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怎么应对疫情？

古代人是如何控制疫情的呢？

《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古籍都对“瘟疫”有详细介绍。

现在防疫基本是借鉴古人的智慧结晶，方法上是大同小异的。

古人重视预防。在惊蛰当日，会拿着艾草等物把家里的角落都熏一熏，驱赶有害昆虫，去除传染病源。包括端午节，人们有佩戴香囊的习俗，这也是为了预防。

一旦地方出现疫情，官员会马上上报朝廷，朝廷是派官医去医治，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传染。

古代村落距离的相对较远，交通不便，人员流动性小，向外扩散的几率相对较小，若是发现得早、隔离得好，瘟疫在一村一镇，顶多一省就控制住了，像现在这样席卷全国的瘟疫是不常见的。

官府会出资掩埋尸体或者焚毁瘟疫去世者的尸体和器物。

另外，在古代一般是采取高温杀菌。针对我们常穿的衣物，采用蒸煮的方法进行高温灭菌。在清代的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就记载：“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其实咱们这次疫情的处理方式基本是借鉴了古代人的做法。可见古人的智慧。

希望疫情尽快结束，大家安康！

古代当然有古代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没在那个年代所以不好说什么，如果想了解一下，可以关注一下历史

在中国古代，瘟疫也是经常出现，当时对于流行性的疫情称之为瘟疫，由于瘟疫的破坏力巨大，甚至人们把瘟疫称之为瘟神。瘟疫就代表着死亡，一点不假，那么古人在面对瘟疫时怎么办呢？

1、当爆发大规模的瘟疫时，地方的最初级的官员或是街道主任一类的半官半民的就会向上级汇报情况，这时最开始时必需要办的事。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对瘟疫的认识只停留在二个字上，将许多流行性疾病都标以瘟疫。向上级汇报时也是用瘟疫来说明下面的情况，其实瘟疫等疫情的种类还是有许多的。

2、上级接到汇报后，马上向高级汇报，当时没有无线电，也没有手机电话，最直接就是用快马驿站。

3、如果瘟疫传的很厉害，影响面更大，消息会直接传到京都，传到天子手下的大臣们那里，然后由大臣们向天子汇报后，多由天子发布命令，安排下级官员火速防治疫情。比如南北朝时，发生了瘟疫，北齐太子知道情后就下令成立了六疫馆，这个六疫馆就是为了集中收治感染瘟疫的民众。

4、下级官员也开始行动起来，四处请老中医，以针对当前的疫情进行治疗。在中国古代，没有西医，只有中医，而且越是老中医越是有水平，中医还是老得好。

5、其实在中国古代，已经知道卫生条件的好坏对于疫情的影响，因此一旦爆发疫情，往往民众都会在政府的组织下清理水源，食品放置的地方也进行清洁，有些有条件的地方在水中投放一些具有消毒作用的药草。

6、对染病人员进行隔离。对于瘟疫，在古代知道是有传染性的，虽然当时的叫法不是传染，但不管叫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对于生病的民众，政府会组织一定的隔离，主要是建立专门的疫所。

7、政府下发救济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政府免费为老百姓提供的，并且政府也向百姓发放配制的中草药以减缓疫情的发展。

8、对于死者政府组织安排集中埋葬，中国有入土为安的传统，而这种特殊情况更是集中性的处理，以防止疫情的蔓延。

上述这些手段往往中医都参与其中，因此中医在古代的地位还是可以的。但是不得不说的是中医的水平高低参差不齐，真正好的中医还是非常少的，并且中医的手段只是从身体里进行调节，对于强烈的瘟疫并没有太好的疗效，往往最终是疫情本身发展到尾声慢慢退去。虽然对社会的破坏力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优选了更强壮的人生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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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千万种，隔离是关键

古代先民犹如现在的屌丝，靠强壮的身体，神一样的抵抗力与疫情抗争，撑不住的人都被自然法则淘汰，当然聪明的古人通过神农尝百草式的经验，利用草药对抗瘟疫，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参考资料:李海试论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瘟疫流行、王生铎、胡瑜宋代应对瘟疫的措施、陈旭明代医生群体在瘟疫之际的社会救助活动、曾勋明代瘟疫与时代社会、陈石古代政府如何应对突发的瘟疫

