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特征

《史记》 《红楼梦》 《史通》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中国小说史略》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

红楼梦、西游记、聊斋

古典文学泛指各民族的古代文学作品，是文学的一部分，是现代文学的发展基础，它是承上启下的，是文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是中国文学最根本的东西。

现在所谓的古典文学，也专指优秀的、有一定价值的古代文学作品。“古典”在拉丁文中是“第一流的、典范的”意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理论家以古希腊、罗马的优秀作品为典范，称为古典文学。在中国，把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直到五四以前大量的有一定价值的文学作品，叫古典文学。

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语言艺术，是文化中极具强烈感染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中国古典文学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词、赋、曲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图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又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更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因为古典小说是属于古典文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别一致

中国小说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说明，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可以是 莺莺传

《小说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 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发展史，唐诗、宋词、元曲如三颗璀璨明珠，闪耀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里。但在20世纪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小说却很少被人提及。 那么，什么是小说呢？本书将还原小说的发展史，从上古至秦汉小说的源头说起，继而谈步向欣欣向荣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再是石破天惊的唐代小说，到遍地开花的宋元小说，最后是分湍瀑流的明代小说和千帆竞秀的清代小说。为您全程展现中国几千年来的古代小说发展史。

三国演义

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

兰陵笑笑生

你要我答什么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是《红楼梦》、三国演议、《水浒传》、《西游记》。

罗贯中、施耐庵、昊承恩、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王实甫

西游记

一、情圣

（一）艺术化人格

林黛玉也许是你最喜爱的美女形象，因为她是虚构的。

你一定听人说过，倘若真的娶妻，他不会要黛玉，而会要宝钗。你不必真的不信。语言在假设情景中没有意义，只是一种行为，表明他在说话。你可以让他轻轻地在心里唤一声“林妹妹！”不必问他，你明白这会在男人的心里漾起什么样的感觉。

仔细想想，林黛玉究竟给你留下多少姣美的印象和情愫的记忆？也不过是荷锄葬花，共读西厢，结社吟诗，泣焚诗稿。你不觉得这些都太像是舞台情景而不像是真实的生活情景？怪不得一再被搬上戏剧舞台，几乎都不用解读。再就是那些散见在琐碎的生活场面里的一串串晶莹的泪珠，不饶人的嘴巴和使小性子了。幸亏这不是生活，你能从从容容地隔除现实的烦扰去品味这艺术化了的人格。于是，林黛玉的多愁善感，呕气斗嘴，悲切鸣咽，便都具有了美的价值。

艺术化生活中的艺术化人格，这恐怕正是林黛玉倾倒天下男人之心的奥妙所在。男人被生活粗糙了的心由此得到了滋润。怨不得你把林黛玉当作文学塑造成的情圣。

（二）长不大的女孩

我曾用心计算过林黛玉究竟活到多大。

第二回冷子兴说元春与宝玉“隔了十几年”，九十五回写元春死时“存年四十三岁”，接着宝玉结婚，黛玉闻讯病逝。如此推算，此时宝玉最小也二十四岁，黛玉小他一岁，应当活到二十三岁。不过这年龄与那时代全不相符。

我想这差错可怪罪于续书不周全。但我发现，曹先生写的章回里，年龄也不可靠。黛玉五岁开蒙，由贾雨村教授一年有余便带往贾府。此时黛玉六岁多，宝玉应七、八岁。但书中接着便有宝玉梦遗，与袭人做爱的描写，与男子生理上不通。故“程乙本”改作“十来岁”却又与黛玉年龄相抵牾。可见小说中的年龄原不可信。

语言叙述只是凭感觉而已，所以黛玉有多大也只在读书人的感觉之中。

我因此而感到林黛玉其实是个长不大的女孩，作家在年龄上的模糊也许是故意的。细读文本，我惊讶林黛玉在贾府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其性格和诗才竟一丝儿未变。她与宝玉之间的情份，总让人觉得亲情大于爱情。十九回写两个同卧一床，编说“耗子精”取乐，亲密无间，却没有恋爱之痕迹。我百思不解宝玉此时的心理。他和袭人初尝性爱之甘美，想来不会一次罢休。以他成熟的男子性心理，与黛玉笑闹成一团，竟无一丝骚动，只能说明他以兄妹之情来对待她。有一细节更能显示宝玉对钗黛的不同心理。宝玉此时拉黛玉衣袖“笼在面上，闻个不住”，只是追问是什么香，而在二十八回宝钗为他褪下左腕上的香串子，因“生的肌肤丰泽，一时褪不下来，宝玉在傍边看着雪白的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竟觉得她“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甚至想摸一摸这个雪白丰腴的膀子不能而恨自己没福，明显的是对女性的性渴慕和性骚动。

这当然可以用男女之间亲疏而引起感觉不同来解释。我却认为这是黛玉尚未成人的暗示。小说一再写到黛玉体弱多病，“从会吃饭时便吃药”，“有不足之症”。这样的女孩发育一定很迟，即使进入青春期，也在性生理和性心理上有诸般不足。宝钗大她两岁，又健康丰满，自然早熟，青春性感。宝玉的不同反应似可作证。由此我想黛玉是长不大的女孩竟然依据十足。

我忽然想到纳博科夫的《洛莉塔》。小说中男主角汉勃特把那些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却又情窦初开、美如天仙的少女称为“宁芙”，着迷地追逐她们。洛莉塔也被汉勃特当作“宁芙”追求，因而笼罩着神圣的光晕，但当汉勃特终于占有了她的肉体之后，他却发现她已不再是她的青春之神了。

无独有偶。宝玉不是一再地赞美女儿是水做的，却又对女儿嫁人感到悲哀，说是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清净人”。这里是否有某种相通之处？要不一个中国作家，一个美国作家；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一个则生活在二十世纪，为什么都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说出对女人同样的看法？

什么才是男人心目中的情圣？——长不大的女孩。保持童贞的女孩。林黛玉不正是如此吗？

（三）流不尽的眼泪

你一定还记得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专门写了一章眼泪赞。“借助泪水，我叙述了个故事，我敷设了一个悲痛的神话”。于是你想起了林黛玉和她的还泪神话。

