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与文化论文3500字

文学是历史的反映。明清小说繁荣，有其社会历史和文学发展的原因。

就社会历史角度来分析其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明中叶以后，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新的经济因素必然要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得到反映，所以最能够反映市民阶层思想感情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通俗文艺形式小说和戏曲，便打破正统诗文的一统天下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其二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明清两代，随着工商业市镇繁荣和书坊、刊刻印刷业的迅速发展，适合广大平民欣赏的趣味性小说具有广阔的市场需要而广泛流传。当时无论是士人还是商贾农工，都喜欢读小说，听说书，而清代时更有人将小说视为与儒、佛、道三教并列而影响更广的又一教。

其三是，明清两代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用笼络和高压两手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文人心有余悸，不敢在诗文创作中触及现实政治，唐宋以来的正统诗文创作在明清时期发展受阻，文人墨客将创作的潜力发挥在小说创作上，客观上加强了小说创作的力量与空间。

就其文学发展角度来分析，有以下原因：

其一是中国古典小说经过由唐至元三代的酝酿、准备、发展，无论在艺术方法以及情节、人物塑造、结构和语言诸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艺术经验，为明清时期小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小说、戏曲以其自身的创作成就，显示了它们不容忽视的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明中后期就有一些文学家如李贽、袁宏道等人，打破传统的文学偏见，起来为一向被人轻视的小说戏曲争文学地位，作出极为崇高的评价，这就在理论上为小说戏曲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其二是明嘉靖、万历以后，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批判程朱理学，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李贽又倡“童心说”，认为表现童心的作品才是好作品。这些进步思想对小说戏曲的创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在《牡丹亭》和一些拟话本小说中就有鲜明的反映。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进步思想，对《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创作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回答者：Tanworld

如果你每一章节都有3500可以，将开始3500有点多，后面有点少

写给自己看的话，多少字都可以。

如果想要投稿，也有收三千五字的杂志，但是很少且要求高。还是根据杂志要求的字数写比较好。

一般要求是五千及以上。

望采纳。

不行，你不是大神

金庸这个思想的巨人的浓缩在于他那通过虚拟夸张的浪漫叙事透视现实人生的苦乐真谛和借光怪陆离的江湖传奇展示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的近九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中。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作者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而是通过对金庸小说形式和语言的论述，来探讨金庸小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和具有雅俗弹性的主要因原。

关键词：金庸小说形式语言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著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元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挽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评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纪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评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评点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评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 “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三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和兴奋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可以啊，入门先写短片嘛

鲁迅生平: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鲁迅先生的风波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剪辫子”多少人经历过了，也写过了，但没有产生广泛影响，而风波却成功了，是因为鲁迅把握住了剪辫子这一具有历史特征的细节，并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真实没辫子还怎么生活？怎么见人？留辫子时代的社会心理秩序被打乱了，剪了辫子，心理上有了恐慌，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这就推动了新的社会这一笔可谓光彩照人。赵七爷的一条辫子，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时代的变革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象；赵七爷的一条辫子，也生生道出了所有小人物的无奈：变革是上头的事情，小人物没有自主的权利，一个不小心还要人头落地，只能取中庸之道，明哲保身。其实在现实社会，我们很多人依然是“赵七爷”，或多或少有赵七爷的因子。

秩序、道德、审美标准的诞生。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

《红楼梦》、《醒世姻缘传》、《玉娇梨》、《好逑传》、《金瓶梅》、《水浒传》（明初）、《杨家府演义》、皇明英烈传、《隋史遗文》、《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西游补》、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西游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清平山堂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绿野仙踪》﹑《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镜花缘》﹑雷峰塔传奇、《醉醒石》﹑《五色石》、《无声戏》﹑《十二楼》等

沈从文研究资料刘洪涛、杨瑞仁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

沈从文与湘西，刘一友，青海人民出版社

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刘洪涛，湖南教育出版社

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向成国，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韩立群，天津人民出版社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金介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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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 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民族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对民族化，也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一、“西方化”及其历史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做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的，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漠视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三言二拍》，《金瓶梅》，《儒林外史》《孽海花》，《红楼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蒲松龄《聊斋志异》

《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明：冯梦龙辑纂的《喻世明言》(一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很多的