在科技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古代中国，鼠疫灾害的记载在历史上有时很少。

然而，其爆发的频率和破坏力远远超过洪水、干旱甚至战争。在史料的简单记载背后，往往是令人震惊的生命和财产伤亡。

例如，在被称为“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壮丽的战争画面背后是频繁的大规模瘟疫。

从东汉灵帝统治到西晋武帝统治，中国发生了20多起大规模瘟疫。

结果，魏国，这三个国家中人口最多、经济最强大的，变成了“所有人的损失和所有人的生存”。

其“十州之地”的人口“不如过去一个州的人口”。

即使在三国时代结束的前夕，西晋咸宁元年(276年)，西晋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

仅首都洛阳就有10多万人丧生。

如果提到三国瘟疫和乱世的“外因”，那么在宋、明、清和平年代瘟疫也不远了:北宋168年爆发了59次大规模瘟疫，仅南宋都城临安152年就爆发了15次大规模瘟疫。

从朱元璋称帝到明代崇祯殉难的277年间，共爆发了75次大规模瘟疫，一年之内甚至爆发了许多瘟疫。

从清朝进入鸦片战争后的196年间，间爆发了78场大规模的瘟疫。

可以说，对瘟疫的反应，特别是对瘟疫的控制，是对中国历代统治者国家存亡的考验。面对这样的考验，即使在科技医疗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古代中国人也顽强地探索了一些传统的方法，试图将每一种流行病的死亡率降低到最低点。

首先，流行病控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切断传染源。

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中国，许多痛苦的瘟疫悲剧是由对传染源的不利保护造成的。

经过多次教训，“切断传染源”已成为每当有“大流行病”时统治者的一项重要行动。

例如，宋神宗黔州的鼠疫是由雨季河流上游的污染造成的。

由于“污染源”无法切断，疫情每年都在重复。

直到新周知刘一采取果断措施，以“雨污水分离”的理念重建当地城市运河，修建著名的“福寿沟”，确保污水绕过城市生活区，蹂躏当地瘟疫多年，才最终停止。

至于延续到明末清初的天花疫情，清朝在进入海关前高度紧张。

在唐太宗和皇太极统治时期，清朝设立了一个“痘斑官”，在发现“痘斑”时立即采取隔离措施。

所有隐瞒和虚假的行为都应该被“判死刑”

与“切断传染源”相关的是对疫区和病人的隔离措施。

古代的人口流动不如现代密集。

战争经常伴随着“大流行病”的原因也与战争期间难民的增加和人口的频繁流动有关。

因此，在古代太平时代，只要疫情爆发，“隔离疫区”也是重中之重。

清朝的法律规定天花病人只要被发现就必须隔离，这样他们就可以住在离城市20英里的地方。

从海外来中国的船只也应严格检查“天花病毒”，并停止所有进口渠道。

流行病地区的卫生和防疫同样重要。

例如，晚明学者谢赵哲曾谴责晚明瘟疫的频繁发生:城市卫生条件差。尤其是皇帝脚下的北京市，长期以来管理混乱，导致了“城市里更多的粪便和污物”。

因此，“疟疾和瘟疫有增无减”。

北京人躲避瘟疫的好方法？

它只是“静静地坐着，简单地出去”，也就是说，躲在家里，不出去。

当然，简单的隐藏不是办法。疫区的卫生和清洁更重要。

除了晚明的行政混乱之外，大多数时候，朝代也非常重视这一点。

四川明景泰五年瘟疫期间，当地政府下令每天对十几个灾民安置区进行划界和清理，最终“成千上万的人活着”。

早在宋代，就有“避疫”制度，即把疫区的人转移到特定的地方安置。

例如，当宋真宗时期河北省发生鼠疫时，宋朝命令当地人向南迁移以“躲避鼠疫”，医院提供药品和食物。

医疗指导甚至更有必要。

例如，在洪州鼠疫期间，除了切断传染源外，周知刘一还专门发布了医疗手册正俗方。

3700多名曾经诈骗和欺骗的巫医被他逮捕，集中精力阅读这本书，那些拒绝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人受到严厉惩罚。

