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

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

爱之神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梁实秋在1926年3月27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说：“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其实人力车夫……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

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出来没有过。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

“猗欤女丈夫……为此无墓者之妻立纪念碑何如？” 军容益庄，惟呼欢殷殷若春雷起。 斯巴达府之北，侑洛佗之谷，行人指一翼然倚天者走相告曰，“此涘烈娜之碑也，亦即斯巴达之国！”

爱之神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豫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老兄，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翻后再抬，比将翻便扶，于他们更为有益。

太上老君的《道德》五千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其实也就是一个“说不出”，所以这三个字，也就替得五千言。

我想：他连我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恢复灭族法之意了，的确古人的凶心都遗传在现在的青年中。我同时又觉得这意思有些可笑，就自己微笑起来。

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从容地。

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电报曰：天祸中国。天曰：委实冤枉！

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

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却摸不出笨也与否。

这不过是一面想吃辣子鸡，一面自己胡说八道；如果是发热发昏而听到的音乐，一定还要神妙些。

可惜而且可恨，在檐下已有麻雀儿叫起来了。

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

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

后者则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

于是玄同即应据精神文明法律第九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条，治以“误解真相，惑世诬民”之罪了。但因为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给末减：这两个字是我也很喜欢用的。

他说女名之所以要用“轻靓艳丽”字眼者，（一）因为“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但我却以为这“常想”就是束缚。

因为我觉得我若专讲宇宙人生的大话，专刺旧社会给新青年看，希图在若干人们中保存那由误解而来的“信仰”，倒是“欺读者”，而于我是苦痛的。

我其实还有一个兄弟，早死了。否则也要防因为“四”字“凑巧”，比起“四凶”，更加使人着急。

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连成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