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小说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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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先锋小说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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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出现具体应该说在1986年以后,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为代表一批作家在文坛的集体亮相为主要标志,在他们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刚刚结束了惨不忍睹的十几年的文革文学,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的萎缩甚至死亡,而后的知青文学,不过是类似于解放的农民对地主进行血泪控诉的一场揭发式的表演文学,这个(知青文学)当然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它的出现和功能还是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了某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的传声筒,它的泛滥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强压。这样它在艺术上达到的层次不可能很深,甚至说不能说是真正的文学,因为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热衷于对文革时期经受苦难的书写,并且这种书写越来越表现出模式化的趋势,把苦难作为书写的材料和对象,甚至是无条件的夸大来换读者的眼泪,这样知青文学自然就走到了尽头。紧随其后抬头的寻根文学,表现出了五四一代作家的精英意识和启蒙意识,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明白寻根文学的“根”应该如何去理解。文化之根?生命之根?“寻根”是不是就一定要把题材放到过去或者荒蛮的生活中去,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弄的跟出土文物似的,这就叫寻根。对于文学来说,更主要的还是面对文本,“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文学性,相对于此前的文革文学知青文学作品来说,几乎是一个飞跃。但是它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不是具体的文本),还带着8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那种历史时期的模糊感,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情绪。作品试图去启蒙人,但在解读上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作家的写作姿态,都显然带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的气息。但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这种姿态过于做作。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既然是启蒙又为什么高高在上?搞的云里雾里的?应该说随着先锋文学的出现,中国小说真正迎来了一次革命,是脱胎换骨的革命。技术和精神上双重的革命。我们把它定义为“先锋小说”。那么这个定义能不能和西方人所说的先锋小说同指呢?我觉得不能。在中国如火如荼的进行先锋小说的同时,西方的文化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他们的“先锋”已经结束。先锋应该是一个进行的词汇,在西方,我们看到先锋相对来说是指现代主义之前的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等文学传统。现代主义或者说先锋的出现就是重新更正或者说调节旧有的文学传统,这个过程不可能是所有的人能够一下子意识到的,只能是少数的天才作家才能看清楚艺术发展的前进方向,所以他们可能面临着重重的困难扛起颠覆和创立文学传统的历史使命,这批人可能在同时代不为人理解,这批人可能为艺术而承受巨大的牺牲和苦难,这批人我们把他们定义为“先锋”。这样在西方,所谓的先锋指的就是基于此前流行于十九世纪的文学传统,以它为敌人,颠覆的是它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这些工作是由西方的艺术家们独立完成,是他们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顺畅而必然的发展时期。在中国,先锋小说也有其要颠覆的传统,但不是西方的那个传统,而是此前以十七年文学为代表的文革文学等,颠覆的甚至不是文学本身,而是要为文学松绑的革命。同样就文学本身来说,中国文学也绝对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地步,值得颠覆的地步。现代文学的一大部分文学和非文学因素发生了联系,无论现代当代,中国文学一直是支离破碎的状态,同时由于8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面临的状态,打开国门后,无论文学文化甚至整个社会都处于急速的转型前期。大家东张西望,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几乎是慌不择路。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一些带有民族情节的文学人士,出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对话的良好目的,一些作家,出于对文学的悟性和理解,大口大口贪婪的吸取着外国文学的营养。这里要强调两点:一,对西方文学的学习不一定要引进文化殖民的话题。当然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在文学领域,西方文学的到来和影响要经过两道程序才能发生作用,一个翻译,二是阅读。无论是翻译还是阅读,实际上都对作品进行了形式上的中国化处理。实际上在中国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影响的大部分人是受到李文俊的影响。翻译成汉语的《喧哗与骚动》的叙述状态是李文俊的首创,而不是哪个先锋作家的首创。现在看来先锋小说的叙述状态与翻译过来的或者说是中国版的西方著作有一脉相成之处。这是在技术上需要指出的,而实际上我们谈到的先锋小说两重革命之一就是形式上的叙述,它占据着十足重要的位置。现在就是说对西方文化的复制,也不可否认的是这中间翻译家的作用。倒是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还有,阅读的过程是用中国的眼光或者说是文化的尺子去衡量西方的著作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要进行中国化的处理。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不然的话,学完了西方的中国先锋小说写出来的人物读者看了怎么还相信他们是生活和行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呢。地域性的一个问题。这些我想都足以反驳那些言说中国先锋作家抄袭西方著作的评论家的嘴巴。二,就是艺术的相通性,它有地域性的东西,但是也有地域性所不能割断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形成了交流的基础。
中国的先锋小说的形成是多方面作用而成,它主要表现在叙述革命和精神革命上。分别举一个例子,不能穷尽说明这些东西。一是叙述上的革新,比如格非的叙述空缺,马原的叙述圈套。这些很明显的技术上的痕迹是以往我们看不见,我们以往看见的是“写什么”但是现在“怎么写”终于被提上了日程。关于叙述革命作用的优劣一直有人在讨论,现代小说实际上就在解决一个“时间”的问题。哲学对于“时间”的无可奈何给文学带来了希望,文学终于变的灵活起来,对“时间”的把握实际上是对先锋小说“叙述的方法论活动”。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分离使文本获得了以前所不能扑捉到的叙述节奏。由于两个时间的分离,我们的叙述视野变的宽敞灵活起来。“叙述借助这道语式(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将会想起那个久远的一天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促使故事转换,中断,随意结合和突然断路。”另外就是先锋小说在精神上的革命,它是更主要的,无论传统和现代是否是两个并置的文学系统,我们还是说,先锋小说并没有颠覆我们的传统,我们古典的文学传统实际上并不是先锋小说所要颠覆的对象。巴特说:“现代并不是一个来自单纯对立面的死字眼,而是社会变革时期的困难活动。”我们在这里不能一味的纠缠就是由于五四运动和文革运动实际上形成了两道文化断裂。文化的鸿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很难添平的。去除先锋文本和古典文本上不同,它们在文本的深处有着神秘的联系。比如说弗洛依德的“性”学说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与其说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我看倒不如说是给中国性文化带来的导火索,正是中国有这样的土壤才能有性文化的繁荣。先锋小说表现在对“性”的处理上,对“性”书写的开放和多样性,几乎是一往无前,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性”在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裸露的书写。并且常常瓦解文化的深层涵义。比较明显的是吉林作家洪锋,他作品中的“性”多用来瓦解代表权威的“传统”“父辈”“生命”等庄重的文化涵义。从而到达亵渎的目的。而在余华马原的手中,“性”完全消失了它的神秘性,不过是叙述的一件工具,信手拿来。苏童则是以“性”为材料编制一张生存的大网,由此开始他的人物命运走向。先锋小说从各个方面书写出的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对人性深度的挖掘都使先锋小说到达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度。总体来看,先锋文学五花八门的书写也消解了传统的启蒙意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先锋文学实际上是对五四以来断断续续的启蒙文学的颠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先锋小说只能是加上中国的标签,它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而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先锋文学。陈晓明把中国的先锋小说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去解读,实际上,在80年代传入中国的外国文化中既包含着现代主义又夹杂着后现代主义,揉杂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泥土之中,很难确定的说到底是什么主义。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回头看看先锋小说,由它出发进入到90年代的个人写作就不足为怪了。先锋小说所带来的先锋文化导致写作姿态的调整,最终使作家失去了原有的统一的任务,从而靠近文学本身,靠近个体生命和生存,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在中国的发展,文学的边缘化越来越明显,原来负荷在文学身上的任务几近全部解除,文学只剩下文学本身,当文学从圣坛上走下,我们迎来了百花齐放的个人写作的90 年代。
原贴:什么是先锋文学?