一、二者的基本概念。

1、生活真实。生活真实是文学理论概念。文学作品中“狭义的生活真实”，主要指实际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人和事，即人物和事件合乎生活的常情常理，也就是合乎客观生活的规律和法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生态”，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是没有经过加工提练，没有经过人的大脑主观意识过滤的生活。它是自然的，原始的，粗犷的，真实的。广义的“生活真实”包括狭义的生活真实、历史真实和科学真实。文学作品中的科学性，即科学真实，指的是用自然规律来检验文学作品中的某些叙述和描写，要考虑作品中所写的景物、器物、人物的活动是否符合科学性，是否符合人与物的自然发展规律以及科学史实，对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严密性的思考不能不包含着对科学性的思考。历史真实就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人与事，乃至历史事件。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可以采用生活真实呢？从创作实践来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历史题材，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等作品要求用生活真实，如果脱离了生活真实就不符合题材要求和写作要求，观众欣赏时就会说胡编乱造，弄虚作假。但是，即便这些题材和手法可以表现生活真实，但也与原始真实生活有距离。文学概念的生活真实，即真实性原则，不是模拟和照录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而是概括和开掘其中具有生活意义的真实事件。即便是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也不可能把一个人一生的言行都全部写上。“自然主义” ，是文艺思潮的一种。形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要求艺术家冷静观察，单纯地记录，以追求作品的绝对客观和准确，并拒绝在作品中分析，评判，还试图用自然科学规律特别是生物学的规律来解释人和人类社会，故往往忽视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艺术概括。“写实主义”一词早在十九世纪初的哲学领域即已出现，但直至一八三六年新闻记者蒲朗许使用这个名词，才确立了写实主义的美术基础，写实主义要求正确、完全、忠实地描写当下生活的社会环境，譬如库尔贝等画家利用写实的技法，描绘当时不太被重视的农民和劳动者，所代表的理念恰巧与学院理念反其道而行，成为具有革命性的开创之举。超写实主义又称超级写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照相写实主义，源自并兴盛于美国，其后波及世界各地。60年代末至70年代，作为世界现代艺术的中心，美国艺坛出现了莱斯利、克洛斯(绘画)、安德烈、汉森(雕塑)等人，其作品的逼真程度让人如面对照片或真人。日益发达的科技和丰富的材料为这种风格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新写实主义Neorealism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兴起的一个电影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罗贝多．罗赛里尼、狄西嘉、鲁奇诺．维斯康堤等。这类的电影的主题大都围绕在大战前后，意大利的本土问题，主张以冷静的写实手法呈现中下阶层的生活。在形式上，大部分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大量采用实景拍摄与自然光，运用非职业演员表演与讲究自然的生活细节描写，相较于战前的封闭与伪装，新写实主义电影反而比较像纪录片，带有不加粉饰的真实感。

生活真实的意义。生活真实是基础，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任何艺术都来自于生活真实。没有生活真实作基础，一切文学艺术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文学艺术如果脱离了生活真实，靠主观臆想，胡编滥造，就没有了真实性，也就谈不上艺术真实。这就是生活真实的意义。

2、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是指艺术家从生活真实中提炼、加工、概括和创造出来的，通过艺术形象集中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本质、规律的社会生活的真正面貌。艺术真实是艺术作品应具备的重要品格，是艺术职能得以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是作家艺术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它是艺术作品善和美的前提条件，也是艺术作品艺术生命力的保障。艺术真实直接来源于社会生活。艺术家以生活真实为基础，按照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自己的美学理想，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和集中概括，以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净化、深化和美化，它比生活真实更集中，也更能深刻地显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比如《红楼梦》，它就做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是艺术真实的最高典范。

艺术真实的意义。艺术真实是艺术家主观思想和客观生活真实辩证统一的结晶。它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它可以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基础，也可以以生活中可能有的人和事为基础进行艺术创造，达到艺术的真实。也可以采用典型化方法，把一类人一类事集中到某一人或某一事上，完成典型塑造。艺术真实并不要求照像式地复制生活，也反对照搬生活的某些现象。艺术真实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比如李白的诗歌，丰富的联想，极度的夸张，组成了他诗歌艺术的独特风格。因此，艺术真实并不排斥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它允许虚构，允许写想念或幻想的事物。但是，任何想象与幻想，都还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生活中虽然不一定有其事，但它却符合生活逻辑。它的真谛在于艺术形象与社会生活内在规律和内在逻辑的艺术吻合。在艺术创作中，不管运用何种艺术方法和手段，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是其共同的原则和要求。能否从生活真实达到艺术真实，取决于艺术家是否具有进步的思想、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娴熟的艺术技巧。

二、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及联系。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虽然是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简单地说，它们之间的区别是：（1）生活真实是自然形态的、纯客观的东西，艺术真实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主、客观的统一。比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他就不是生活真实中的人，他是一个猴子，但又具备人的性格与特点，有人的思维和行为。因此，说孙悟空是一个艺术典型。（2）艺术真实是生活真实典型化和审美化的反映。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生活真实是基础，就是说，艺术真实必须以生活真实为基础，脱离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是虚假和编造，不能引起人们的喜爱与共鸣。艺术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提练和升华。艺术真实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是文学艺术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先谈谈它们之间的具体区别。举个例子，广大农村在新时期的生活是生活真实，一年到头，春播夏种，秋收冬藏，辛勤劳动。过去要交农业税，国家从前年取消了农业税，作家张中把这一事件写成电视剧本《喜耕田的故事》，搬上了银幕，就成了艺术真实作品。在中央一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反响很好，收视率很高。这就是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

