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说上面的是粘的,但个人感觉还是有点粘(nian)。提到小说,男孩子大都是热衷于武侠的那种,现在网络上也有好多玄幻小说,而且读者也很多,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方便,网络的普及使我们上班下班都能过一把瘾,拿着手机低头走在马路上也可以不光为了捡钱,相反,拿一大本书在路上捧着,人家肯定会说你是装纯,而且还很麻烦,甚至“落后”这样的习惯一养成,也就促成网络读书的原因。当然,这样更省钱,省资源。所以我认为:电子阅读是现代的阅读方式,网络小说是现代的主流。这是小说发展到咱们这一代的基本状况。 中国的小说就我知道的而言,是从唐代开始的吧聂隐娘,昆仑磨勒,红拂女都是我知道的最早的小说了,当是好像还有个叫裴澈的人就是写这种小说的,这是我从金庸先生卅三剑客图中看到的,隐约就记的这些了,挺好看的,有空你也看看吧,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卅三剑客图已经超越了小说本身带给人的意义,非常值的我们花点银子。 再有就是古代小说是由宋元明清的说书人传承的,那时候,说书的弄张桌子,拿块板,口若悬河,讲的可精彩了,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后记中说“射雕以说书的方式开始,以示不忘本”。这也可以让人看到中国小说发展的痕迹……^…… 天太冷,先说这么多吧,明天我接着来,最后说一句:想了解中国小说的发展不是随便在网上提下问题就能知道的,中国小说的浩瀚需要真正去接触它,阅读它,一点一点累积才能在自己心里得到答案的,不信你把问题放这儿,要么千篇一律都是粘贴的,要么形形色色,每人的答案都不相同。那是因为每个人的理解不同罢了…………
简述鲁迅小说的特点
两孩儿的妈
1.以心理时间结构作品。意识流小说家有意打破传统时间观念和传统心理小说的顺时序,消除逻辑时间界限,将感觉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拧在一起组成主观心理时间,随人物心理时间的变化结构作品。心理时间的叙述方式有倒时序、循环时序、颠倒时序、闪回时序和预见时序。 2.意识流描写。意识流小说注重表现人物意识活动本身,作家退出小说,着力描写人物心理的种种感受,开掘深层的意识来展露隐蔽的灵魂和内心世界。意识流描写的特点具有动态性、无逻辑性、非理性。描写层次分为意识层和潜意识层。描写的方式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迁移、意识流语言。 3.以心系人,以心系事。意识流小说以表现人物的心灵活动为主,化解人物心中郁积的种种情结,很少描写人物的体貌特征,淡化情节以至取消情节,事件极其微小。在心灵宇宙范围内写成一曲曲心灵史诗。 写作纯粹的意识流小说有很大的局限,但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它融会到其他类型的小说创作中,心理永远是富有创造性的作家的表现领域。
steffi
别闲我累啊,你看着其实更累.呵呵......累就别看了...把分给别人吧/
鲁迅杂文的特点
我本人以前对杂文类的文章可以说孤陋寡闻,在经过鲁迅杂文的学习渐渐的杂文的特点有一丝丝的明白。虽然我只有迷迷糊糊的感念。但经过老师的讲解和自己在网上的了解,开始对杂文艺术有大致框架的了解。以下就是我本人对鲁迅杂文特点的叙述。
杂文是 鲁迅(1881--1936)一生运用最多的文学形式。通过杂文,鲁迅显现出他不屈不挠与旧势力战斗到底的革命者形象。他的杂文多收于《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
鲁迅杂文所含甚“杂”,主要内容有两大特点:1、它反映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如单从某一篇看,他的杂文所评述的多是具体、细小、平常之事,但汇在一起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象。因此,他的杂文又很具概括性和代表性。2、鲁迅的一生关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他的杂文来完成的。
鲁迅杂文形象性很强,他文章中的说理、论辩、批判、驳论等逻辑力量都是透过鲜明的形象来体现的,因而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艺术色彩。鲁迅杂文的文体自由多变,短评是他常用的形式。他的文风或严峻凛然,或清新隽永,或锋芒毕露,或泼辣犀利,或意味深长,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他的杂文是现代文学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文体。
鲁迅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种广义上的杂文,确如鲁迅所说,是“古已有之”的,但在这种广义杂文基础上发展起来,具有了独立含义的中国现代杂文,却是鲁迅的一种独立创造。是鲁迅赋予了杂文这种文体一种新内涵,使其有了完全独立的思想艺术特征,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成了一座光辉的丰碑。
不论从历史事实上进行观察,还是从社会中的思想和社会文艺发展的辩证规律进行分析,我们都能看出,鲁迅杂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适应鲁迅解剖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思想表现的思想艺术需要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便写了一些类似杂文的文章,并在《新青年》上开辟了“随感录”栏。从1918年起,鲁迅开始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杂感文章,以后又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语丝、《莽原》、猛进等多种报刊上发表杂文,并开辟专栏,予以倡导。杂文便逐渐以一种独立文体的面貌出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而鲁迅则是写杂文最多、最好的作家。鲁迅说,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这是对杂文产生根源的概括说明。
鲁迅杂文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不断绵延流动的过程.从鲁迅杂文的形成——发展——成熟期。可见他的杂文蕴涵多少的心血和汗水,简直就他本人精神灵魂的浓缩吗。
鲁迅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苍老的最困苦的时期。所以他的杂文是了解中国那段历史最好的方式。
就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所以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通过我对书本和网络的了解综合以上都是我对鲁迅文章的自身的体会和分析,看了那么多关于鲁迅杂文特点的分析我不仅对他的文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还对鲁迅本人有了深刻入微的了解。我在分析他的杂文的时候仿佛也同时在解剖他的灵魂他的思想。我真是对知识增进不少!
无西空
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并不相同,风格各异,但是在艺术上具有共同的特征。
①浪漫主义文学着重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这种主观性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古典主义强调理性和法则,对作家的想像和感情是一种束缚,而浪漫主义强调作家创作的绝对自由,并把情感和想像提到重要地位,从作家的主观出发来认识现实、反映现实。
②浪漫主义文学将大自然和资本主义文明对立,着力于歌颂大自然。浪漫主义作家受卢梭“返回自然”思想和泛神论的影响,厌恶城市文明,把大自然看作是一种神秘力量,或者看成是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用自然的美来对照社会的丑。
③浪漫主义作家重视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束缚,想像丰富,感情真挚,表达自由,语言通俗,浪漫主义作家喜用民间文学的题材、手法和语言。民间文学是各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精华,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反映出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的增强,适应了当时社会活动的需要。
④浪漫主义作家喜欢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浪漫主义作家喜欢写中世纪和异国的题材,曲折离奇的情节,塑造非凡的传奇性的人物形象,描绘,描绘奇幻神秘的景象和绚丽多姿、激动人心的场面,用以对抗平庸丑恶的现实。
⑤浪漫主义是反对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作家主张创作自由,对古典主义的按“规范”进行创作、束缚创作自由的做法坚决反对,并在理论上同古典主义展开斗争。
⑥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有纲领、有理论、有大量创作实践的文学思潮,首先于18世纪末在德、英、法等国兴起,很快便传播到欧洲其它国家,形成全欧性的文学思潮,在许多国家发展成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cwcs
鲁迅小说《白光》诉说旧知识分子精神失根所引发的惶惑与找寻,其精神失根不
断呈现幻影,其精神信仰不断遭遇失根之后的惶惑不安。
白光寓意为死亡的光
全文刻画了一个因科举考试落榜而发疯而死的应试者形象,深刻揭露了旧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结尾处表现了科举制度下文人的悲哀
陈士成挖到下巴骨为什么说“这回【又】完了。”?理解是:文字上写他在执着的寻找祖上留下的宝藏,其实预示着他在理想幻灭崩溃下死亡的临近。
《白光》塑造的则是在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苦苦挣扎的下层知识分子形象. 在《白光》中,陈士成一心想升官发财,但连续16回的落第,粉碎了他的升 官梦,勾起了他的发财欲望.在幻觉中,银子发着白光,左转右拐地把他从 家引到山里.他怔怔忡忡的追逐白光,最后溺死湖中.
书中讲的是陈士成双鬓已斑白却仍屡屡落第,连秀才都不曾中,于是精神出现异常,听到奇怪的呼唤声(其实不存在),于是就在这种折磨下自杀于河中. 这篇文章有意写得阴森恐怖是为了批判当时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揭露不中第的读书人的悲惨命运.