在清朝的几大瘟疫中，清朝还组织人力物力发行了《温热暑疫全书》等医疗手册，分发给各地的官员和普通百姓，从而取得了很好的救灾效果。

与这些措施相比，最重要的是面对瘟疫动员和投资国家的经济和医疗力量。

无论哪个朝代，及时的医疗投资是防疫成功的关键。

北宋时期，政府为西南各州的卫生防疫设立了“防疫专项基金”。

每个州可以享受200个“专项资金”。

然而，每当流行病发生时，税收减免、食品和药物减免以及派遣医生都是每个朝代的“例行行动”。

例如，在万历十五年的北京瘟疫期间，明朝号召太原医院的医生在北京的五个城市免费诊断这种疾病，并向受影响的家庭提供免费药品和金钱。

在正统的14年淮阳瘟疫期间，明朝动用了40多名医生，每个医生都指定了一个地区来提供药物和医疗服务，以保护200多万人免受瘟疫之害。

从宋代开始，地方“药监局”成为救灾防疫的主力军。尤其是自宋代以来，惠民药局已经遍布全国。

数百年来，他们肩负着药物释放和防疫的重任，在宋元明清时期的“防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即便如此，在古代医学条件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每场瘟疫的死亡人数往往是惊人的天文数字。

前人们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多少健康和流行病预防方面的宝贵经验。

瘟疫不仅考验医学技术，也考验任何朝代的组织能力。

到目前为止，有多少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在科技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中国古代，有关瘟疫灾害的记载，有时只是煌煌史册里的寥寥几笔。但是其爆发的频繁程度与破坏力，远超水旱灾害甚至战争。史料里的简单记录背后，常是生命财产触目惊心的伤亡。

比如在号称“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背后，就是频发的大规模瘟疫。从东汉灵帝年间至西晋武帝年间，中国爆发大规模瘟疫二十次以上。以至于三国里人口最多，经济最强大的魏国，竟是“人众之损，万有一存”。其“十州之地”的人口，竟“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甚至就在三国时代结束前夜的西晋咸宁元年（276），西晋还爆发了大规模瘟疫，仅都城洛阳一地，死亡就在十万人以上。

如果说三国的瘟疫，还有乱世的“外因”，那么在宋明清的太平年代里，瘟疫也同样并不遥远：北宋的168年里，就爆发了大规模瘟疫59次，南宋仅都城临安一地，152年里就爆发了15次大瘟疫。明朝从朱元璋称帝至崇祯殉难的277年里，共爆发大规模瘟疫75次，甚至还有一年爆发多次瘟疫的惨状。清朝从入关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96年里，有78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

可以说，对瘟疫的应对，特别是对疫情的控制，对于中国历代王朝执政者来说，都是一个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这样的考验，哪怕在科技医疗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古人们也顽强摸索出了一些常规方法，力争将每次疫情的死亡率，都降到最低点。

首先一个重要的疫情控制思路，就是切断传染源。

在医疗条件落后的中国古代，许多惨痛的瘟疫悲剧，都是由于对传染源的防护不利造成。于是经历了多次教训后，“切断传染源”就成了每次“大疫”时，执政者们的重要动作。

比如宋神宗年间的虔州瘟疫，就是因为雨季时上游水源被污染造成。由于“污染源”无法被切断，导致疫情每年反反复复。直到新任知州刘彝采取果断措施，以“雨污分离”的思路重建当地的城市水渠，建成了著名的“福寿沟”，确保污水绕开城市生活区，肆虐当地多年的瘟疫，才终于消停下来。

而对于明末清初时持续不断的天花瘟疫，清王朝从入关以前，就是高度紧张。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时，清王朝就设立了“查痘官”，只要发现“出痘”的病例，立刻采取隔离措施。一切瞒报谎报行为，都要“论以死罪”。

与“切断传染源”相关的，还有对疫区以及患病者的隔离措施。

古代人员流动，没有现代这样密集。之所以战乱时往往伴随着“大疫”，也与战乱时期难民增加，人口流动频繁有关。所以放在古代太平年代，只要疫情爆发，“疫区隔离”也是重中之重。清代的法律就规定，只要发现天花患者，就必须将其隔离，令其在离城二十里处居住。海外来华的船只，也要严格排查“出痘者”，杜绝一切输入通道。

疫区的卫生防疫，也同样十分重要。比如明末学者谢肇淛，就曾怒揭晚明瘟疫频发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卫生条件太差。特别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长期管理混乱，以至于“市上又多粪秽”，所以“故疟疾瘟疫，相仍不绝”。北京百姓躲避瘟疫的好办法？那也只是“唯静坐简出”，也就是躲在家里不出门。

当然，单纯的躲并不是办法，疫区的卫生清洁，才更加重要。除了明末这类行政混乱的年代外，大多数时候，历代王朝也对此极为重视。明朝景泰五年的四川瘟疫，当地巡抚就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