不必讳饰你对小说中这段描写的疑惑。作家为宝黛悲情铺叙了一段前世之缘：神瑛侍者每日以甘露灌溉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使其脱了草木之胎，“幻化人形”，“仅仅修成女体”。为何说“仅仅”？那意思是不是倘若修炼更多时日，或可成男体？于是，这里分明又有法国西蒙·波伏娃称女人是第二性的意思然而，“绛珠仙草”又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细读再三，你不免惊讶自己的发现。中国文化历来把“雨露”当作某种符号，这里身为女体的绛珠仙草又说她并无此水可还，岂不是一种暗合？男人的雨露，女人的眼泪，虽然同是人体的分泌物，却终究是一个浊，一个清；一个是欲，一个是情。此层含义，又与宝玉所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不谋而合。由此，你感叹不已，还泪的神话竟然还对应着这一个深层结构：林黛玉以女儿泪来还宝玉的男人欲，不是情圣，谁还配当情圣？

知道你忘不了罗兰·巴特：“恋爱中的一点点起伏波动，不管是喜是悲，都会引得维特潸然泪下。维特动不动就哭泣，经常流泪，并且是泪如泉涌。维特究竟是作为一个恋人落泪，还是作为一个浪漫伤感者掉泪？”因为这段话几乎可以照搬来形容林黛玉。不同的是，德国大诗人歌德创造的情圣是男人，中国大作家曹霑创造的情圣是女孩。这里究竟可以发掘出多少关于中外文化之异同，中外情圣观之异同呢？你已经无暇顾及了。你只是深深地铭记一点，情圣是与流不尽的眼泪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重新发现并认可了自身中婴孩的身体”。

于是你竟然想数数《红楼梦》里究竟描写了多少次黛玉的哭哭啼啼。你终于没有这么做，因为你更愿意品味黛玉的绵绵无尽的眼泪和她哭泣时的意境：黛玉“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凡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原来这黛玉秉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这一哭，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二十六回）这便是情圣，感时花溅泪，一哭鸟惊飞。

二、爱与死

（一）爱的死吻

将一痕秋水引向颈项，我用生命完成了献给爱的死吻。

多日的等待和期盼，竟凝成了一团挥之不去的焦灼。我把它和定情之剑一起挂在了我的闺床绣帐。我对我自己说，尤三姐和柳湘莲从此便和这柄“鸳鸯剑”一样不可分开。谁知他忽然返悔……

我把焦灼留给了他们。飘逸在空中，我不再叹息。瞅着他们围着曾有万种风情的玉体急救不迭，我却已从佳人绝色中解脱出来，就象意义从语言构成的句子中浮出，再也无法挽留。

二姐儿为我拭去血污，颤颤儿的指头触摸到我的冰肌。我毫无知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刺激使我选择了自杀。湘莲的托词笨拙到明眼人一看便知。可我当初跟二姐说，若他死了，我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再不嫁人。现在他悔约，只当他死了，我也只该剃了头，怎么倒割了颈？倘若当时我多些时间去考虑死亡的后果，我会不会让自杀停留在句子中？爱和死便会遥遥相对，一如地球上的南北两极。

我选择死，就像我选择爱那样毫无理性。我在贾氏兄弟前的轻狂豪爽、调情斗口，原是我维护我女儿真情的妆幌。我金子一般的心五年前便系着柳湘莲，不知他是否爱我。我爱得毫无理由，毫无希望。从那时起，我便把死带到了离爱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只不过那时我死了心地爱着他，现在我死了身来为此痴情划上句号。

我死而复生。看着“冷心冷面”的柳湘莲终于为我大哭一场，吐出“是我没福消受”的真情话，我感到了窒息后的欢畅。然而这仅仅是一瞬间，我竟怜悯起方才被我无所顾忌地放逐的如花似玉般的女儿身体。我祈祷死而复生的真正实现。我渴望流亡的灵魂重新安居在酥胸雪脯之中，以求与柳郎共度枕席之欢。死亡重新肯定了爱的真实含义，但死亡却不能使爱变得真实起来。不忍相别，终须离别，“从此再不能相见矣！”死亡撕毁了一切护照，将爱与被爱统统拦在了国境线之内。

一百年之后，我遇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吉卜赛女郎。她说她叫卡门，或者叫嘉尔曼。名字怎么写都无所谓，反正是个符号。我问她如何把死亡引到了爱情的身边？她挺着胸，微笑着说，卡门永远是自由的。她的眼光依然是野性十足的。她不再爱比才，她宁愿死在他的刀下来了结这一切。我知道死亡并不能向她证明爱的真实含义，她早在快活地活着的时候便已尝遍了爱的滋味。死亡只向他证明了不爱的无可动摇。在她，我想也许证明了她对斗牛士吕加的爱。

我和她相对而视。一方成了另一方的诠释者。风情体态，在我是为了拒绝不爱，在她是为了享受所爱。死亡，在我是为了证明我爱，在她却成了证明不爱。所以，我和她都选择了死亡，但死亡的方式却不同：我选择了自杀，她选择了他杀。

