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鸿章当年不杀翁同龢，甲午战争中国会赢吗？

翁同龢也不是什么好鸟，偏要挤到为北洋海师供炮供煤的供应商队伍里捞一把，把劣质品塞给北洋水师。李鸿章更贪，安徽的一半都成了李鸿章家的私产，被世人称作李合肥。贪归贪吧，管理能力也不强，北洋水师可是李鸿章的私家军，可他管得整个水师士气低下，战斗力弱，一触即败。

北洋水师要想打胜，非得有左宗棠这样的为官清廉、榜样力量强、懂得使用先进武器、带兵有方的国之栋梁带领才行，但如果左宗棠领导北洋水师，新疆就没人能保住了。

你说的应该是李鸿章当年弹劾翁心存，导致翁心存被判流放，结果翁心存在流放地病死；从此，翁同龢家族与李鸿章结怨。

但是你这个问题明显夸大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矛盾对甲午战争的影响。

事实上李鸿章与翁同龢的矛盾对甲午战争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算翁同龢全力配合李鸿章，清朝一样会在甲午战争惨败的。

翁同龢虽然是帝师，但实际上他是慈禧太后的人；或者这么说，有了同治皇帝的教训后，慈禧在光绪帝管教上是非常严厉的，翁同龢如果真和慈禧反着干，绝无可能当光绪皇帝的帝师。

另外，北洋海军的军费从来不走户部，而是各省直接协饷到海军衙门，由海军衙门再拨给北洋水师。

而自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朝户部从没有任何盈余，永远都是“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状态。

翁同龢接手户部之后，他负责的户部主要办两件事：

光绪帝大婚以及河工。

别说翁同龢，任何一位户部尚书面临这两大KPI，他能怎么办？

他能跑去和皇帝说，国家缺钱，要不你结婚的婚礼办得节俭一些？要不就说让黄河、长江自由的泛滥，国家要把钱用去买军舰？

可能吗？哪个户部尚书脑子进水了活腻味了才会这么说。

更何况李鸿章在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时主动上奏折说北洋现在已经练成了，不需要继续买枪买炮了。

这对于任何一个快被逼疯了的户部尚书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不再拨出额外的款项给北洋水师。

即使翁同龢与李鸿章关系极好，哪怕是儿女亲家，拜把子兄弟，作为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只要他还想在官场上混，他就不可能把北洋购舰的重要性放在光绪帝大婚之上。

赢不了，甲午战争又不是李鸿章和翁同龢两个人的战争，它的结果不是一个翁同龢能改变的，也不是一个李鸿章能改变的。

具体分析下翁同龢和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和责任。

首先，翁同龢是清流领袖，也就是主战派领袖。但是清流不是翁同龢所能操纵的，他之所以能成为领袖，那是因为意见和大家一致。

翁同龢说要打，大家也都说要打，那大家认你这个领袖。如果清流们说要打，翁同龢说不要打，那自会有人站出来痛批翁同龢，也自然会有新的领袖。

比如在开战前的10月7日，清流干将文廷式领衔、38名翰林联名上了一封奏折，里面提出了备倭建议：

试问，翁同龢如果反对主战，又有什么手段，能一个个摆平这么多翰林。

当时朝廷内外主战的意见占多数，慈禧和光绪都是主战的，翁同龢或许能影响光绪，能影响清流们，但他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左右朝局，他也不过是众多主战派之一，只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和李鸿章的私怨被刻意放大。

李鸿章在甲午中的表现，是他能力的正常体现。李鸿章不是主战派，但主和也不是办法，主和只能拖延一时，中日两国必有一战。就算拖延一些时日，按照当时清军的尿性也是必败之局面，因为这时一支手持近代武器的中世纪军队和一支完成了近代化改革的军队之间的战争。

海军方面，即使黄海海战北洋水师能击沉日军一两艘军舰，也只是给联合舰队造成一些损失而不会扭转最后的局面。

原因很简单，日本军舰受伤很快就能修复，北洋水师军舰受损则迟迟无法修复，原因是既缺少码头，又缺少技师，还没有零件，相当于是一支一次性舰队。所谓的“避战保船”长久被人诟病，那却是实在不得已，未修复的战舰强行出战也就是自寻死路而已。

陆军更不用谈。甲午之败主要是败在陆军而非海军，海军打得还算英勇顽强，陆军则是兵败如山倒，从平壤一直败回国内，然后又从鸭绿江防线一路败退，如同山崩一般。

也不要一味指责叶志超等将领，换谁上结果都是一样。这是洋务运动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后果，非更换几名将领就能改变。

李鸿章能干啥呢，调度来调度去也就是这些人马，无非是败得快一点和慢一点的区别。

甲午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检验的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成果，战争的结果也就是装点门面的洋务运动被无情打脸，由里及外的明治维新完胜，结果在战前就已注定，临战时一两个人又能起到什么大作用。

还是袁世凯看得透彻，和也不是办法，战更战不过，还不如早点装病跑路，否则被牵扯进去，就未必有以后的袁世凯了。

战败了，自然要找人背锅，慈禧和光绪是不可能来背的，那么翁同龢和李鸿章就成了两个背锅侠。

最后再多说两句，甲午战争也不是没有一点赢的希望。如果清廷坚持不议和，迁都打持久战，那么最后日本还是很大概率被拖垮，当然这是另外一说，这里就不多加讨论。

甲午战争的战败这件是其实与翁同龢没有多大的关系，无论翁同龢下场如何，结局都已经注定了。其实甲午战争战败最终还是要归结于李鸿章或者说是慈禧。因为他们都是主和一派，而翁同龢是帝党领袖，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

甲午战争战败责任在于主和派的过度软弱。

当时大清帝国日益腐朽，国力日渐凋零，在这样的情况下主站，主和两派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最后被日本人钻了一个空子。

当时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知道中国商船被日本人扣押以后，就已经预感到与日本人的战争就要来临，并且上书给了李鸿章，希望他调集海军备战，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丁汝昌的上书没有被李鸿章采纳，而且当时的慈禧也是更加倾向于主和，所以就没有把这当回事，而是想着请求列强居中调解。

但是日本人去明显等不及了，在北洋水师巡视海面的时候就直接就与清政府开战了，然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结局也很明了了，清政府战败。