而早在宋代时，就有了“避疫”制度，即将疫区里的民众，迁移到特定地方安置。比如宋真宗年间的河北瘟疫发生时，宋王朝就下令将当地百姓南迁“避疫”，并由医官院提供药品与粮食。

医疗指导更是必须。比如洪州瘟疫时，知州刘彝除了切断传染源外，还特意印发了医疗手册正俗方。3700多个平日招摇撞骗的巫医，被他抓来集中读这书，不肯改邪归正的一律严惩。清代几次大瘟疫里，清王朝也组织人力物力，印发《温热暑疫全书》等医疗手册，分发各地官员百姓，起到很好的救灾效果。

而比起这些措施来，重中之重的，就是历代王朝面对瘟疫时，对国家经济与医疗力量的动员与投入。

无论任何朝代，及时的医疗投入，都是防疫成功的关键。北宋年间时，朝廷就有“防疫专款”，用于西南各州的卫生防疫。每个州都可以享有两百贯的“专款”。而每当疫情发生时，减免疫区的赋税，发放粮食药品赈济，派遣医生施药，都是各个王朝的“常规动作”。

比如万历十五年的北京瘟疫时，明王朝就调用太医院的医生，在北京的五城范围里免费诊病，且给受灾家庭免费提供药品与银钱。而正统十四年的淮扬瘟疫时，明王朝更动用了四十多名医生，每个医生划定片区，提供药物和医疗服务，确保二百多万百姓免于瘟疫。而从宋代开始，各地的“药局”，更成了救灾防疫的主力。特别是自宋代起推广各地的惠民药局，几百年里担负着放药防疫的重任，对宋元明清几个王朝的“抗疫”，都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即使如此，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每一次瘟疫的死亡人数，以今天的观念看，也往往是触目惊心的天文数字。多少卫生防疫的宝贵经验，更是前人们几乎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瘟疫，不止考验着医疗技术，更考验着任何一个王朝的组织能力。多少经验与教训，至今，值得深深回味思考。

有杀染上瘟疫的人后火化尸体，也有政府派兵封锁疫区，施药救治并施粮！还有民间团体和个人自发救助！

只能说是优胜劣汰了，活下来的都是抵抗力超强的，现代比古代强很多了，中国一定可以成功度过疫情的[赞]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

春秋时，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

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 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从公元前七世纪起的2000余年间，疫灾的发生逐渐增加并呈加速度发生的特征。而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加，疫灾对人的杀伤力也日见增强，每次死亡人数都很惊人。

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

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鉴于疾疫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危害，人们在很早以前即开始致力于对疾疫的研究，以期控制和杜绝疾疫的发生。

但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

大约从宋朝起，始提出病气说，认为是病气导致疾疫的发生。

明代吴有性进一步明确了病气说，认为是一种有毒病气导致疾疫发生。

虽然此说并非建立在现代病毒学和细菌学的基础上，但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实属不易。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疾疫的发生是由于细菌和病毒侵人人体所致。

从细菌和病毒的历史看，是由于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导致的。

关于这一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理学家戴蒙德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枪支、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各种命运一书中，从细菌与病毒的历史探讨了流行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中有些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

他谈到，人类传染病的病毒与细菌是农耕社会家畜与家禽饲养业的产物。

欧亚旧大陆农耕社会发达的饲养业以及密集的人口居住方式，是传染病发生的温床。

其中，人口居住越是密集，传染病的传播也就越是迅速、广泛。

中国文明自古以农业为基础，家畜饲养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以前。进入文明时代后，日益增加的人口和繁荣的农业，必然带来病毒和细菌的大量繁殖，并给人类传染了越来越多的流行病。

从中国古代呈现加速度发生的疫灾情况看，这一规律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

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

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隋书·炀帝)。

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宋史·仁宗纪)。

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接着发生疫病之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从疾疫传染情况看，大量增加的流动人口是疫灾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如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

同时，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古人对疫情也会采取一些措施：

1,石灰消毒，在影视剧康熙王朝中有表现过

2,活埋，这种方式比较传统沿用至今

3,隔离，对有过疫情的人和地方都会采取先搬出去消毒再等疫情过去之后再回来的过程

4,诊治，古代对于疫情只能保守治疗不能彻底根治，主要依赖于个人的抵抗力

5,祭祀，古代人对疫情有着一种观点，认为是上天对坏人的惩罚，因此才降祸于人。所以经常就回去寺庙烧香祈福

在古代，疫情称为瘟疫，面对瘟疫，古代人也会第一时间像上面汇报，但是汇报的时间都是通过驿站来通报，汇报时间长，拖延时间长，导致疫情情况拖延，在古代，没有西医，只有中医，通过中医来治疗。

