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妇女题材的小说是

狂人日记

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鲁迅《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发展的新时代。

由鲁迅《狂人日记》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小说传统是观念的传统而非方法论的传统。其本质是否定的现实主义而非“批判的现实主义”,这带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政治时尚化:由启蒙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追随中国现代文化和政治革命的步伐,由否定的一极走向肯定的一极,政治化的情绪表达代替了文学化的情感表达和文化性的理性表达。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果把由鲁迅的《狂人日记》所开创的小说传统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现实主义”显然并不是就创作方法而言的。因为就创作方法而言,所谓描写的真实、细腻,刻画的生动,以及人物与环境的具体性、典型性等,《狂人日记》都迥异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甚至中国传统小说。作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在西方多被理解为“文学作品与其摹仿的现实之间一致性的问题”。

谢谢支持。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同时也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呐喊》中的作品，大都写于“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要为新文化运动助阵振威， 取名《呐喊》，意指作者受新文化运动的鼓舞，“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集子中的作品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时期，在结束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喊的特色。在艺术上，吸收和借鉴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法，因此，《呐喊》集中的作品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令人耳目一新。

望采纳

‍‍小说的起源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后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与《庄子》所说的“小说”含义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古代，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始终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二者仍然是接近的。东汉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诸子略共4324篇，小说就占了1380篇，是篇数最多的一家。班固据七略辑略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他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这虽是小道，尚有可取之处。班固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对认识中国小说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追溯中国小说的起源，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神话传说。尽管古代文献对神话传说的记载十分简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因素。神话传说原先在口头流传，有的被采入正史，遂逐渐凝固；有的继续在口头流传并不断丰富发展，分化出一些新的神和英雄，增添了新的故事情节。这些继续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传说一旦记录下来，就成为具有浓厚小说意味的逸史。从神话传说到小说的这根链条中，逸史是关键的一环。甚至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或竟可视为早期小说的，莫过于穆天子传和燕丹子。前者对周穆王周行天下之事多有细节描写；其中的西王母与《山海经》中的记叙相比，减少了神性增加了人性。后者写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与《战国策》和《史记》相比，不仅增加了细节描写而且突出了燕丹这个复仇者的形象。（明）胡应麟称此书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四部正讹），不为无见。其次是寓言故事。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韩非子》中保存寓言故事最多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明白地用“说”来标目，也透露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寓言故事可以看作小说的源头之一。第三是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唐代传奇小说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都证明了史传是小说的一个源头。在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中，有些书或归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归入史部杂传类，这两类缺少严格的区别，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史传对小说的影响之深。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15家，均已亡佚。今存题为汉人所著的小说，其实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伪托汉人的作品，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和十洲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很多，重要的如（三国魏）邯郸淳笑林，（西晋）张华《博物志》，（东晋）干宝《搜神记》，（宋）刘义庆《幽明录》、《世说新语》，（北齐）王琰冥祥记，（梁）沈约俗说，（梁）殷芸《小说》等，包括后人的辑本，共约五十种，足见其兴盛的情况。

‍‍

《离婚》作于1925年，也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中国古典小说起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魏晋时代，有一些文人或佛教徒，用古代的神话传说作材料，进行加工，创作了许多神仙鬼怪小说。到了唐朝，小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相当完整的短篇小说的形式。唐朝的传奇小说，不仅篇幅比以前扩大了，而且注意到结构的安排和人物的性格描写、形象塑造，内容也由志怪述异扩展到人情社会的广阔生活领域。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小说都是用文言写的。宋代开始出现白话小说——“话本”。白话文体的运用，在唐代的民间文学里已经萌芽。

到了宋代，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民间艺人的说书活动——“说话”日益活跃。由于听众大多是平民，说话人就采用当时最流行的白话来讲述故事。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的话本，就是白话小说。到了元末明初，一些文人也开始用白话创作小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和章回体的长篇小说。元末明初，我国的白话小说进入了成熟阶段。

‍‍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指的是不合大道的琐屑浅薄之言。作为专类文体名称的“小说”，始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属诸子略所记“九流十家”之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虽然这里所说的“小说”，与唐宋以后作为文学样式的传奇小说、话本小说、长篇章回小说等还不是一个概念，不过还是透露出其文体起源及早期价值的某些信息。

我们在前文提到，文学艺术发源于劳动，“小说”也不例外。早在远古时代，劳动群众就根据劳动和生活实践，以“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方式创作了大量反映自己生活或理想的神话传说或故事。当文字发明以后，被记录了下来，这就是后世小说的源头。这些‘小道”之说虽然在总体上被认为不能体现统治阶级提倡的“大道”，但是其中的某些内容却引起统治阶层人物的注意，认为可以辅助政治教化。如西汉刘向采摭周秦佚闻编成的《列女传》，在述及古代妇女妊娠期生活的注意事项时说：“古者妇人妊子，寝不测，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这里所谓“正事”，应当就是取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冲有关妇德的杂说。故事等；“道”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进行妇德说教。这正可以作为孔子所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的注脚。

