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曾经被人怀疑的历史事件被考古发现证明了的例子？

传说张献忠兵败后，曾把他搜刮的巨额宝藏倾入江中，打算将来若是东山再起的时候，再挖出来。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有很多人相信是真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怀疑是假的。因为按照古代的技术，倒入江中，怎么挖得起来呢？所以，就算张献忠真的埋了宝藏，也不会在江里。

几百年来，这件事就成了悬案。

（张献忠）

一是江口镇流传一首童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这个童谣已经传唱了数百年，传说如果有人能破解这个童谣里的秘密，就能找到当初张献忠埋藏巨量宝藏的具体位置。因此，这个童谣被当地人视作张献忠宝藏的寻宝口诀。

上世纪70年代，当地政府在修建灌溉水渠时，确实意外发现了石龙，它就隐藏在江口后山半腰一个叫做石龙沟的竹林里。它造型逼真，倒立着雕刻在一处石壁上，遥望着岷江河。但石虎却遗憾地毁于文革时期，后来当地政府重建了石虎，并将它置放于石龙旁边。

二是在当地岷江河里，不断有疑似张献忠时期的历史文物出现。

从2000年开始，就有渔民偶尔在河滩上捡拾到刻有“大西”年号的银锭。消息传开后，引起了周边百姓的极大兴趣，大家呼朋唤友纷纷下河寻宝，一时间，岷江河人满为患，场面热闹，期间还真有不少人斩获颇多。

同时，这些传说，也招来了众多觊觎宝藏的不法分子。他们重金采购了潜水装备，包括潜水服、氧气罐、水下探照灯等，经常在半夜零点到第二天凌晨四点下水盗宝。有人在盗宝活动中葬身江底，也有人因此大发横财，买了汽车，盖了楼房。

后来，当地警方重拳出击，打击疯狂的盗挖宝藏行为，追回了被倒卖的文物100余件，其中包括众多一级文物如银锭、金狮、金册子等，涉案价值过亿。而这些文物中，有一个刻有“虎钮永昌大元帅”的金印，金印的主人疑似张献忠本人。

（挖掘出来的金锭）

三是众多史料记载，张献忠的宝藏曾埋于江口。

据蜀碧记载：“献忠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10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

这段话描述的就是在大顺三年初，张献忠携带在四川各地搜刮来的财宝，“累亿万，载盈百艘”，准备顺岷江东下，在江口遭到杨展的阻击，战败后大量财宝沉入江底。

《明史》中也有同样的记述，说张献忠“用法移锦江，涸其流，穿数仞，实以精金及其他珍宝累万万，下土石筑之，然后决堤放水”，而锦江恰好在江口处汇入岷江河。

彭山县志载：“乾隆五十九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

清文宗实录载，在道光18年和咸丰3年，当地官员曾上奏朝廷，有百姓在岷江河中捡拾到黑色银锭，“经查出归官，尚存藩库，有案可核”。

（江口沉银遗址）

2005年，当地政府在修建生活用水工程时，挖掘机意外地从3米深的河床里挖出了一截圆木，当挖掘机将圆木放到地面时，里面赫然出现了数枚银锭，张献忠宝藏之谜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于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联合当地文物部门，对张献忠沉银地进行考古发掘，期望揭开张献忠宝藏之谜。

2016年，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发掘现场，不断有惊喜传出。经过几个月的不间断挖掘，先后出土了4万多件文物，包括张献忠创建“大西”政权时册封嫔妃的金册，用于奖赏部下而特意铸造的“西王赏功”金银币，明朝时期册封各个藩王、郡王的金银册，刻有年代和铸造地的明代官银，众多制造精美的金银首饰和生活用品，张献忠农民军所使用的兵器等。

根据现场出土的文物，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和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等10余名专家，共同为江口的考古发现出具了意见书，认定文物出土的地点和历史文献记载符合，文物上显示的年号及其它铭文落款确系张献忠宝藏。最终确定，彭山江口就是当年张献忠的宝藏埋藏地。