再谈谈它们之间的联系：

1、生活真实是基础。这是因为，所有艺术都来源于生活。文学艺术既不是作家头脑中固有的，主观臆断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世界上所有艺术都是生活的反映，没有不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不管是文学艺术还是绘画雕塑艺术，还是电影电视艺术。不过反映的形式有所区别而已，有的直接鲜明，有的曲折隐晦，有的则错误地或歪曲地反映罢了。《天下粮仓》热播的时候，主创人员被邀请到影视俱乐部录了一期节目。海燕好象没去。吴子牛以一个极为不雅的姿势坐在那里畅谈创作感言。有观众提意见说，卢焯和蝉儿坐在城外三天就不去厕所么？许多电视剧被老百姓骂为不真实，假。骂得好，骂得对。在宾馆里憋出来的瞎编乱造的剧本应该直接扔进垃圾箱。大家比较喜欢《亮剑》，为什么？因为《亮剑》写得真实，符合生活逻辑。大家还喜欢《高山下的花环》，也是因为它的一些细节非常真实，比如梁三喜临死时掏出的帐单，就符合八十年代初农村老百姓的生活实际。王玉梅演的梁三喜的妈，也就是广大农村老太太的典型。

反映生活是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即便是原始社会的陶碗陶罐上的图案和花纹，也是来源于原始生活的。由于生活的原始与简单，其图案和花纹也很简单。我在淄博看到一些汉代的瓦当，那上面有水的图案，有花草的图案，还有一人牵一只羊的图案。其实这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中国画历来强调“以自然为师”。社会生活是艺术的来源，而且是唯一的源泉，这是全部艺术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也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我们在阅读作品时，经常见到有读者回贴说：“不真实，是虚构的”。这就是违背了生活真实性原则。

2、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社会生活是庞杂的，混乱的，原始的，粗糙的。如果完全照搬生活，必然是不讨好的。因此，要把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还必须要一番加工提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再造功夫。作家的头脑就是加工机，就是蒸溜器，就是过滤器。“生活真实”是艺术反映的对象，并且是“艺术真实”赖以形成的客观基础和必不可少的材料，但“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它是典型化了的“生活真实”。

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是艺术创作的典型化过程。作家、艺术家只有在先进的世界观指导下，对生活材料进行认识、分析、选择、概括，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才能进而完成由个别到整体，由特殊到一般，由现象到本质的飞跃。正因为此，“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更真实。这里举一首诗歌，是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网黑岩的作品乡泥：乡泥

把乡路背得滚瓜烂熟的不是书生

也不是寂寞开无主的蝴蝶

而是乡泥。这些不仅仅是穷乡僻壤才有的

乡泥，都不是燕子为筑巢而衔来的

而是和苦菜花、青青菜一样土生土长的

因为怀乡，它把家乡揣在怀里

把家乡的路揣在怀里

把路两旁的乡野揣在怀里

不留一点点寂寞。

这些乡泥，一生要读多少书

摘取多少句子，才把自己醉在这里

它的亲昵，固然没人理睬

可它能记住多少位父老乡亲的名字

从它怀里走出的人

都要从那一点一滴的乡泥里摘取记忆

至到长成奇葩，开成花蕊，让夜雨

打湿芭蕉。

难免，从这里经过的车轮

都要从它怀里陷下去，越陷越深

用多大的引擎，也难以从胶住的思念里

拔出来。本乡本土的，城里的，熟悉的，

陌生的人，几乎都被它养育过

难怪，从这里经过时

他们的裤腿，都要被它的热情粘住，

他们的裤脚，都要被他的朴实染湿

不论染湿一点点，还是濡湿一大片

都是一种认人为亲，都不得不让你

以双足作印，揽下对乡泥的大片情怀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由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变化过程。

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这是因为：

第一、生活与艺术之间总有一段距离的，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要经过作家头脑的加工提炼，要有艺术实践活动。再举一个例子，咱们的会员诗人李丹平的诗歌。同样是在孟良崮参观，他却写下了这样的艺术作品：孟良崮“不是这里最高的山，却是这里最高的碑。枪声撤了，坟茔驻扎了下来。满山坡的石头，都朝山头，跪着 。”蒙山竹：“清瘦的，几乎只剩下骨头了。 砍了， 也有节。”

第二、生活本身也不能说都反映了本质。社会生活频繁复杂，有些生活是琐碎的，粗糙的，细微的，不连贯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混杂在一起。有些生活是表象而根本不反映生活本质。所以，对生活素材要做分析鉴别，由表及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加工。这就是典型化过程。作者选材不能剜到篮里就是菜，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生活。要有所区别，有所鉴定，有所选择。只有那些反映了生活本质的材料，才算得上是合格的、真实的。否则，只不过是素材，是毛坯。我在网络上看到许多散文作者在描摹生活方面很卖力，有点近乎自然主义的描写。但总感到个人色彩太浓，不够典型化，与艺术真实相差悬殊。这样的作品就达不到公开发表的水准，只能在网上传阅。这方面的例子也有，苏铁的鳌山湾的金桂山庄