大概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战国秦汉以还，宫廷中的“徘优侏儒”们称说“街谈巷语”、“里巷风俗”的记载多了起来。他们往往用诙谐戏谑的语言谈述这些杂说琐议，以供帝王们取乐，有时也意寓讽谏。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衣冠”，就是著名的表演故事。而西汉的东方朔更是大名鼎鼎，《汉书》说他的事迹流传于民间，“重儿牧竖，莫不眩耀”。魏晋时喜好并能亲自演述者扩展至统治阶层成员，陈思王曹植一次就能“诵排忧小说数千言”（参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又如南史·始兴王叔陵传载始兴王“夜常不卧，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人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统治阶级的嗜尚，刺激了文人创作的加人；写作文言小说几乎成为一种风气，作品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这时的文言小说，通常按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志怪小说”，以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一类是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志人小说”，以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

有了这些发展的铺垫，到了唐代，一种真正接近后来独立的文学样式的小说——“传奇”诞生了，这意味着我国小说的发贷进入新的阶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兴起，与唐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科举考试的“温卷”风气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等，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对于宋元话本小说及明清章回小说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意识和艺术方法两大方面。在思想意识方面，传奇小说是第一批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矛盾的小说作品，其作品的主人翁有不少是下层市民男女，所表现出的情感也比较接近普通民众的立场和愿望，因此，虽然为文人创作，却大多具有“市民意识”，被视为“市人小说”，这为此后小说向通俗化的方向发展，并取得极大成功，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和基本道德趋向。在艺术方法方面，传奇小说大多以人物为中心，却又跳出了真人真事的限制，有很大的虚构性，所以是文人有意的创作。在此基础之上，它设计出生动感人或紧张曲折的情节，具有完整的故事性，注重通过真实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用优美富丽的语汇词藻连缀成章，某些传奇作品还兼用诗赋、议论等多种文体。所有这些，都被后代的小说创作所借鉴。

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是承继传奇小说之余绪，又借鉴其他多种艺术表演形式和手法，为适应当时进一步繁荣的城市经济和生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最初以说讲的形式向公众表演，“话本”就是说话时所用底本。“说话”在北宋时期已相当兴盛，当时的勾栏瓦舍、茶馆酒楼、宫廷私宅、甚至街道空地等，到处可见说话艺人的踪迹。他们依据各自的专长有所分工，于是话本在内容上又有“讲史”、“说三分’、“说浑话”、“小说”等分类（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四章“说话的家数”，中华书局，1980）。这类话本小说，在元明清时代基本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是直接导致文人拟话本作品的出现，著名者如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潆初的《二拍》；另一条是启发后人在此基础之上改革体制、扩展规模，最终创作出我国的长篇章回体小说，这大约是元末明初的事。

《狂人日记》

求采纳！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

鲁迅生平: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鲁迅先生的风波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剪辫子”多少人经历过了，也写过了，但没有产生广泛影响，而风波却成功了，是因为鲁迅把握住了剪辫子这一具有历史特征的细节，并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真实没辫子还怎么生活？怎么见人？留辫子时代的社会心理秩序被打乱了，剪了辫子，心理上有了恐慌，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这就推动了新的社会这一笔可谓光彩照人。赵七爷的一条辫子，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时代的变革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象；赵七爷的一条辫子，也生生道出了所有小人物的无奈：变革是上头的事情，小人物没有自主的权利，一个不小心还要人头落地，只能取中庸之道，明哲保身。其实在现实社会，我们很多人依然是“赵七爷”，或多或少有赵七爷的因子。

秩序、道德、审美标准的诞生。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而短篇小说集《呐喊》的出版则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

狂人日记

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是《水浒传》

书名： 水浒传

又名： 忠义水浒传

作者： 施耐庵（一说与罗贯中合著）

出版时间： 版本繁冗，以明万历乙丑刊本、容与堂刊本，双峰堂刊本等较有代表性

成书时间： 元末明初

体例： 章回小说

文学地位：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

章回： 主要有七十回、百回、百二十回本

世界影响： 已翻译成12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

《水浒传》引入的两首诗《水浒传》中的人物展开 编辑本段作品简介

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简称“水浒”，作者施耐庵。在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眼中，造反都是不道的，“造反”者都是杀人放火、面目狰狞的妖魔鬼怪，但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却反其道而行，为那些所谓“造反”者树碑立传，并渲染他们豪侠仗义、除暴安良的英雄壮举，使他们成为读者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作为中国第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传》生动地描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特别是通过写众多草莽英雄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反抗道路，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 戴敦邦的水浒画(20张)水浒传(12张)《水浒传》原名江湖豪客传或《水浒全传》，美国记者翻译书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水浒传》的题目是由罗贯中所命，在当时为禁书。《水浒传》的作者历来有争议，一般人认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据民间流传宋江起义的故事所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语言写成的长篇小说。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曾经说过：“《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记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综上所说,明人大致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施、罗合作。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是施耐庵作。施耐庵生卒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吴梅顾曲麈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初拟名为江湖豪客传正式出书为《宋江》，明末，又和《三国演义》合称为英雄谱 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马氏族谱、马氏长门谱和悲剧帝王传所载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处不少，且有明显不可信处，因此对于这些材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意见颇不一致，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尚待进一步研究。根据民间流传的宋江起义故事定型。全书叙述北宋末年官逼民反，梁山英雄聚众起义的故事，再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张顺、吴用、鲁智深等英雄形象。是中国古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一。最早的德文译名是强盗与士兵，法文译名是中国的勇士们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将它翻译成英文时就定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还有外国的版本叫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发生在河边的故事等。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除目前广泛认可的作者为施耐庵外，历史上还有其它几种观点，包括了罗贯中说，施惠说，郭勋托名说，宋人说等。 还有一种主要的观点认为《水浒传》前七十回为施耐庵作著，后三十回则为罗贯中著。另一种稍微不同的观点是说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进行了整理、编辑。此说最早见于明代高儒百川书志中，说《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种观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属于“世代累积型群众创作”，无疑施耐庵在创作过程中曾参考、借鉴和吸取了很多素材，包括史籍、笔记和某些完整的小说、戏曲作品或其中的某些片段，但施耐庵创造性的劳动是不容抹杀的。