我不知道死亡究竟给爱增添了什么，死亡又给爱减损了什么。我只希望卡门向我承认死亡也证明了她对吕加的爱。但卡门微笑不语。

（二）情偶缺席与肉体缺席

你侃侃而谈。你滔滔不绝。你被你话语的对象深深吸引。

杜丽娘。一个以死而复生的方式刮起爱情旋风的美人，竟使你想到爱与死的不可逆性如何被话语的叙述彻底地解构。

她的故事可一分为二，以死亡为界：一边是走向死亡，另一边是死而复生。走向死亡的动机是情？你深表怀疑。杜丽娘养在深闺，从未接触过父亲和冬烘老学究之外的青年男子，情从何起？情由何生？你说汤显祖把杜丽娘放置在情偶缺席的舞台上演一幕催人泪下的爱情戏，这比曹雪芹让尤三姐五年前一见钟情于柳湘莲而今遭拒刎颈自杀更难。杜丽娘只能回视自己的深藏体内的欲望。那欲望因少女进入青春期而起。那欲望因情偶缺席而无所附丽。一团飘飘悠悠的云雾，分明在眼前袅动却无法揽进心怀的恍惚。关睢以诗歌语言的不确定性和能指所指关系的漂浮不定来满足杜丽娘对欲望的无以言说。春之神一面悄悄地驱动杜丽娘体内的性欲暗涌，一面华彩般地勾勒出“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同在的春景，明媚与阴郁恰好构筑起少女怀春的对应象征。于是你颇为得意地下结论：游园惊梦实现了杜丽娘从性苦闷到性幻想的心理转变。少女无言以对的生理性欲一旦成了允许虚构的心理情欲，缺席的情偶形象便由想象来填补。杜丽娘由此而迈出了走向死亡的爱之舞蹈。

你不想对杜丽娘死而复生后的事件絮絮叨叨。你把那称作另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按照摹本重构的后西厢。一个被现实的茧丝纠缠住想象的蝶翅而成的婚嫁蚕蛹。你斟字酌句地表述着这样一个意思：爱在死亡中是自由的，因为她只被要求倩魂与君共枕。而复生后的杜丽娘却是不自由的，她无法逃避让家庭和社会接纳这个占有和使用自己身体的男人。情偶不再虚化，他有了一个确切的名称：丈夫。爱情故事渗入了社会性的话语，便无可挽回地发散出婚姻的平庸叙述。

在走向死亡和死而复生两个故事的连接外，你发现了一个奇迹：爱与死的不可逆性在这里被消解。在死亡的冥河上，杜丽娘的一缕香魂乘着爱之幽舟四处游荡。你并不在意冥界描述中积演的文化一般模式。你感到惊讶的是，在这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中的旅行，肉体已不再参与，因而旅行成了真真实实的游荡，灵魂的游荡。然而，杜丽娘却在这种游荡中寻找肉体的交欢。当缺席者终于出现，心造的幻影成为血肉之躯的柳梦梅时，杜丽娘却成了缺席者。肉体的缺席并不能阻拦她投入交欢的搂抱之中。于是，爱与死在另一种逻辑中变得互逆。你坦言你的发现；在走向死亡的故事中，叙述的中心是性爱，汤显祖却将它化为情爱的话语；而在香魂游荡的过程中，杜丽娘的肉体缺席使叙述转为爱的缤纷异彩，汤显祖却反而再三地迷醉于性爱的语境之中。一个最有力的佐证是，那个弥漫着强烈性欲臊腥的石女道姑的性爱故事，恰恰是被汤显祖安插在这里。石女的无门可入，与丽娘的无形求欢，构成了对应的象征。由此，杜丽娘要求柳梦梅挖坟开棺以求肉体的复生便水到渠成。

你戛然而止你那小河淌泻一般的语流。你开始眯细着眼睛端祥这位被你的话语所激活的杜丽娘。

（三）殉情

殉情是爱与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当祝英台坐在一团喜气的花轿被抬往马文才家成亲的路途上，她的思绪是否随着花轿的悠然起伏而被颠回过去的时光？他不需要别人来回答。他只需要听众。祝英台一定想到她本来有很多机会去阻拦梁兄的死亡。同窗数载，爱在悠悠的岁月中滋生。为什么不露出些破绽让梁兄明白英台的女儿身，却反而在梁兄疑惑时百般遮掩？为什么十八相送时直截了当地表白内心的爱情竟这样困难？他竖起一根食指贴在肥厚的嘴唇中间。嘘！他知道这是女子的娇羞。然而，祝英台其实是在男人指定的形象里含情脉脉，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她只能充当爱情的俘虏，等待梁兄的主动掳掠。不幸的是，梁山伯多少有些女性化。他的愚钝不敏，他在恋爱上的被动态势，最终使这场难以言传的爱情被悬置起来。男人指定的女子形象，反过来将男人推向死亡的悬崖。

他当然不会忘记祝英台在楼台会时的女儿装。在无望的爱情行将闭幕时，她陷入了一个仪式的迷惑之中。一方面她将告别与梁山伯的师兄弟关系，浪漫将从此被放逐出心灵的绿地。另一方面她忍不住要揭开初恋的秘密，梁兄究竟爱不爱她？她将以此祭奠自己的悲哀。于是，女儿装成了有力的符号出现在仪式的系统之中。但她没有料到，符号的过于强烈的信息会震撼原有的生命结构，梁山伯终因不堪忍受的性别借代而被消解结构。爱与死的联结再次被实现。它的不可逆转使祝英台看清了爱与死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纵身跃入裂作两半的梁山伯坟墓。

殉情是无法更改的过去的一个弥补。殉情是痴情的一种极端表达。殉情使爱与死的逆转在想象中得到实现。

一双美丽的带着不可解花纹的蝴蝶翩翩飞舞。他说，这是一个永恒的迷。哪一只蝴蝶是祝英台的精灵幻化？在男人的蓝天下，祝英台是否永远是一只不可解花纹的蝴蝶？

三、慵倦

（一）女人的体态

我必须面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美女，但我怀疑我面对的杨贵妃果真是历史的真在。

于是我寻求符号表述的杨贵妃，却惊诧自己处在各种文本发出的喧嚣中。在“祸国”和“爱情”这两个文本里，我无法自拔。这都是男人的文本，交织着男人对美女的复杂情感。不全是爱。不全是恨。不全是恋。不全是惜。我因此而看见他们在自造的情理胶粘的泥潭里深陷。