临海的群山是滋润的

山里的村庄是滋润的

村乡的秋雨是滋润的

雨中的聚会是滋润的

满眼的绿怎样构图都是绿

满地的蓝怎样创意都是蓝

满天的雨怎样取景都是雨

满怀的情怎样感动都是情

他们从不同地方来

带来了丰沛的雨水

两天下了三百八十毫米

有座水库要鼓坝

防洪形势紧

是不是诗人中间有属龙的

快签署一道命令

停止了这场连绵不休的暴雨

他们从不同单位来

带来了丰收的作物

十二人出了二十本书

有位老兄荣获冰心文学奖

创作形势好

是不是作家中有属牛的

快振臂一喝

终止那文学界喧嚣的浮躁

我带着眼睛来

我带着耳朵来

我要带着心去

沉甸甸的作物画满了眼睛

看着我 看着我

一句话也不说

我得对着眼睛说好多好多话

不要让青春冷了场

这首诗也不能说不好，而是太写实，缺少概括，缺少艺术加工。同样是参加笔会，写出来的诗歌大相径庭。

第三、必须深入生活，加强生活实践，才能获得生活本质。经历过的就是实践过的。试想，如果朱自清没有小时候家庭生活的经历，又怎么能够写出《背影》那样感人的散文呢？这就是真与实践的关系。这里的真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真，是反映生活本质的真；这里的实践，是艺术实践。当然作者不可能把所有生活都体验，有些不是作者亲历亲为，是所见、所闻，这也算是实践。把这些原始的材料提练加工的过程，反复修改的过程，也是艺术实践过程。散文不允许虚构，不能象小说那样，可以虚构一些情节。但是，不允许虚构不等于不容许艺术加工。散文如果没有艺术加工，照抄照搬生活，那也必定是不讨好的，也是劳而无功的。这个道理与照像和摄影一样，照像是复制生活，而摄影则要剪辑和蒙太尔。也就是说，要有后期制作的艺术加工。有些初学者不懂散文的写作过程和原理，老是将生活原封不动地照搬上来，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读者不买帐。因为作者没有搞清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把一些个别现象当作了生活本质。而有些作者虽然把自己经历的最悲惨、最痛苦的事写上来，也没引起读者的共鸣，比如自己的兄弟打架斗殴被人家砍了一刀，真实倒没人怀疑，但这件事有啥社会意义呢？还是因为那仅是生活的个别现象，不能反映生活的本质。所谓生活的本质，是指那些典型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东西。

3、艺术真实总是高于生活真实的。第一，艺术真实是带着作者主观倾向性的生活真实。由于艺术是经过作者头脑加工提炼生活得来的，这里边已经有了作者的思想意识活动和意识形态。作家往往是从生活真实的原则出发，高度概括了一类人和事，是杂取了许多同类的生活，然后加上自己的思想观点，再写到作品里。而这种倾向性是通过细节缓缓流露出来的，不是那种口号式的表白。若不是这样，那就是作者偷懒或不懂艺术。这也是写手与艺术家的区别。第二，艺术真实是经过作者加工提炼后的生活真实。它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这里的素材已经成为题材，这里的细节已经是典型化了的细节，这里的语言已经是标准规范化的语言。借用数学上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差”，这“差”往往就是作家、艺术家所鼓吹推崇的一种道德境界，或是一种开掘的思想深度。“差”越大，演绎的难度自然也越大；反之，“差”越小，艺术真实太接近或等同于生活真实，作品也就越是缺乏深度，缺乏感染力。综上所述，我们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任何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记叙必须牢记一句话：“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4、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活真实是基础，艺术真实是追求的目标。谁也离不开谁，不能把它们搞成两张皮。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度，是一个创作难题。中国文学史上有“形似”与“神似”的争辩，形似太过，则会产生自然主义，太强调神似又容易脱离实际。齐白石有一段著名的说法：“作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为欺世，太似则媚俗。”后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以形似为基础，重在神似。艺术真实以不脱离生活真实为原则，脱离生活真实的东西如空中楼阁，如沙滩上的建筑。但盲目地追求生活真实，而忽略了文学创作的目标，也会迷失方向。