由此，张献忠宝藏之谜的历史事件大白于天下，被考古发现最终证实。

（参考资料：明史•张献忠传蜀碧）

我就说一个比较冷门的案例，但在古文字学界知道的人比较多。

我们中学课文都学过经典古文 触詟说赵太后，出自战国策 赵四 赵太后新用事，此文古往今来都非常经典，《古文观止》就曾收录。

简单说下此文章的核心内容：赵国大臣左师触詟，说服一个母亲（赵太后）违背人性，将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去当人质，以此缓解国家危难。

由此可见，左师触詟深谋远虑，口才一流，。

为什么有这个怀疑呢？

说起来有点复杂，这就关系到《战国策》这本书的历史和各种版本，我只凭我的记忆简单说一下：

《战国策》是西汉大学者刘向依据当时「皇家藏书馆」的资料，整理出来的一部国别体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

东汉高诱曾为《战国策》做注，到北宋已散佚颇多，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呕心补校，辑录为今本战国策三十三篇 。到南宋，今本出现了两个本子：

到清代，黄丕烈重刻姚本战国策，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战国策》的姚、鲍、吴三人的汇注本，是目前最好的本子。

史记·赵世家 孝成王元年：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

（图很渣，明白意思就行）

这个字用作人名，如：殷周金文集成11250秦始皇陵出土的兵器上的金文：

秦汉印章上，经常有人用这个字当人名，如秦印文字「杜讋」

反方说得也很有道理，除非拿出非常之证据，我们很难认为「讋」是「龍、言」之訛誤。

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不管是教科书，还是学术书籍，都从「触詟说赵太后」。

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三家汇注本《战国策》（1978年，页768）：

在马王堆三号墓棺椁东边，发现了一个漆箱：

漆器盒内装着一些写有汉字的丝绸，这也就是【马王堆帛书】：

马王堆帛书一共十二万多宇，有古本的《周易》《老子》、《道德经》等经典文献，还有兵法、中医、方术等文献。

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共有五十种文献：

经典《周易》：

古本《老子》

后来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的帛书，就是《战国策》的原始版本：

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纵横家书简介：

根据墓中的文物和文献断代：此墓下葬时为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即公元前一六八年，这批帛书系二千一百四十多年前所埋藏。

而集结整理《战国策》的汉代学者刘向，出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去世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

那么也就是说，战国纵横家书可能就是刘向整理前的那些原始文献。甚至极有可能刘向都没有见过的原始材料。高诱、姚宏、鲍彪这些东汉、唐、宋学者也都没有见到过，就别谈什么清人王念孙。

所以，我们比古人要幸运得多，像中了六合彩！

而更加巧合的是，战国纵横家书中就有战国策 赵四 赵太后新用事那一篇更原始的文本，被学界称之为十八 触龙见赵太后（第188行）。

这篇出土文献非常清楚，百分之百证明了是【「触龙言」愿见大（太）后】：

【引自：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1983). 马王堆汉墓帛书, 三. 文物出版社.页60，战国纵横家书图版188行】

至此，「触龙」和「触詟」之疑云也就云开雾散了，跨越两千多年「鲁鱼亥豕」之疑，最后由出土文物得到了证明。

今天的教科书和书籍，都做「触龙说赵太后」，但会给出注解，交代「触龙言」传抄过程讹传为「触詟」。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学术公案中，学者都是非常严谨且实事求是的，哪怕一个小问题，都不马虎对待：

古代注疏校雠学者，本着「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严谨态度，让我们知道有这个分歧，然而清人王念孙的怀疑和判断，即便看似非常有道理，但证据不足，仍然被古今学界视为存疑。

最后，在1973年，考古学家夏鼐以他敏锐的眼光，发现了马王堆汉墓，而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又证明王念孙是对的。

所以，说中国古人都是【差不多先生】是不对的，这些人真的不懂，中国古人怎么做学问。

中国古代学术核心经学和史学，这两门学科之严谨，不放过任何一个字，哪怕一个汉字的部件的疑点，一定要搞清楚，不知道就存疑，留给后来学人，不作强解。

有时候这种较真，繁琐得让人头都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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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是考古黄金时期：一系列伟大的考古发现，目不暇接，一个比一个逆天，华夏民族隐藏在地下灿烂文明，一点点渐渐露出它的冰山一角。

