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里谁的官职最大？

唐宋八大家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和曾巩这八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在古文领域贡献最大的大家，可谓是宗师级的人物，而作为宗师他们在文学上的地位肯定是无人撼动的。同时这八人也都是入朝为官之人，除了苏洵，其余七人都是万中无一的进士，而在官途上任职最高的也是当朝宰相，最低的也是天子近臣。

韩愈被人誉为八大家之首，他曾官至吏部侍郎，为天官副职，协助尚书管理整个唐朝的文官的进阶、评级等事务，可谓是位高权重。

其为官期间基本都在地方，虽曾在永贞革新期间短暂入住过中央任职为礼部员外郎，但是不到数月即因变革失败被逐出京师，最终官至柳州刺史。

欧阳修可以说是宋朝的第一文坛领袖，他在宋朝的文学地位无人可与之匹敌，可谓是祖师。而在官场上欧阳修的地位也同样位高权重，他官至参知政事，位同副宰相。

苏轼可以说是八大家中最让人熟悉的大文豪，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可以说地位同样斐然。但是他的官途却极其坎坷，其先后数次被贬，又先后被启用，最终官至礼部尚书。

苏轼的父亲，他是唐宋八大家中唯一没有考上进士的文豪。他因欧阳修的赏识而名震京师，之后因韩琦的举荐得以入朝为官，但最终也只是做到了霸州文安县主簿。

苏轼的弟弟，他是三苏中，也是八大家中官位最高的，同时也是唯一在世被封爵的文豪。他官至门下侍郎，位同宰相，授爵开国伯，实封食邑二百户。

神宗时期变法的核心的人物，也是变法的领导者，他可以说是神宗时期权位最重的宰相。王安石先后两次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

被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中最没存在的大家。同时官途也是最为不顺的大家，其先后数次被贬至外地任官，历任过数州的知州，之后晚年回京官至中书舍人。

那么八大家中的官职谁最高呢？当然就是王安石和苏辙啦，他们都是位同宰相。当然如果说是权势的话，那么毋庸置疑主导神宗时期变法的王安石权利最大，在当时朝廷内外所有的权利几乎都在王安石的手中。

韩愈，字退之，晚年的时候做到了吏部侍郎，相当于副部级。倡导古文运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柳宗元，字子厚，最高职位是礼部员外郎。柳宗元病故在柳州，享年47岁。他逝世后，遗骸运回长安，柳州人为纪念他，于是便在柳宗元灵枢停放处，葬下他衣冠作墓来怀念他。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艺术家、医学家。苏轼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其散文、诗、词、赋均有成就，且善书法和绘画，是文学艺术史上的通才，也是公认韵文散文造诣皆比较杰出的大家。

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自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苏洵之子、苏轼之弟。最高做到了尚书右丞，相当于宰相。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他的职位还是比较高的，任职宰相职位，封为舒国公。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革新派领袖，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大家都知道吧，即使不知道具体的内容。

这是王安石与皇上的画像。

曾巩，字子固，北宋散文家，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的史学能比得上士大夫，适宜掌管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后世名气确实不大，很少有作品提到他。曾巩局事帖 ，这是 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曾巩传世墨迹。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他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是唐宋八大家中承上启下的人物，欧阳修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有领袖作用，对中国文化有重大贡献。

这就是我们语文课本中提到的醉翁亭记。

韩愈曾官任吏部侍郎，

柳宗元曾任监察御史、柳州刺史等，

欧阳修曾官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等，

苏洵曾任秘书省校书郎，

苏轼曾官任知州，

苏辙曾历任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

王安石曾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位同宰相，

曾巩曾任知州等，

八大家都有一份不错的履历，如果说谁最受推崇，当然是“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苏轼和“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毕竟人家砍下了“之最”的名头，着实不容易。但如果要评谁最优秀，我想推得却是另一位，他就是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醉翁欧阳修。

原因无他，只凭一条他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苏洵也算是欧阳修的门生，也就是说唐宋八大家有六人是师生关系，欧阳修不仅自己作文优秀，教出的学生也是个顶个优秀。不仅自己是王者，还能带出一堆王者，这样的人，“最优秀”当之无愧。