1、重视卫生条件，防治疫病的发生

为了防止疫病的滋生和蔓延，政府十分重视人员聚集地方的卫生状况。秦汉时期，政府在城市中设立了固定的垃圾处理地点和方法；汉灵帝时期还制造了专门洒水的工具“翻车”、“渴鸟”，用于防止路面的扬尘，“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

古代 的水车

隋唐时期，政府尤其注意城市环境的卫生，隋末的长安城树木成荫，唐代更是多次下诏种植树木，并设有专人负责。北宋时期，政府还关心人员聚集的监狱的卫生情况，从景德三年（1006）起，每年暑热难当时，便进行虑囚，以避免牢狱疾病疫情流行。当年四月，京师暑热亢旱，真宗“御崇政殿临决之，杂犯死罪降流，流徙递降，杖笞释之。……日旰即罢，复令**引见司覆奏所决邢名，审视讫，乃命实行。自是每岁暑热，皆遣官遍排，亲临疏放，遂为定制。”

唐长安城：道路两旁种植了大量树木

此外，掩埋尸体，也是加强卫生，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措施。贞观四年（630），突厥部落爆发疫病，“殒丧者多，暴骸中野，先后相属”。唐太宗立即派出使者，在长城以南地区分到巡察，发现突厥人的尸体，就地掩埋，断绝尸体传染病菌的可能性。到了宋代，掩埋尸体不仅是灾害爆发时的重要措施，它已经成为地方官吏的一项日常工作，并在各地开辟了专门收埋无主尸体的公共坟场——漏泽园。

宋代的漏泽园墓志

2、 建设和完善国家医疗机构，加强对疫病的控制

古代的统治者意识到疫病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因此十分重视加强对医疗卫生的管理，建立了专门的医疗机构，并创办医科学校。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官立医科学校建立于南宋元嘉二十四年（443），与此同时存在的北魏也出现了官立的医学校。隋唐时期，政府在中央设立了太医署，太医署不仅是医疗机构又负责医学校的管理。医学校设医学、针学、按摩学等专业，培养出了大批具有医学知识的学生，对普及医学知识、破除巫术迷信、防止疫病流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太医署

宋代的中央医疗机构更加完备，设立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并设置了太医局、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主管政府的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在疫病流行时，这些机构由政府统一调遣，到民间散发药品，治疗疾病。到了南宋，政府更是将其推广到地方，由诸路提举常平司专门管理。太医署等医疗机构从隋唐时期主要为皇室和政府服务，到了宋代时期政府的医疗人员已经深入到寻常人家，开始为普通百姓治病。

古代的中医学校

公元629年，唐朝开始在地方设立州医学，有医学博士和学生。甚至在西北的边陲地区，也都设有医学生。玄宗、代宗时期，政府又多次规定了地方人户数目和医学生数目的比例。宋代以后，地方州县医学校的设置更加普遍和规范。“诸县主客不及万户，补医学一人，万户以上二人，每及万户增一人，至五人止……医生，京府节镇十人，内小方脉三人；余州七人，小方脉二人；县每一万户一人，至五人止。”各州县医学生负责保管政府颁发的医学书籍，如有人想借去传抄，医学生还必须负责帮助正确抄写。到了明清时期，政府又把惠民药局推广到全国各地，在边关军队的驻扎地和有人聚居的地方都派有医生、医士或医官，并建立起一套针对医官的考核制度。

3、大力普及医学知识，破除迷信

由于疫病对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我国古代政府逐渐意识到普及医疗知识的重要性。从隋唐开始，政府大力提倡医疗治病，反对和打击巫术迷信。唐玄宗时期，下令各州县都要抄写《神农本草经》和百一集验方，不久又颁布玄宗亲制的广济方。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宋朝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技术，大量刊行医书，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

1.发现疫情上报朝廷政府。

2.得到奏报，朝廷一边动用国库征收药材，一边派医生前去治病。

3.病人隔离治疗，阻止病情扩散。

4.朝廷出钱掩埋尸体。

5.保护水源不被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