罗贯中说

这种观点认为全书皆由罗贯中所著。明朝嘉靖年间的汪道昆托名“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首次指出《水浒传》“越人罗氏……为此书，共一百回”。其后，许多明清人士都相继指出罗贯中是《水浒传》作者。直到民国年间，鲁迅、俞平伯仍然认为水浒传简本是罗作，繁本是施编。 但是，这种观点现在普遍没有得到认同。反对者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明显不同，完全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惠康野叟在识馀中说：“二书深浅工拙，如天壤之悬，讵有出一手之理？”而且关于罗贯中作《水浒》的证据也大多经不起考证。

施惠说

至清朝时，很多谈及施惠的人开始把施惠和施耐庵混为一谈。如无名氏传奇会考标目：“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至近代，仍然有人力主此说。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认为“耐庵即施惠号”。此后又有人考证《水浒传》中有江浙方言，并发现施惠的幽阁记中有一些描写和《水浒传》相似，以次推断二书皆出自同一人之手，乃施惠所作。但是很多人认为该证据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有关施耐庵和施惠的关系多数臆断。

郭勋托名说

胡适在水浒传新考中则认为郭勋刻水浒乃是假托。戴不凡则认为“疑施耐庵即郭勋”。他认为郭勋刻水浒后才开始署名施耐庵。但是，这个论据并不能够立足，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署名施耐庵的百回本《水浒》出现。

宋人说

这种说法最初是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编写，而考证出罗贯中是宋朝人。此说多被视为无稽之谈.

小说——文学体裁四类别中的一大样式。它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 小说概说 小说是一种侧重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的文学样式。它的基本特征是：

1、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描写人物，是小说的显著特点。如堂吉诃德、于连都是我们熟悉的小说人物。

2、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情节是与人物密切相关的，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3、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环境描写是衬托人物性格、展示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 我国古典小说是从古代神话、传说、先秦诸子中的寓言故事和史传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六朝“志怪”是我国小说的雏形，唐代传奇标志我国小说的成熟。但还是文言小说。宋、元以后出现了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明清是我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高峰时期，小说在近、现代文学中则极为发达。 小说按篇幅长短、容量大小，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小小说；按题材分，则有历史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等。 按篇幅长短分： 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篇幅较长，内容丰富，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可以当作一个时代的形象化历史来看待。它表现人物的命运。往往具有相对完整的过程。如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骆驼祥子》，都是长篇小说的杰出代表。 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篇幅短，容量小，人物也较少。对人物性格也多是抓住主要特征进行刻画，截取生活中具有独立意义的片断或侧面，集中地反映广阔现实生活的某一点，成为一定历史社会的缩影。如鲁迅的《药》、孙犁的《荷花淀》都是优秀的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中篇小说是介于长篇与短篇小说之间的中型小说。但不是短篇的拉长，也不是长篇的缩短。如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著名中篇小说。 按题材分： 公案小说：公案小说是叙述官府侦察破案的小说。“公案”原指官员审案的桌子，后借指案件、事件。代表作有《龙图公案》、《施公案》、《海公案》。｜ 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以科学为依据，用幻想来描述科学奇迹的小说。普遍认为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在1818年所写的《弗兰肯斯坦》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幻小说。 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它通过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再现一定时期的历史生活。如《三国演义》。 推理小说：推理小说是把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在一起的边缘文学。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欧美的侦探小说。代表作有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 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是我国旧小说的一种。代表作为《七侠五义》。

小说，就是小人物写的故事。一般小人物，默默无闻时，开始写故事，写经历。真要坚持下来，文笔好，又有才，成为大作家了，他们因为不好意思叫自己的小说为大说，毕竟从小人物挤上来的，不能忘本，因此还称自己写的书为小说。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跟心态有关，小说始终称之为小说。大说，也可也引申为大人物写的故事和经历。像丘吉尔是个大人物，他写的书，本来是可以称作大说的。奈何大人物更谦虚谨慎，所以没人敢自视自己是大人物，称自己的书为大说。因此，给个统称的话，还得叫小说!

通过描写病态社会下的不幸的人，来揭出人的精神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确实残酷地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不是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人自身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