荷花
浅析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纪实文学的创作处于低落状态。这时,一批作家一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风格,以不同的题材取向、叙事方式、情感表达等创作手法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作品。这批作家凭借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照社会人生,运用琐碎的手笔记录芸芸众生近乎平庸的日常生活,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这批后起之秀的代表有池莉、刘震云等。他们所用的写作手法被评论界称做“新写实”。1989年《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一号专刊“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借助这期专刊一些早已在默默创作的青年作家开始被世人瞩目。然而,这次联展只显现了冰山一角,在此后纷沓来的文学评论中,一部部成绩卓越的作品才逐渐被世人所认知、认可。如方方的《风景》、《黑洞》池莉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四条好汉刘震云的《官场》、《一地鸡毛》等。
新写实主义小说崛起于小说界相对疲软的转型时期,承担着过渡性角色。它的创作是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创作方法上以写实为主要特征
,。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以生动而冷静的笔触展示社会下层中芸芸众生窘困的生存状态。虽然从总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范畴
,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小说创作手法
,新写实在题材选择和叙述方法上为其他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
池莉的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都是围绕家庭做文章的。
《烦恼人生》写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底层工人印家厚四处碰壁不断遭罪的生活。作者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来描绘他工资被克扣、妻子对他的不满、女徒弟对他表示倾慕,而他却受制于对妻子的忠贞不渝。晨起的排队洗漱解手、上班坐车的拥挤、午饭吃到虫的愤懑等等。主人公印家厚苦苦地支撑着,努力维护家庭的完整使一家老小生活有保障。他每天的经历都十分实际具体,但正是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使他神经时刻绷紧。池莉的另外两部小说内容更是琐碎、细微,充分描绘了普通市民泼辣俚俗的日常生活
贵公子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 其意指“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也就是所谓的“残丛小话”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概念出现于汉代,西汉刘歆编的《七略中已有“小说家” 的明确类目。桓谭在他的《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说,近取譬论,以作短书, 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段话,既说明小说的形态特点是短篇体制,运用比喻说事,又 强调了它的社会功用。东汉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中进一步明确了小说的内涵及特点: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因此,在他的汉书 艺文志中,小说家被排斥在九流之外,排在十家的最后一家。 综合汉人对小说的理论,大致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小说的内容来自民间传说,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是不符合“大道”、不见 于经典的琐闻杂说或神怪故事。 2.小说的形态特色是“残丛小语”,即短篇体制,运用比喻、夸张的虚构手法,因此具 有生动性和形象性。 3.通过说故事或叙事对生活进行指导,既具有传奇性又具有知识性和说教性。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神话的关系 小说究其根本,应来源与神话与传说。明代胡应麟说《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少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典籍中独具风貌的作品,自古被称为“奇书”,此书共十八卷,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 山经以纪五方山川为纲,系之以古史、草本、鸟兽、神话、宗教等内容;海经 除著录地理方位之外,还记载远方异人的状貌和风俗,夹杂着大量的神话片段。 《山海经》是录著我国古代神话最多的一部典籍,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西王 母”、“黄帝与蚩尤之战”、“鲧禹治水”等。是孕育后世小说的胚胎。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山海经》乃“小说之最古者尔”。 西晋太康年间出土于河南汲县魏襄王冢中的穆天子传,以相当可观的篇幅描写了周 穆王以造父为驭者、以河伯为副车,驱八骏巡行天下。穆天子传代表着神话向小说的过 渡,并开了后世英雄传奇的先河。 中国的神话有一个历史化和宗教化的过程,神话人物常会被逐渐纳入帝王家谱和宗教神 谱,反映这种变化的,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一种由神话过渡到“仙话”的现象。仙话更多地表 现了后世人的理想和欲望。这表现了小说一方面吸取神话的幻想,一方面,又开始脱离神话 那种先民心理,回归到现实的人情。 二、中国古代小说与子书的关系 古代小说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目录中一般属子部,故称子部小说。 《晏子春秋》在写作上很有特色,故事简洁完整,语言清新流畅,许多篇章已具有了小 说的叙事特点,如著名的“晏子使楚”。 先秦诸子为了形象地阐明道理,往往用寓言来说事。这些寓言既具有讽谕性、哲理性, 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有些寓言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已具有小说的特点。 孟子 齐人有一妻一妾;《韩非子》中的寓言,诸如“和氏璧”、“买椟还珠”、“自相 矛盾”。《庄子》中的寓言如“疱丁解牛”、“匠石运斤”、“佝偻者承蜩”等。宋代黄震说庄子 是“诙谐小说之祖也”。 三、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书的关系 从《左传》开始,史家在著述历史的时候,便常杂以流传民间的遗闻佚事,使历史事件 故事化,而且叙事完整翔实,并运用逼真的细节来描写人物,使历史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 动。如:出亡中的晋公子重耳,谏假道的宫之奇,哭师的蹇叔等。 战国策 齐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可以说是一篇很生动的小说。 从《左传》到《史记》、《汉书》,这些历史散文都证明了“史有诗心、文心”的观点。 同是,它们的叙事方式、结构形态、语言技巧也常常的影响了中国小说文体的发育、发展。 此外,中国小说中也有一些被称为“野史”的作品长期窜入史书的领域,如《吴越春秋》, 是一部采用虚构手法的小说,而不是史书。 从《左传》开始的史学,的确是“小说之祖”。
原贴: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
幽忧玫瑰猪
1、作品特点
他的早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是以自己部队“大杂院”的成长经历为素材,后来的小说则形成特有风格,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为主,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
2、人物简介
王朔,1958年8月23日出生于江苏南京,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
1978年,他开始创作,先后发表了《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无知者无畏》等中、长篇小说。出版有《王朔文集》《王朔自选集》等,后进入影视业,电视剧《海马歌舞厅》和《编辑部的故事》都获成功。2007年,王朔以50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6位,引发广泛关注。
3、主要作品
原贴:简述王朔作品的特点。
洛丹仑的风
小说发展的历程
1、先秦两汉萌芽: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与史传文学等。
2、魏晋南北朝的雏形:志怪与志人,实录。干宝《搜神记》为志怪小说代表,“发明神道之不巫”;刘义庆《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代表作,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名士风流轶事。均缺乏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短小,语言精炼,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注意人物言行的描写。为后来的小说发展打下重要基础,但它们还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只是粗陈梗概的小说雏形,是从“丛残小语”到成熟小说的过渡。
3、唐代的成熟:轶事小说、志怪小说、传奇小说三类。
1)古典小说在唐代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及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审美特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讲到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2)唐代传奇与六朝志怪之间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现实性大大增强,描写社会人事,关注现实人生,由神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大致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A、爱情婚姻:元稹《莺莺传》、白行简李娃传、李朝威柳毅传、蒋防霍小玉传、陈玄佑《离魂记》等;B、侠义英雄:杜光庭虬髯客传、袁郊红线传、裴铏昆仑奴传聂隐娘等;C、历史题材:陈鸿长恨歌传;D、梦幻题材: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等,实际上是借梦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
3)唐代传奇的创作艺术成就也远远高于六朝小说。A、故事情节完整、曲折、生动;B、人物形象的描写,以各种手法表现人物的性格。C、语言方面,文辞华艳,很有文采。人物对话生动传神。
4、宋元的开拓:话本小说。
1)话本小说来自民间的“说话”艺术,属于通俗白话小说,它萌芽于唐代,繁荣于宋元,从此以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就出现了文言与白话两条道路。
2)“说话”艺术的产生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市民阶层的壮大,文化娱乐的需求。于是“说话”艺术便随之出现。当时的“说话”分为四家:A、小说(银字儿),特指短篇故事,内容多现实故事。B、说经,又分为“说参请”(讲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和“说浑经”(多包含滑稽、诙谐内容)。C、讲史,指讲长篇历史故事,以说为主,有说有评,又称平话。D、合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大概是两人表演,对答指物咏题,没有什么故事,可能跟小说的发展关系不大。四家中,“小说”、“讲史”与小说发展密切相关。
3)话本小说特点:
A、小说创作的目的有了很大的不同。完全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的需要,这一目的决定其题材内容、形式体制、表现手法及艺术风格等多方面特点。这些特点往往由听众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和审美趣味所决定,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群众的思想和审美趣味,在长期发展中,便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通俗小说的艺术传统。B、短篇小说的话本,在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因此其中人物形象就由志人、传奇的官僚、知识分子而变成主要是城市下层人民(包括手工业者、商人、妓女等),而且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主要是市民阶层的。
C、表达的语言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D、故事性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善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E、注意写人,特别是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其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
G、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开头常有“入话”,中间或结尾处,常穿插或引入诗词韵语。
总之,宋元话本使得中国古典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明清小说的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
4)话本小说的题材内容与代表作品:
小说话本的题材内容可分八种: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其中传奇讲爱情故事,灵怪、神仙、妖术讲神鬼精怪的故事,公案讲判案的故事,朴刀、杆棒将英雄好汉的故事,烟粉讲妇女的故事,切多与鬼魂有关。比较重要的是爱情故事、公案故事和英雄好汉故事。描写爱情的作品有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记、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志诚张主管等;表现判案的作品有错斩崔宁、简帖和尚等,写英雄好汉故事的作品有宋四公大套禁魂张等。宋元话本以宋为主,大多已经亡佚。明代出现一些集本,如洪楩《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的通俗小说四种、冯梦龙的“三言”(又收入明代作品)。