叶自飘林
先锋文学文学特征: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
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
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扩展资料:
优缺点
挑战传统千篇一律的文学模式,先锋初出道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先锋作家以语言狂欢和形式狂欢的手法来赢取读者的注意,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感官的刺激毕竟是短暂的,如果先锋写作没有经过“去谎言”这一环节,则大多数先锋文学后来要么走上了文字游戏的道路,要么重新回归谎言文学,彻底离开了文学的轨道。
只有极少数作家经过严格的“去谎言”,进而对生活本质和人的根本问题的苦苦探索,最终使先锋文学成为文学中的一枝奇葩。而先锋文学中的伟大之作必定是这些奇葩中的佼佼者。
参考资料来源:
原贴:先锋小说的文学特征
末语
谈先锋派文学90年代后的“转型”�����
汤 红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④。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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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陈晓明: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艺术广角1993年第4期。�
②张向东:文体解构:先锋文本的存在状态,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转引自徐剑艺小说符号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⑤⑥张清华:《文学的减法》,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⑦丁增武:先锋叙事:漫游和回归,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年第1期。
⑧⑨洪治纲:永远的先锋,《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本文作者系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原贴:什么是先锋文学?
Caros
五六十年代 激情燃烧的岁月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那个革命情绪空前高涨的背景下,涌现出了一批“红色小说”。用行话概括,就是“三红一创,三青保林”。《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再加上写于40年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写于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的早晨》,就是“红色文学经典”了。
这些小说塑造的人物有着革命超人的理想,形象有时过于高大全。不过,这些作品所宣扬的舍弃自我、为理想社会和全体人民幸福而献身的观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利益的战斗。尤其在“文革”期间,人们的娱乐只剩“八个样板戏”。书中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伟大的英雄式的爱情,仍然让人神往。
在此阶段,国人能接触到的外国小说很少。不过,苏联当时也有相应的一批“红色文学”问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人手一册,成为红色经典的代表。
吃货_冷冽鸟
郭靖
《射雕英雄传》是一本极成功的小说,郭靖是个极成功的人物。他与陈家洛贵介公子的形象刚相反,是个出身农家的朴实少年,而且生性愚钝,说话木钠,跟袁承志差得远了。他甚至肤色黑黝,面貌平凡,绝对谈不上俏俊。郭靖写得成功,是因为他的性格清楚稳定,他似乎是正统道德观念及传统侠义精神的化身,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发自自然内心,读者或者不同意他的看法做法,但绝不会不明白他,或对他有所怀疑,“郭靖”这个人物的真实感,大部分来自他朴实而真诚这个特质。
郭靖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武功犹在其次,他自小人生目标便十分明确:做个好男儿。为父亲报仇。“报仇”这个观念,在现代现实社会当然不容许,但在武侠小说的幻想世界来说,却是基本的道德责任。在看武侠小说时,我认为不应以现实眼光看“报仇”,而是要从象征的观点看,把“报仇”了解为世俗社会指定的道德责任及权利。郭靖“报父仇”的目标,根本就是“做个好男儿”,履行社会义务的一部分。
郭靖的道德观念不是从高深理论所得来的,而是基于一些十分平常的信念,例如尊长的吩咐必须遵从,答应了人的事一定要做。对朋友要忠心,不能贪生怕死。不可欺骗人。不可贪人钱财等等。“为国为民”,就是从这些简单平常道德观念而来的理想,没有什么难懂之处。郭靖的不平凡,在于他由始至终毫无犹豫地忠于自己从小培养成的道德信念。