唐代柳宗元、韩愈

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既然是问谁的官职最大，那就都列举出来

柳宗元，最高职位柳州刺史，相当于现在的省市长兼省市军(分)区司令员

韩愈，最高职位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

欧阳修，最高职位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

苏洵，最高职位秘书省校书郎，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秘书处书记

苏轼，最高职位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外交、教育、文化部长

苏辙，最高职位门下侍郎、尚书右丞，相当于现在的国务委员或政府秘书长

王安石，最高职位宰相，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

曾巩，最高职位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部长

综上所述，职位最高的是王安石，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为正国级

看了看大家的评论，从历史课本所得王安石真的为八人之官首么？观历史还是要深入思考的。

唐朝有位代宗，其有贵妃独孤，死后封为皇后。你说她是妃还是皇后，你说她家后人享受待遇按啥级别？

有句成语盖棺定论，是何意？既然是后人观历史，人死后给予的定性才是最终的句号。

由此因素来看，苏辙封太师、魏国公，欧阳修封太师、楚国公，苏轼封太师，王安石封太傅。国公是何意不用普及了吧，即便没有国公之头衔，太师衔也是高于太傅的，在帝王的意识认可中，尊例周武王以姜尚为太师，可见太师头衔之重。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帝王的认可程度，由官职引发的后辈待遇等等，王安石并不高。

我觉得是王安石，因为王安石曾经被宋神宗封丞相，进行所谓的“王安石变法”。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八大家的地位。柳宗元，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和贡举。

曾巩，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宁五年（1072）后，历任众多地方的知州。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并且掌管太常寺兼礼仪事。王安石，最高的官层被封为丞相，主持变法。欧阳修，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其实欧阳修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学方面，他不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是“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文学造诣很深。

苏轼，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苏轼是历史上的“旷世奇才”，在很多方面都有造诣，而且造诣很深。尤其是在政治，文学，食谱，医学方面。但他的一生并不顺畅，屡遭贬职。苏辙，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与苏轼，苏洵并称“三苏”，主要的功绩也是在文章以及史论方面。苏洵，任阆州通判。他酷爱学习，勤奋读书，以文学作品著称。韩愈，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他后来也遭到贬职，但文学修养颇深，和欧阳修一样，不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是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

综上所述，我觉得官最大的还是王安石，毕竟是被封为丞相的人，都知道丞相是什么概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就是说，除了皇帝，就是丞相的官最大了。

宰相

王安石

王安石，官至宰相，为唐宋八大家为官之首。他的官最大。

欧阳修自己曾陈列过自己的官职：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

在唐宋八大家中，很有趣的是，他们虽然是作家，但在官场中混得很好。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至少有一个积极的州一级、三个副州一级、一个定期部级和两个地级和省级。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学生协会，他们可以粉碎任何过去和现在的学生协会。让我把他们中的8个列在官房的顶部：

1.“王安石“：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总理，正统）

2.欧阳修：政治事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副国家一级)。

3.“苏辙“：保镖（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副国家一级）

4.苏轼：汉林学士学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副书记)

第5条。”韩愈“：Jing Zhaoyin（直辖市部级市委书记）

6.曾巩：知州（地级市市委书记、地厅级）

7.柳宗元：历史（地市级市委书记、地市级办公室书记）

8.苏洵：校书郎（正科级）

显然，我们需要谈谈官员，当然，王安石压垮了其他七个人。

王安石的峰值是首相，他不是普通的首相，而是第一首相（首相）。他的高峰时期几乎是六七年。加上王安石在生前封荆国公，死后追封舒王，在宋代可以说位极人臣。在唐宋八大家，其他七个人加起来是没有对手的他。

王安石一生的官场运气简直好到爆，其他七个人跟他比官场的气数，苏洵首先就要被气死。王安石在二十二岁中进士，第一个官职是秘书省校书郎，注意，苏洵一生的官场巅峰就是这个“秘书省校书郎”。王安石一出场拿到的，就是苏洵要努力一辈子才能得到的东西。

王安石三十七岁成为知州，而柳宗元一生的巅峰时刻就是剌史，也就相当于宋朝的知州。王安石不到四十岁，就已达到了柳宗元一生的顶点。曾巩，可以说，生活是最稳定的，没有大起大落，大部分时间都在天南海北之州。但他一生中的官方财富从未超过37岁的王安石岁。

此外，要看一个人的官职，除了高峰时间外，还取决于他的职位从高峰时间下来。王安石不当宰相以后，实际处于退休状态，但前期挂着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闲职，后期挂着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的闲职，这些闲职在官场上都相当于享受正国级待遇的离休，而且这些闲职还在不断地上升，到他死前，他的闲职已经加到了位列三公的“司空”了。更不用说唐宋八大家的其他七位作家，也就是所有的古代作家，可能都不如他的官场好。