今存讲史话本有:元代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另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大致而言,讲史话本比较粗糙,思想以上价值不高,但对后来的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积累了经验。
5、明清的繁荣:
1)繁荣的标志有三:A、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话本、拟话本、白话长篇小说、文言小说中的志怪体与传奇体。B、作家辈出,名作如林。明代的“四大奇书”,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C、现实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表现手法上,都已走向成熟,总的特色是丰富、细腻、深刻。
2)明清小说的发展,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和特点:A、从无名的广大群众与文人作家相结合的集体创作,发展为文人作家独立创作。B、在题材内容上,由写历史题材发展为写现实题材,特别是转到细致地描写日常家庭生活,通过普通而平凡的生活现象的描绘,反映重大的社会主题,《金瓶梅》的出现。C、在艺术表现上,从重情节发展到更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在人物描写上,又主要是带有理想色彩的传奇式的夸张描写发展到写实,即通过真实、丰富的细节来表现人物,表现生活。人物和生活情状更贴近于现实。D、长篇小说从题材内容上划分,产生了几种最具特色的小说类型: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公案侠义小说等。E、出现了两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红楼梦》是古代长篇小说的总结,《聊斋志异》是古典短篇小说的总结。
6、近代的转型:1840-1919 古代到现代的过渡与转型。
1)近代小说特点:A、数量多。B、小说与现实政治斗争结合紧密,主流是反帝反封建。“四大谴责小说”。C、应政治斗争需要而作,故艺术上提炼不够,比较粗糙。D、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在小说的形式与叙事模式上都产生了新的特点,同时又保留了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
2)形成近代小说以上特点的主要原因:A、社会与时代的变化。帝国的入侵、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文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故通过小说形式来揭露和抨击社会政治。B、新的小说理论的兴起,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C、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印刷业的发达,新闻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版发行,为小说的创作与发表提供了客观条件。D、翻译小说的大量出现,必然对小说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3)近代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谴责小说”,代表作有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
此外,还有侠义公案小说文康《儿女英雄传》、石玉昆《三侠五义》。及写倡优生活的狭邪小说:陈森《品花宝鉴》、魏子安《花月痕》、韩邦庆《海上花列传》
原贴:简述小说发展的历程
天璇閃閃
作者通过讲述在科举考试中一个屡屡落第的文人陈士成,听信祖宗传言,受白光的启示在院子里挖银子未果,精神迷幻,到大山里寻宝却坠湖而死的故事。
小说通过描写封建科举制度害死陈士成,重点批判了古代的科举制度,同时也批判了陈士成的利欲熏心。在封建社会,陈士成作为封建大家庭的子弟,只有走读书应试的道路,是封建社会做成了科举这个套子把他牢牢套住,他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小说最后写到陈士成在河中淹死,仅是肉体生命的死亡,他的精神生命早在他做科举幻梦的时候就死亡了。是精神生命的死亡导致他肉体生命的死亡,而肉体生命的死亡又加重了精神生命死亡的悲剧性。 如果说人的价值被毁灭是悲剧,那么漠视人的价值被毁灭是更大的悲剧。
结构精巧。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借鉴戏剧的结构艺术,通过高度概括和精心选材,把主人公几十年应考不中的遭遇,浓缩在一天内集中体现。
以陈士成的内心独白推动情节的发展,通过“挖银子”这一情节,把陈士成扭曲变形的心理,推向了高潮,从而深刻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精神的残害。
心理刻画。在此文中,作者通过心理描写,把笔伸向了主人公的灵魂深处。如“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一句,反映了陈士成落榜后悲凉、绝望的心境。
再如“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地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一段,生动刻画了陈士成利欲熏心,醉心权势,狂热的希望爬上上层统治阶级的丑恶心态。
扩展资料:
吴中杰评价白光说作品重在心理描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心理小说。它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不是静止的,而是与情节的进展相结合,心理活动牵制着行动,行动进一步推动心理活动,两者相辅相成,结合得很好。
周作人评价《白光》,是一篇真是讲狂人的小说,这与《狂人日记》不同,在它里边并没有反对礼教吃人的意义,只是实实在在的想写陈士成这个狂人的一件事情而已。
参考资料来源:
RhymeeXie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与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不完全相同。东汉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此外,班固据七略·辑略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日‘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他们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这虽是小道,尚有可取之处。班固则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对认识中国小说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
追溯中国小说的起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神话传说。从简略的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因素。从神话传说到小说的这根链条中,逸史是关键的一环。甚至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或竟可视为早期小说的,莫过于穆天子传和燕丹子,胡应麟称后者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其次是寓言故事。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韩非子》中保存寓言故事最多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明白地用“说”来标目,也透露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是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其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不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唐代传奇小说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在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中子部小说家类和史部杂传类缺少严格的区别,都证明了史传是小说的一个源头。
原贴: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
糖Jolly
争名夺利,写的东西无病呻吟要不就是废话、鬼话、浑话,没实际意义的东西。
绝大部分作家都是向钱看齐,没有文人的傲骨了.............很是失败的文坛......................
仅有个别一些值得去读,诸如:陈忠实、叶永烈、贾平凹......这一些作家我觉得还算是个为民众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人
祝君愉快
兔子-Fiona
王朔现象既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王朔的作品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被视为痞子文学,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市场,销量很大这种矛盾现象。他的作品具有大众文化特征:首先、包含了通俗文学的诸多因素,具有强烈的商品意识。其次、大多数作品都呈现出自我重复和批量生产的痕迹。再次、善于利用大众传媒,是创造热点和现象的高手。王朔作品大多呈现出明显的大众文化特征,但也有少数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个人经验的作品。如动物凶猛等。
原贴:简述王朔作品的特点。
看输帝
他早期的小说,诗歌和文学作品都是基于他军队“大房子”的成长经历。 后来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对话充满活力和活力。 叙事语言是荒谬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权威的话语和知识。 分子的精英位置是嘲弄。
王朔小说不仅有着内容的独树一帜,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着独特的魅力。它打破了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人物塑造、情节构造、语词配置诸种因素有机地融合。王朔苦心孤诣为笔下人物建构了一套语言系统,通过其特有的调侃与幽默,实现了对文化传统的反叛,对语言传统的改造,从而达到对传统特别是现实生活的强烈的嘲讽与亵渎。
扩展资料
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王朔一样用了很多的形容词,用了偏柔情的长句子,用了老套的开篇语,完全符合我这种欣赏水平不高、写作特点偏重的“新手”的喜好。所以,有时候适合很重要,某个时间点上的适合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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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简述王朔作品的特点。
啡
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史传。庄子所说的小说是小道,与大道相对,范围相当广泛,可以用冯梦龙的观点概括:“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班固说的小说,属于稗官野史,街谈巷议,可补正史不到处。以上小说和我们今天认为的古代小说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现在划定的古代小说从唐传奇开始,是典型的史传写法,当时也是以此见史才水平的,根本不是鲁迅所说的“有意为小说”。现当代的小说则起源于欧美,都是学的欧美小说写法。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把中国小说的起源,追溯到神话传说,这是完全的谬论。这是受到西方小说史观的影响,仿照西方的套路来论述中国小说。西方的神话比较发达,所以影响到后来的小说。但中国并非如此,中国是史书发达,就是先秦的某些神话传说,在古代也是归类到史里的,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史书会有一些神话内容的原因,他们是真的相信那是历史事实的,最起码在没有证据否定时,作为存疑资料也会将它们写下来,过于荒诞的则全部不留。因为鲁迅相信西方的理论,并且认为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便将中国的小说加以臆想,追溯到神话传说。由于鲁迅的名望,所以后来的学者都是人云亦云,紧跟"鲁大师"的步伐,不敢稍越雷池,才会有今天的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的谬种流传。
原贴: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
我爱dinosaur
“意识流”是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中,特别是小说和电影中广为应用的写作技巧。本世纪20年代起,意识流技巧在小说领域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并未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这是因为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并没有共同的组织和纲领,也没有发表宣言,而是一些不同国家的作者,如爱尔兰的詹姆士•乔伊斯,法国的马赛尔•普鲁斯特,英国的弗吉利亚•伍尔芙和美国的威廉•福克纳等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运用新的概念与方法创作小说。他们的作品着力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采用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心理描写方法,开创了现代小说的新纪元。这些作品在当时虽然受到某些责难,但并未引起重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得到承认和广为流传。20世纪60年代以后,创作这类小说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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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形成白先勇感伤主义情绪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我国传统哲学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的影响,其次,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但白先勇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情绪并没有掩盖他的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悲悯,而这正源自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的,执着的,毫无保留的爱.他的这种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我如痴如醉的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对生活的爱和无奈.