聪明人在道德问题上往往摇摆不定,愚钝的人反而坚定而意念明确,郭靖生性愚钝,他在道德抉择上也异常清楚,这是符合实情的。他在华筝公主与黄蓉之间,选择了跟华筝成亲而舍弃黄蓉,黄蓉凄然问他原因,他就是说:“我是个蠢人,什么事理都不明白,我只知道答允过的话,决不能反悔。可是我也不打诳,不管怎样,我心中只有你。”郭靖没有陈家洛的优柔寡断,也没有袁承志的自以为是,他的笨拙反而是他令人信任敬重的根由。
郭靖比陈家洛、袁承志两个人物更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一段发展及成熟的过程,小郭靖蕴涵成熟的郭靖,他的个性及道德伦理基础也始终不移,但是他透过经历,从被动变为主动,他的道德价值也由外来的规戒演变成他自己的处世原则。
他在华筝及黄蓉之间的抉择,就是一个精彩的例子。他开始时是想,尊长为我规定了的事必然是对的,所以我必须娶华筝;但是按照父亲的遗命,我要跟杨康好,而按照杨伯父的遗命,我得娶穆念慈为妻;这些事显然是不能做的,那么尊长为我规定的事便不是一定对的了,但是他随着想到“答应了人的事决不能反悔”,他就毫无疑问了,他答应了娶华筝,他一定要实践诺言,这个例子是个清楚的转折点,郭靖由服从尊长的被动道德层次,进展到自己承担自己言行的后果的主动层次。
这个例子的一个有趣之处是,在“尊长规定”与自己内心感情倾向两个准绳之间,他选择了内心感情倾向,他不肯为“别人的几句话”而跟黄蓉分开;但在自己的感情倾向与道义责任之间,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道义责任。后来,在《神雕侠侣》中,中年的郭靖在忽必烈帐中凛然谈说“大义灭亲”、郭芙砍断了杨过的手臂,他便决意砍断爱女一臂赎罪,根本是同一个原则的体现。
陈家洛及袁承志都属“天降大任”的少年领袖,郭靖则不是,他的政治醒觉,跟他的武功一样,全是经他努力,一点一滴积聚至充盈处,终于水到渠成,起初,他最大的责任不过是为父亲报仇,为七位师父争面子,好好打赢杨康;但是随着经历与见识的增长,他渐渐体会到正邪之间的斗争。国家大事及民间疾苦需要有人承担解救。
渐渐,报仇及争天下第一名衔这些私事变为次要,在岳飞的遗书之中,他陡然发现到自己的真正抱负和理想。郭靖在意外情形之下领导了蒙古人抗金战事,经过这番经历,随后又经过极艰难的考验反省,郭靖不再是“傻小子”,他终于确立了“为国为民”为终生目标,他的领袖地位是主动承担的。
郭靖不是没有缺点的。批评黄蓉到了《神雕侠侣》便暴露出缺点的人很多,但其实郭靖暴露出缺点更大,就是他是个在道德上思想封闭的人,他不但不能容忍与他的道德观念不同的思想,他甚至不能明白这些思想。同时,他的道德价值过分死板及规条化,使他有时变得不近人情。例如,他要斩断郭芙一只手臂以惩罚她斩断了杨过的手臂,就非常不通,一来她本来无意,二来杨过手臂已断,砍掉郭芙的手臂又对他有何好处?
郭芙该是受到惩罚,应该尽力补偿杨过,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未免近乎野蛮了,另一个例子是,他宁可立刻杀了杨过,也不容他跟师父发生恋爱。维护传统道德到这个地步,处于权威地位的大侠郭靖,我觉得己陷于专制。
问题是郭靖做人宗旨太贯彻。太一成不变了。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是应有不同处事规戒的,年轻时应严于律己、但到了处于权威地位,则需要培养智慧,慎于律人。
郭靖是人,他是有缺点的,这无损于这个人物的成功,反而令他更有真实感和亲切感。
郭靖这个人物能够写得成功,起码有一半是因为有黄蓉的烘托,没有黄蓉的活泼古怪,郭靖的愚钝必然沉闷之极;不是黄蓉,郭靖的经历不可能这样新奇有趣,黄蓉是小妖女,郭靖是大好人,黄蓉听郭靖的话,但是没有黄蓉,这个大好人许多事情都解决不了、弄不明白。
最重要的是,是黄蓉这小妖女使他能做大好人的。他没有哄洪七公教他武功,是黄蓉哄他;他可以只顾悲痛,不去想是谁在桃花岛杀了他五位恩师,黄蓉自己会为自己及父亲雪冤,然后仍对他好;他可以顾全恩义确定娶华筝的诺言,黄蓉不管什么婚姻之约,继续跟他一起,若非黄蓉道德观念随和,事事以他为重,郭靖的坚守原则就没有那么易办。
若说郭靖这个人物有何缺点,那就是他太幸运了,似乎他能做他的道德完人,是因为运气使他不必付出太大代价,正因如此,他后来的道德专制,也就更令人不大信服。
张无忌
《神雕侠侣》是金庸紧接着《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但我认为这部小说及小说的主角杨过应分别处理,因为神雕的主题完全不同。有些人或会觉得武侠小说是写故事、写人物,不是探讨什么主题,我很同意这个见解,以主题论金庸小说的人物,并不是强说这些主题是作者原意,而是纯粹读者自己的体会出来的东西,但是一部完成了的作品,是有它自己的生命的,因此读者看小说,或者旁人要评论,也不必事事追究作者原来的用意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暂时不谈神雕而跳到下一部小说,可以得出较连贯的看法。
在《倚天屠龙记》,金庸又回复到袁承志式的主角来。张无忌的身世比袁承志复杂得多,遭遇远比袁承志传奇,但张无忌的个性跟袁承志完全不同,他随和得多,也被动得多了。
金庸在《倚天》的后记说,张无忌不是政治领袖材料,因为他不能克制自己,对敌人残忍,不能当机立断,也没有权力欲,但是,张无忌随和良善,可以与他成为好朋友。