弱水三千，我独取一瓢饮。相殊的东西在话语的叙述中不停地消逝，而众多文本的迭印处则凸现出贵妃之美的共识：慵倦。

我不知道白居易是不是第一个发现杨贵妃的慵倦之美。当他宽袍拢袖、长歌吟哦：“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他却当之无愧第一个成功塑造起杨贵妃的慵倦之美。女人的体态永远是男人对美的具体理解。品味这重彩浓墨的诗句，我仿佛想到曾经观赏过的许多西洋浴女题材油画中，并没有一幅制造过慵倦之美。语言的不透明性把女体的肉感刺激摈弃在审美眼光之外，慵倦这一与情欲有着密切关联的女人体态从而有可能升华为一种永恒的美，而白居易的全知全能型叙事视角，则加强了审美应有的距离感，给这幅语言涂抹成的浴女画镶上了镜框。我由此而不欣赏陈鸿在长恨歌传里取的叙事视角：“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令人想到唐玄宗掩身于重重帷帐后的窥视，全然破坏了杨贵妃的慵倦之美。

慵倦，意味着女人一任身体的自然放松而处于的无力状态。对丑女而言，这构成了男人对丑陋的印象。对一般女性来说，慵倦常常会被看着懒散的同义词。而对杨贵妃，出浴后的慵倦之态则凝固成中国传统审美经验中的永恒之美，尽管这审美经验往往会因距离感的丧失而滑向情欲那一边，但白居易的“娇无力”却永远是对慵倦之美的最佳陈述。

慵倦与占有欲毫不相干。它成了男人的无休止的渴望。它构成男人性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它因此而成为杨贵妃的文学形象美之主语代词。

（二）想象空间

人们称她为杨贵妃远远超出于直呼芳名杨玉环。他非常乐意从独特的发现开始他的语言创造活动。这与等级观念无染。同为中国四大美女的西施和王昭君，都有贵为王妃的地位，人们却习惯于称呼她们的姓名。杨贵妃已不再仅仅是历史上“实在”的美女，在民间的转述和文人的创造性话语中，她已成为无数“缺席”的雍容高贵之美的具像，而将“缺席”纳入“实在”的正是慵倦。

在“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灼热性爱情语境里，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处于雍容高贵地位的绝代佳人沉浸在永不魇足的爱河之后的慵倦。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类符号已无法表述备受宠爱的杨贵妃。爱得太多，爱得太深，爱使双方将各自的自我完全投射到情侣身上。爱成了永无休止的献出自己所能给予的，却又觉得够不着自己想得的东西时的精神上的慵倦。诗人的充满诗意的话语，将这种感觉不定永远地定格在杨贵妃的“文本”之中。

是的，慵倦之美在他看来已不再仅仅表现在杨贵妃出浴后的体态上，也不仅仅是贯穿在她沉浸爱河之后的疲惫心态上，他以为这是两种状态的不可分割，是心体合一的结晶，当然更主要的是人们在历时性的审美过程中的“缺席”聚焦。一个为人熟悉的例子是，梅兰芳在京剧《贵妃醉酒》中创造的贵妃形象，唱腔迤逦宛转，气声若断若续，体态婀娜恍惚，舞姿惆怅飘悠。表面上演的是美人的醉态，骨子里却写尽了雍容高贵女性的慵倦之美。酒与华清池的温泉水一样，使杨贵妃尽展体态之慵倦。酒力不胜而娇躯无力，酒后解脱致心乏毕露。酒毕竟不同于水，所以杨贵妃借酒浇愁，在里比多从恋偶型收回到自恋型的疲惫不堪的过渡中，心体合一地显露出美女的慵倦。

他若有所思地说，慵倦绝不是困倦、困乏、疲倦、疲惫、有气无力、精疲力竭之类语符的同义词。慵倦已成为人们对美女的想象空间的一种确认，是审美意象系列中的一个单项。由此，他更在意白居易对寻访太真的叙述：“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分明着意刻画出杨贵妃睡梦惊觉时的慵倦之美。他当然知道诗句中表现杨贵妃听到玄宗遣使造访时的急迫心情，以致未能整衣妆容出迎。但如果仅到此为止，诗情诗意便不足以支撑起。唯有慵倦之美，才是诗人的审美中心，才能将杨贵妃在天上除了等待，什么事都不干的慵倦写尽。他说谁若不信，不妨去看看陈鸿在长恨歌传中的描写，虽然杨贵妃仍在睡觉，却要等睡醒后“冠金莲，披紫绡，姵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才出迎方士，慵倦之态全然消失殆尽，而贵妃之美又在何处？

我认为东渡记》、《济公全传》、《女仙外史》、《封神演义》、《宋太祖三下南唐》、仙剑五花剑、飞跎全传、《三遂平妖传》、铁树记、钟馗全传、《韩湘子全传》、飞剑记、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达磨出身传灯传》、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 历史小说捎带点神话的： 《说唐全传》、《说岳全传》《飞龙全传》 短篇小说集中带有神话的 三言、二拍、《鼓掌绝尘》等 这些是

八仙得道 韩湘子全传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扩展资料：

中国传统文化举例：

1、时节季令：一年四季，一季三个月，常用孟、仲、季来称呼。如：孟春、仲春、季春。

2、中国戏剧：京剧、越剧、秦腔、潮剧、昆曲、湘剧、豫剧、曲剧 、徽剧、河北梆子、皮影戏、川剧、黄梅戏、粤剧、花鼓戏、巴陵戏、木偶戏、梨园戏、歌仔戏、庐剧等。

3、传统文学：主要是指诗词曲赋。《诗经》、《楚辞》、；先秦诗歌、汉赋、汉乐府、民歌〔南北朝时期〕、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如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

4、民间工艺：潮绣、剪纸、风筝、中国织绣（刺绣等）、中国结、泥人、面人、面塑、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千层底等

多了去了。。。。

首先，从文化学角度关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显示出宏观论旨和对古典小说研究把握的新角度、新立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运用繁新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全新的观照，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流趋势。文化学的概念由德国学者皮格亨于1838年首次提出，主张建立专门学科进行文化研究；英国学者泰勒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是文化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正式开辟了人类文明的又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西方文化学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大多是原始部落及原始文化。因此，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了充分的证据和理由：即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分析，从中探析文化的本体存在，以及文化生成之后的发育、发达、变异、衰落的运行轨迹。正如杨义先生所说：“世界上没有真空状态的文化运行。”它的运行和操作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媒介作为依托和载体，这种依托和载体除了历史典籍之外，剩下的就是古代文学作品；当然，古典小说就是其中之一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史论不仅将文化学方法带进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并且，文化有着传承的生命过程，小说范式也会在不同的时代发生大幅度的实质性的转型，通过对小说创作历史的研究，渗透对中国文化传承的相关性研究，揭示中国文化在小说中的张力和表现。再加上论著的从点到面，再到发展脉络的网状构图的写作形式，为该书的论旨增添了厚度和底气，体现出作者学识渊博的一面。