其实当时李鸿章主和也还是藏了一个小心思的，因此北洋海军是他李鸿章的力量，是他的政治资本之一，所以他不像就这么凭空跟日本人耗掉这支力量。

但是很显然，李鸿章判断错了局势，日本人根本就不等到他找西方列强来调停就把你干趴下了，这样即使到时候找了，结局也已经注定了。

其实主和与主战还是要看对象，如果当时是英国等西方列强，主和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日本这个刚刚改革的小国，清政府咬咬牙完全可以扛得住日本人的倾国之力，但是李鸿章或者慈禧还是太软弱了一点，或者说是自私了一点。

翁氏家族在晚清官场上是很有势力的。翁心存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而翁心存三个儿子翁同书、翁同爵、翁同龢前两个儿子更是官至巡抚的封疆大吏，而翁同龢更是状元出身，前途无限。

曾国藩因公事弹劾翁同书，而当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的奏折经常由李鸿章代写。李鸿章在这篇奏折末尾画龙点睛的写下二十四个字：“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言外之意就是我不敢因为翁家势力大，就不纠正他的错误。最后翁同书被定了个斩首，老父亲翁心存又气又急，生了重病，于是，翁同书暂时被释放回家，准其病床前侍奉父亲。但是，没过多久，翁心存还是撒手人寰。慈禧太后因念及翁家贡献，改斩首为充军，三年后死在边疆。

对于翁同龢来讲，一切的起因都是曾国藩、李鸿章检举其兄。才导致其父翁心存阖然长逝的。但是曾国藩当时身为两江总督、节制四省。翁同龢只是京城翰林不足以报仇，等到曾国藩死后，翁同龢迁怒李鸿章，翁同龢终其一生和李鸿章过不去。

甲午战争失败一共有三个原因。翁同龢的原因没了暂且不谈。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第一集有一个片段，慈禧专门提拔翁同龢为户部尚书，慈禧不可能不知道翁同龢和李鸿章是世仇，但他把户部尚书给翁同龢就是不想让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花银子。慈禧只想给自己修建颐和园，自己不想让大臣们说闲话，所以把翁同龢推出来。结论就是如果没有翁同龢加以利用，甲午海战清廷不会输那么惨。换了其他户部尚书，凭借李鸿章的手段。李鸿章肯定是能扣一点银子给北洋水师的，不会从1890年到1894年北洋水师一枪一弹未得到补充，有的战舰甚至年久失修。直到战争前夕才补充了一点枪弹。

光绪十六年（1890年），户部上奏，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请求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致使北洋海军的发展就此停滞，落于日本之后。李翁二人的恩怨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当时英国人建议中国:“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未料翁同龢不断拖延，两艘快船为日本购去，新日舰速度快、炮门多，其中一艘日舰“吉野号”成为甲午战争中击沉中国舰队最多的船舰。

对于北洋水师的情况李鸿章比谁都了解，但是光绪轻信朝内主战派之言，以日本蕞尔小国不能敌天朝水师等言，几道圣旨隔过李鸿章要求北洋水师出战，最终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在当时，慈禧的颐和园已经修好，光绪已经亲政，他也着急用一场胜仗证明自己，巩固地位。事实上，光绪包括朝廷内那些主战派并不知道兵事凶险，一直还停留在日本那么点领土，不足畏惧。

甲午海战以北洋水师全军覆而告终，日本占领朝鲜。日本人在中国迅速推进，直逼沈阳，清朝岌岌可危。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李鸿章提出建议，希望清帝国和日本打持久战。日本国土面积小，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无法迅速占领中国，因此希望速战速决，中国需要以广大的土地换取战争的时间，不计一城一池之失，以大局为重，拖住日本，方能反败为胜。事后，八年抗战也证明这一主张的正确。就算不能反败为胜赔款也会少很多，而此时的光绪却只求合议速成。

题主你亏得在注释里写了一笔，不然我还想着李鸿章啥时候杀了翁同龢。李鸿章和翁同龢的恩怨其实也有一定争议，不过这里不展开讨论。就翁同龢个人来说，对于甲午战争结果的影响不大。

在1891年时，主管户部的翁同龢上书，认为北洋水师已经成军，海防初见成效，而户部财政紧张，建议南北洋水师暂停两年外购军火。光绪随即同意了这一建议。而在这两年中，日本海军大肆扩军，购买了多艘新式军舰，海军实力后来居上，超过了北洋水师。因此很多人把甲午战争的失败，特别是黄海海战的失败归咎于翁同龢，这其实并不完全正确。

翁同龢和李鸿章也许确实存在私人恩怨，但是他提出的两年暂停外购军火也是无奈之举。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一方面要面对列强的入侵，一方面要应对国内不断爆发的起义和民乱，财政一直就很紧张。

在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8800万两，而支出则是8900万两，长期入不敷出。翁同龢作为户部主事，他没法变出银子来，自然只有节流。

要说节流，清末财政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必要的开支能砍掉。比如八旗的铁杆庄稼，慈禧修颐和园的巨额开支，还有慈禧六十大寿的费用等等。问题是，这些东西翁同龢敢碰吗？别说翁同龢，就是光绪也没辙啊。

柿子挑软的捏，翁同龢自然选上了北洋水师。这个即使他和李鸿章没私人恩怨也是一样结果，不能指望翁同龢有勇气去让慈禧少花钱。

另外翁同龢虽然提出了两年不再外购军火，不过福建船政局还是能自造一些小型巡洋舰的。而且在两年到期以后，李鸿章还是有一定时间购买新式军舰和速射炮。不过李鸿章实际上还是什么没做，唯一要求购买一批新式的中口径速射炮给北洋水师换装，最后因为经费问题还是泡汤。

实际上在甲午战争爆发时，李鸿章请求户部立即拨款2、300两以充军费，户部最后只拼凑出了18万两，可见户部之窘迫。所以就翁同龢角度来说，户部是真的没钱，不是故意卡李鸿章。

1894年7月底，日本偷袭大清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震惊朝野，以帝党领袖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抨击统率淮军的李鸿章。由此传出了翁同龢与李鸿章有深刻矛盾的传闻，认为正是翁同龢的处处制约，才造成了战争的失利。

所谓的翁李之间的矛盾，发生在1862年，当年曾国藩上参翁同书片，指责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不仅弃城逃亡，而且还推举反复无常的苗沛霖，致使寿州城惨遭劫掠。事毕，翁同书险些被判斩首的极刑，最终被发配新疆。这份参翁同书片，则被认为出自当时曾国藩幕僚李鸿章之手。