张无忌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良善心肠。他并不很重视分辨是非善恶,也可说是不大重视公正的赏善罚恶,而是习惯性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是个感性的人,很容易受人感动,要威胁他做什么未必成功,但恳求他什么,他多半会答应,就算自己吃亏,也不计较。
他的良善心肠,自小已看得出来。谢逊在冰火岛上谈往事,说到以七伤拳打空见神僧,十三拳打了十拳,小元忌插口说:“义父,下面还有三拳,你就不要打了罢,这老和尚为人很好,你打伤了他,心中过意不去。倘若伤了自己,那也不好。”
他头十年的生命,在父母及义父慈爱保护之下度过,后来的一连串苦难,始终没有改变他对别人的信任和善心。他父母在一日内相继自杀而死,殷素素临死时叮嘱他记着上武当山逼死他父母的各门各派中的人,慢慢报仇,他记是记住了这些人,但最后没有向他们之中任何一人报仇。金庸的男主角之中,似乎只有张无忌从来没有以为什么人报仇为目的。
另一方面,张无忌记恩,周芷若在舟中喂饭之恩,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后来她两番累他几乎丧命,他也一点不放在心上。记起她时,总想到她的恩情,不想她负他之处。
他是个温情的人,对父母义父的爱、对张三丰的爱、对武当六侠的爱时时洋溢在胸中,甚至对殷离感到亲近,对殷野王、殷天正感到深切亲情。他保护杨不悔万里寻父,绝不是基于“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原则,而是出乎自然的爱护弱小。在光明顶秘道之中,他以自身为小昭挡灾,小昭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于张无忌而言,这却是最自然不过:“你是个小姑娘,我自是要护着你些儿。”
在情爱事上,张无忌也是随和被动、容易受感动、容易受人摆布。他以爱还爱,周芷若爱他,他对她爱怜备至;赵敏对他迷恋,为他抛弃荣华。不顾生命,他也自然“刻骨铭心”地爱她了。她们两个都是美人,金庸在书中三番四次刻画她们白雪红玫之美,一加上良辰美景。花前月下,张无忌的反应便是“心中一荡”、意乱情迷了。
张无忌不能成为政治领袖,随和被动而缺乏野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毫无主见,亦心无城府,容易信人。他之所以成为明教教主,全是凑巧,后来中朱元璋之计退出,亦没有什么可惜。他根本没有多大的领袖指挥才能,更不懂谋略,就算当时没有中计,也不是长久的教主材料。他甚至没有什么志愿理想,他对世界看法单纯,最接近理想志愿的,只是空泛地希望人人忘记仇恨,结成朋友,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因此,他最适合做医生。他在蝶谷学医,后来运用医术救人的情节,是他表现得最主动的地方,也是他最令人欣赏的时候。武功在他是次要,医术才是最主要的。
我始终不大喜欢张无忌,真正原因可能只是他的个性与我恰好相反。我对张无忌这个人物颇有偏见。但我仍认为这样的人,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们心地良善,绝不苛刻,也绝不自以为是,道貌岸然;坏处是他们容易被人利用,他们往往明知被人利用而甘心被人利用,虽然这是他们的宽大为怀,但这也令到爱护他们的人感到不快,因为对于对他好与对他不好的人都一样好,其实就是对于对他好的人不公平了,这种心态或许可称为小心眼,但也是人之常情。
乔峰
《天龙八部》应该一共有三个半男主角,最先出场的是段誉,本来接着是“南慕容,北乔峰”,但慕容复见面不如闻名,只好当是半个,最后的一个是虚竹。虽是这样说,乔峰一出场便威风压倒其他,而乔峰故事高潮过后,《天龙八部》亦失去神采,所以,说乔峰是这部小说的主角,相信也不会有太多人反对。
乔峰是个莎士比亚式的悲剧英雄,爱读莎翁悲剧的人都会注意到李耳王,麦考伯夫等主人公出场时何等如日上中天,而到收场时又何等悲壮,被命运及自己个性之中的缺陷毁灭。当然,强把莎翁的模式套到金庸的头上是不妥的,而莎翁的悲剧,也断断不是这个极度简化的分析可以包容,借来一点比较,只不过是藉此增加兴味。
例如不但是莎翁名剧,也是著名歌剧的《奥赛罗》,主人公奥赛罗就是一位神威凛凛的摩尔人,开场时,威尼斯政要的小姐狄丝特娜与他私奔,她的父亲及亲朋十分激动,追踪而来,剑拔晋张。奥赛罗镇定现身,三言两语之间,就镇住了人群,把一场冲突消于无形,“把你们的剑放还鞘内,”奥赛罗著名的开场白说:“别让露水侵蚀了。”
乔峰一出场就是面对一场丐帮叛变大祸,当然金庸笔下的杏子林叛乱远比《奥赛罗》的第一场情势凶险,而乔峰的盖世武功、威信,智慧也在应付叛乱之中表现无遗,但是两个主角是同一型的人物,同一般摄人,同一般英雄气概,那则是肯定的。
乔峰平息了叛乱而失去了帮主地位,独自去寻“带头阿哥”水落石出,奥赛罗平息了众怒而赢得美人归,两人在一失一得之际,都是种下了日后身败名裂的祸根。最后奥赛罗被人欺骗,亲手杀死了狄丝特蒙娜,省觉到大错铸成,终于当众自杀,死前沧然独语:“奥赛罗还有何处可去?”乔峰自杀于雁门关前,也是因为天下之大,无容身处。从出场到下场,奥赛罗与乔峰皆为命运所驱策,根据西方古典戏剧论,只有大英雄才配得上悲剧命运,而悲剧命运也正好强调了乔峰的英雄身分。
乔峰跟郭靖是一路人马,大气磅礴,正义凛然,看他两人的武功路线就知。陈家洛的武功太花巧,什么剑盾蛛索,什么百花错拳;袁承志师门武功正统,但他出奇制胜的是邪味甚浓的“金蛇秘芨”功夫,张无忌的“九阳真经”是正,但得来偶然,乾坤大挪移肯定是“外道”。郭靖乔峰则同是稳扎稳打,以全无花巧但威力无穷的“降龙十八掌”为基础。
但郭靖的武功仍有招数有痕迹,郭靖的威力似乎是一半靠招数厉害,乔峰的武功却几乎没有痕迹可见,似乎完全是乔峰的威力,什么招数到了他手中也变得厉害无比。