其次，从叙事学角度关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显示出该书对小说作品本身的结构和审美观照。热拉尔·热奈特叙述话语列出五种重要的叙述分析门类，包括次序、延续、频率、心境和语态；兹韦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一书将话语手段分成三个部分，即叙事时间、叙事语态和叙事语式。以前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研究并没有涉及到上述叙事学的各个方面，足见研究领域的单调性和传统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典小说没有这些方面开发的潜能和优势，这在杨义的这本著作中就得到充分地体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的叙事方式、叙事谋略、叙事智慧、以及叙事的审美功能等都作了或宏观、或微观的阐述和解析，足以让中国小说叙事学大放异彩，让读者大开眼界。很难想象作者对每部涉及的小说作品的叙事形态所表现出的高度把握的智慧以及对小说叙事本身做出的审美妙悟，都体现出游刃有余的研究和著作的功力。

奇幻、魔幻小说的区别



目前常说的奇幻小说，大致可分为西式和日式两类。



西式奇幻根源最深，从魔戒之王上溯到亚瑟王与圆桌武士，再到希腊、北欧古代神话，处处都有西方文化的烙印。这种文化体系与中国差异甚大，许多地方几乎无法沟通。由于文化背景所造成的观念隔阂，中国读者接受起来稍嫌费力。但是，说到对英雄的敬佩，对英雄主义的追求、赞赏，全世界都是共通的。



西式奇幻，通常分为“主流奇幻类”（Hign Fantasy）和“剑与魔法类”（Sword & Sorcery）两种，前者比较注重文学性（如魔戒之王），后者则多偏重于冒险、战斗，更象是“动作片”。



日式奇幻，实际上是西式奇幻和日本文化结合的产物，而日本文化中又有中国文化的血脉。因此，比起西式奇幻，日式奇幻更容易赢得中国读者的亲近。再加上精彩动漫的辅助推广，日式奇幻很容易就在中国闯开了一条路。



日式奇幻，绝大部分是日本武士道精神、西式奇幻故事、中国谋略智慧的结合。文化根基较弱，但娱乐性强，人物塑造往往非常炫目。



一些恐怖小说，以现代生活为背景，加入吸血鬼、狼人、鬼魂等元素，勉强可归入奇幻类，或归入奇幻小说与恐怖小说交界的边缘幻想类。



所谓“历史架空”小说，通常是虚构出一个世界，或是一段历史，然后以此为基础创作传奇故事，其中魔法、巫术、神怪内容并不多，基本采用历史小说的手法来写，人物能力也通常不超过正常人的极限。这类小说的“可能性”虽不大，“真实性”却较强，算是奇幻小说与历史小说的交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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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小说绝不是指“魔法幻想类”，而是有完全不同的定义，与一般人想象中的概念相去甚远。



魔幻小说，即“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是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的一种文学流派。这种流派的创作手法，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迷离恍惚的幻觉结合在一起，通过极端夸张和虚实交错的艺术笔触来网罗人事、编织情节，以图描绘和反映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现象。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往往采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变幻想为现实而又不失其真”的手法。典型的魔幻小说，其显著特点是：给现实生活变形；加入神秘、神奇甚至古怪诡异的内容；具有强烈的社会矛盾、政治斗争内涵。



如果说现实主义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么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比喻为社会的一面哈哈镜。虽然它蒙罩着一层神秘的外壳，但仍然是要描写现实世界。只不过，它没有采取写实手法，而是采用夸张、讽喻的方式。



魔幻小说与其他三类幻想小说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它的“幻”是为了增加神秘气氛、加强讽刺意味，内核仍然是真实生活。



例如，著名魔幻小说《百年孤独》，如果去掉其中“幻”的内容，完全可以跟《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作品放在一块儿。



在《百年孤独》一开始就写到，吉卜赛人抱着两块磁铁“……挨家串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的后面乱滚”；吉卜赛人带来了磁铁、望远镜和放大镜等“新鲜玩意儿”，但是两块磁铁要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来换，放大镜又要用两块磁铁加上三块金币。为了看一下从未见过的冰块，居民们每人要付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



看过全书，再回看这段情节，就能明白这根本不是在写吉卜赛人，而是隐喻殖民者对贫苦人民的搜刮。《百年孤独》中，这种带有强烈讽喻意味的情节比比皆是。



因此，魔幻小说，根本不是娱乐性小说，而是外表夸张、内涵深刻严肃、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小说。

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中国古典的小说毕竟是啊，内涵比较丰富，还是比较难理理解

中国文化的世俗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造就了中国非宗教的世俗文化。

\x09中国文化群本位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本位和国家一体制，造就了中国文化群体本位的价值观。中国文化的道德中心倾向。中国传统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极度重视血缘的纽带作用，儒家把血缘亲情、家庭伦理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了集哲学、宗教、政治、法律、道德、文艺于一体的宗法礼教，道德在其中居支配地位，形成了中国文化道德中心的倾向。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威的一元化。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威是君权，而文化权威则是儒家。中国文化封闭性和保守性。中国地理条件的闭锁和文化的孤立发展，形成了封闭性的文化和华夏中心论。【摘要】

中国文化的特征及其表现【提问】

《史记》 《红楼梦》最好了（公认的，虽然我还没看） 《史通》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再不满意看这本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没明白你的问题？中国古典小说很多，有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还有其他的比如《搜神记》《聊斋志异》《金瓶梅》《三侠五义》，还有比较著名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等，我没明白你到底想要那个。

