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人都说文言文吗？

不是。

在造纸术被发明出来前，古人都用竹简写字，竹简写得多了，又大又重，非常不方便，所以人们写文章记录就简短了，尽量简短到一卷竹简能够写完。

肯定不是。即使在现代。书面用语和口头语也有区别，更何况古代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本班和我们班都是一个意思。但是，本班只会用在书面语上，如果平时说话也用本班。是不是显得格格不入了。

同理，文言文是古汉语为基础的书面用语。比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述，却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这里，“饭”名词作动词用，意思为吃饭。

古人的教育普及率是没有那么高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读过书，一个字都不认识，根本就不知道书中文字的意思。所以根本不可能用文言文交流。

说简单点哈！古代人交流都是用大白话，只有文人墨客写文章或其它书面信息才用文言文

文言文是书面用语，古代人平时就说白话！

1.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其是一种书面语，是用来书写的，并不是用来说的。

但是，我们还是有书面文字来记载的。

论语· 述而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言：周王朝的京畿之地在今陕西地区，以陕西语音为标准音的周王朝的官话，在当时被称作“雅言”。孔子平时谈话时用鲁国的方言，但在诵读《诗》、《书》和赞礼时，则以当时陕西语音为准。

所以，中国古代是有官话的---雅言，但是这个雅言是会变的，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

明代以中原雅音为正。明代以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侵入，衣冠南渡至南京地区，故南京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音为基础，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北京官话通行范围小，地位较低。

清朝雍正八年，清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北京音是在元朝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相融的基础上，融入满族语音的一些要素而成。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

而至于题主所说的穿越回去，这个要看穿越回去的年代和地区，不同年代不同地区随着人口迁移其方言都是会变动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方言也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才形成的。

这时候可能就要感谢汉字了，即使听不懂，还是可以看得懂的，当然写繁体字对于现代人来说有点难度，为了不穿帮，还是让古人来写吧

中国古代有个很大的特点，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话完全不一致。

从四大名著啊，元曲啊，里面可以看出来，不管是读书人，还是普通民众，都是说的大白话，只有在一些重大场合才会用之乎者也去记述。

文言书书面体，是古人写作时用的，古人也说白话，只是古人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不同。

文言的规则变化较小，几千年前的文言，现在还能看懂。白话变化快，时间久了就看不懂了。

其实古人说话，不是满嘴“之乎者也”哦！他们日常交流还是像现代人一样通俗易懂的。当然这得从中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两条线的发展轨迹说起。

书面语是在口语基础上产生的，文言文和白话文都是书面语。只不过前者建立在先秦汉语口语的基础上，而后者则建立在近代汉语口语的基础上。

我们来看看最近很火的康熙到光绪的朱批，知道了。
是不是很口语化。其实，大约在先秦时期，文言文还是和当时的口语一致的。《论语》《孟子》这类，可以说就是当时口语的实录，所以古人大概说话也是这个调调。“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当时说话，就是这么个腔调。

大约在两汉时期，口语和文言文就有了一定的距离。中国第一部方言著作、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除了以通语解释方言以外，还注重以今语解释古语。《方言》卷一就记录： 假、炽、怀、摧、詹、戾、艐，至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

这种情况在唐朝出现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的大发展。由于潜在教徒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出于方便传播佛教、吸引教徒的目的，大量翻译的佛经和佛教故事多使用当时的口语，成为早期白话的重要来源。

宋朝的文人和学者们有时也使用白话文。譬如苏轼最爱用“呵呵”，在给挚友兼亲家文与可写信时、在给同事和文友鲜于子骏写信时、在给“河东狮吼”男主角陈季常写信时，都在末尾加上一句：“呵呵。”

到了近现代，我相信大家高中时都做过这篇阅读理解:
胡适和黄侃打赌文言文和白话文谁更简洁。胡适对学生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学生们绞尽脑汁拟定了电报，挑出字数最少的一份，写的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通过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等，开始了“白话文运动”，至此，终于让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了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不是。古人用文言文，是专门用于文化人之间的书面交流，一是为区分有文化与没文化，证明有文化的人很高深，二是省笔墨，古代用竹简写字，能省则省。

不是。文言的意思就是文（字）在说话，不是人在说话。我们汉语书面语只是从18世纪白话文运动之后文和言才一一照应，也就是说，说的话和写下来的字一个对一个。在白话文以前，书面文字和日常口语是脱节的，书面语（文言）自成系统，日常口语自成系统。所以清朝甚至民国以前，大部分人说话说的是方言，官话（普通话）叫雅言，但官场、社会上有文化的人互相交流都是写信，用的是文言。

据我所知，应该不是，文言文应该是书面语言。

这么书写的原因可能是两个：一是节省纸张，尤其是在竹简时代，篇幅有限，所以记录事情必须言简意赅。二是故意提高书籍的阅读难度，这样可以限制绝大多数人掌握知识，老百姓懂的越少，思想就越禁锢，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小。

不全是，在古代，文言文也只是上层专属的“官方语言”，而在下层中，不读书的平民大字不识一个，更别说难懂的文言文了，当时底层的百姓都是说大白话的。

“文言文”第一个“文”是美好的意思，第二个“文”是文章的意思，所以文言文是古代书面记录的文章，不是古代的人说的话，古代人官方有官言，地方也有方言，白话之类，象《论语》中就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书面形式，多读一下《论语》大概可了解春秋战国时人们怎样对话，会找出一点规律来，当时语言中“之乎者也”比较用得多，难以理解，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语言，去掉了之乎者也，而《诗》《书》都是当时雅言（当时官方用语）写成的书，现在普通话就是以北方的官方语言为基础的。

文言文是大约在秦汉固定下来的，就是当时人们的日常语言。固定下来后，文言文不再改变，或者说改变甚少。但人们的口语是随时代在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