乔峰的武功来自少林和丐帮,金庸只是一笔带过,甚至描写过招情况,也往往不提招式名称,总之这个人一举手、一投足,皆是无不如意、无不别具威力,能人所不能。金庸说,他故意用这样的手法写乔峰,使他与其他主角不同,任何人都有学艺的经过,独乔峰的武功仿佛是与生俱来。这当然增加乔峰的神话英雄色彩,在希腊神话中,“英雄列传”仅次于“诸神列传”,像赫裘力士那样的英雄,是近乎天神的人物。
乔峰比郭靖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智慧和精密头脑。杏子林之变一场(百多页的一个高潮,真不知金庸如何写成,他的文字功力,差可与乔峰的武术功力比拟),乔峰就充分表现出他处变不惊,能够在紧急情势之下冷静分析,一下子就把握了事情的窍要。
试将“杏子林”跟《射雕英雄传》的“轩辕台下”一节比较,那时杨康与丐帮净衣派的勾结,能移魂大法迷翻了郭靖黄蓉,把他们绑在轩辕台下,发动帮众,要把他们置于死地,结果是黄蓉的急智,配合郭靖的武功,把形势扭转过来。若是黄蓉没有郭靖的武功保护,她的聪明急智未及使出,人已化为肉酱,但是单有郭靖而没有黄蓉,他的武功再高强也落得双拳难敌四手。
换句话说,乔峰一个,己兼有郭靖黄蓉之长了。
但乔峰不只是加上了黄蓉的机智的郭靖,他武功比郭靖高强,心思比黄蓉细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他们不能企及的领袖权威。
郭靖黄蓉这对金童玉女,扭转形势能的是计,是借用洪七公的声威地位,乔峰扭转形势所靠的是他的头脑、眼光、处事方法。他自己素日在丐帮建立了的威望,包括他公正严明的声誉。
用西方术语说,乔峰有charisma,有一股慑人的气魄。金庸特地撰择了“叛乱”
这个场合去表现乔峰的领袖权威,因为一个人在这种时候能发挥这样的力量、这样使人信服,正是,他平日建立了极高的威望的证明。
回头看其他金庸男主角,郭靖的领袖地位,到了射雕最后几章才开始冒现,神雕更只是侧写;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这些武林盟主帮会舵主,领袖能力不见得怎样高强,只有乔峰帮主是名至实归的领袖人物,讽刺的是,他的领袖天分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时刻,也是他发挥这个天分的最后一次。
乔峰是个怎样的人?离开丐帮之后,他私人感情的一面渐渐冒现,金庸写乔峰回故居探望义父母(他以为是亲生父母)、上少林寺探访师父,一面刻画了乔峰对他们情感之亲厚,另一方面,随着故事发展,乔峰越来越深地陷入阴谋之中,他的冤情越来越难洗脱。
金庸充分利用乔峰处身逆境,去表现他过人之处。他有深厚感情,但不致被感情控制;他有清楚的做事原则,但不为小节所拘束;他豪迈而不失细心;他仁爱但不致婆妈得纠缠不清、轻重倒置。
最合我意之处是,金庸写乔峰是好人,却不是笨人,写他既具深情,亦极度理智。“君子可以欺其方”,但在个性上,乔峰完全没有可以被攻击的弱点,先前男主角的弱点,金庸在乔峰身上一一改正;先前男主角的优点,金庸在乔峰身上一一加强。
乔峰没有弱点,但是命运却偏偏跟他开了个极大的玩笑,原来,愚昧的、冲动的、软弱的、心怀歹意、与他作对的群众竟是对的,乔峰反而是错了。他真的是契丹人,不是汉人。更残酷的是,根据他所信奉的原则,冤枉他杀义父母、杀师、杀害一连串武林义士的人其实没冤枉他,原来这的确是他的罪过,因为这些人是他父亲所杀害的。
乔峰用了无比坚定的意志、用他超人的头脑及武功去找寻真相,为自己洗脱冤情,所得的结果却是,原来罪人正是他自己。
这正是古希腊悲剧经典之作奥伊狄比斯王的模式,奥伊狄比斯娶了雅典王后约加斯达之后,雅典三年不雨,王求阿波罗神指示,阿波罗说,有人娶母为妻,致招天谴,王于是努力寻找这个罪魁祸首,终于发现原来就是自己。
原来约加斯达王后当年怀孕时,梦见火炬人怀,祭师解梦说,此子将来娶母为妻,为国家招祸,王后害怕,于是在生产之后,弃子于荒野,但遭牧人怜悯了抱归抚养成人,就是奥伊狄比斯。
真相水落石出,奥伊狄比斯无法在雅典耽下去,他刺瞎双目,自我放逐,终身流浪,永为命运之神及愤怒之神所追赶。
金庸喜爱西洋文学,乔峰的悲剧,无疑是惜用了这个模式,而这个悲剧模式的基本精神,是描画人与命运之间的搏斗,人虽然终究敌不过命运,但是人性的尊严,却在奋斗的过程中得到肯定。
命运安排了乔峰是契丹人,安排了他父母为中原武林人士所杀,又安排了他由中原人士抚养成一代英雄人物,然后命运再利用一个女子的无端怨愤挑起事端,送乔峰踏上找寻真相之路,也就是说,引领他踏上灭亡之路。
但是悲剧不是纯粹命运播弄,而是由命运加上乔峰的个性及他所信奉的道义原则所产生。
乔峰比郭靖高强百倍、聪明百倍,但是他的道德规范是跟郭靖一模一样的,就是所谓“正统”的一套:忠于国家民族、仁爱弱小、为亲人报仇。郭靖是汉人,他实践这一套并无疑问,但乔峰忽然发现自己是契丹人,他一生的价值取向便要硬生生地扭转,感情与理性原则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
乔峰报仇的后果是杀死了最心爱的人,这还可说是命运播弄,但是违背了对大辽国家民族的忠心,他却是明知要违背而违背的,他非死不可,可以说是因为他既不能扼杀自己的感情,也不能冲破他视作当然的正统道德规范,要是能冲破正统规范,乔峰就不是悲剧英雄,而是智者了。
表面看,乔峰的悲剧是由于他太执意报仇造成,他若不是执意先了却报仇之事才跟阿朱到关外放牧,阿朱就不会让他打死,而乔峰也不至于郁郁寡欢,最后以自杀收场。
但想深一层,这是可能的吗?要是他马上放弃报仇,到关外过着平淡的生活,他就真的会得到了幸福了吗?阿朱自然心满意足,但乔峰会心满意足吗?还是在关外,在风吹草低见牛羊之际,他会为大仇未报而抱憾?