四大名著之【三国演义】



罗贯中（1330年一1400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据传说，罗贯中曾充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他还创作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戏剧。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浒传》后三十回也是其所作。



四大名著之【水浒传】



施耐庵（1296年－1370年）中国小说家。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出生于江苏一代，兴化白驹场人。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正确性有所争议，也有查无此人之说。主要是水浒传一书作者素有争议，有一考为该书根本非施耐庵所写，而是罗贯中所写。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水浒传》中，将作者写做施耐庵和罗贯中。



四大名著之【西游记】



吴承恩(约1504年-约1582年) ，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吴承恩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长兴县丞，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大约活了将近80岁。



四大名著之【红楼梦】



在20世纪初，「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中国学界的争论，这个争论至今仍然存在。大致上可分为二说：一、红楼梦是由曹雪芹所撰写的；二、红楼梦的作者另有其人。



至於红楼梦本身则在第一章中说：这个故事真正作者已不可考，是由曹雪芹传抄、批阅及增删数次而成。一般而言，认为曹雪芹是本书作者是比较主流的看法。



曹雪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祖先原为汉人，后入旗籍，为正白旗。中国清代著名作家。长篇名著《红楼梦》的作者。



高鹗（约1738年 - 约1815年），满族人，清代文学家。字兰墅，一字云士。祖籍辽宁铁岭，著有《红楼梦》后40回续书。

《红楼梦》、三国演议、《水浒传》、《西游记》是四大名著！应该算是古典小说！但是应该没有“中国四大古典小说”的说法！

中国四大名剧 ：

王实甫《西厢记》 汤显祖《牡丹亭》

孔尚任《桃花扇》 洪升《长生殿》

《牡丹亭》 汤显祖 明朝 戏剧

《西厢记》 王实甫 元朝 元杂剧

《桃花扇》 孔尚任 清朝 戏剧

《长生殿》 洪升 清朝 戏剧

甄嬛传很有名气，还很好看

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儒林外史

《三言》（警世恒言醒世通言《喻世明言》）冯梦龙（明）

《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凌蒙初

（明）

《金瓶梅》

镜花缘、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

资治通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志怪小说



列异传

博物志

玄中记

西京杂记

神仙传

抱朴子

语林

搜神记

拾遗记

甄异传

志怪

灵鬼志

郭子

搜神后记

世说新语

幽明录

异苑

妒记

齐谐记

洛阳伽蓝记

集异记

述异记

俗说

冥祥记

续齐谐记

小说

续异记

录异传

杂鬼神志怪

冤魂志

集灵记

旌异记

启颜录

子不语

阅微草堂笔记

夷坚志

《荡寇志》，俞万春著，是一部颠覆《水浒》的小说，该书无视罗贯中的续水浒传，而是接着施耐庵的部分续写，主要是讲述陈希真、陈丽卿妇女荡平梁山，为民除害的故事。文笔很好。

罗贯中的残唐五代志传和隋唐志传。

唐代鬼怪恐怖小说《酉阳杂俎》，其恐怖程度胜《聊斋志异》百倍。

《万花楼演义》讲述北宋平西大将狄青的故事，《明英烈》也不错。

菜东藩写的历史小说很多。

还有一本叫《金瓯缺》的小说，另外《大秦帝国》也好看，不过这两部都是现代人写的。

一、政治特征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因此，古代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 “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并由此形成一个鲜明地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的优良传统。如王充就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1]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们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当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时，才开始搞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而文学在这些文学家手中主要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者派遣政治郁闷的消遣品。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读书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文学一方面是屈原、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孟浩然、陆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业[2]，一方面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上官体、花间集，台阁体、西昆酬唱集和玉楼春、金缕曲、玉树后庭花等。

二、补史特征

每个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自己的亲身履历事件和某种情感历程的记录。这是由文学的功利性决定的，在中国古代，还没有专业文学作家，人们或者是把文学当作言志、咏物、抒怀的工具和消遣手段，或者是把它作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工具。从屈原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他的出生、发展、理想、政治遭遇，以及他的被流放和思想上的矛盾斗争直至最后的自杀；从李白的作品里可以再现他少年时代如何心高气傲，喜欢旅游“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中年时代如何可以政治进取、自信恃才、坚持“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及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惆怅，晚年时如何在超脱和苦闷中度过。[3]杜甫不仅用诗歌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记录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战乱和苦难，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中国古代小说也是如此，明代商业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便有了反映市民生活情趣和人生价值观念的小说，“三言”、“二拍”等作品对于好货逐利的肯定、对于金钱的崇拜、对于商业道德的推崇都是那一时代的缩影。

三、地域特征

古典文学的语体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对此，历代不少学者都曾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北雄南秀”的风格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北方文学雄浑刚贞艺术风格的形成，得力于本地区多种文化基因的母育和熏陶，而这种艺术风格又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有中国古典文学阅读经验的人，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就诗歌而言，《诗经》和《楚辞》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文言笔记小说，便可窥见北派南派的分野。最出名的北派风格的笔记小说要推《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有流徙新疆的经历，因此他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就最远到达了伊犁、乌鲁木齐。袁枚的《子不语》、《续子不语》，朱梅叔的《埋忧集》中的人物，多出入无锡、杭州、江阴、吴江、广东、义乌等地方。在上海墨海书馆混过事的王韬的《淞滨琐话》，也基本都写江南的故事，最远的写到了闽、桂、湘。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说集，可看做是南派笔记小说的代表。

四、哲理特征

天地人心，精理为文。理趣美是古典文学的一种最高境界。它是情感美、画幅美和气韵美的大融合、大升华。其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思接千载，探求常理；内省外视，揭示奥秘；定格瞬间，显示永恒等。这种理趣美的形成，源于作者对世界外物的整体性感悟，对人生意义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而且还与作者借以承载这种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场面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密切相关。《周易》居于六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哲学体系上。《周易》试图对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的历史发展等等范围极其广泛的问题作一总括和说明，由此而呈现的易道精神,如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阴阳互动的建构方式与通变致久的发展观点等，均对古代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宋代的诗文的哲理性特征尤为明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描写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说理，指出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王安石的散文游记游褒禅山记记褒禅山后洞之游，因受“怠而欲出者”的影响，‘不得极夫游之乐’，回来以后，自悔之情不能已，同时悟治学之道，庶几类此，因以作文，劝喻人们在学习中必须深入思考，谨慎选取，而不可浅尝辄止，人云亦云。