详解:
白先勇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探索期,发展期,成熟期和开拓期四个时期.
白先勇的早期作品,其中包括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闷雷,月梦,玉卿嫂,黑虹,小阳春,《青春》,《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等,主要写的是他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带有明显的自传性,模仿性和幻想性的特点.
发展期的作品,是指白先勇赴美后写的《纽约客》,其中包括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O,安乐乡的一日,《谪仙记》,谪仙怨,火岛之行七篇小说.《纽约客》的主题和内容,主要是写漂泊到海外的国民党贵族子弟的生活,写他们在中西文化的冲击下的认同危机,写他们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写他们在爱情婚姻方面的悲剧.
成熟期是指白先勇在美国创作的《台北人》,其中包括十四篇小说.《台北人》在思想和艺术上比《纽约客》更加成熟,作者把他的故事人物和中国的近代历史和社会结合起来,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新的现实主义的深度.白先勇的《台北人》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主题多,人物性格鲜明,复杂,富于发展变化.其中,《永远的尹雪艳》就是暴露和抨击台湾上流社会的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
开拓期指的是白先勇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孽子》.这是作者力图突破自己创作成就的一次尝试.其突破性表现在:第一,它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但他并没有把它孤立起来写,而是把它和人性的描写,社会的描写联系起来,因此它是一部多层面的小说:表面上是一部同性恋小说,实际上是一部人性小说,现实主义的社会小说,作者在小说中提出许多社会问题,如家庭,社会对子女的关心教养问题,老兵的生活问题,上层官僚对百姓的欺压问题等;第二,在作者的创作道路上,《孽子》在内容和题材方面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里程碑,主要写台湾现在和未来的现实社会;第三,《孽子》的语言风格比较朴实,通俗,而《台北人》的语言风格幽雅,流丽.
白先勇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形成白先勇感伤主义情绪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我国传统哲学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的影响,其次,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但白先勇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情绪并没有掩盖他的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悲悯,而这正源自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的,执着的,毫无保留的爱.他的这种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我如痴如醉的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对生活的爱和无奈.
原贴:简述白先勇短篇小说的特点
ariasora
鲁迅小说《白光》诉说旧知识分子精神失根所引发的惶惑与找寻,其精神失根不
断呈现幻影,其精神信仰不断遭遇失根之后的惶惑不安。
白光寓意为死亡的光
全文刻画了一个因科举考试落榜而发疯而死的应试者形象,深刻揭露了旧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结尾处表现了科举制度下文人的悲哀
陈士成挖到下巴骨为什么说“这回【又】完了。”?理解是:文字上写他在执着的寻找祖上留下的宝藏,其实预示着他在理想幻灭崩溃下死亡的临近。
幸福的rain小姐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然而,同时又受到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的有形与 无形的制约。50年代,陆侃如、冯沅君在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学史分期的“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没有人否认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与 发展规律,所以文学史的分期首先应该以文学本身演变情况为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指出“认为文学史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 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1]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抗战文学”、“ 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些名称明显地带着政治的痕迹;然而,这种抱怨也并不 仅仅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乌·韦斯坦因同样抱怨:“近百年来大多数重要 的文学运动的名称极少是从文学本身来的。”[2]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往 往潜伏着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划。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奠定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结构。“新时期”伊始,既成的文学史的解释结构受到了明显的 挑战。由“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最终形成了“重写文学史”的激流 。
洪子诚说:“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的质疑和 批评。另一些以‘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世纪中国文 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 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 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为着‘展开更大的历史段的文学 史研究’,从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出发,建构新的体系,更换概念,改变分期方法,这 些都很必要。但是,对于原来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审察,分析它们出现和被使用的 状况和方式,从中揭示这一切所蕴含的文学史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也是一项并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探讨出发,说明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 不断转变而发生的文学史哗变以及概念内涵的转换。“‘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在它 产生的过程中,就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学‘一体化’时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获得合法的地位。不过,在‘文革’中,文学的激进力量显然并不强调1949年作为重要 的文学分期的界线。在他们看来,‘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无产阶级文艺的‘ 新纪元’,是从‘京剧革命’才开始的。江青他们还来不及布置‘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 史’(或‘新纪元文学史’)的编写,但在有关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文学史( 文艺史)观。他们很可能把‘京剧革命’发生的1965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换一个名称)……‘文革’ 后,人们的用以判断社会和文学的标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尽管‘现代文学’、‘当代 文学’的概念还在使用,使用者赋予的含义,相互距离却越来越远。这种变化也有一些 共同点,这就是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的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序列’ ,特别是显露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 、穆旦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挖掘出来,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现代文学’ 与‘当代文学’的等级也颠倒了过来;‘现代文学’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 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文学的线索(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命题 所包含)。‘现代文学’概念的涵义,也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在写于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tāo@①主编)中,‘现代文学’是对文学现象作阶级性的‘多 层等级’划分、排除后所建立的文学秩序。而在80年代,‘现代文学’在一些人那里, 成了单纯的‘时间概念’,或者,成为包罗万象的口袋:除新文学之外,‘尚有以鸳鸯 蝴蝶派为主要特征的旧派文学,有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有新旧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诗词,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口头文学,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以及海外华 人创作的文学’,还应该装入作为‘五四新文学逆流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沦陷 时期的汉奸文学,“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阴谋文学等等’。”[3]
徐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转化的初步探讨是较早对现代文学的起讫 和分期提出疑问的:“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 题。其实不然。”他指出,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阐述现代文学的开端时说:“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文学史,习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又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文学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开端。”[4]在同一本 著作中,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个时间。邢铁华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研究述评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它的起始的时间到它的分期都存在着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把文 学发展的阶段区别为近代和现代,还是把文学自身形态的演进作为区别近代和现代的标 准,抑或是二者兼顾;由于标准不一,因之就产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现代文学历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需要确立一个 什么原则为划分标准,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巡视以往的文学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划分(即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标准为依 据、兼顾文学标准这两类。显然,如何理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牵涉到文学观念问题。 ”“作为文学史,其发展和演变无疑与社会革命的推进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不能将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6]由于 新的文学史视角的确立,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发端和分期产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们中国,所谓现代文学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会召开,这三十年间的文学。这种提法是根据中国革命历史阶段划分而来的。”他提 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7]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所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 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 如何分期的问题也交给了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去做,他们的分期方法通常总是毫无疑问地 被采用。”[8]他们说:“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 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如果这样 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 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史发展。这样,分期就只是一个文 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 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 、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截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 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9]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在中 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初对新文学加以历史的评价的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他在1922年3月写的五十 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第十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使用了朴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把文学史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 ”的对立与循环。陈独秀也许是最早明确地用外部的因素来解释文学革命,并且是针对 胡适的文学史解释而提出针锋相对的质疑:“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 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 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也强调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个运动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几个人凭 空捏造起来的,自有其历史的时代的意义。”[11]