射雕接近篇末,郭靖黄蓉商量如何协助襄阳抗敌,黄蓉说,千军万马,若抗不来,到最后关头他俩仍可乘了汗血宝马脱身。郭靖马上斥责她说,为人要尽忠报国,才不枉父母教养一场,黄蓉叹道:“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
难道阿朱不懂么?她当然懂的。当然,郭靖说的是“报国”,乔峰说的是“报仇”,报国与报仇,一公一私,相去千里,但问题的重心其实不是报仇也不是报国,而是入世与出世,在庸俗一些的层次说,就是男子的事业心。
女子常常认为,男子有了她便应心满意足,但这只是痴心幻想,同时,她也忘记了她之所以倾慕他,往往正是倾心于事业为他带来的风采魅力。事业是男子的命脉,因为透过事业,他与社会发生联系,没有事业,他就是个最寂寞的人。
命运催促乔峰踏上灭亡,但偏偏又给他一个得救的机会,就是阿朱,阿朱不过是个美丽的顽皮女郎,与乔峰相识,又全属意外,乔峰甘冒大险救她性命,不过是激于义愤,不是对这小姑娘有什么深刻印象,但是他救了阿朱,却使阿朱对他的英雄气概感激倾慕,不辞万里,在雁门关相候,于是乔峰在众叛亲离之时,得了一个患难之交。从这时起,乔峰一直没有把阿朱作小丫头看待。
世界叛离了乔峰,阿朱给还他一个新世界,就是关外驰猎放牧的二人生活,要是乔峰能接受,他就得救了。或者,要是这一刻停顿,上天让乔峰预见未来的惨祸,他就明白这是他唯一的得救机会,但是毕竟这一刻没有停下来,乔峰只知道他若解不开“报仇”这个结,他便无法安心地从此过着平静的日子,于是,这一刻过去了,他的机会也完了,幸福跟他擦身飞去。
《天龙八部》是一部“佛”味很浓的小说,大概金庸有意宣扬佛教的慈悲主张,乔峰的仇恨心若得到化解,他仍可以有机会得到幸福,可惜智光大师以死相谏,萧远山与慕容复一同皈依佛法,但乔峰在那时刻,却是没可能接受智光的劝谏,与其说这是机会,毋宁说是命运更无情的玩弄。
要是过分强调乔峰的仇恨心,那么乔峰与阿朱的故事就不是令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哭的悲剧,而是警世的故事了。但乔峰报仇,并不是一种突然而来的原始嗜血,报仇根本是英雄典型的一部分。英雄本质使乔峰奇峰突出:光芒万丈,但英雄本质,也使他自取灭亡。
乔峰与阿朱的爱情,是金庸小说之中最感人的爱情,爱上乔峰,使阿朱变成一个成熟的可敬可叹的女子,而乔峰对阿朱的海样深情、失去她的悲枪,也使他更为令人倾倒。
乔峰把郭靖的传统英雄大侠发展到极限,同时宣布了这个英雄典型的末路。乔峰的限制,也就是这个典型的限制,在于他不能脱离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念。在《天龙八部》里,金庸已经提出了一些质疑:胡汉之分真是正邪善恶敌友之间的划分么?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的一边。契丹人忠于契丹就一定对么?
金庸没有问得很认真,而《天龙八部》的答案亦相当简单明白:种族之争、私人仇怨,都应该在博爱的精神之中化解,佛家视一切为虚幻,或不是常人可以接受,但是仁爱宽恕及爱好和平的精神却容易接受得多。
到了下一部著作《笑傲江湖》,金庸把问题带到更基本的一个类别:正派和邪派之间的分别,企图表现出何谓正、邪不能从派别上划分,而是要看个人的情操。因此,《笑傲江湖》的男主角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而是有着高贵情操的一个疏狂人物。
乔峰在大宋与大辽之间的忠义矛盾中选择了自杀,因为没有了一个他可以忠于的社会,失去了他可以领导的群众,乔峰不能活下去;在正派与邪派之间,令狐冲选择了退隐,因为令狐冲没有使命感,他所重视的是个人生活,是舒展性情的生活。世人的争名夺利他固然没有兴趣,但对于发扬光大正派门户、拯救世人,他也一样没有兴趣。
事实上,笑做江湖的思想似乎是,问题不在邪、正,而在“发扬”,在于事业上的野心,对事业有太大野心,可以把一个正人君子变成邪恶的人。有野心的人有邪有恶,但所对进行的发展野心的活动一般令人烦厌,令人心折的人物如向问天,一到了运用计谋达到野心的关节,一样要做出卑鄙的行为。只有远离社会的纷争,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
但令狐冲不是第一个重情义而轻功业的金庸男主角,他有一个前身,就是杨过。
杨过
杨过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可能更甚至乔峰;杨过是浪漫的化身,为爱小龙女,他不怕受全世界指责,甚至看轻自己的生命,以死相随。每个女子,都希望有这样一位风流倜傥的大侠士,对自己有这样生死不渝的爱情,每个男子,都会幻想自己是这样的大情人,有小龙女这样比天仙还动人的女子一心一意为他而生、为他而死。
杨过比较少为人注意的,是他反叛少年的一面,他是反叛少年的英雄。父母不爱我。没有人了解我,世人都欺负我。都欠我,但我不会低头,我要反抗到底,宁死不屈。这些普遍的少年时代的冤屈之情,在杨过身上一一表露出来,使他能够得到少年人的共鸣。
另一个引起共鸣的因素,是杨过的自卑。杨过是个穷小子,无父母可以依靠,亦无权势撑腰,自觉世人都看他不起,使他受尽屈辱,但其实他比这些人好一百倍,他们越是要卑贱他,他就越看不起他们。自卑往往使人偏激而过分表现得自负,这种经验很多人都有,少年人及文人分外敏感,因此感受也分外深刻。
但细心看神雕,不难发现杨过的自卑和反叛,正如一般少年人深信父母不爱他们、世人都看不起他们一样,大部分是出于他们的想像,与事实相去甚远,我个人不喜欢杨过,因为我不喜欢一味自我中心而不试图了解他人的人。
杨过跟郭靖的最明显分别是,郭靖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杨过把爱情放在第一位。郭靖坚持尽忠报国,黄蓉只好跟随,反观杨过与小龙女,则反应完全不同,杨过为求绝情丹解毒,答应裘千尺往襄阳取郭靖黄蓉首级,小龙女随行,那时襄阳城受蒙古围困,她大感事情复杂麻烦,只盼杨过快快成事便抽身退走,解了情花之毒,两人便重回活死人墓,继续过他们不问世事的生活。
郭靖入世,杨过并非完全“出世”;郭靖尊重社会规范,杨过鄙视社会规范,但不是“视社会规范如无物”,他是个反叛英雄。
杨过是个完全主观而感情用事的人,什么事应该去做、什么事不该做,完全看他霎时感受,他认为别人轻视他,他马上便要报复,至于别人有没有恶意、报复是否过分,他完全不考虑。
某人对他不好,特别是轻视他,他马上认为这是坏人、憎恨这个人,若有人出头庇护他,这个人马上就是好人,他便视为知已。郭芙说他手脏,他便“对她一家都生了厌憎之心”,这时欧阳锋在疯癫之中把他当做儿子,他便大受感动,认欧阳锋为义父。
黄蓉纵容郭芙,又因杨康之故,对他提防,故意不授他武功,他自然敌视,郭靖虽然全心全意爱怜他,但却不帮他对付他憎恨的人,他对郭靖,便一直存着隔膜。
他对孙婆婆、小龙女的感情也是建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在全真派受人欺
原贴:金庸、古龙小说的代表人物
雨中的云007
先锋文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原贴:什么是先锋文学?