三、如何处理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生活真实，什么是艺术真实，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那么，接下就要探讨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是把二者完美结合的艺术家，既有深厚的生活阅历，又有高超的艺术概括能力，善于从生活真实中提练加工出富有本质意义的创作素材，从而创作出优秀文学作品。前人总结了很好的经验，谈创作体会的文章也很多，但根据我的研究，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为什么搞文学创作也要懂哲学，因为哲学是指导一切科学的科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难以写出真正的艺术品。比如，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你要反映或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的指导，可能就会歪曲历史，违背历史真实性原则。再比如，你写现当代的社会生活，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作指导，你对现实的把握可能就要走样，因为你的思想不正确，你没有把握住现实生活的主流和本质，抓住了一点支流末节，就大做文章，结果犯了政治上的错误，或者说主题思想不过关。反映现实生活，如果没有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不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就有可能滑向反现实主义的泥坑。因此，作家要多学点哲学，不断开阔眼界和思想，成为生活的思想家。有的作者告诉我，老是觉得个人写的东西缺乏思想和深度。什么原因呢？我看主要是读哲学太少，理论思维和逻辑思维不够。除了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我建议多读点中国儒家、道家和禅学，或者印度传来的佛教，这对文学创作是很有益处的。不读儒家著作，就不知道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为人处事方法；不读道家即老庄的著作，就不知道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就会陷入人生的种种苦恼；不读禅学和佛教，就不知道人生六道轮回之说，就难以理解禅意人生，禅是一种境界，一种机锋，一种棒喝。读了禅学，诗歌的品位就上升一个台阶。孔孚的新田园诗大家都喜欢，他的诗好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好在他的诗歌有一种禅学的意蕴。

第二，坚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提练生活，把生活真实当基础和源泉。深入生活，是老生常谈，有的会员会说，我们整天都在生活，吃喝拉撒睡一样也不少，怎么还要俺深入生活？但是，我敢肯定，即便你天天都在生活，却不一定发现生活中的美，也不一定认识了生活的本质。作家就是要从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美，开掘生活的本质。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因此，深入观察生活，是写作的一项基本功。一是要善于观察。作家要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善于从日常生活中繁杂琐碎的事物中发现美，即便是别人观察过写过的事物，也能找到新的角度和能成为艺术的东西。艺术家总是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某些人和事中蕴涵的艺术特质。怎么样使艺术真实不脱离生活真实？古今中外不少文学艺术家都作了探索。苏格拉底说：“看来我们对于写作这些故事的人，应该加以监督，……因为他们所讲的既不真实，对于未来的战士又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应该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再现生活是艺术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二是要高度概括，典型化就是高度概括的手法。杂取各种人共同的性格特点，然后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比如阿球正传，就是杂取了众多农民的性格，然后集中到阿球身上，把中国农民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三是模拟现实生活。这是允许的，性格塑造可以高度概括，但细节却要模拟生活。我最近看到一个留学生写的文章，里边谈到三种方法，即直接的感官刺激、语言同调、思维同步。我是比较赞同这个观点的。散文也好，小说也好，要想获得艺术真实的巨大感染力，就必须在细节上模仿生活，在语言上做到同生活中的原型人物一样的语言语调。在思维上也要同步，一个农民的思想不可能有市民的思想，一个将军也不同于一个士兵。有些作品叫小孩子说大人话，就有点滑稽可笑。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鲁迅先生曾说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话。他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必竟原来有雪花，就含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那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

不仅要善于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而且要主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去提炼、挖掘、概括本质性的东西。有的作者觉得没的写，我看主要就是缺少生活积累，生活的底子不够。那么，深入生活就成了补课的第一任务。有的作者不是没有生活，他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但还是写不出，肚子里有货倒不出，这就是善不善表达的问题。还有的作者有了一段生活，也写了一些东西，但再写下去，就感到捉襟见肘，没多少写头。这说明他已经透支了生活，需要赶快深入生活，补充养料。我曾劝一位作者多出去走走，见多识广才有写头。老是身边的人和事，等把亲朋好友都写完啦，还写什么呢？有的作者说，我有生活，也有观察生活的能力，也掌握了一些艺术技巧，那为什么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受欢迎呢？这是因为缺少创造，你写的东西，人家也写了，你没有超过人家的地方，所以就雷同，就一般化。艺术具有不可模拟性，是这一个。即个人风格、个人气派，独立思考、独出心裁、独辟蹊径，独树一帜。

三是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要把艺术真实作为追求的目标。文学艺术说到底是意识形态范畴，既然是意识形态，是精神产品，那么，精神产品就有精神产品的创作规律。从哲学上讲，是逐步深化自己的认识，遵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这样的认识规律。因为任何作家对客观存在和客观真理的认识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都有一个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有的老作家劝青年作家要沉得住气，不要看到一点就写，有一点小感想就写大部头，要多读书，多积累，思考成熟再写。写诗歌要遵循诗歌的创作规律，诗歌是高度概括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讲究意境和意象的创造。有的作者写的诗歌，没有诗味，把分行的诗歌连在一起就是散文，就在于对诗歌这门艺术还不了解，对其创作规律还没有把握。写小说讲究人物塑造，一篇小说，人物塑造任务完成了，性格突出了，血肉丰满了，人物写活了，小说就成功了。有的作者小说只讲故事，不塑造人物，故事讲完了，人物还是没有站立起来，那么这篇小说就是失败的。有的作者注意了塑造人物，但由于对生活观察不够，写的人物雷同化，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也不算成功。还是对生活真实没有体验好。有的作家受文革“三突出”的影响，写出来的人物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还是因为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缺乏深入了解，不能把这一个与那一个区别开来。写散文，要讲究思想、在场和诗意，这是我这几年在网络上学到的新散文理论。所谓思想，就是思想到位，一篇散文如果没有思想，就像白开水，那是没有味道的，读者是不买账的。那种无主题散文更是误人子弟的提法。思想是散文的神，所谓形散神不散，这个神就是思想。自古以来，我们中国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这是唐代韩愈提出来的。我国先秦散文的巨大成就，就在于思想深刻。所谓在场，就是要求作者在生活现场，不是现场办公，而是现场体验，写出你的感受，写出你的亲历亲为，写出你的思考。这一点与写小说不同，小说要求作者退场，要退避三舍，退得越远越好。散文却要求作者在场，现场感强的散文，必定是有真情实感的散文，有深厚的生活阅历，有高兴或痛苦挫折的亲身体验。所谓诗意，就是富有激情，用诗的语言写散文，整篇散文充满了浓厚的诗的意境。