实际情况是，曾国藩知晓翁李的关系：李鸿章的恩师孙锵鸣乃是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一手提携，可谓有知遇之恩，也算师出同门。此事曾国藩有意避开这层关系，参翁同书片是出自他人，并非出自李鸿章之手。之所以会产生翁李矛盾的传闻，源自于翁李的政见不合：翁倾向主战；李则寄希望于通过列国调停，结束这场中日纷争。

至于说甲午战争的结果，恐怕即使没有翁、李之间的不合，北洋水师也难以获胜：

统治集团意见不统一

光绪皇帝主战，慈禧太后主和，直到甲午战争前都没有统一的意见，以及建立战时统一的领导机构。作为北洋水师的实际决策人李鸿章，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左右逢源：既要应付皇帝的主战，又不得不为慈禧的60大寿考虑而早日议和；除此，心里还有个小算盘，保存北洋水师这一政治资本。

由此，也决定了北洋水师只能处于消极防御的被动姿态。早在日军入侵朝鲜之时，丁汝昌有唇亡齿寒的危机意识，曾上书要求率领北洋海军援助朝鲜，先发制人；此后丁汝昌率舰队巡戈到朝鲜海面，本想主动向日本发动进攻，两次都让李鸿章制止，错失良机。

战前准备严重不足

1、“长崎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折射出清政府缺乏长远规划，定远、镇远两舰归国后，都还没有建设好符合其相应吨位的船坞，导致两舰不得不前往日本长崎进行每年一次的保养。

此举深深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经，此前近邻便以大清海军为假想敌，发行海军公债，积极筹划海军建设，“长崎事件”更加速了这一进程，令到日本上下节衣缩食，筹集军费建设“严岛”、“松岛”、“桥立”，即所谓的三景舰，用以对付定远、镇远两舰。1892年，更是从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反观清政府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6年，因挪用海军经费而未添置一舰一炮；

2、日本将中国作为主要侵略目标后，随即启动了情报战，不断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地理形势，侦察搜集各种情报。这些成为了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侵华计划的重要依据；

管理机构混乱

清政府在筹建北洋舰队的同时，南方沿海各省也陆续筹建南洋舰队、福建水师、广东水师，鼎盛时期拥有大小军舰78艘、鱼雷艇24只，总排水量80000余吨，炮600余门，鱼雷发射管近70具，实力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但这些舰队却是分属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节制，不相统属，因而造成了兵力上分散，造成了中法海战中，福建水师独立面对法国海军，其他三支舰队眼睁睁看着其全军覆没，却没有前往援救。哪怕是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也没有专任一人居中调度，统一指挥，即便是海军基地内部的海陆军还互不统属，真是无言以对。

水师舰队作为新兵种，在官制上没有任何革新，不是根据舰船本身进行合理编组，而是沿用旧制，舰长袭用湘军营官名称管带。北洋海军的舰队编组沿袭左翼、右翼、中军、后军的旧制，形成了管理混乱、后勤体制庞杂、保障措施不力等诸多不利的因素。

战时指挥混乱

是战是和是不能选择，作为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原是淮系将领，出身于陆军，“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也没有拿出一旦发生战争的预案。致使定远舰信号樯（桅杆）被日舰击中之后，统一指挥的令旗坠落，无法指挥其他诸舰的战斗。

此时作为定远舰的姐妹舰镇远舰，是北洋水师战斗力最强、吨位最大的战舰，理应接替定远舰担任旗舰指挥，但管带林泰曾并没有这么做。由此表明北洋水师内部管理混乱，缺乏应急预案，权责不明，造成了最后主力战舰的各自为战，被日舰各个击破。

后勤供应跟不上

以北洋水师为例，弹药是跟随战舰整体购置的。后续的弹药补给随着海军经费的裁撤，造成了弹药生产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甚至出现炮弹与炮膛不合的窘境。甲午风云就出现了敌我对轰之时，我军不得不停下来将炮弹搓成符合炮膛。

根据曾出任北洋海军总查的琅威理说：就炮术而言，中国兵优于日本兵......日军之命中率约占12%，而中国约占20%。黄海海战中，日舰吉野、赤诚、浪速还有旗舰松岛都被击中，有的甚至中弹多次，但无一沉没，原因便在这里。

结语：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偶然，是清政府从战略、战术以及反映出一系列管理问题造成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诸多内部因素形成了掣肘，未能在对敌之后形成合力，实际上，买不来一个强大的海军，只是个华而不实的空架子，可叹可惜啊。

李鸿章和翁同龢之间的矛盾，除了政见上的分歧之外，自然还有私底下的仇怨。要不翁同龢不可能一天到晚找李鸿章的麻烦。

作为财政大臣，本该兼顾到强大的北洋水师。可是翁师傅却这也推脱，那也不理，总之李鸿章来要钱，就一分没有。其他人来要钱，好商好量。

没钱屁事儿都办不成，尤其是北洋舰队每年所需要的船舰保养、火炮检修、炮弹更替、实弹演习等等，全部都需要花钱！

当时李鸿章正打算购买一艘最先进的战舰，可是清廷财政上一直不拨款。结果李鸿章眼巴巴地看着日本把这艘船舰给买走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翁同龢的确有碍于北洋舰队的建设。因此如果翁同龢当时能全力支持李鸿章的北洋舰队，那甲午战争，清朝未必会输给日本。可是为啥翁同龢非要跟李鸿章过不去呢？

翁同龢他们家，在清朝末年那是相当牛的。

当时的人，是这么称呼翁家的：

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由此可见，老翁家在清朝末年，绝对是一等一的大户人家。按道理说，这样的大户人家，朝中都是他们家的人，连皇帝都是他们家的学生，李鸿章哪里敢得罪呢？

可是偏偏在咸丰九年，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的时候，与太平军搏斗。结果翁同书不仅没有抵抗，反而率先弃城跑路。

第二年，翁同书又犯了一件大错，寿州团练苗沛霖本就已经叛乱了，结果翁同书还愿意谅解他，可苗沛霖后来再次叛乱，翁同书这面子完全兜不住了。

因此曾国藩立刻上书弹劾翁同书，认为他不仅丢失疆土，而且还被敌寇玩弄两次，实在是愚蠢，应该被斩首。

这份奏折写得很有水平，不仅提出了翁同书的罪过，而且还表明，即使翁家门户鼎盛，他曾国藩依旧还是要据实已报。

最终朝廷看在老翁的面子上，只是将翁同书发配到了西北，可惜三年以后翁同书还是病死了。由于翁同书病死了，所以翁心存也被活活给气死了。

如果翁同龢要恨，按道理应该恨曾国藩才对。因为正是他的一封奏折，使得翁同书和翁心存双双毙命。

那么他为啥不找曾国藩麻烦呢？对不起，你还真的没这个本事。因为曾国藩当时的实力实在是过分强大了，光一个湘军，就把慈禧搞得晕头转向了。连慈禧都要给几分面子，翁同龢又能咋样呢？