1935年出版的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从社会背景入手来叙述文学变动,把社会 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突出地标示了“五四运动与 文学革命”、“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他在导言中明确地把文学变迁视为政治变 迁的结果。他说:“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的。因此,我们 要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 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来中国文艺思潮论,把1917年-1937年文艺思潮的变迁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这三个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界划分为三个段落。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周扬及时地把它应用到新文学史的研究上, 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后来新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说:“新文学运动作为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基础上,且应新经济新政治的要求 而产生,是反映新经济新政治,而又为它们服务的。”周扬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按照毛泽 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分为四个时期:1、1919年-1921年,“五四”运动到 共产党成立,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2、1921年-1927年,从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 是新文学内部分化和革命文学兴起的时期;3、1927年-1936年,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时期,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4、抗战时期,新文学运动力量的重新结合 。本来把文学附属于政治是周扬30年代以来对于文学的一贯的理解:“在广泛的意义上 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 ……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 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3]
李何林、王瑶、老舍和蔡仪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关于 “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强调“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直接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学史的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 ’,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陈思和在一本文学史的构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作前后两期,以五卅为界,开了以政治事件为文学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阶段,文学史著作有多种分期,大多数是以历 史政治事件来划分。王瑶的著作最为典型,其分别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战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来划分,其他文 学史著作基本沿用这一分期标准。”[15]新文学史研究兴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学社会学 和阶级论流行的时候,西方和苏联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大量翻译出版, 而新文学界又得风气之先。因此,这种文学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响和渗透到新文学史的 研究中。由于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把社会的 发展变化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文学史分期与政治史分期的重叠与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
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明确地否定了文学与政治标准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学史与革命史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 研究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来说明新文学在三十年里,怎样不停地追随着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步伐前进,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因此不断出现新特点,作品因此不断获得新思 想、新题材……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有些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为优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并非出自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品。这就使得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现了‘破绽’… …这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缺陷。问题究竟在 哪里?看来,是在于一种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限制了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不能从应有 的思想高度,对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16]
80年代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变化无疑是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相联系的, 反映在文学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要求把文学史的分期从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把文学史还给文学”,建立纯粹的独立的文学史的秩序 。80年代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文学史的研究者要求摆脱文学史的外部 的缠绕,还原为“内部研究”,也就是说还原为“文学研究”。1985年,刘再复在文 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中归纳“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时就把“由外 到内”的趋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 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 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 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 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 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17]罗宗义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中说:“ 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发生了一场裂变。”[18]
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强调:“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 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从理论上说,作为意 识形态的文学,当然要为社会存在所影响所决定,每一时代的文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经 济和政治。因此,文学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历史分期的。但文学也有它自 己的特点,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要受到文学 内部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并不永远是与历史环境同步 的……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响到文学的历史进程,使之与历史环境发生 或前或后的非同步关系。总之,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 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中提出:“许多人指出,有些现代文学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争史……其实,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20]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写问题中说:“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 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简单地讲,文学史就是要讲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 陈思和说:“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既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有其自身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逻辑。根据社会发展史或者 政治史来划分文学的时期,无法准确地体现文学发展规律。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与现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学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应该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 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结果。”[21]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指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 ,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内部’来把 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 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同时,他们指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 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 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 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 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2]他们一方面 强调要从文学内部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然而,另一方面实际上“文学现代化”和“汇 入世界文学”等概念却又是一种非文学的历史价值标准的预设。