关于虚构问题。这是文学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手法。即作家在一定世界观的指导下，为了创造艺术形象，表达某种感情的需要，对于观察积累的生活素材，予以调整安排，加工提练，集中概括，并运用丰富的想象，创造意境，塑造人物的整个过程。除了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等不能虚构外，各种小说和诗歌都是可以虚构的。但是，虚构绝不是脱离生活的随心所欲的凭空捏造，而是借助分析综合，联想想象，对现实生活的加工改造。使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既像现实生活那样真实可信，又比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更强烈、更集中，更具有艺术感染力。这就是说，我们在运用虚构手法时，一定不要凭空编造，要以生活真实为依据，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要善于发现美，做到“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要让读者在你所塑造的人物中看到自己或某类人的影子，这样的文学作品才算是成功的作品。

有人向我提出散文能不能虚构的问题，我认为，在总体上来说，散文是不允许虚构的，散文的生命在于其真实性。但是，如果照像般地复制或模拟生活，那就谈不上艺术真实。既然散文是经过加工创造出来的艺术，那么，在一些细节上就应当允许虚构，人名地名也可以虚构，其中的人物也不必受真名实姓的限制，只要符合生活逻辑，虚构就是允许的。如果说散文注重艺术真实了，那必定是遵循了这一创作规律的，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就是说，散文的基本材料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散文的意境和情景是虚构的。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

明代小说历史演义小说 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 全汉志传、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其中以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 英雄传奇小说 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

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还有清末之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又如清之侠义小说如儿女英雄传评话……数不胜数，若有兴趣可阅读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希望能帮助到您。还望采纳。

明朝那些事真心不错，作者写的也幽默，但是看完后可能会有点悲伤吧！从朱元璋到崇祯，明朝灭亡。

明清小说概述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本讲以明清小说的题材开拓和艺术探索为视点，试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描画出明清小说的梗概面貌。 一、明清小说与传统文化 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2 武术与中国电影发展的三次高潮 2.1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当时，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到了第一次高潮

明清小说概述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本讲以明清小说的题材开拓和艺术探索为视点，试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描画出明清小说的梗概面貌。 一、明清小说与传统文化 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

好

沈从文文集，还有后来各种研究沈从文的书。 最重要的是，别忘了看关于他各种人生经历的资料哦，这很重要，在他的小说中影响也很深远的。

沈从文文集嘛…… 或者像 边城 萧萧 之类的

边城、沈从文短篇小说选、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从文自传 从边城走向世界 长河不尽流 沈从文研究资料 沈从文传 沈从文年谱