在曾国藩跟前，翁同龢那只能是个弟弟。得罪不起曾国藩，那只能去找李鸿章的麻烦了。但是这事儿跟李鸿章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李鸿章早年是曾国藩的木梁，在湘军大营中，呆了长达五六年的时间。后来在曾国藩的点拨之下，才去组建了淮军。

实际上在草拟这份奏折的时候，李鸿章已经脱离了湘军，组建了淮军，而且特别忙。所以一般来说，应该轮不到李鸿章写这份奏折。

不过有消息表示，这份奏折很早就已经写好了，李鸿章恰好就是草拟这份奏折的人。因此翁同龢就有了记恨李鸿章的理由。

李鸿章在这份奏折上，添加了这么一句话：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正是因为这句话，使得翁同书没有了任何退路。如果没有这句话，那么慈禧还能因为翁家的关系，饶过翁同书，可加了这句话，算是堵死了翁同书的生路了。

绝大多数人认为翁同龢的确因为个人的仇恨，所以整天跟李鸿章针锋相对。其实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去洗。

就拿甲午战争这件事来说，带过兵的人主战也就算了，你翁同龢没有哪一天是带过兵的，为啥拼了命要主战？单纯是为了帮光绪皇帝夺权吗？我看没那么简单。

因为当时李鸿章作为带兵老将，是主和的，他认为这个时候不适合跟日本打一仗，应该要等时机。李鸿章的建议是值得深思的，因为他是带兵多年的老将，知道自己这边有几斤几两。

而且翁同龢曾经找人在暗地里调查过北洋水师的近况，什么模样，难道他心里没点数吗？在这种情况下，你主战是什么心思？岂不就是为了让李鸿章出丑嘛！

最有意思的是，甲午战争打响以后，翁同龢立刻拨款650两白银给李鸿章去购买军舰。大哥，有没有搞错啊！这就好比敌人的子弹已经出了膛，你才把买枪的钱到位了。这不是甩锅是什么？

翁同龢的政治理念其实很清楚，那就是要帮助光绪皇帝夺权。光绪是自己的徒弟，翁同龢自然更加倾向于帮助光绪，甚至为此组建了所谓的帝党。

实际上翁同龢如果一直坚持走这条路的话，就应该努力利用手里的权力，拉拢李鸿章这样的实力派。而不是把人家往慈禧那边推，自然将其视为仇敌。

结果因为翁同书这件事，使得李鸿章永远无法和光绪这一派亲近起来，自然而然就倒向了慈禧，你说翁同龢是不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当然了，因为翁、李两家都是大族，子孙后代不计其数，而且混得还都不错，所以很多人居然只敢给一个皆大欢喜的解释，表示他俩都是为了国家大义，这就没那么客观了。尤其是那部著名的电视剧被强行下架后，我更坚信了这一点。

参考资料：《清史稿》

在清末，翁氏一家是与李鸿章一家比较有势力争夺的一家，两家斗得非常厉害，以致于认为翁、李之斗害家误国，影响了甲午战争。但是，李鸿章并没有害死翁同龢，而是协助曾国藩上奏疏，弹劾翁心存（1791—1862年)，导致其被流放病死。而翁同龢是在慈禧太后政变训政后被革职而永不叙用的，翁心存于同治元年病死于家中。宣统元年（1909年），诏令其追谥文恭。

只能说，翁同龢被革职，与翁、李之间的争斗，与李鸿章对翁同龢的排挤有一定关系，但不能说他是被李鸿章所杀的。

第一，翁同龢是高官后代，在官场上一路顺风，十三年任户部尚书，执掌财权，直至军机大臣、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翁同龢出身于高官家庭，他父亲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又是两任皇帝的帝师；他的大哥翁同书曾任安徽巡抚；他的二哥翁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并署理湖广总督。翁同龢父兄都是高官权臣，他当然是很有学业和官场上的优势的。

翁同龢于清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出生在北京，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翁同龢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授修撰，任实录馆协修。咸丰八年（1858年），任陕甘乡试副考官，旋授陕西学政。

有父兄的庇护，加上自己的才识，翁同龢在同治朝的官场升迁很快，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任会试同考官。六月，擢升为右春坊右赞善。七月，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十月，任日讲起居注官。后因其父去世而回家守孝，同治四年（1865年）守孝期满，转左赞善升右中允，授命在弘德殿行走。同治五年（1866年），任翰林院侍讲。同治六年（1867年），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同治七年（1868年），任国子祭酒。同治九年（1870年），任太仆寺卿。同治十年（1871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治十一年（1872年），赏头品顶戴。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母忧期满后，仍在弘德殿行走，补内阁学士。

翁同龢

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任刑部右侍郎；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皇帝上在毓庆宫致力于学，任命翁同龢与夏同善同授读光绪帝，翁同龢想辞帝师之职，但不被批准，随后，翁同龢迁任户部，充经筵讲官，晋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又调任刑部尚书，之后又调任工部。

光绪十一年(1885)秋，左宗棠去世，户部尚书阎敬铭补了左的东阁大学士一职，翁同龢由工部调任户部，接任户部尚书。翁同龢户部尚书任上当了十三年。

光绪八年（1882）十月，清廷令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升任军机大臣。而在军机大臣任上，翁同龢主要参与了当时朝中的两件大事，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后来，翁同龢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百日维新运动中的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甲午战争时，他主管朝廷财政；百日维新时，他支持光绪帝，是“帝党”的得力干将之一。

翁同龢当过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光绪元年(1875年)，他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他曾为同治帝讲过《帝鉴图说》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还为两宫皇太后进讲过治平宝鉴等；也对光绪帝也讲过《帝鉴图说》等课程。