五、教育特征

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包括“诗言志”传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传统、诸子散文说理传统、汉大赋和政论文讽谏传统等。为此，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讲究美刺讽谏，歌颂光明正义，批评黑暗腐朽，要求文艺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其实便蕴含有教育倾向，即作家在其文本创作、文学批评家在其理论主张中所体现和提出来的人文知识、劝导生活方式、劝戒人生不良、倡导道德伦理等所形成的具有教育指向和意义的思想内容倾向，包括地理教育、历史教育、人格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婚姻爱情教育、政治理想教育等方面。[4]这是身为士人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热衷并致力于以文学来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来吐露自己的政治情怀与人文情怀的结果。

六、情感特征

中国古代古典文学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对于诗文的评价，文人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在具体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和作者的人生观念、生活经验、社会地位密切相联。如梁代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是宫体诗，一是边塞诗。如果简单地以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很容易把这两种内容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而给以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当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学的美感与抒情性的结果。因为这两种题材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能够引起兴奋和感动的抒情强度，符合于“情灵摇荡”的文学标准（宫体诗人大都也写边塞诗，甚或将两种内容写入一篇之中，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古典文学偏重抒情的倾向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得到了增强，诗歌从诗经、楚辞（或称“骚体”）开始就是感情热烈的抒情诗，散文至唐代韩、柳竖立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来异常鲜明的抒情特征。

七、道德特征

更为可贵的是古典文学通常具有强烈的道德感。中国文化是一种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尤为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成为中国文化关注的两大核心，从而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道德型文化与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中国古代特别强调文学创作要表现进步的思想、正义的事业、崇高的理想，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不良的风尚，要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早在先秦时代的孔子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汉代的司马谴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愤著书”的思想，后来唐代的韩愈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主张，要求文学为受封建专制主义迫害的人鸣不平。如明清小说就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国演义》推崇诸葛亮、关羽，就因为他们忠义赤诚，肝胆照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的“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都足以让人们领悟到这种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八、宗教特征

佛教、道教对作家思想上的影响和创作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佛教鄙视现实、尊重自然、保持自然本性的思想，道教鄙视权贵、愤世嫉俗的思想都对作家起过作用，由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东坡这类大家及其作品为证。更有贾岛、寒山、皎然、拾得、贯休、齐已、灵一等著名诗僧以他们的作品给中国古代文学大上了宗教的烙印。由于受道家和佛家对言意认识关系认识影响，古典文学创作讲究要创造象外有象，景外有景，具有文生文外的特点，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作品富有含蓄的韵味。文学作品要做到其美在“言意之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西方很不同的民族传统特点。古典文学追求丰厚的审美意蕴、显示强烈的时代意识和表现出深刻独到的人性思考，追求一种丰厚、新颖和深刻的思想内蕴。这种立意意识，对适应时代要求，繁荣文学创作，促进古典文学的蓬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九、志异特征

因尚怪奇而志异也是古典文学的以给显著特征。诗歌以为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言诗和游仙诗为代表，小说则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产生之日起，就或者愿意用小说来发明神鬼之不诬，或者致力于用小说来记述人们的奇异言行，如魏晋时张华作《博物志》，干宝写《搜神记》，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唐代是中国小说的自觉时代，干脆出现了任氏传、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一大批传奇，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更使志异之大成，长篇小说则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甚至像《红楼梦》也将神话故事作为小说情节的起因和外在线索。[5]

十、美感特征

对于文学的美感特征，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了。论语•雍也讲“文质彬彬”，虽然原本是就“君子”的人格修养而言，但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文论思想，其含义就是在重视“质”——质朴自然的内容表达方式的同时，也看重“文”——华美有文采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真正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我国古代诸种文体如诗、词、曲、赋、散文、戏曲、小说都因其各具的节奏、旋律、韵调、藻饰、意境、趣味等而表现出独特的美感特征。萧统文选序指出，文学作品就是要成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文学创作就是要“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而他所确立的选文标准就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萧统文论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艺思想中“骋辞尚丽”的一端，稍有些过，但却十分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古代文学对于美感效应的特别注视与追求。

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跨时漫长、覆盖极广，而且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学存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6]后世文人，一般说来，或主要接受了《诗经》的影响，或主要接受了《楚辞》的影响，由此发展形成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风”诗传统即现实主义精神的世代相传，“骚”诗传统即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代代相传，也就是西方文学理论讲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浪漫主义风格。前者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的两汉乐府民歌、建安风骨、唐代新乐府运动以及宋代王禹偁、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元代的关汉卿、清代曹雪芹等文学现象和杰出作家。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积极浪漫主义，并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汉代的贾谊、曹植、阮籍、，两晋南北朝时的左思、鲍照，唐代的李白、李贺，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明代的吴承恩，清代的蒲松龄等优秀作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以致雅俗之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政治特征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因此，古代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 “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并由此形成一个鲜明地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的优良传统。如王充就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1]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们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当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时，才开始搞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而文学在这些文学家手中主要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者派遣政治郁闷的消遣品。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读书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文学一方面是屈原、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孟浩然、陆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业[2]，一方面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上官体、花间集，台阁体、西昆酬唱集和玉楼春、金缕曲、玉树后庭花等。



二、补史特征



每个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自己的亲身履历事件和某种情感历程的记录。这是由文学的功利性决定的，在中国古代，还没有专业文学作家，人们或者是把文学当作言志、咏物、抒怀的工具和消遣手段，或者是把它作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工具。从屈原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他的出生、发展、理想、政治遭遇，以及他的被流放和思想上的矛盾斗争直至最后的自杀；从李白的作品里可以再现他少年时代如何心高气傲，喜欢旅游“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中年时代如何可以政治进取、自信恃才、坚持“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及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惆怅，晚年时如何在超脱和苦闷中度过。[3]杜甫不仅用诗歌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记录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战乱和苦难，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中国古代小说也是如此，明代商业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便有了反映市民生活情趣和人生价值观念的小说，“三言”、“二拍”等作品对于好货逐利的肯定、对于金钱的崇拜、对于商业道德的推崇都是那一时代的缩影。