20世纪80年代“重返自身的文学”以“重写文学史”运动达到巅峰。上海文论198 8年第4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陈思和阐述道:“‘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 不是随意想象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 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这种学术活动不是技术 性的,它包含一种从思维方法到具体研究的革命,即是用实证的方法来修正原先由于政 治偏见而对文学史所作的篡改和歪曲。”“它并不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 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多出 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上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 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的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 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23]
早在80年代初,对于文学史的分期就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但是这种分期仍然建立在有 关社会性质的论述之上,而不是由于文学的诉求。但是,他们对文学史分期的看法却和 后来“重写文学史”运动不谋而合。邢铁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源于中日甲午战后, ‘五四’并非它的发端。如果从1894年到1949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的一段,那 么它就有了五十五年而不是三十年。这一阶段从社会性质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从 时代精神来说,是反帝反封建;从文学现象来说,前后绵密相延,不可分割。而‘五四 ’正是作为中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后两个时期。前廿五年是现代文学的萌芽和发 展期,后三十年是现代文学的壮大和成熟期。前廿五年是旧民主主义文学,后三十年是 新民主主义文学。从关系上说,后三十年是前二十五年必然的发展,应该同属‘现代’ 的范畴。”[24]陈学超提出“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将鸦 片战争以后八十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近代 百年文学史’”。[25]
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其 绪论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然而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并 没有摆脱社会学的论述模式,“20世纪中国文学”仍然被看作是20世纪社会变革的产物 ,也因此注定了它在分期上无法突破原来的格局。黄修己评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说:“只要看看《三十年》中每一阶段的具体论述,就知道以1927、1937为界,其实还 是踩到政治革命的辙印上了。而第三个十年不止于1947,而要延长到1949,还是因为要 把新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告一段落。把新文学分为三个十年,未见在分期问题 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原因也很简单,上述各位作者都坚持从 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视角去考察新文学。而只要承认文学的发展演变是受社会生活变 动的影响、制约,则无法回避新文学与中国政治革命步调相近的关系。”[26]黄修己指 出,以政治来分期,不仅是大陆50年代以后的学者是如此,在50年代以前,也都是以政 治来分期,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政治色彩最为淡薄的,但也仍然是以1926年 、1931年、1937年为界,仍然是以政治事件来作为文学史的分界。不仅如此,在意识形 态对立的海峡另一面的台湾,在分期上也与大陆学者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他们认为“不 管在那一个阶段,新文学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民族的祸福有很密切的关系,感时忧国的 时代精神,贯穿了整个新文学发展史”。[27]
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是在现代化的视角下产生的对于 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陈思和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生活屡生巨变。人们习 惯于以政治标准对待文学,把新文学拦腰截断,形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 学科概念。这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使两个阶段的文学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整体,妨 碍了人们对新文学史的深入研究。”[28]樊骏说:“和只是孤立地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 容的作法联系在一起的是,过去一般只注意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和题材,把这看作是现代 文学的根本的特点,以此作为考察评价现代文学的基本线索和根据。这自然是十分重要 的方面;但是“五四”文学革命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不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主题,它 所引起的变革要远为丰富宽广,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创新,新的文 学观念的建立,直到具有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作家的涌现等。它们都很难一概归入反 帝反封建这个政治命题之中。所以过去那种理解限制了我们的思路和视野,很多需要研 究的课题被忽略了,不少有益的因素被贬低了,研究的范围和评价的标准都显得有些狭 隘。”“近几年有些同志提出研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这是一 个范围和含义都要宽广得多的命题,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的线索,也可以包括上面提到 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这段文学历史。”[29]实际上 ,“新时期”以来,“文学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已经悄悄取代 了新民主主义论所曾经确立的评价标准。“文学现代化”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文学 ”和“社会主义文学”:“就文学史来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诚然是重要的, 但它仅只能说明了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一部分,即政治内容;并没有包括例如伦理、友谊 等其它思想内容,更不能包括文学本身的艺术特征;它只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共同属性, 而不能说明文学本身的特点,因此它不能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和界线。现代文学史的 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 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 ,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广阔得多。”“既然建国以来的文学和从‘五四’开始的 现代文学有其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那么就应该考虑现代文学史的讫止点是否应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线……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即不仅只从政治内容的 范畴,而且从思想到艺术全面地考察的话,两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的……现 代文学史应包括建国以来的文学历史,不能只讲到1949年。”[30]实际上,新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区分被统一到了新的现代化的政治实践的“整体”之中。然而,需要 辨析的是,王瑶和樊骏对于“反帝反封建”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现代文 学史的评价标准的非难是一种误解,是由当时的话语条件所制约的一种可能是有意的误 解。他们没有认识到,不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新民主主义论”,都不是一种简 单的政治评价标准,而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不仅包括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以 及“伦理、友谊等其它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 创新,新的文学观念的建立”。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规范,也即包括了一整套的现代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文学规划。 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五四”,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科学和民主,就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 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所谓现代化方案中的一种。 实际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从根本上是通过也许是有意识的、策略性的误读,引 入“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来突破新民主主义的评价标准,扩大和拓展现代文学的范畴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 之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分期结构并没有改变。而近代、现代、当代文学 史由“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代,则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被“ 现代化”的文学实践所取代的结果。正是因为“现代化”的概念,才产生了“中国新文 学的整体观”,使曾经分裂的现代(新民主主义)文学史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史在“现 代化”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之下得到了重新整合。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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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受够了勾心斗角、生死打拼的金融界巨头回到了古代,进入一商贾之家最没地位的赘婿身体后的休闲故事。家国天下事,本已不欲去碰的他,却又如何能避得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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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小说的结构特点,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至于手法和构图,我的意见是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合宜者。”又说:“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
这就很清楚说明,他走的是一条融“西洋风”和“中国风”于一炉的艺术道路,他的小说正是西方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在“五四”这一特定的背景下相汇聚、相融合的产物。他在结构形态上也势必不是沿袭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平面的自我封闭体系,而呈现出多极的、变幻的、立体的开放倾向。
事实上,综观鲁迅的小说,是罕有首尾完整的故事、明晰的线索的,而更多的是不追求故事的完整和情节线索的明晰,表现为对传统的“情节结构”—一种有头有尾,循序渐进的叙事格局的有意识突破。
鲁迅为了更加真实、典型和多姿多彩地反映“五四”前后复杂、多变的世态人生,为了更好地完成小说挥写悠长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足音的任务,往往无意于编造一些铺张情节、注重巧合和离奇的故事,而是让艺术的触角在现实社会和人的心灵世界的两个领域里游弋。
他不拘泥时空发展的自然程序,或将情节淡化为一个光秃秃的框架,在大跨度的时间和变幻不定的空间中,把人物的性格悲剧、灵魂悲剧和社会悲剧联系起来;或将生活的场景、生活断片和纵横驰骋的自由联想相结合,实现客观叙述与心态展现—回忆、幻觉、闪念、梦境等的交融,或用笔于此而命意于彼,结构脉络跳跃式推进,写实性的描绘层次与象征性的抒情层次呼应辉照。
简言之,人物、情节、场景、心态、意境、哲理融为一体,在空间广延与时间连续相交叉的网络中,在异态纷呈、波诡云谲的素材组合中,构成了鲁迅小说灵活多变的结构体系。
这个开放性体系,又由传统的结构形态、现代化的结构形态、传统手法和现代手法相揉合的结构形态三大部分组成,它们揭开了我国小说结构艺术的崭新一页。
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出发,结合具体的作品回答问题。
所谓“传统结构形态”,在小说中一般包括“情节结构”和“性格结构”。鲁迅小说中“情节结构”是极少见的,主要表现为“性格桔构”:以人物形象性格化为目标的结构形态。