翁同龢书法

第二，翁、李之斗，由来已久，是清末非常典型的权臣之间的势力争斗。

翁同龢一家，在道、咸、同、光四朝，几代累任高官，朝中门生、同僚很多，而且，翁同龢和他父亲翁心存皆是两朝帝师，时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翁氏在朝中势力很不一般。而李鸿章出自曾国藩门下，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他背靠着湘军的势力，与曾氏势力关系密切，后来，他又创办淮军和北洋水师，是清末权势极大的权臣，因而，从权势上来看，翁、李两家可谓是势均力敌。

翁、李结仇，是从咸丰九年（1859年）开始的，当时，翁同龢长兄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庐州失陷后，捻军和太平军挥师攻击定远。咸丰帝下旨令翁同书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并令安徽境各军均归其节制。翁同书移军守定远，翁同书督兵击退起义军，之后，捻军又大举进军，攻陷六安，围攻定远，翁同书与胜保联手，夹击捻军，大破敌军，并收复六安。后来，捻军联合太平军，率数万之众围攻定远，定远随即陷落。翁同书离开定远，率兵逃至寿州，被清廷革职留任。

此时，翁同书上书奏曰：“近来可用之兵，莫如楚师。谍闻楚师顺江而下，已破石牌。倘别遣劲旅间道急趋英、霍，徐图怀、定，此上策也。如楚师转战未能深入，用苗沛霖辅以官军，先拔怀远，此中策也。若二者皆不能行，则以胜保攻明光，李世忠逾清流关以保东路，臣守寿州，与傅振邦、关保相应援，制孙葵心、刘添福二巨捻以保西路，此下策也。”（清史稿·列传·卷二百十四）他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让楚师来救援定远等地；中策是利用苗沛霖协助清军夺定远，下策是让胜宝进攻明光，而他守住寿州，与傅振邦、关保相应援，遏制捻军的孙葵心、刘添福，保住西路。

后来，捻军将领孙葵心进攻颍州，被翁同书派兵击退，清军收复霍山。次年，翁同书派兵攻炉桥，焚烧贼垒，并打退舒城的捻军援兵，破了王家海贼圩。胜保上奏请招招孙葵心，清廷问翁同书的意见，翁同书认为清军刚攻破程家圩贼巢，不必曲意招抚贼首。

可是，就在这一年，英法联军进犯京师，胜保奏请召苗沛霖率兵来支援，清廷令翁同书传旨。翁同书自请开巡抚缺，率兵同行。此时，太平军将领陈玉成进攻寿州，翁同书率兵抵御，将其击退。

安徽团练首领苗沛霖本来就是一个反复无常、心怀反意的人，一见清军遇到了各方面困难，变得很狂妄，他因与寿州团练徐立壮、孙家泰等有嫌隙，指使他的部下闹事，被徐立壮杀了数人，而苗沛霖便率兵围攻寿州。翁同书密疏陈沛霖骄横跋扈，清廷令翁同书会同袁甲三查办，苗沛霖抗不听命，加快对寿州的围攻，并纵兵四处侵扰。

而徐立壮所部多为捻旧部，平日里常骚扰民众，素有民怨，清军坐实其通捻行为，将其杀了；随即将孙家泰逮捕下狱，孙家泰自杀。清军将孙开泰、蒙时中的首级交付给苗沛霖，但苗沛霖太狂妄，仍然不罢兵。清廷召翁同书还京，以贾臻代署巡抚。翁同书令布政使张学鹏劝谕苗沛霖，苗才撤了对寿州的围攻。翁同书上奏曰：“沛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俾袁甲三、贾臻筹办善后事宜。”

翁同书在宁远、寿州的一系列行为，让历来对翁氏看不惯的曾国藩找到了把柄，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上奏折，严厉弹劾翁同书。

曾国藩在奏疏中指责翁同书失守定远，弃城而走，逃至寿州，复不能妥办，致绅练有仇杀之事；而后使寿州城陷，其奏报情形前后矛盾。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罪不容赦。曾国藩在奏折还表示：“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是清末非常有名的一本奏章，笔如刀刃，担大义，表忠心，尽臣责，置翁同书于万劫不复之地。而起草这一本奏章的正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清廷在内忧外患之际，没有退路，收到奏折后，便依大清律，将翁同书定为“大辟”（斩首），但并没有立即处斩，而是将其流放西北，三年后翁同书病死。不久，翁同书和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亦心忧得急病而死。

翁同书被弹劾，并不久病死，这使翁氏一家与曾国藩、李鸿章结下了梁子，此后，翁同龢与李鸿章虽同朝为官，但一直很难和解，于是，朝臣中也有种种议论。或认为翁、李二人政见，皆因为私人恩怨所致；或认为为争权力而加剧了派系之争；或认为是为揽权争利益等等。

其实，翁同龢与李鸿章一直有矛盾，主要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同，翁同龢是当时清流派的领袖，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了文官派系，支持清末的“帝党”，与“后党”抗衡，而李鸿章一直是慈禧太后所信任的重臣，是“后党”的干将。翁、李之争说到底是帝、后两党的政见之争。

翁同龢和他的父兄皆为朝廷重臣，他六十年为官，在一些重要事件上，他的政治表现还是不错的，如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支持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促进晚清中国法制体系的建设，推荐康有为、梁启超等支持光绪皇帝该维新等。此外，翁同龢还力主建立京师大学堂，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采纳康有为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是颇有政绩的。他替光绪帝拟写明定国是诏，掀开戊戌变法的序幕，在打开晚清政改新局面上，是有大功劳的。

翁同龢

第三，甲午战事与翁、李之争

关于甲午战争时，有人认为翁、李之争影响了战局，其中，有一种说法是翁同龢为了挫败李鸿章，力主急战，同时，为了打击李鸿章，故意不拨款给北洋水师。其实，当时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后党”与“帝党”的矛盾激烈，朝中派系斗争很不平静，翁、李确实持不同政见，隔阂比较大；其次，在对日战争的问题上，主战与主和之争不仅是翁、李之间的争斗，而且更是朝廷的一件大事，掌握决策权的是慈禧太后，翁、李都主持不了大局，其他大臣的意见也分化得很厉害，翁想主战并不易；再次，翁、李虽历来有矛盾，但在国家利益面前，特别是事关战与和的军国大事上，这两位能臣还不一定敢为私自的利益而肆意损害大局。

李鸿章

甲午开战之后，中方屡战不胜，慈禧十分惊惧，于是，她令翁同龢快速赶往天津，与李鸿章商量对策。当翁同龢问及北洋舰队能否尽快出兵御敌时，李鸿章怒目相视，半晌不说一语。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才反问说：“翁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回答说：“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气氛地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监察官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据清人胡思敬记述）