那么多吊炸天的炫目文物，地下埋藏的甲骨、钟鼎、简帛等文本文献，证明了我们的历史书的记载是很可靠的。

这些发现，极大增强我们的信心，走出疑古时代，重建上古史。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考古学，要使用文物和文献互勘的【二重证据法】的原因：

如果挖到一个王侯墓葬，几乎都能去历史书找到对应的人。很快就能解决核心问题。

比如：海昏侯、马王堆等豪华墓葬，都在史书中很快找到！

而在西方，考古和历史文献是截然分开的，基本上毫不相干。

总之，为中国历代史家点赞！！！

云南昆明市博物馆有一个古经幢，关于这个古经幢当地有个传说，说是用来镇压恶龙的！

相传在古代，昆明的滇池来了五条恶龙，这五条恶龙整天召唤雷雨，引发洪水，淹没田地，毁坏庄稼，搞得民不聊生。老百姓也没法子，到处找人收服妖龙，但都没有找到。

有一天，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道路过这里，正好遇见恶龙作怪。老道一个飞身飞到水边，脚下两只破鞋嗖嗖两声飞出去，瞬间变成两艘大船，把落入水中的老百姓救走。之后老道从怀里拿出一个紫金葫芦，大喝一声就把五条恶龙收进了葫芦里。

本来想把五条恶龙炼化的，但五条恶龙在葫芦里苦苦哀求，老道念它们修为也不容易，于是和它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将五条恶龙镇压在昆明地藏寺的一口井里，除非铁树开花，马长角，否则它们永世不得出来。为了防止恶龙不守承诺，老道在上面立了一个古经幢，古经幢上加持了经文，这就是古经幢的由来。

传说未必是真，但古经幢却是真实存在的，昆明市博物馆为了防止游客靠近，在周围特意设置了栅栏，一个诺大的展厅里就放这个古经幢。

怀疑黄帝不存在的，最有名的当然是所谓的“疑古大师”顾颉刚，他的口头禅是：

问：是吗？

答：不好意思，的确不是假的，是真的。

齐国青铜器：陈侯因齐敦：

铸这个铜敦的人，是战国田氏齐国的齐威王，他的祖先是原陈国的王族陈完，因被楚所灭而逃亡到了齐国，其子孙后来取姜齐而变田齐。

那么，陈国到底什么来历？

怎么会和黄帝拉上关系？

又众所周知，舜是黄帝的后人，因此，陈国田氏直接追述他，而不是舜，恰好说了了太史公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世系是正确的。

陈侯因齐敦的发现，和对史籍的印证，证实了黄帝不是虚构出来的人物，顾颉刚的质疑是没有道理的。

除此之外，在山东的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中有一篇亡佚的黄帝伐赤帝，内中记载的故事与史记·五帝纪里关于黄帝征战的记载，也能够互相印证。

对于此事，鲁迅先生曾专门写文讽刺顾，那么，到底大禹是不是虫？

遂公盨，西周中期偏晚铜器，底部有98字铭文，经破译为：

这是考古学上第一次“发现”大禹的踪迹和大禹治水的考古记载。

事实证明了，“疑古大师”顾颉刚又是无的放矢，蜀犬吠日。

另外，还有一例更加强力的证明：

铭文：

因此，“鼏宅禹迹”，就是说明秦国的开国君主秦襄公完全认同大禹的历史。

周人制器，疑古派还可以用万金油招牌——“姬周，不可信也！”。

好，那这回不遵周礼又不遵儒的秦人所书，可信了吧？

这类匡正史观的重大发现，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下面这几个考古发现，更是具有别样意义：把曾经备受争议的古代中华文明辉煌，以无可置疑的完整遗址，生动呈现在世界面前。

1，甲骨文出土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一些挨打到迷茫的国人，更对中华历史文明产生深深怀疑。三千年前的中国殷商王朝，更在某些中外“专家”论证下，成了“西周史料里编造”的虚假王朝。某位近代崇拜者无数的“大师”，更是说出荒唐糊涂话：“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辉煌的殷商文明，就这样受尽质疑嘲笑。

