗篇里所表扬的不仅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义的精神。

再反顾中国传统小说，其宗教信仰逃不出“因果报应”、“万恶淫为首”这类粗浅的观念，凭这些观念要写出索、莎、托、杜四翁作品里逗人深思的道德问题来，实在是难上加难。我们可以说，大半传统小说里的宗教信仰，只能算是“迷信”；不少作品有其正视人生的写实性，也为其宗教思想所牵制而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报应的调子在白话短篇小说里最为突出。虽然大多数的长篇小说中也可以听到这种调子，但伟大的小说极少以证明因果报应灵验为务。我们要讨论的六部小说中，唯有沉溺与说话传统的《金瓶梅》，完全赞同这个信仰。

小说家别无选择只有把文明人进退两难的窘境记录下来：他既想纵容自己的七情六欲，同时又想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秩序；不是在爱情、权力和名誉等永久的幻觉中寻找他的命运，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天或“道”的可能虚幻的永恒中。 因此它们在艺术成就上虽各有高下，至少有六部，像西方传统的伟大小说一样，对这些两难窘境的研究，可以说是丝丝入扣，鞭辟入里的。

沈从文在中国文学上的重要性，当然不仅仅建筑在他的批评文学和讽刺作品上，也不是因为他提倡纯朴的英雄式生活的缘故。他对现代文学生活方式的批评，固然非常中肯，非常有见地；他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确定，固然切中时害——但造成他今天这个重要地位的，却是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挚诚……计有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这是沈从文最拿手的文体，而《边城》是最完善的代表作。此外还有受了佛教故事影响的叙述体，笔调简洁生动。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他模仿西方句式成功后的文体。

人的灵魂通常都是被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之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

我们一想到二十世纪的西方伟大小说家时，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他们个人不同的想像的世界，不但景色人物跃跃欲试，而且每一个世界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道德问题和七情六欲。

大致说来，张天翼的世界，是一个腐烂中的衰老世界，一个充满了自虐、虐人狂、势利鬼、胸怀大志却又不得不屈居人下的、出卖人而又被人出卖的人物的世界。

若说重庆是个喧哗的都市，像所有中国都市一样喧哗，这乡村，正如大多数其他的乡村，是沉默的—是一种阴郁不散的沉默，而这，我日后逐渐辨识，原是一个抽掉了情感的真空世界发出的声音。乡村里，什么事情都不发生；人们在自己村子里生长、过活、死亡，受缚于四季、田地与收成；他们一辈子，除了闲话听不到任何讯息，除了恐惧尝不到一丝兴奋。

作者沒有把狂人的幻想放在一個真實故事的構架中（本來沒有人要吃他），所以魯迅只有加油加醋，把各種中國吃人的習俗寫進去，而未能把他的觀點戲劇化。

大部分的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这一个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他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

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他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没有对人心作了深一层得发觉。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得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了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所以我在本书第一章就开门见山，直指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与道德问题之探讨（its failure to engage in disinteresd moral exploration）。

这两种冲突的力量在《秋》得到重新安排，固然不再配合巴金一贯的论调，但却使这书得以反映人生的真相。巴金也终于走上了小说家的道路。四叔、五叔以及他们的妻子、陈姨太的罪恶，既没有证明，也没有否定中国旧家庭制度之不人道。它只是显露出：人是可能做出狠毒的事来的，无论在任何一种社会组织、或者制度之下。

自從他在1926 年8 月離開北京以後（當時北京在一個強有力的軍閥控制之下，已經變成了反動勢力的大本營），他已大不如前。因為造是他一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捩點，

一个蹩脚的小说家通常只顾制造感人的大场面，而忽略一切表面看来无助或破坏那中心清净的附带细节。反过来说，优秀的小说家却有胆去正视全面的感情冲突，透过看似烦琐的心理甚至生理去分析这种感情冲突。

大部分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这一个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

虽然《蚀》的文字稍嫌浓艳，趣味有时流于低级，然而在中国现代的小说中，能真正反映出当代历史，洞察社会实况的，《蚀》可算是第一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超越了一般说教主义的陈腔滥调。在这本作品里，我们处处看到作者认识到人力无法胜天这回事。

《虹》結尾的失敗並非是由於茅盾鼓吹共產主義思想，而是他無法像在這小説的前半部中用寫實和細膩的心理手法去為這種思想辯護。在最後的一部份裏，無論在思想上或情緒上的描述，已不復見先前那種真誠的語調了。

她能和珍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一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 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一一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青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她喜欢平剧，也喜欢国产电影；还常常一个人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那些地方戏的内容是所谓「封建道德」，它们的表现的方式一一不论曲调和唱词是粗陋的，单调的，但是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人生的真谛。文明社会里，仪式是幽雅了，趣味是繁复了，但是人生的真谛仍旧不变。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昧，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只是她的技巧比较纯熟精巧而已。「苍凉」、「凄凉」是她所最爱用的字眼。

在漫談他個人文學生涯的《老牛破車》裏，老舍後悔沒有親身參加五四動，後悔過了1920年代後半期國內發生的種種令人振奮的事。但是如果他那時真的留在中國，他多半會淹沒在革命的潮流裏面接受那些激進分子全部的政治和經濟教條。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是否能創造出他個人主義的一派小説，就很難説了。

《秋》應當算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説中的一部巨著。在這本書我看到，一個作者如果忠實於自己的感受，儘管文體平平無奇，人物心理不夠微妙，它卻能發揮震撼人心的力量。《秋》的成功遂證明了：一個小説家如對自己的感情有絕對自信，他的作品要比膚淺哲學家和革命者的説教強得多。

沈從文與他同期的大部份分作家另外一個不同之點是，他雖然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無聊與墮落感到深惡痛絕，卻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烏托邦式的夢想。因為這種烏托邦一出現，神衹就要從人類社會隱沒了。

但是这篇小说的价值远不止是它的心理描写与历史背景；在这篇小说里许地山肩负起美国批评家泰特（Allen Tate）所说的文人在现代世界中应负的重任：“他必须为他的时代重新创造人的形象，而且必须宣扬别人可以用来验证这个形象的标准，以分辨真伪。”《玉官》实在是属于“在特定的地点与时代中重新发现人与人精神交流的经验”这一类文学作品范畴中的。

钱锺书眼光同蒲伯一样锐利，能识破任何愚人的伪装。但与蒲伯稍微不同的是，钱锺书未受乐观及宗教信仰的牵制，因此他对人类行为抱有一种心理研究的态度。这是现代精神得到一种特征，一种悲剧性的特征。钱锺书创作的中心目的其实并非去揶揄知识分子及作家，而是要表现陷于绝境下的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的永恒戏剧。

中国现代作家抛弃了传统信仰的包袱，甚至认为浪漫的爱情亦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如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所说的，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这个患了精神重疾而无法坚强站立或改变非人道行径的国家，抱持一腔魂牵梦萦的关怀。”就因为这份对中国的执著关怀，中国的现代文学，在道德严肃性及对人性的理解上，远远超过了大半的古代文学。极少传统诗人认真地关心过老百姓的痛苦，更少传统剧作家或小说家把女性当做活生生、具有自主生命力的人物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