深沉
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出现具体应该说在1986年以后,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为代表一批作家在文坛的集体亮相为主要标志,在他们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刚刚结束了惨不忍睹的十几年的文革文学,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的萎缩甚至死亡,而后的知青文学,不过是类似于解放的农民对地主进行血泪控诉的一场揭发式的表演文学,这个(知青文学)当然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它的出现和功能还是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了某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的传声筒,它的泛滥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强压。这样它在艺术上达到的层次不可能很深,甚至说不能说是真正的文学,因为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热衷于对文革时期经受苦难的书写,并且这种书写越来越表现出模式化的趋势,把苦难作为书写的材料和对象,甚至是无条件的夸大来换读者的眼泪,这样知青文学自然就走到了尽头。部分先锋派代表作家作品表
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
马原 《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大元和他的预言等
洪峰 奔丧、翰海、极地之侧等
叶兆言 状元镜、枣树的故事、《花煞》等
扎西达娃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野猫走过茫茫的岁月、等
北村 谐振、陈守存冗长的一天、逃亡者说等
原贴:什么是先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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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反映中国现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质追求和底层人们生活的合理性,先锋小说更趋向于人本主义的描写,追求人格平等。
原贴:先锋小说的概念
-饭饭-梵梵-
先锋小说“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
目录先锋含义范围艺术特征先锋作家主要作品先锋小说的变化对中国先锋派的影响对先锋小说的修正和冲刺展开先锋含义范围艺术特征先锋作家主要作品先锋小说的变化对中国先锋派的影响对先锋小说的修正和冲刺展开
编辑本段先锋含义“先锋”的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 先锋小说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编辑本段范围小说概况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原贴:先锋小说的定义是什么
夏小小小默
先锋文学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先锋文学 - 流派简介
《我是少年酒坛子》“ 先锋文学”这个概念的基本定型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文学史家在梳理新时期文学史的时候,逐渐把原来不算清晰的作家群落归到先锋这个大旗之下。现在所说的先锋文学通常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在这个大旗之下有余华、格非、苏童、莫言、洪峰、孙甘露、残雪等。
从1979年开始,出现了以全国都关心的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创作浪潮,这些创作关心身边的人群,关心自身处境和周围人的处境。这种浪潮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文学在这一时期特别蓬勃、特别热烈,与公众的关系也前所未有的接近。但到了1985年,文学仍在平稳向前移动的时候,像阿城和一些对写小说有热情的年轻人慢慢觉得出了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小说写了什么,而没人关心小说怎么写。1984年末阿城的《棋王》和1985年初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 ,吹响了先锋文学的号角。而后莫言、刘索拉、徐星、何立伟等一批作家的创作,把写作的焦点从写什么转到了怎么写。小说的方法论是先锋文学运动的主题。
先锋文学“先锋文学”作家们的创作也不完全一样。格非的小说优雅,有书卷气,他的学养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余华和苏童都是江南才子,但二者没有多少可比性。余华特别狠特别残忍,也特别神经质;而苏童,温婉细致,比女人还解风情,写作非常成熟老到, 《妻妾成群》几近完美,简直无懈可击。孙甘露的小说充满奇幻、有一种飘渺的诗意,人物都像影子,文字也特别有美感,随便抽取一段都是诗。残雪小说中的人物也像影子,但读起来特别渗,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完全无视外人的存在。莫言的小说一点也不精致,汪洋恣肆,他的创作一直大气磅礴,充满雄浑的力量。这些不一样的作家,也不满足于被扣在“先锋”这一个帽子之下。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把“先锋文学”这个名头定位到1985年我们这些新出现的作家身上来。
先锋文学 - 兴起原因
孙甘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山花第2期撰文认为,所谓“先锋文学”并不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而是具有高度的暧昧性的一个模糊的存在。它有许多不同的表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关“戏剧观”的讨论、“朦胧诗”的崛起和“后新诗潮”的兴起、阿城等人的“寻根文学”的潮流、有关“现代派”的论战和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再认识等等无疑是先锋文学的关键的部分。一般文学史叙述的从刘索拉、徐星的小说到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小说的历史应该说仅仅是这一历史氛围中产生的一个潮流和线索而已。在刚走出“文革”梦魇的80年代,一种个人主体的解放的承诺,一种从计划经济的社会文化选择中脱离出去的个人的自由的承诺开始成为文学的主题。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先锋文学”其实是一条“主体性”的自我的追寻的精神道路被勾勒了出来。这种“主体性”在“先锋文学”中是从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一是体现为一种激进的脱离计划经济的个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二是通过“寻根”回到五四的追问“国民性”的传统。而主体的解放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也异常直接地体现在形式上。这种形式的追求也是五四以来“纯文学”想像的一种满足和完成。从国际的角度看,当时全球仍处于冷战的格局,而中国乃是一个希望之地,一个西方的新发现。“先锋文学”的应运而生为这种新的想像提供了可能的资源,于是许多西方汉学家争相译介中国“先锋文学”,许多当时的“先锋文学”作家也成了国际性的“中国”写作的象征。
先锋文学 - 衰退原因
进入90年代后,“先锋文学”为何逐渐黯然退场?对此评论家有不同的解读。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翟红在南方文坛第1期撰文认为,自身的稚嫩以及对西方小说的明显学仿等等,使得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一开始就让很多人看成是无聊的“语言游戏”。于是先锋小说兴起后不久便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孤独和边缘的境况,“先锋小说”似乎成了“滞销小说”的代名词。
张颐武则认为,90年代将80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先锋文学”的转型也不可避免。先锋一方面变成了绝对小众的“纯文学”,如前卫诗歌的发展就是一个越来越走向特殊的“圈子”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是走向了一种高雅化的、与一个新的中产阶层读者相互依存的大众化的文学之中。这些读者需要的是在激进的前卫实验和通俗小说之间的文学。“先锋文学”当年对于计划经济中的解放的承诺如今似乎已经实现,但这种解放却是以“先锋文学”的消逝为代价的。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这种“先锋性”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消费性”。
先锋文学 - 风格转变
《活着》(海报)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 《妻妾成群》 、 《活着》 、 《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