这种结构往往以某个典型人物为轴心,按照他的性格发展的逻辑,安排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组织各种矛盾、冲突和纠葛。作品的整个结构以表现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为出发点,也以其完成为结尾。《阿Q正传》、《祝福》、《离婚》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不过,这仅仅是指它们的结构所追求的总目标,至于实现“性格化”的具体途径,还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阿Q正传》用的是从若个个侧面揭示一个总特征的“周旋式”:围绕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一主导性格特征,分解为九个侧面(从“序”到“大团圆”九个章节)来加以描绘,每一个侧面有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着相对独立的场面、情节和细竹。
阿Q忽而高喊“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一副自尊自负、自欺欺人之态;忽而又以“总算被儿子打了”来自我安慰,忍辱苟生,以及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又去迁怒小尼姑,临死之前还为画押不圆而“羞愧”等等,作家似乎信笔写来,漫不经心,实际上是九九归一,无不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是这种性格特征的必然产物。
有人曾希望鲁迅不要让阿Q过早地“大团圆”,但鲁迅说: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
可见作家严格遵循人物性格的自身逻辑来结构小说,当阿Q的典型性格塑造完成了,小说也就戛然而止了。
《祝福》用的则是“串珠式”:第一人称的“我”直接进入作品,以“我”的所见、所闻、所忆,把祥林嫂多灾多难的一生中几个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事实断片,巧妙地串连在一起,它们之间既相互铺垫又相互强化,层层有序、面面可观地刻画了样林嫂既忠厚、善良、吃苦耐劳,又孤苦无告、忍气吞声、企求超脱的复杂性的悲剧性格。
《离婚》又可谓“场面式”:不采用讲述故事、见闻的方法,也没有在时空场景上伸展过广,而是将人物的活动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场面——慰老爷府上。在正面表现爱姑为离婚而决计“拼出一条命”的斗争中,再通过场面上人物之间的对话、争辩,把她数年来与“老畜牲”和“小畜牲”相抗争的经历补叙出来。
这种高度集中的结构设计,简练、紧凑而又笔力深广地刻画了爱姑敢说敢为、爽朗泼辣的反抗性格。
总之,这些小说尽管没有“首尾完整”的故事情节,上下的人物活动和场景变换也不是按部就班地加以描述的,但通篇散而不乱,似断实连,就因为它们受制于一条无形的、内在的结构线索:主人公性格的成长和构成,一切都有机粘固,并和谐统一于人物性格内涵的丰厚性和变化性之上。
由此也可见,它们虽说是传统结构形态,实际上已经渗透新的养分和技艺了。
02 现代化的结构形态先重情节,后重性格,这是小说发展的一般情况,我国小说自六朝志怪、唐宋传奇、话本至明清的章回,也基本沿袭这一轨迹。
但到了“五四”时期,日趋复杂、尖锐和细腻化的社会生活、社会矛盾、社会心理,已经不满足于传统小说那套虽不能说过时、但已逐渐显露弱点和颓势的形式和结构了。它要求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要重视瞬间的摄取、横断的描写和心灵世界的剖示,更多采用能够留下广阔空间的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的结构形态。
鲁迅最早敏感到这种历史时代美感的要求,冲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和手法,使我国小说与世界文学潮流相汇合,迅速走上现代化时发展道路,也创造了一系列前所未见、新颖别致的现代化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大致分析、归纳为以下4个类型。
小说要塑造艺术典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典型又不必局限于人物性格,它还可以是一种典型的心理、感受、情绪、体验等等。因此,鲁迅小说中就有这样的作品:既不注重故事情节的铺叙,也不注重人物外部性格的刻画,而着意发掘、开拓人物的内心世界,情节、场面仅仅起一个展示人物灵魂的外壳作用。
这种小说一反传统的“单线”或“复线”的线性发展格局,超越时空顺序,呈现出奇特奔放,四面开花的“放射性”特点,一切活动、场景、细节都根据主人公的主观感受、心理反应和意识流程来进行安排和搭配。
作品提供给读者的就是人物“第一瞬间”的直觉、意念、情绪,而读者也正是通过它们去认识生活的本质和时代折光。《狂人日记》堪为代表。王蒙曾指出:
“鲁迅当年写《狂人日记》,显然是借鉴了外国小说的写法。鲁迅的《狂人日记》,其形式在当时恐怕是很惊人、很奇特的,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恐怕是一大异端。”
确实,小说的十三则日记根本找不出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人物性格亦无明晰的轨迹可循,它们实际是“狂人”心理过程中的十三幅“意象画面”的稳定和凝固,是“狂人”对现实、对历史、对整个人生的种种惊恐不安、跳荡不定的心理反应,是长期的社会重压的阴影通过大脑皮层的辐射。
作家把这一幅幅“意象画面”衍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若即若离、似断似续的艺术整体,即他所说的“略具联络者,今摄录一篇”。
他用“狂人”独特的心理和逻辑去洞察现实、解剖现实,在“狂人”扑朔迷离的意念世界中勾勒出一幅封建礼教“吃人图”,这是《狂人日记》忧愤深广的思想内容所在,也是小说超凡脱俗的结构匠心所在。
幸福的家庭也打破了从外部介绍人物、描写人物的框框,把笔触伸入人物的内心深处,直接地、细致地披露了主人公心灵搏动的曲线和意识流动状态—他在编织“幸福的家庭”之梦中的想入非非,他的荒唐的欲念、可笑的回忆、庸俗的烦恼、虚妄的幻觉。这些心理和意识活动写完了,小说也打住了。
这种由人物的一个个感知、意念、情绪自然滑动、转移而组合全篇的方法,较之《狂人日记》依赖一则则日记的叠合、簇拥,更显示了作家驾驭心理化结构的娴熟技巧。
2、以典型体验为骨架,结构目标情致化与“心理化”相比,这种结构形态虽然也不以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取胜,但又不像前者那样着力剖析主人公的心理和意识活动,不大运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闪回切入、时空跳跃等手段。
它所追求的是浓郁强烈的抒情气氛,抒情旋律,所传达的是一种在特定的风景画、风俗画中升腾起来的特殊情感,一种潜流、回旋在画而之间的主观体验、内省思辩。
简言之,是由生活的某一机遇而触发起来的津津有味的情绪、兴致和意境。这是萌发作家创作冲动的艺术种子,也是贯穿小说的艺术脉络和支撑全篇的骨架。
比如,社戏并不是写一个看戏的故事——“我”在看戏过程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矛盾和遭遇,且对看戏也毫无兴趣。“我”所不能忘怀的,是看戏途中领略到的江南水乡月色的美好,是陪同看戏的农家少年们顽皮而可爱的情态,是他们带给自己的生活乐趣和真挚、淳朴的友情。
统辖社戏中人物活动和自然风景的,支撑小说结构框架的,就是这种令人迷恋、陶醉的抒情氛围,这种借助外部环境而物化了的纯真情趣、兴致和意境。
具有“写实底童话诗”意味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也完全可以作类似的分析,只不过统辖作品中人、物、场景、细节的情致、意趣,在色调上显得幽默、冷隽,警拔罢了。
《故乡》就闰土这个人物素材来说,作家完全可以编织一个动人心魂的完整故事,塑造一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但这样很可能落入程式化的案臼,影响作品思想意蕴的丰厚和深沉。
所以,作家一反常规、把笔墨集中于记忆中的闰土与现实中的闰土的鲜明对比,在“我”心灵上引起的强烈震撼、触动和思索,以此来揭示劳动人民世世代代摆脱不了悲剧命运的根源,也凭借此贯通全文,作为结构的主心骨。
《伤逝》虽然拥有相对完整的情节和较突出的人物形象,但作品用第一人称独白的“手记体”本身就表明,它的主要用意不在铺叙一对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是精心渲染、强化男女主人公在这场“悲欢离合”中流露出来的心境、情态,他们的悲哀、悔恨、迷惘,他们对爱情和人生真谛的探求、思考。
人们读《伤逝》之所以会感到一种或悠扬或急迫,时而轻快、时而滞重的抒情旋律在心头回荡,就因为作品致力于追求情致化的整体结构,致力于开掘深邃隽永的意境。
3、以典型物象作牵引,结构线索象征化西方文学界有一种手法叫做墨“转移隐喻法”。它在小说中的创作表现,就是选择一个生活中习见而又寓意遥深的典型物象——一个道具、一个景物或一个细节用它来调动人物活动,纠葛矛盾、冲突,牵引着情节发展的网络,故事由此发端,也以此为展开、为收束,通篇笼罩在强烈的象征性氛围里。
鲁迅的《药》,长明灯、肥皂等就颇有这种特点。
《药》就是一条象征性的结构线索:由“人血馒头”引起的一系列矛盾、纠葛:愚昧的华老栓寻求“人血馒头”,残忍的康大叔出卖“人血馒头”,麻木的众茶客议论“人血馒头”,而它又是来自革命志士夏瑜的鲜血。
作家并非就事论事地写“人血馒头”,而是寓含了白己对现实的严峻剖析,并借此诱发读者去思索社会的“病”,探求疗救的“药”。试想:一个以“拯救民众”为己任的革命志士所洒下的血,竟然成了民众治病的“药”,成了刽子手谋取钱财的“货”,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悲剧。
如同“人血馒头”不能治好华老栓儿子的病,脱离民众的革命也不能达到拯救民众,治愈社会的目的。唯有唤起民众,使他们摆脱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才是真正疗救中国社会的良药。
一个小小的“人血馒头”,简直成了一根社会大杠杆,把辛亥革命时期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因素都撬得飞速旋转起来,使历史和现实在呼应和对比中得到艺术地描绘,作品也被赋予反思、警策的深度,升华出冷隽的主题和震颤人心的力量。
长明灯中作为封建统治象征物的“长明灯”,它在小说情节进程中的扩展和延伸,使敌对双方的人物活动,以至每一个场景、细节的描写,无不染上浓重的象征气味。
肥皂中的一块“葵绿色”的肥皂,也把四铭之流伪君子的可耻嘴脸暴露无遗。肥皂的“格支格支”可以洗净身上的污垢,却洗不去他们灵魂的卑污龌龊。
正是这些象征物的牵引、编织、暗示,小说向人们展现了两个艺术世界:写实的客观世界和寄寓的象征世界,因而作品的内在意蕴和审美价值也更显得含蓄、丰厚、深邃,更富于历史的纵深感和凝聚力。
4、以典型场面为单位,结构层次蒙太奇化“蒙太奇”虽是现代电影艺术的一个专用术语,但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和技巧,按照一定的创作意图,将若干分散的场景、画面和生活断片(镜头)作为结构单位,以它们之间的动态效果和内在联系,组合、剪接为一个能完整表达思想和概括社会生活内容的艺术整体,却可以为诗歌、散文、小说所运用。
《孔乙己》的布局就具有“蒙太奇”的特征,鲁迅以运斤如风的艺术剪刀,在孔乙己一生的经历中,既剪去了前半生的事迹,又剪去后半生许多片断和日常行状,只留下他在鲁镇咸亨酒店里的几个典型场面、镜头:
曲尺形柜台前唯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受到酒客的耻笑而涨红脸争辩着、考问小伙计回字的四种写法和给孩子“一人一颗”茴香豆、最后一次“盘着双腿,下面垫一个蒲包”来喝酒的惨状……
这几个场面里有全景、有中景、有特写,简直像电影的分镜头剧本。它们一经作家的艺术衔接和缝合,就干净利落又活脱脱地画出了这个没落文人可笑可悲的性格和命运了。这可谓“叙述的蒙太奇”。
高老夫子运用的则是“对比的蒙太奇”,小说的结构就是用两幅不同色调和气氛的场面叠合而成的:
高尔础在女校讲堂上的窘困万状、丑态百出与在黄三家牌桌上的如鱼得水、神气活现。这一正一反,对比强烈的两个镇头,形散而神聚,入木三分地揭露这个封建投机派的不学无术和丑恶灵魂。
示众的结构尤为奇特,是若干小镜头组接而成的一个长镜头。作家的笔宛似一部摄影机,忽而俯拍围观“示众”的全景,忽而把镜头对准老老少少的“看客”,摄下他们那麻木,冷漠、浑浑噩噩的表情特写,再配以“刚出屉的热包子哟”、“看啊,多好看啊”的噪杂音响,就构成了一个乱哄哄、闹纷纷,光怪陆离、触目惊心的病态社会缩影,并达到蒙太奇“声画并列”的效果,能从视、听两个方面激起读者心灵的震撼、颤抖。
03 传统手法和现代手法相交织、揉合的结构形态:以人物活动为经,以心理剖示为纬,结构方式交错化这种结构形态既不乏主观色彩强烈的闪回、切入、联想,也不乏人物意识的流动和驰骋,但又围绕人物形象的刻画,基本上依附一定的故事进程、客观场景与主观感受,外在物象和内在心态被有机地织进情节的密网之中。
以《白光》为例。主人公陈士成形象的塑造,就是仰赖两个方面的描写:落榜之后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和荒唐变态的心理、意识活动。前者是“经”,后者是“纬”,它们有三次交错、叠印:
第一次是陈士成看县考榜文,“脸色越加变得灰白”的潦倒外貌,与“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的美妙梦想,构成了颇有嘲弄意味的对照。
第二次是回到家中凄凉阴冷的环境氛围与他内心纷至沓来的思绪、回忆应考失败,补叙了历史的无情捉弄和这个老童生的执迷不悟。
第三次是深夜,他在虚无缥缈的“白光”诱惑下寻找祖宗埋藏的金银,一方面是疯狂挖掘:“一气挖起四块大方砖”,一方面又神情恍惚心里里仿佛觉得空虚了,终于丧失理智,疯狂地奔出家门,在“含着人希望的恐怖悲声”中落水死去。
逼真的人物描摹与跳跃、混乱、变态的心理状况相结合,视觉形象和意念形象相结合,就把一个科举制度殉葬品的外相和灵魂,立体地、多色调地推到读者面前。
弟兄也是如此。小说的“经线”是主人公张沛君与其弟靖甫之间所谓“兄弟怡怡”的关系。在此之上,作家巧妙地织进了两条“纬线”:
一条是他怀疑弟弟得不治之症的“猩红热”以后,乘机而起的“凌乱的思绪”—是给弟弟的孩子还是自己的康儿进学校读书。
另一条他面对弟弟的眠床,闪闪烁烁浮出的“梦的断片”:他挥动“铁铸似的手掌”,把弟弟的孩子荷生打得满脸是血。
这两段潜在心理和深层意识的精彩描写,委婉而有力地暴露了张沛君麒麟皮下的马脚,也对现实生活中兄弟关系的虚伪性和冷酷性作了辛辣的嘲讽。
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小说,均可作如是观。这种交织着情节脉络和意识流程、生活场景和心态活动的结构形态,可以避免行文的平板、呆滞、浅露,收到直剖人心底蕴和形象的立体感鲜明的双重艺术效果。
以上,即便从三大部分、六个方面为鲁迅小说的结构形态勾勒了一个粗略的轮廓,但难免挂一漏万。鲁迅小说的结构形态,非常繁富、非常绚烂。
这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小说技艺和世界进步文学潮流汇聚、融合而升华出的一种新的艺术机制,闪耀着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翻空出奇的美学光泽。
在这里,既有本民族古老艺术传统的积极继承—不仅仅指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等古典小说的“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还包括古典诗词、散文的跳跃性、抒情性、警策性,又有外来民族新鲜艺术经验的合理极取—也不仅仅指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包括本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派文学的各种技巧和手法。而这一切,又非机械的叠加、拼凑或简单的模仿、移植,是融合新机、加以发挥,经过自己的艺术熔炉的提炼、淬火和铸造,体现为对旧小说的根本性突破和新小说的创造性开拓。
一部中国小说史,至鲁迅而大变,变得与时代的步伐,与人民革命的进程,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了。鲁迅小说的这种历史功绩是无人企及的。