此前，翁同龢主管户部，而李鸿章曾要求拨巨款支持北洋水师，而翁同龢以朝廷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的经费支出，不仅不加拨银两，还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当时，户部银根拮据，翁同龢确实也有难处。他奏请海军停购船械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当时，朝廷为堵黄河郑州段决口，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州事例，解决黄河缺口问题确实是当时最急的大事，因此而停止海军购买船械的经费，这似乎也有道理。解决了河防工程之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没有及时再提购买船械之事，直到甲午战事起，翁同龢才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据说，当时李鸿章的淮军有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没有用在甲午战事上。淮军与水师皆是李鸿章的嫡系军事力量，李鸿章为保住他“起家”的淮军，不将淮军的存银拨给水师，而责怪户部停拨购买船械的经费，这虽表现了他的私心，未能从大局出发，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一码归一码，淮军也需要经费，不便挪用至水师。

但是，为防黄河之患，翁同龢暂时停拨海军经费，若是当时户部库银紧缺，也在情理之中，双方各有理由。而据胡思敬分析，李鸿章在天津反诘翁氏之事，乃是情急搪塞之词，是气话；而翁同龢的反驳，也有不合情理之处，事后不拨款，又怪李鸿章没有再请拨，这也是翁的托词。

但无论如何，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若是将甲午战事中北洋水师的失败，归咎于翁氏长期克扣及拒绝拨拨款给海军所致，也没有实际根据。翁同龢掌管户部十三年，他怕是没有胆量为了复私仇而置国家战事于不顾，他不是目光短浅的人，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他是一位很智略和有经验朝中老臣。

至于说翁同龢为了打击李鸿章，力主急战，这似乎也说不过去，翁同龢不擅长于军事，在对日海战如此大的事情上，他是不敢以外行来干预对军事内行的李鸿章的；再说，李鸿章长期夸耀北洋水师实力强大，翁同龢想让海军击败日本舰队，关心北洋水师能否与敌舰作战，也是可以理解的。翁同龢极力主战，更多是出自对清朝海军力量的自信，这与他一贯清流派思想是一致的。

甲午海战

第三，翁、李等派系之斗，对战事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即便没有翁、李之斗，甲午战争也极难取胜，甲午海战之败，有诸多的原因。

首先，北洋舰艇在装备上确实有很大的弱点。

北洋军舰上除了有劣质炮弹之外，舰艇上的炮弹所射出的炮弹都是穿甲弹，而穿甲弹没有开花弹的威力大，因为它不会大爆炸。而日本军舰用的多数是开花燃烧弹，破坏力极强，一旦北洋的军舰被击中，便瞬间起火爆炸，既能毁坏舰上设备，又会引起大面积燃烧，烧伤船员，掀起的浓烟会遮挡视线，使战舰上的士兵无法继续作战。北洋水师缺钱，而且因贪污现象，清朝海军只能装备穿甲弹，而无法装备开花燃烧弹，其被动挨打，既有技术装备的原因，也有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

其次，北洋舰队在舰艇的排水量方面虽不会输给日本军舰，但在设计样式上却属于是落后的，反击慢，因而被挨打。

北洋海军的主力舰“镇远号”和“定远号”，其排水量在7000吨左右，光从军舰的吨位上比较，大可碾压日本排水量4000多吨的旗舰舰“吉野号”，但是，“镇远号”和“定远号”的制造款式是比较落后的，航速只有15节左右，而日军旗舰舰平均航速在在20~30节左右。而且，北洋战舰在舰上所装备武器也比较落后，北洋的两艘主力舰只在战舰首尾装备大口径火炮，但在战舰的两侧却缺少火力防备。而日舰吉野号在战舰的两侧配备了大量速射炮，是新式战舰的火力配备，日军战舰能四面射击，而清军战舰只能舰头舰尾射击，不挨打才怪。

再次，北洋海军战舰与日本战舰在所采用的动力方面，差距很大，致使清军军舰行驶缓慢，被动挨打。

北洋军舰所用的却是煤炭质量最差的“八槽煤”，煤碎如散沙，杂石多，燃烧后灰很多，主要是因为各层官员盘剥窃利，海军任人唯亲，后勤采购贪腐严重，他们买了劣质煤却向上报优质煤的价，以从中贪污，于是，“五槽煤”卖国了商人，而“八槽煤”却以“五槽煤”的价格卖给了军舰，成了舰上用的动力煤。所以，使用劣质“八槽煤”的军舰航速慢，并极易损坏锅炉，且浓烟滚滚，军舰行驶慢，并极易因浓烟而被敌舰发现，被动挨打就难以避免了。

此外，战前情报方面的水平差距也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日军早重视情报，而清军却轻视情报。

日本海军很早就开始收集有关北洋水师的各方面情报，而北洋水师却对日本海军了解甚少，打起战来，北洋水师自然很难获胜。

日本一直在收集关于中国军队的情报，特别是对于北洋水师更是重点进行调查，非常仔细地都收集了相关情报。而北洋水师只是靠留学回来的军官，以及一些外交途径带回的一知半解的资料，情报搜集严重不对称，北洋舰官是“睁眼瞎”，而日军舰官对北洋舰队心知肚明，这仗还能打赢吗？

最后，对舰队军事管理上的落后体制和腐败行为，是北洋水师战败的最重要原因。

日军队海战早有准备，他们为支持海战，全线动员，天皇、首相、海军大臣大力支持海军，到舰队去视察，连军队家属、妇女、学生等都全力支持海军，致使日军海军的战斗力非常强悍。

慈禧太后（剧照）

而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宁愿钱用去修颐和园，为她庆祝生日，也愿不把钱用在提高军舰战力水平上；在慈禧太后看来，她的生日事关大清脸面，乃国之大事，而海军买装备仅仅是李鸿章该管的事；李鸿章任人唯亲，海军是就如他的“私人军队”一般，而任人为亲便养成了贪污，朝中因派系斗争，也影响海军的建设，因为有些朝臣不愿意支持李鸿章“私人”力量般的水师。如此腐败政府，管理如此落后的海军，岂能不败？

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李鸿章与翁同为朝廷一品大员，翁又贵为帝师，李鸿章不经朝廷允许，没有经过一定程序，怎么有可能杀掉翁？而且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掌管天下钱粮，李也没有权限去杀。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有几个，但李鸿章杀翁同龢不是历史史实。翁最后免职还乡，回到老家常熟。