先锋文学 - 影响评价
《兄弟》(余华) 先锋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端,到现在已有近20年。虽然一些作品今天仍在出版,但大部分读者却已经对它产生隔膜。这表现出历史残酷的一面,它在对人事进行重新定位、判断,渐渐把一些作家作品筛选、淘汰。那些在今天被约定俗成称作是“先锋文学”的作家,当时各自的创作、倾向、方法、态度,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就会遮盖各个作家写作上、美学上的细微不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哈佛的宇文所安教授在研究唐诗的著作中提出,我们不是要从一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身上去发现时代的标准,而是要从那个时代的普遍标准来观察那个时代的诗人。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先锋文学在出现时是异端,很多人怀疑这样的写作方式和内容,虽然它现在已经被概括成一种文学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中的一部分。
现在,先锋作家们的写作也各自有了很大变动,有写作的变化,也有大环境对个人境遇的影响,这些最终都转换成作家作品中的态度。而我们以前的作品,也是我们写这些作品之前的经验、阅读、判断、想象带来的。
把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关系上来观看它的意义,是一种方式。但还可以有其它的方式。文学和理论关心的东西不同。理论直接通过抽象的思维活动对事情进行归纳总结,但文学永远不是直接说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它是诉诸感官的。西方的新批评、文本分析等方法,都是接触文学作品的通道,能帮助人们进入文学作品,发现文学的意义。但小说,或者说广义上的文学艺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人,如何建立它的意义,是有多种途径的。当观赏者接触文学作品时,在某些时刻需要把自己的逻辑理性思维放开,动用感官。文学作品中会有很多精妙的细节,有时会通过积累潜移默化,或者在结构中与其它细节构成关系,忽然使人“怦然心动”。这样的阅读方式,可以超越很多批评方法,发现作品的意义。
20年过去,再回头看先锋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意义,看它带来的变化、影响,看它自身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有更客观、更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先锋文学?
尽管“先锋文学”已退场,但关于“先锋文学”的反思对当前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仍具有不一般的意义。翟红认为,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促使了叙述观念的变化,并以面貌一新的小说文本为文学的发展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先锋作家力图从不同的途径和层面使自己的写作贴近人的生存状态,试图在自身视阈对世界的理解中还原生命的原初性感受。小说的语言实验使得一个重要的问题得以凸显,即现代汉语书写如何传达现代中国人个人的生存感受。先锋小说贵就贵在一种先锋精神,这是一种敢于创新的青春锐气,因此“先锋文学”现在的退场不见得就是一曲广陵散 。
先锋文学 - 代表作家
生平
余华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和日文等在国外出版。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 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他也写了不少散文与文学音乐评论。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的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余华并不算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加在一起亦不超过80万字。他是以精致见长,作品大多写得真实和艰苦,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实。余华曾自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活着》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而结构上,仍能给读者剧力万钧、富于电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觉。
主要作品
《星星》、《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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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文学思潮是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5—1989),在文学创作领域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之后出现的又一大文学创作(主要指小说创作)浪潮。代表作家有马原、余华、残雪、孙甘露等。先锋小说以其更具小说本体意义的先锋性受人瞩目,把小说的文本审美和形式创新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既是新时期文学前十年小说创作在观念变革和技法发展上对传统现实主义范式的一次彻底决裂,也是随后而至的以“多元化”、“个人化”、“商业化”、“边缘化”为特征的小说创作局面的一个有效过渡。其实验性质与颠覆精神对整个上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影响极深。
附:部分先锋派代表作家作品表
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
马原 《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大元和他的预言等
洪峰 奔丧、翰海、极地之侧等
叶兆言 状元镜、枣树的故事、《花煞》等
扎西达娃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野猫走过茫茫的岁月、等
北村 谐振、陈守存冗长的一天、逃亡者说等
原贴:什么是先锋文学?
花小白
先锋文学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先锋派文学
何为“先锋”?其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④。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⑨。
先锋”本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有着很大的流动性。时运推移,人事递变,昨日的先锋,今天也许会变成后卫。不但为大众所接受的先锋文学已经失去其先锋性,而且先锋派作家忽然写起大众文学来,反体制文人终于接受体制的安抚,也是并不新鲜的之事。但本书属于史论性质,它的任务是理清一定时期的历史潮流,就像用摄影机来拍摄飞艇,将其某一时段定格在底片上,仍有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当我们随同作者回顾“文革”前夕的“太阳纵队”、文革时期的“野草诗社”、“白洋淀诗群”和“文革”刚结束不久的饿朦胧诗的崛起时,仍然感到神往。那时的先锋牵动着整体社会思潮,围绕着先锋文学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文化思想斗争。而这种文化思想上的争鸣,却正是先锋文学的是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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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文学属于20世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学不主张用作品去再现生活,而是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物往往是变形的,故事往往是荒诞的,主题往往是绝望的。现代主义文学公认的开山鼻祖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而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则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代表作品1、在诗歌上:奥地利的特拉克尔和韦尔弗(世界之友、彼此),德国的海姆、贝恩2、在戏剧上:美国的奥尼尔:琼斯皇(1920)作者将表现主义艺术手法融于自己的创造,形成独具特色的“奥尼尔派”表现主义剧作的典范作品。毛猿(1921),副标题是“古代和现代生活的八场喜剧”。主人公:扬克瑞典的斯特林堡:到大马士革去、鬼魂奏鸣曲3、在小说上:奥地利的卡夫卡:表现主义小说的代表。《城堡》(1915)、《变形记》(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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