左氧氟沙星序贯疗法在CAP治疗中的应用 贵阳市华烽医院主治医师 张少武 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是一种临床常见疾病。在CAP治疗中，把握治疗时机，合理选择抗菌药物，在保证临床疗效的同时减少耐药和不良反应的发生，一直是临床医师最为关心的问题。   2004年10月24日，“喹诺酮类序贯疗法在抗感染治疗中的应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呼吸研究中心的 Micheal P Habib教授应邀做了题为“左氧氟沙星与社区获得性肺炎”专题报告。  Habib教授从CAP的流行病学、治疗时机、细菌耐药与药物选择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并对三种呼吸喹诺酮类药物进行了评价。他指出，新喹诺酮类是当前治疗CAP最为有效的药物，其中，左氧氟沙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更具优势。    喹诺酮序贯疗法是治疗CAP的一种有效途径，在保证疗效的同时，可降低医疗花费、简化治疗程序、提高患者依从性。 Habib教授的讲座包含了近年来CAP治疗研究进展中的许多关键信息，对中国医师的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此摘要刊出讲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CAP是一种常见的感染性疾病。  在美国，CAP是导致死亡的第六大病因，每年的医疗花费高达210亿美元。因此，CAP的有效治疗一直备受关注。   把握CAP治疗时机: 就诊4小时内抗菌治疗， 可显著改善预后 1997年一项对14069例65岁以上住院CAP患者进行的分析显示，住院期间死亡率为10。3%?30天死亡率为15。  3%;24小时内纠正缺氧状况可使死亡率明显降低。  与补氧同样重要的是，在8小时内给予抗菌治疗可明显降低30天死亡率(JAMA 1997，278:2080)。而最近对18000多例65岁以上老年CAP患者的研究显示，在住院4小时内给予抗菌治疗可显著改善预后，30天死亡率、住院期间死亡率、住院天数等均显著降低(Arch Int Med 2004，164?637)。    这些证据提示，CAP患者迅速接受抗菌治疗，预后更好。最近美国已建议，在病人就诊4小时内即给予抗菌治疗。CAP患者是否在第一时间及时接受抗菌治疗，已成为评价CAP治疗的标准。  这就要求临床医生在药敏结果没出来时，选择一类有效覆盖CAP常见致病菌同时口服吸收好的药物，先给予经验性口服抗菌治疗。  由于新喹诺酮类药物能全面覆盖CAP的致病菌且口服与静脉给药的生物利用度几乎没有区别，因此，先给予该类药物口服更具优势。   新喹诺酮类药物: 是治疗CAP最为重要的 一类药物 新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率最低 近30年来，肺炎球菌青霉素耐药情况急剧攀升。而肺炎球菌对青霉素耐药后，对其他的抗菌素如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磺胺类等也易产生耐药。    但研究显示，对青霉素耐药的肺炎球菌并没有显示出对喹诺酮类药物的交叉耐药现象。左氧氟沙星自1997年开始在全球广泛应用以来，耐药率一直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 加拿大的一项耐药调查显示，从1997年至2002年间，新喹诺酮类药物的处方量增加了100多倍，但肺炎球菌耐药情况几乎没有多大变化。    总结美国2002-2004年肺炎球菌耐药情况显示，对青霉素(MIC≥2 μg/ml)耐药率上升到18。6%?对阿奇霉素耐药率上升到25%，且耐药程度增加(从4 μg/ml增加到16 μg/ml);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仅为1。  1%。根据美国对2002至2004年连续3年的肺炎球菌耐药趋势分析显示，左氧氟沙星的耐药发生率最低。   新喹诺酮类药物对CAP典型和非典型致病菌均有效 CAP的病因复杂，最常见的病原体以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肺炎克雷伯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多见，并且常为多种病原体同时感染或序贯感染。  最近发现，非典型致病菌感染在CAP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达到23%)，如肺炎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军团菌等，可单独或作为CAP混合感染的一部分存在。  这些致病菌多属于细胞内感染。   鉴于CAP病人发病年龄大和经常为多重病原体感染的特点，在治疗时需采用一种能迅速起效、广泛覆盖各种典型/非典型病原体、细菌耐药率低而安全性高的抗菌药物，新喹诺酮类正是符合这一要求的一类药物。药理学研究表明，左氧氟沙星对CAP典型/非典型病原体均具有较强的活性，其在细胞内的浓度远远高于细胞外(大约超出6倍左右)，因此，该药特别适合细胞内感染致病菌所致的感染。     指南推荐新喹诺酮类为CAP治疗的一线用药 CAP治疗指南推荐的经验性治疗通常包括两个选择:大环内酯类与头孢类联合治疗和喹诺酮类单药治疗。那么，哪种方案疗效更好呢?一项大型回顾性分析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该研究对13000例老年住院CAP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将患者病情严重程度标准化，以对铜绿假单胞菌无效的第三代头孢类药物头孢曲松单药治疗作为参照，比较指南推荐的不同经验性治疗方案的疗效，得出的结论是，新喹诺酮类单药疗效优于其他类药物的联合治疗(见表1)。    因此，新喹诺酮类药物是目前单药治疗CAP最有效的药物。 左氧氟沙星单药 500 mg序贯治疗: 是节省费用、提高依从性的有效治疗途径 左氧氟沙星既有静脉制剂，也有口服制剂，片剂绝对生物利用度约为99%，静脉和口服给药的药代动力学几乎完全相同，因此，特别适用于抗生素的序贯疗法(Sequential therapy)，即对病重患者可以采用先静滴，急性症状好转或稳定后转为口服给药方式。    这样既可节省医疗费用，又可提高病人依从性。File研究显示，采用左氧氟沙星序贯治疗CAP，其临床有效率和细菌清除率都较对照组高。改口服治疗的标准是:咳嗽和呼吸改善;T＜37。  8℃至少8小时;白细胞计数正常;能充分进食。 同一种药物间静脉与口服给药的转换治疗?Swich therapy?在临床治疗中更为简单、方便，因此在CAP治疗中，特别推荐单药转换治疗。  左氧氟沙星属于浓度依赖性杀菌药，疗效主要取决于峰药浓度(Cmax)与MIC的比值以及24小时药时曲线下面积(AUC24)与MIC的比值。  根据这一药效学特点，最大程度提高Cmax/MIC及AUC24/MIC比值，可提高疗效并减少细菌耐药性产生。左氧氟沙星成人单剂500 mg口服或静脉给药，血药浓度可达到6 μg/ml以上，相对于300 mg剂量有明显提升。    因此，左氧氟沙星大剂量给药(500 mg)可取得更佳疗效，每日1次给药更为合理。推荐CAP给药剂量:500 mg，每日1次，7~10天。 值得一提的是，AUC/MIC比值并不是越高越好，AUC/MIC为30~35已经足够，可以有效控制12小时内没有细菌生长。  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和加替沙星AUC/MIC均超过30，在体外实验中具有同等的杀菌效果。   三种喹诺酮类药物: 疗效与安全性哪个更好? 左氧氟沙星与莫西沙星比较 在一项随机、对照、双盲临床研究(提交给FDA的新药申请报告:#100039)中，左氧氟沙星与莫西沙星治疗CAP比较，两药疗效都很好(见表2、3)。   左氧氟沙星与加替沙星比较 在一项比较左氧氟沙星对加替沙星治疗CAP的随机、双盲临床研究(提交给FDA的新药申请报告:#38)中同样证实，两药疗效相当，临床评价和细菌学评价左氧氟沙星似乎更好(表4)。     三药安全性比较，左氧氟沙星更具优势 安全性无疑是临床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左氧氟沙星500 mg给药剂量是否会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研究显示，与大环内酯类药物比较，其不良反应发生率是低的，仅为0。  8%。在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数据库中的分析显示，左氧氟沙星在三种主要呼吸喹诺酮类药物中，三大系统(胃肠、过敏、中枢神经系统)的不良反应最低，而应用最为广泛(全球处方量超过3亿人次，远远超过加替沙星和莫西沙星，排名稳居第一)。     最近，加替沙星引起糖代谢异常已引起广泛关注。加拿大药物不良反应数据库中共收到与服用加替沙星有关的19例低血糖报告和7例高血糖报告。在日本和德国，生产企业已在加替沙星用药说明中加入可引起糖代谢紊乱的说明和糖尿病患者用药提示。   许多药物都可引起QTc延长，QTc延长超过10 ms易诱发心室颤动。  在三种药物比较中，左氧氟沙星1500 mg可使QTc延长为6。89 ms，而莫西沙星800 mg可使QTc延长达到16。  34 ms，使诱发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增加。 相比而言，左氧氟沙星在同类药物中安全性更具优势。 新呼吸喹诺酮类药物治疗CAP小结: 细菌耐药率低; 良好的PK/PD特性，适于每日1次给药; 口服与静脉给药生物利用度几乎无差别，便于进行序贯治疗; 与其他抗菌药物相比，效价比合理; 左氧氟沙星的安全性更好。    。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反社会或反文化、反人类如何定性？