题目是否有误？李鸿章并未杀翁同龢，他只是为曾国藩代笔，弹劾了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导致翁父气急身亡，翁同书充军新疆。从此翁同龢与李鸿章结下私怨，翁同龢主管户部期间多次扣押北洋军费，刁难北洋水师。

因此，题目真正要问的应该是，如果没有这一层翁李私怨，甲午战争中国会赢吗？

我们认为仍然不会赢。

首先，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矛盾并非完全出于私怨。其作为帝党领袖，不愿慈禧太后所支持的李鸿章势力进一步膨胀；即便是后来坚决主战，也是希望借战争削弱北洋势力。翁的这些操作，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翁与李的政治利益不同，分属两派，就算没有私怨，这些矛盾也不会消弭。

其次，清廷的腐败和混乱绝非翁李矛盾可以涵盖，而是系统性的、病入膏肓的乱局。包括帝、后两党的激烈党争、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地方督抚与朝廷的深刻矛盾，还有层出不穷的民乱。

第三，清政府作为前现代政权的效率低下。日本当时已经建立了近代化的政府组织形式，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大大增强，中国虽然在财富和资源总量上远胜日本，却完全无法有效动员和组织利用，甚至整个战争基本上都是北洋系军阀与日本帝国的战争。

因此，即使翁、李没有矛盾，中国依然无法赢得甲午战争，无非是过程有所不同。

翁同龢和李鸿章之间究竟有没有私仇？从两人之间的交流来看，更多的还是政见不同（翁是帝党，李为后党）。

今天很多人对翁同龢保持着厌恶的态度，主要在于两点，一是翁是清流，认为清流就是顽固派；二是替李鸿章翻案，为甲午北洋海军战败找一个重量级的黑锅。

事实上翁同龢不仅不顽固，反而支持变法，支持洋务，支持维新，只不过作为清流的他，抱着的希望更高而已！

当然翁同龢在对待给北洋拨款的问题上，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克扣专款，相反对于北洋海军的建设，他反而是积极支持的。

1、翁同龢克扣李鸿章的钱，无意于痴人说梦！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让清政府深刻意识到发展近代海防事业的重要性，为此在当年10月成立了海军衙门，自始清朝海军归中央统筹。

按照慈禧的懿旨，海军衙门的主事是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父亲），李鸿章是协办，而海军军费是由海军衙门专项管理。

也就是说户部将款项拨到海军衙门，至于奕譞是想先给北洋，还是先给南洋，都由他说了算，翁同龢的话不顶用！

何况李鸿章身为海军衙门协办，身后又有慈禧的支持，他想优先发展北洋，难道奕譞还能阻止吗？

而翁同龢想要在海军衙门找茬，也要先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和胆量！

1886年，翁同龢成为户部天官，即户部尚书，而此时的海军衙门已经成立1年了，他就算是想插手，海军衙门也已经是油泼不进了。

同时再假设一下，面对全国性的，而且还是大老板（慈禧）亲自出面要求发展的国家级战略，作为清流的翁同龢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去反对，去截留海军发展的专项费用？

到时候不要说慈禧来找他，恐怕连他自己的学生光绪帝那一关都无法迈过去。何况还要时刻准备着和总理海军衙门的奕譞打官司，有这精力还不如多收点税实在。

而且户部尚书和海军衙门总理是平级关系，翁同龢能自大到对另一个部门老大发号施令？而且这个老大还是皇帝的父亲。

当然，李鸿章是否会克扣北洋海军军费，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和翁同龢就无关了。

2、翁同龢没有克扣海军军费，克扣军费的反而是海军衙门，挪用军费的是慈禧太后！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认为如果北洋海军能够多出2艘铁甲舰，黄海海战的胜利者就是大清朝了。

实际上，北洋海军的铁甲舰造价其实并不算高，如旗舰定远号，造价不过140万两白银。

可惜海军衙门拿不出这笔钱来，钱到哪里去了？被海军衙门或者说被奕譞挪作他用，给慈禧修颐和园，过六十大寿去了。

1889年光绪帝亲政后，慈禧就搬到颐和园养老去了。说实话，修下自己的住所本无可厚非，但不能大修，也不该用发展海军的钱啊！

毕竟大清国的海防是重中之重，而且大清国本身就像一个大窟窿到处都要花钱。

所以对于户部主官翁同龢来说能省则省；但对于海军衙门主事奕譞来说，没有什么比慈禧太后的身心健康最重要了。

据统计，修建颐和园所挪用的海军军费竟然高达800万两，这都可以购买5艘铁甲舰了。

如果这5艘理论上的铁甲舰能被投入北洋参与黄海海战，按照日方的说法，不要说胜利，恐怕都能打到日本本土去了。

另一方面，日军能够取胜，还在于更换了100毫米以上口径的速射炮，所以日军炮弹总投射量是北洋水师的10多倍，这也是为何日军火力猛烈的原因！

那么这要花多少钱呢？

1894年3月，李鸿章的上奏给出了答案：镇远、定远、济远、经远、来远等五舰总应添置克虏伯新式120毫米速射炮二十一门，连同炮弹、运输、保险等费用，共约需银六十一万三千四十余两。

也就是说购买21门口径120毫米的速射炮，连同炮弹等其他附属费用才不到62万两，不到62万两的白银就能扭转战局，可不可惜？

而修建颐和园每年需要花费多少？

但是，北洋海军每年实际得到的军费，或者说可以支配的军费才80万两而已，这点钱要维护一支海军的正常开销犹如杯水车薪，何况还是名列亚洲第一的海军。

那么，翁同龢对待海军军费是什么态度呢？

甲午战争前夕，慈禧要求海军衙门和户部各筹150万两银子用于备战，翁同龢的户部在2个月内就拿出来了，一分不少。

海军衙门？一毛钱都没有！

可见，克扣军费的到底是谁了。

3、翁同龢以财政困难为由，提议暂停发展海军的真相！

翁同龢在主政户部期间，确实提过以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经费支出，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的提议。

但这并不能让我们作为拼击翁同龢的理由。

因为人类都习惯性的夸大某一件不称心的事，而忽略了这件事发生的背景，从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进行大量的泼污水！

翁同龢主政户部，首先要考虑的是全国财政的收入和支出，需要进行全盘的统筹考虑，使每一两银子都能用于实处。

这是常识！

翁同龢上奏要求暂缓海军购买船械、枪炮发生在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而这一年大清国发生了一件天灾，即黄河郑州段决口。