但是，就是在落后挨打到悲惨的晚清年间，甲骨文的意外发现，终于给了这甚嚣尘上的论调响亮耳光。这些刻着商代文字的甲骨片，虽曾被误当做药材在药店售卖，却清晰记录了商朝的真实历史。一石激起千层浪后，越来越多的良心学者们，循着甲骨文的出土线索，终于锁定了商朝遗址的正确方位。20世纪20年代起的多次大规模发掘后，殷商王朝的宫殿墓葬文物，铁板钉钉的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对于那一段万马齐喑的岁月来说，一片沉默的甲骨文残片，牵出的一处震撼的殷墟，何尝不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找回自己的寻根之路——这就是属于中华文明，足以提振每一代炎黄子孙自强信心的辉煌记忆！

2，广州秦汉造船遗址

比起秦汉时代国泰民安的盛世，吊打匈奴的辉煌，相对被后人看轻的，就是秦汉时代中国的造船水平。同时代古罗马的巨型战舰，在今天的欧美大片里还常见拉风。某些海外历史学者的演讲里，更常有“中国古人是农耕民族”“自古就不如欧洲人擅长航海”的怪论。但1975年，原广州儿童公园地段一处意外发掘的遗址，却足以把这怪论碾得粉碎：广州秦汉造船遗址。

这座建于秦始皇时代的船厂，是秦代至西汉中期时，南中国重要的造船基地，有造船台和木料加工基地等一整套流程。间距三米多的三个巨型船台，更能生产载重10吨以上的大型海船。现场更出土了铁钉等高技术含量物件。这不但是现存全球最古老，保存最为完整的造船遗址，更有着领先同时代全球的造船工艺。

这个震撼发现，更印证了《汉书》里的低调记载，也正是从西汉中期起，汉帝国的大船低调启航，打通了中国东南至斯里兰卡的航海路线。美国学者杜普伊更由衷感慨：“（汉朝时）世界造船业的领先位置，落到了中国人手里。”

丝绸之路的辉煌里，不止有声声驼铃里，西出阳关的漫漫征途，更有从这低调的船厂起步，中国人劈波斩浪的骄傲足迹。

3，三门峡古栈道

近代许多西方学者，对汉唐历史的一大怀疑处，就是汉唐时代中国的发达程度。一个流传甚广的论调是：假如汉唐时代的关中地区，真要史料上记载的城市人口水平，那么以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关东和江淮地区的粮食，根本无力供应关中。特别是河床狭窄的三门峡地区，绝对不容大船通过。以很多海外“专家”的嘲笑说：“古代中国人想从这里用船运粮，除非从三门峡的山上翻过去。”

但1955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却确定了重大发现：没错，汉唐时代的中国人，就是驾船从山上翻过去的，凭的就是这个——三门峡古栈道。

三门峡古栈道，是自东汉桓帝年间起开凿的一条栈道工程，其连接三门峡与关中平原，全长六百二十五米，目的可不是为了通路，却是为了把大船拉过三门峡：整个栈道开凿在河岸两边的半山腰上，全是宽一米二高两米五的山路，侧壁有壁孔和木桩，搭成安全畅通的道路，纤夫们身绑绳索在栈道上拉纤。别管多么体魄巨大的船只，就凭这条“黄金通道”助力，都能漂亮翻过三门峡，傲然驶入长安！

西方学者眼中“不可能”的运输难题，就这样被中国的老祖宗们，以这个跳跃式的设计，外加领先世界的道路工程建设能力，精彩翻了过去。有条不紊的三门峡航运，就这样源源不断输血，撑起大唐盛世辉煌。

4，明代遵化铁厂遗址

中国明清年间，欧洲人一项傲人成就，就是高速发展的冶铁业。国内少儿历史读物上，常见绘制十五世纪时的莱茵河畔高炉。中世纪俄罗斯每年两千吨的铁产量，更常被西方历史学家大书特书。但比起同时代明朝呢？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中国的铁产量就突破了九千吨。之后在整个明代，铁产量都是高速飙升。明中期时山西阳城一地的铁产量，就甩开明初时山西全省产量七倍多。如此恐怖数字，常令西方学者怀疑：靠谱不？