呵呵！好像两次世界大战就反了一切了

《圣经》这是反人类的，说人是上帝造的，其实上帝才是人造的，也是反社会反文化的。让人们什么也没干，就听它那个。

不行，你不是大神

如果你每一章节都有3500可以，将开始3500有点多，后面有点少

写给自己看的话，多少字都可以。 如果想要投稿，也有收三千五字的杂志，但是很少且要求高。还是根据杂志要求的字数写比较好。 一般要求是五千及以上。 望采纳。

O(∩_∩)O哈哈~我去年才写了一篇····发给你····

有，二次元文化属于宅文化，和非主流是不一样的，非主流是体现自己和他人的不一样之处，追溯到最早的非主流时期，应该是劲舞团的开始吧。二次元文化则不同，它也属于一种文化，但是大部分属于正能量，也有部分人破坏了二次元圈。

区别比较大，二次元产业很大程度上与国情有关，当受众人数较大时可成为主流产业，非主流毕竟是相对小众的消费类型，而且在一些地区非主流并不仅仅有二次元一项，所以还是把非主流与二次元分开看较好。

还是有区别的。 二次元文化产业主要指的是动漫，新番以及其周边产品构成的一种产业，而非主流文化可包括小说，动漫，三次元周边之类，只是不是主流而已，像是通常都在听流行歌，如果有人听一首特别冷门的歌，那么那首歌也叫作非主流歌曲。 总的来说，非主流文化包括二次元文化，但二次元文化不是非主流文化，现在二次元发展已深入人心，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存在

二次元文化就是非主流文化的一种吧。中国虽然最近二次元文化发展了不少，还远远不能说是主流，而且个人觉得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红楼梦》 清 曹雪芹《三国演义》 明 罗贯中《水浒传》 明 施耐庵《西游记》 明 吴承恩《喻世明言》《醒世恒言》 明 冯梦龙《警世通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明 凌蒙初《聊斋志异》 清 蒲松龄《老残游记》 清 刘锷《孽海花》 清 曾朴《官场现形记》 清 李宝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清 吴趼人《儒林外史》 清 吴敬梓《隋唐演义》 清 褚人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