真实，韩愈和苏轼、苏辙兄弟的巅峰时刻的官也不算小，但他们三人一生大部分时间的官都不大，基本是被贬的时候多。

苏轼一生最巅峰的时候是当翰林学士的时候，但也不过二、三年，其它时间都是地方官或者是被贬的待罪之身，苏辙后来官至门下侍郎，但不到二年就罢官了，之后他基本上处于贬官待罪的状态。但韩愈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一名小官，偶尔升职，并立即被降职。就在他死前两年，他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侍者，成为了他人生的顶峰——京兆银。不幸的是，时间也很短。

所谓“唐宋八大家”，是人们对唐朝、宋朝8位文学大师的合称，分别是唐朝的柳宗元、韩愈和宋朝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对古代散文创作，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宋八大家都有做官的经历，那么他们谁的官职最大呢？我们依次介绍。

首先是柳宗元。

柳宗元是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年少成名，21岁就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柳宗元历任集贤殿书院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邵州刺史、永州司马、柳州刺史等职。

柳宗元的最高官职为刺史，刺史是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类似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

韩愈是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24岁考中进士。韩愈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官至吏部侍郎。

在唐朝的文人之中，韩愈的官做得算是比较大了。吏部侍郎是吏部的副职领导，类似于现在的副部级领导。

欧阳修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23岁考中进士。欧阳修是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三朝元老，在官场上几经浮沉，官至参知政事。

在宋朝，参知政事为正二品，相当于副宰相，类似于现在的副国级领导。

苏洵、苏轼、苏辙都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属于父子关系，苏洵是父亲，苏轼和苏辙是儿子。

苏洵年轻时到处游玩，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到27岁才开始发奋读书。不过，苏洵几次参加科考，均失败而归。所以，虽然苏洵名气很大，但直到52岁才在韩琦的推荐下做了官，历任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主簿是知县的副职，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

苏轼除了散文写得独步天下，在诗、词、书、画等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在唐宋八大家中综合水平最高。苏轼20岁考中进士，是唐宋八大家中最早考取进士者。苏轼一生最高官职是礼部尚书，为从二品，相当于现在的正部级领导。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非常擅长写政论文和史论文。苏辙23岁考中进士，最高官职是门下侍郎。宋朝时门下侍郎为正三品，是一个虚职，没有什么实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领导。

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21岁考中进士。王安石一生最大的成就，当然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推行了15年，虽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其实，王安石的散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王安石先后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尚书左仆射，位同宰相，相当于现在的正国级领导。

曾巩是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38岁考中进士。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名气最小，可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并不亚于其余7位，答李沿书与王向书回傅权书等都是流传一时的佳作。曾巩做过10年的地方官，在各地担任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期间，曾巩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为老百姓干了许多实事。

后来，曾巩任职正四品的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官员迁升的中转职务，不是实际官职。

综上而言，我们很清晰地看出，王安石的官职最高，欧阳修屈居其后，苏轼、韩愈、苏辙、柳宗元、曾巩依次排位，苏洵的官职最低。

王安石的官职最高

流传下来的古诗文作者基本都是朝廷官员，从李杜到苏辛！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普通文人不做官，不为朝廷服务，不可能有作品传世！因为古代有点才华的人都去做官了！

唐宋八大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耀眼的存在，包括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八人。

八人中要论文学成就之高，可能每一个读者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排列，但要说官职最高，王安石肯定能排到第一位，毕竟是做过宰相的人，主持过熙宁变法，死后配享神宗庙庭，后被宋徽宗追封为 舒王。

其次苏辙，小苏幼年从学于父兄，政治观点也多相近，青年时期历职地方素有政绩，哲宗时，拜为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成为当时的六执政之一，往高了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也是实权在握。

另外欧阳修苏轼虽也曾知制诰知礼部贡举等职，却距离权力中心尚有一段距离。

苏洵早年几次应试不中，发奋读书，并亲自教授苏轼苏辙两兄弟，后三人入京，苏轼苏浙高中，苏洵不屑于子同试，拒绝参加考试，后来经韩琦推荐，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都是芝麻粒小官。

曾巩多在地方任知州，后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官职不显。

韩愈最高做到礼部侍郎，柳宗元做过礼部员外郎，后出为邵州刺史，也都官职不高。

其实作为文学家，他们留给世人的财富是文学作品，考量他们的官职大小也没有什么意义。

更何况，他们的最好作品也多是在仕途失意之时所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是仕途的坎坷才使他们有时间恣意山水，关注民生，也使作品有了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