幸好，现存河北遵化县铁厂东北角的遗址，足以证明这靠谱的强大：明代遵化铁厂遗址。

在明初的十三处官办铁厂里，遵化铁厂是绝对巨无霸：现存的七十二座冶铁高炉，比少儿课外书里常刷脸的中世纪欧洲高炉霸道得多。全是深一丈二尺的大家伙，每炉可装铁砂两千多斤，更有领先欧洲数百年的焦炭冶炼技术。铁厂鼎盛时，有工匠两千五百多人，每年产钢铁七十万斤以上。拥有强大钢铁产业的明王朝，这才凭着手中的“硬家伙”，从开国凋敝的国民经济里站起来，拼打出“远迈汉唐”的辉煌！

制造业对于民族的振兴有多重要意义？瞧一瞧遵化铁厂的铁炉遗址，追忆一下洪武盛世与永乐万国来朝，道理就很清晰。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我们上初中时候，都学过一首词，就是范仲淹的渔家傲 秋思，这首词中有这样一句：“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这里提到了燕然勒功这个典故，说的是东汉将军窦宪，在稽落山大破北匈奴后，窦宪登燕然山刻石纪功，令班固作铭的事。

这件事的真实度是很高的，而且燕然勒功这件事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燕然勒功是中原民族的一次重大胜利。

但是燕然石刻的具体地点一直都不知道，这是个很大的疑问。一直流传于史料记载，《后汉书》上都有班固做铭文记载。

后来内蒙古大学发布消息，燕然石刻在蒙古的杭爱山终于发现，并且确认。

话说回来，燕然勒功这个历史事件真实性其实是不被怀疑的，疑惑的只是刻石的地点。但是燕然刻石位置的发现，实在是太振奋人心了。人们经常把封狼居胥和燕然勒功放在一起讨论，燕然勒功同封狼居胥一样，都是古代将领的崇高向往。而且流传于史书之间一千多年快两千年的东西，被证实的更加实锤，想想就为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激动。

班固的文笔很不错的，在这里引用下燕然勒石的部分铭文：

2013年的一次考古发现，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浮出水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的考古勘探中，发现一座单室砖券墓，该墓坐北朝南，水平全长36.5米，深10.1米。由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4个壁龛、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第4、第5天井与第5过洞及甬道被大范围扰动，壁龛开凿于第3、第4过洞两侧，未被盗扰，形制和出土物皆保存较好。

甬道内放置墓志一合，盖题“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青石质，正方形。志石高、广皆74厘米，厚15.5厘米。划细线棋格，阴刻正书32行，满行33字，共计982字。

这就是上官婉儿墓志铭，翔实的内容揭开了一段历史公案，证明李隆基撒了谎，后人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上官婉儿是被李隆基杀死的，理由是她与韦氏集团和安乐公主沆瀣一气，是同伙。甚至出现上官婉儿和韦氏共享情人的说法。但是历史记载上官婉儿曾经与太平公主共同起草遗诏，立李重茂为太子，让李旦辅国，以平衡韦氏集团和李氏宗室之间的平衡，限制韦氏集团的非分之想。于是有人怀疑，上官婉儿是后期从韦氏集团改投太平公主一方，也有人怀疑，上官婉儿根本就不是韦氏集团的，李隆基杀他是因为上官婉儿是支持李重茂的，阻碍了李隆基篡位。不过这些说法都是根据史料猜想，并没有可靠证据。

上官婉儿墓志铭出土后，这一历史谜团终于揭开，上官婉儿根本不是韦氏集团的人，而且是旗帜鲜明的反韦氏集团者，曾多次进谏中宗李显，企图阻止韦氏集团的阴谋，为了阻止废掉太子，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甚至以死相谏，金殿饮鸩自杀，后经多方抢救，才勉强保住性命。

上官婉儿是唐中宗李显的昭容，昭容属于九嫔里位置比较高的，仅次于贵妃，上官婉儿能够以死相谏，证明他对李显是很忠诚的。李显被毒死后，上官婉儿能够参与草拟遗诏，证明它的政治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上官婉儿墓志铭的出土，是此前的怀疑变成历史事实。上官婉儿真的不是韦氏集团成员，他的被杀基本可以肯定是因为她忠于李重茂，对李隆基篡位产生影响。

其实，曾经有一部著名的古籍，就被人怀疑其真实性。

这部书就是《道德经》，别看这部书只有5000字左右。按照传统的解释，又名《老子》，是春秋时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记录了春秋晚期思想家老子的学说。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传说，是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时，函谷关的关令尹喜诚心邀请老子在函谷关小驻。在尹喜的再三恳请下，老子著述5000字，然后西出函谷关而去，经尹喜整理而成《道德经》。