为了堵住该段决口，为了抗洪救灾，翁同龢才作出了如此决断，目的是一切都以救助灾民为先。

试问，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下，是海防重要还是民生重要？

灾民如果不能好好安抚，势必会酿成民变，到时花费的又能知道多少！也许，百万两都有可能！

这可比列强从海上进攻要急迫，也现实得多了！

而在郑州救灾工程结束后，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都没有及时提出要购买新式船舰，但1888年北洋海军却正式成立了。

此后翁同龢全力支持海军发展，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通过户部总计拨款650多万两白银给了海军衙门。

而与此同时，李鸿章的淮军存银竟高达800多万两，但并没有用在甲午战争上。

所以，你能把甲午北洋战败的原因归责于翁同龢不拨款吗？北洋真的是败在军费上吗？

4、甲午战争中翁同龢一直主战，是想看李鸿章的笑话吗？

很多人因为对李鸿章的同情，就对甲午战争中主战的翁同龢抱有偏见！

其中一种观点就是，翁同龢因为和李鸿章的私怨，所以才拼命主战，目的就是急切地想扳倒政敌李鸿章。

汪郎认为，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完全是一个糊涂蛋！

为何？把抗击外敌侵略，把维护民族独立的大事竟然引申为清朝内部的党争，这种心理是有多黑暗！

不要说对翁同龢不公，就是对李鸿章也是不公的。

事实上，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无论是翁同龢还是李鸿章，都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才会导致政见不一！

之前汪郎就说过，李鸿章的外交思维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推崇的是“和”字外交方针。

但翁同龢是清流，他的主张是“既然有实力，为何不能一战？”

翁同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问题还出自李鸿章自己身上。

翁同龢是中国传统的文官，他虽然支持洋务，支持维新，但他的人生并没有经历过军事上的熏陶，长处也不在军事上，而在文治！

而且作为帝师，从他站在光绪的角度还敢和慈禧在政治上斗上那么一斗，就可以看出，他还是具有文人的君子之风的。

这样的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的（针对军事而言）。

所以他虽然和李鸿章的派系不同，但因为李鸿章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如何如何，陆军如何强大，这就让翁同龢深信不疑。

站在翁同龢的角度来看，北洋海陆两军，尤其是海军都是你李鸿章一手操办的，关键位置都是你的人。既然你这么自信，我老翁不懂军事，自然是以你李鸿章的意见为主。

何况我老翁没有断过你的粮，全力支持你的发展，想必以你治军出身的眼光，北洋绝对是大清国最坚强的屏障！

基于这样的心理，甲午战争爆发后，作为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翁同龢对胆敢挑战大清威严的日本自然是愤怒的。

因为有日本挑战唐朝和明朝而失败的例子在前，又有李鸿章的自信在后，翁同龢才会坚持主战。

他认为北洋有实力和日本一战，而且必须和日本一战，这样方能彰显大清国威！

只是北洋陆军不争气，而海军军备又不齐，以致屡战不胜，翁同龢才起了疑心，心中不安下，才会让季邦桢如实汇报北洋实情。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翁同龢极力主战，正是出于对北洋海军力量的绝对自信，而不是抱着对李鸿章笑话的态度！

事实上，在北洋一败涂地，日方要求“割土、赔款”才能议和的情况下，翁同龢和李鸿章在朝堂上的意见竟然出奇一致，即反对割地，以赔款求得忍辱负重！

毕竟在家国情怀下，没有国又哪来的家，这才是翁同龢作为清流的一贯思维！

诚然如此，我们还能把北洋海军的失败归责于翁同龢克扣军费吗？

北洋海军的败，败在清王朝的腐，败在李鸿章自己的身上，和人家翁同龢可没有半点的关系！

李鸿章可没杀翁同龢，翁同龢两代帝师、军机大臣，谁能杀他？只不过李鸿章曾经弹劾过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导致翁同书被杀。有人推测翁同龢记恨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竭力主战，将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推到了前线，借助日本人之手报自己的家仇。

这纯粹是小人之心！翁同龢也不会那么不堪，朝廷也不是两个人的斗法场地，但两个人政见不合却是事实。翁同龢也确实在日清两国海军军事竞赛中限制了北洋的发展。

翁同龢主管财政，不给北洋拨款，北洋十年未增加一艘军舰。而与此同时，日本受到北洋水师实力强大的刺激，全国募捐购买军舰，日本天皇甚至为此每天只吃一顿饭，日本购回最先进的吉野号后，日本舰队的实力已经超过北洋水师。北洋水师无论从总吨位、航速、射速等方面均已落后于日本，这直接造成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海战失利，丧失制海权，甚至造成整个战争失利。

清国甲午战争的失利，绝非单单海军实力的差距，是全方面的，包括思想、体制、外交、军制等，清军给人的印象是庞大而腐朽、蛮横且愚昧，暮气沉沉，而日本给人的印象是精干而努力，小心谨慎，虚心好学，朝气蓬勃。

日本战胜老大帝国，给世界强烈震撼，给中国震撼更大，三十年洋务运动带来的经济发展，积累的军事优势竟然不堪一击，绝非李鸿章和翁同龢的个人恩怨可以解释清楚的。

这个问题欠准确了吧！

李鸿章根本不会杀翁同和的。

搜索看一下56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就完全明白了。

翁同和因为被骗子以购金丝楠木为名，骗去了60万两白银。而这60万两白银是光绪皇帝亲批给北洋水师购买炮弹的专款。后来中日甲午海战中，当邓世昌的“定远”号追击日本的“吉野”号时，因炮弹没了，功亏一篑，反过来被“吉野”号用鱼雷击沉。

但翁同和是帝师，当时没有处罚他。反而处罚了李鸿章，调去广州任两广总督。

后来恭亲王“鬼子六”奕䜣临终，慈禧和光绪问他最后有什么话要说，奕䜣说必须撤掉翁同和。于是后来光绪送了一把折扇给翁同和。翁同和问：“已经秋天了，送折扇给我干什么？”光绪什么也没说。光绪明白了，于是告老还乡。

翁同和还是在家乡老死的。

再搜索一下“十九世纪三大伟人是谁？”会出现几十条相关内容，一致认为：十九世纪三大伟人是俾斯麦、格兰特、李鸿章。

所以，李鸿章是不会做出杀翁同和的行为的。

有一句名言是：少时不识李鸿章，长大方知李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