回答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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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鲁迅最善于写人,他一向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手法。并且,注重写出人的灵魂,他塑造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矗立在中国文学的画廊上,震撼着广大读者的心灵。
鲁迅擅长运用“白描”的手法,机器简练地描写人物、事件和环境运用画“眼睛”的方法极其省俭地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并注重细节描写。
鲁迅小说形式灵魂多样。结构单纯明快,先后有序。
鲁迅小说的语言洗炼、优美,深沉,含蓄,富有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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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常感谢在这里能为你解答这个问题,让我带领你们一起走进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但有一个说法,没有天赋的作家,会学习一堆技巧并运用自如,而始终有什么东西无法突破;有天赋的则不然,他们天生是些有趣的灵魂,比如,具备别人学不来的一种幽默感。
《鲁迅全集》就全体飘着一层读来如酒的幽默感,被郁达夫特别赞扬。生活中他也的确是一个超级会开玩笑的人,据说,他和一群朋友说笑,往往话语不多,却一出口就叫所有人笑的肚子疼。胡适说,周氏兄弟都很有趣,鲁迅尤其有趣。怎么形容他的幽默呢?不妨看他的《阿Q正传》论照相阿金白豆滑跌小地狱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文学与出汗病后杂谈孔夫子的脚……并推测他有胃病《故事新编》等篇。
鲁迅还有一种特色是我特别感得的,他是一个出色的文人,写文章善于形象化的表达,语言也是诗化的,想象力恢宏,然而不像一般文人,浪漫起来不着边际,文艺起来云山雾罩,思想混乱的不知所云,有一种莫名的酸腐味道。他是文理科兼长的人,写东西逻辑谨严,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辩证之美(记得恩格斯说过,辩证法本身就很美);他想事情最能深入,讲理井井有条,自己也强调应该全面读书。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呐喊》《彷徨》是鲁迅的两部小说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握鲁迅小说的高度成绩及现代性,可以用两句鲁迅自己的话:一是“表现的深切”,二是“格式的特别”。
(一)“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眼光(视角)与小说模式
《呐喊》《彷徨》开创和发展了现代小说的两大题材:农村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鲁迅观察与表现的视角也是独特的,即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冰窟,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拷问”。
A、题材方面: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主要题材。
①农民题材小说的思想内容及意义:在《呐喊》、《彷徨》中,农民题材的小说占有重要的位置。鲁迅对中国农民的命运是深切同情的,他看到农民们所遭遇的苦难,也洞察他们的弱点与病态,当然也更理解造成他们精神上病弱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在创作中,鲁迅一方面把中国农民放在中国农村社会各种现实关系(经济、政治,尤其是文化心理和意识结构等)中加以再现,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而展现了一个未经彻底革命、变革和社会震荡的封建、半封建农村的落后和闭塞的典型环境;另一方面,鲁迅着力塑造在这一典型环境中生存、挣扎的中国农民的典型性格,把解剖中国农民灵魂和改造"国民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通过对农民性格中的愚弱、麻木和落后的批判,导向对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在这方面,《阿Q正传》堪称代表,其他如《药》、风波、《故乡》等也是如此。
②妇女题材小说的思想内容及意义:在鲁迅的农民题材的小说中,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他的一组以反映农村妇女命运为内容的作品,如《明天》、《祝福》、《离婚》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在感受着农民及其他下层人民的精神苦痛,把批判锋芒指向毒害人民灵魂的封建宗法制度与封建思想的同时,更集中地对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自身的弱点进行了清醒的批判。《明天》中,单四嫂子的不幸不仅在寡妇丧子,更大痛苦是她周围一班人对于受苦人的冷漠以及她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得不承受的精神上的孤独与空虚;《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批判了造成了其悲剧的客观社会环境: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大绳索编织成的严密的网;另一方面,作品也把谴责的笔指向了祥林嫂周围的一大群不觉悟的有名无名的群众:婆婆的凶残、短工的麻木、鲁镇群众的奚落,他们和祥林嫂同是受压迫剥削的劳动者,然而偏偏又是他们维护着“三纲五常”,并用统治阶级的观念审视、责备、折磨着祥林嫂,使之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而且构成了她悲剧的一个原因。
③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鲁迅《呐喊》《彷徨》中有大量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他们虽由于受教育和自身经历各不相同,生活和结局很不一样。但他们的命运大致相同,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a.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b.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c.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鲁迅侧重描绘他们在改造中国的种种热情失落后的失望、激愤、忏悔、颓废和沉沦,其中包含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精神原型。
B、独特的眼光(观察视角):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精神病苦,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拷问"。
①农民题材的视角:在《药》里,鲁迅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拮据,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一家的精神愚昧;在《故乡》里,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困,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祝福》的深刻性正是在于描写了样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
②知识分子题材的视角:笔触直指人物的内心状态和精神世界,对他们的描绘重心在于他们作为孤独者, 出于拯救民众却被民众吞噬的绝望境地的精神痛苦和“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生存困境。在酒楼上中辛亥革命独战多数的英雄吕纬甫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甚至进而变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复仇",虽"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孤独者》)。
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向性:它是显示灵魂的深的。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与知识者)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是最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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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welzhuzhu
一、语言准确、形象、精练、辛辣。二、人物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极强的社会概括性。(阿Q,这个形象一出来时曾使多少人对号入座)。三、文风精练、朴实,具有极其鲜明的独树一帜的个性特征。鲁迅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特征。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可以从几方面去写
一、语言准确、形象、精练、辛辣。 二、人物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极强的社会概括性。(阿Q,这个形象一出来时曾使多少人对号入座)。 三、文风精练、朴实,具有极其鲜明的独树一帜的个性特征。 鲁迅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特征。 2)鲁迅对现代小说民族新形式的创造: 以戏剧的手法表现悲剧的内容,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结合统一。阿 Q 正传、《孔乙己》都描写了时代的悲剧,在表现上又充溢着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
1、种类、格式多样化; 2、选材严格,意蕴深广,以小见大; 3、塑造典型人物。
鲁迅的小说,散文的艺术特点
鲁迅杂文的特点:鲁迅杂文所含甚“杂”,主要内容有两大特点:1、它反映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如单从某一篇看,他的杂文所评述的多是具体、细小、平常之事,但汇在一起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象。因此,他的杂文又很具概括性和代表性。2、鲁迅的一生关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他的杂文来完成的。鲁迅杂文形象性很强,他文章中的说理、论辩、批判、驳论等逻辑力量都是透过鲜明的形象来体现的,因而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艺术色彩。鲁迅杂文的文体自由多变,短评是他常用的形式。他的文风或严峻凛然,或清新隽永,或锋芒毕露,或泼辣犀利,或意味深长,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他的杂文是现代文学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文体。 鲁迅散文的特色: 鲁迅是现代散文诗的重要的开创者,这部分作品收于《野草》集中。《野草》所含内容:1,是对世俗世态的嘲讽和对黑暗政治的抨击,如狗的驳诘、《复仇》、《淡淡的血痕中》;2,是寄托自己在黑暗中摸索的苦闷与挣扎,如《秋夜》、《过客》、《影的告别》等。 《野草》是一部象征主义的艺术精品,其中最具艺术特色的是运用象征方法而创造的各种形象。 鲁迅的回忆散文收于《朝花夕拾》集中。部分散文较多地继承了传统散文的特点,写人记事均于平淡质朴的笔墨间蕴藉着深邃的思想,而且在对旧日情怀的回顾时,还常常发表议论,抒发对现状的某些不满之情。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1)鲁迅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特征。作品为我们塑造了阿Q、孔乙已这些鲜明、独特的艺术典型。在未庄、鲁镇这种生活环境里,正是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农村的缩影,阶段关系错综复杂,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极为突出。盘踞在未庄的赵、钱两家地主及爪牙地保是剥削者、吃人者。阿Q、王胡和吴妈是被剥削者,他们之间形成尖锐的阶级对立。正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写出了阿Q的落后和不觉悟,他蒙受种种压榨和欺凌,又无力反抗,只好用精神胜利法自宽自解,于是渐渐形成阿Q性格。孔乙已也是在封建教育制度的残害下形成了他穷酸、迂腐的性格。阿Q、孔乙已等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具有艺术的概括力和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鲁迅的作品在人物塑造上采用生动的细节描写,“画眼睛”的方法、白描、漫画的笔法,使人物生动、真切,个性鲜明。(2)鲁迅对现代小说民族新形式的创造:鲁迅小说艺术上又一特点是结构章法的民族化。《阿Q正传》以叙述人物“行状“为主,故事连贯单纯,有头有尾,具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的章回体及传记文学的特点。《孔乙己》则以一个酒店小伙计的见闻为线索,通过对孔乙己在酒店两次喝酒情景的描写,表现深受封建思想文化毒害而穷困潦倒的读书人的悲惨生活。结构上既吸收民族传统章回小说的特点,又吸收西方小说结构上截取生活片段的特点,创造了现代小说的民族新形式。(3)以戏剧的手法表现悲剧的内容,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结合统一。阿 Q 正传、《孔乙己》都描写了时代的悲剧,在表现上又充
我只知道鲁迅擅长用讽刺的写作手法!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 鲁迅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 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等. 鲁迅先生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鲁迅杂文的艺术特点是:第一,善于抓取类型,画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是议论和形象相结合。第二,善于运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展开逻辑严密的论证。第三,善于运用联想,将不同时空发生的现象联系起来分析,增强了作品的历史底蕴和深邃内涵。第四,篇章短小精悍,笔墨凝练犀利,锐利如匕首投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