但是，这部原来说成书于春秋末期的著作，由于一直没有发现原著，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人怀疑。比如，中国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就曾经在其《先秦诸子系年》中考证，《道德经》其实是战国晚年作品。钱穆先生认为，《道德经》中记载的很多社会现象并不是春秋的景象，而是战国末期的社会情境；同样，很多“名词”，也是在《道德经》之后才出现的，比如“帝”是在《左传》里率先出现的。很多思想其实来自《庄子》。所以，《道德经》和老子都受到了怀疑。

直到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和1994年香港出席的一批战国竹简，先后出现了《老子》和老子的姊妹篇恒先两篇。所以，人们认定，这部著作的出现年代应该在钱穆先生推断之前，是春秋末年战国初年就已经问世。所以，经过考古发现，还了《道德经》一个清白，而老子的问题或许还需要继续来探究了。

这种历史事件被考古证实的还是比较多的，比如商朝的历史在没被证实之前，虽说《史记》有记载，但是很多国内学者，尤其是西方史学家是不认同的，但是后来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直接打脸，甚至商朝帝王的世系都与记载吻合。

今天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造纸术”，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中国造纸术被称之为四大发明之一，发明者是东汉时期的蔡伦，然而在不断的考古出土的纸表明，蔡伦只是纸的“改进者”，并非发明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课本《中国历史》中就写出“甘肃天水的一座汉代墓中被考古发现一张纸，是西汉时期用麻做出来的纸，更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纸，因此，东汉时期的宦官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术。”

《后汉书》明确记载“纸就是东汉人蔡伦发明的”，看下图

自此，蔡伦发明造纸术已经被认可，然而中国的考古事业一直在发展、摸索，在这个过程中，蔡伦发明造纸术一说多次被考古证实并非如此，他的确是造纸术的改进者，用树皮、破布、麻头和旧鱼网做原料造纸。

1935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里，挖掘出一片西汉麻质白色纸；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的灞桥，再次考古在古墓中清理出来一叠纸，也就是灞桥纸；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的汉墓中又出土了马滩纸，足足比蔡伦造纸要早300年，这次出土的纸又薄又软；

在此不一一赘述，有学者制作的一张表格，如图

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就出现过的，是后世考古挖掘出来并证实，但是蔡伦发明造纸术已经在中国乃至世界，这种观念早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1987年时，官方宣布蔡伦就是造纸术的发明者！

而今很多人也不再争论，认为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这已经上升到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关系到我国的尊严和荣誉，不可侵犯，《纸祖千秋》指出无论考古出土多少西汉纸，但是在我们心中，“蔡伦发明造纸术”是我们必须要维护的！

所以我个人还是支持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不接受反驳。

【文/羽评郡主，欢迎关注】

题主的问题问的非常好！人们怀疑的历史事件被考古证明了的例子其实有很多，本文举个简单通俗的例子吧：和田玉。

众所周知，商代（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的遗址殷墟（今河南省安阳市）出土了大量的玉器，根据考古简报统计，从1928年开始发掘到2010年前后，殷墟出土了超过2300件玉器，考古学家对其质地进行了科学性的检验，发现其中有数百件居然是和田玉，这让我们大吃一惊，河南地区怎么会有和田玉呢？难道在3000多年前，新疆人就和内地有交往吗？

是的，商代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大量和田玉，就证明了我国古代最迟在商朝时期新疆地区就与中原地区存着着某种贸易关系（不论是朝贡还是其他邦交式的贸易关系，总归是真实而存在的），从而解开了“丝绸之路”的前身“玉石之路”之谜。

所谓“玉石之路”，指的就是在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前的先秦时期，我国中原地区的民众与西北地区进行某种贸易所行走的道路，简单点说，就是丝绸之路的基础。在玉石之路被广泛发现以前，人们虽然在中原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属于西北边境的诸如动物遗骸、玉器等物，但也只是怀疑在古代边疆和中原可能有交易行为，而商代和田玉在河南地区的大量出土，就为我们勾勒出了这一个伟大的人类贸易路线“玉石之路”，证实了之前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