三、地域特征



古典文学的语体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对此，历代不少学者都曾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北雄南秀”的风格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北方文学雄浑刚贞艺术风格的形成，得力于本地区多种文化基因的母育和熏陶，而这种艺术风格又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有中国古典文学阅读经验的人，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就诗歌而言，《诗经》和《楚辞》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文言笔记小说，便可窥见北派南派的分野。最出名的北派风格的笔记小说要推《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有流徙新疆的经历，因此他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就最远到达了伊犁、乌鲁木齐。袁枚的《子不语》、《续子不语》，朱梅叔的《埋忧集》中的人物，多出入无锡、杭州、江阴、吴江、广东、义乌等地方。在上海墨海书馆混过事的王韬的《淞滨琐话》，也基本都写江南的故事，最远的写到了闽、桂、湘。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说集，可看做是南派笔记小说的代表。



四、哲理特征



天地人心，精理为文。理趣美是古典文学的一种最高境界。它是情感美、画幅美和气韵美的大融合、大升华。其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思接千载，探求常理；内省外视，揭示奥秘；定格瞬间，显示永恒等。这种理趣美的形成，源于作者对世界外物的整体性感悟，对人生意义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而且还与作者借以承载这种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场面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密切相关。《周易》居于六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哲学体系上。《周易》试图对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的历史发展等等范围极其广泛的问题作一总括和说明，由此而呈现的易道精神,如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阴阳互动的建构方式与通变致久的发展观点等，均对古代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宋代的诗文的哲理性特征尤为明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描写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说理，指出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王安石的散文游记游褒禅山记记褒禅山后洞之游，因受“怠而欲出者”的影响，‘不得极夫游之乐’，回来以后，自悔之情不能已，同时悟治学之道，庶几类此，因以作文，劝喻人们在学习中必须深入思考，谨慎选取，而不可浅尝辄止，人云亦云。



五、教育特征



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包括“诗言志”传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传统、诸子散文说理传统、汉大赋和政论文讽谏传统等。为此，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讲究美刺讽谏，歌颂光明正义，批评黑暗腐朽，要求文艺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其实便蕴含有教育倾向，即作家在其文本创作、文学批评家在其理论主张中所体现和提出来的人文知识、劝导生活方式、劝戒人生不良、倡导道德伦理等所形成的具有教育指向和意义的思想内容倾向，包括地理教育、历史教育、人格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婚姻爱情教育、政治理想教育等方面。[4]这是身为士人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热衷并致力于以文学来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来吐露自己的政治情怀与人文情怀的结果。



六、情感特征



中国古代古典文学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对于诗文的评价，文人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在具体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和作者的人生观念、生活经验、社会地位密切相联。如梁代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是宫体诗，一是边塞诗。如果简单地以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很容易把这两种内容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而给以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当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学的美感与抒情性的结果。因为这两种题材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能够引起兴奋和感动的抒情强度，符合于“情灵摇荡”的文学标准（宫体诗人大都也写边塞诗，甚或将两种内容写入一篇之中，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古典文学偏重抒情的倾向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得到了增强，诗歌从诗经、楚辞（或称“骚体”）开始就是感情热烈的抒情诗，散文至唐代韩、柳竖立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来异常鲜明的抒情特征。



七、道德特征



更为可贵的是古典文学通常具有强烈的道德感。中国文化是一种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尤为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成为中国文化关注的两大核心，从而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道德型文化与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中国古代特别强调文学创作要表现进步的思想、正义的事业、崇高的理想，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不良的风尚，要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早在先秦时代的孔子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汉代的司马谴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愤著书”的思想，后来唐代的韩愈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主张，要求文学为受封建专制主义迫害的人鸣不平。如明清小说就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国演义》推崇诸葛亮、关羽，就因为他们忠义赤诚，肝胆照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的“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都足以让人们领悟到这种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八、宗教特征



佛教、道教对作家思想上的影响和创作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佛教鄙视现实、尊重自然、保持自然本性的思想，道教鄙视权贵、愤世嫉俗的思想都对作家起过作用，由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东坡这类大家及其作品为证。更有贾岛、寒山、皎然、拾得、贯休、齐已、灵一等著名诗僧以他们的作品给中国古代文学大上了宗教的烙印。由于受道家和佛家对言意认识关系认识影响，古典文学创作讲究要创造象外有象，景外有景，具有文生文外的特点，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作品富有含蓄的韵味。文学作品要做到其美在“言意之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西方很不同的民族传统特点。古典文学追求丰厚的审美意蕴、显示强烈的时代意识和表现出深刻独到的人性思考，追求一种丰厚、新颖和深刻的思想内蕴。这种立意意识，对适应时代要求，繁荣文学创作，促进古典文学的蓬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九、志异特征



因尚怪奇而志异也是古典文学的以给显著特征。诗歌以为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言诗和游仙诗为代表，小说则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产生之日起，就或者愿意用小说来发明神鬼之不诬，或者致力于用小说来记述人们的奇异言行，如魏晋时张华作《博物志》，干宝写《搜神记》，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唐代是中国小说的自觉时代，干脆出现了任氏传、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一大批传奇，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更使志异之大成，长篇小说则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甚至像《红楼梦》也将神话故事作为小说情节的起因和外在线索。[5]



十、美感特征



对于文学的美感特征，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了。论语•雍也讲“文质彬彬”，虽然原本是就“君子”的人格修养而言，但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文论思想，其含义就是在重视“质”——质朴自然的内容表达方式的同时，也看重“文”——华美有文采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真正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我国古代诸种文体如诗、词、曲、赋、散文、戏曲、小说都因其各具的节奏、旋律、韵调、藻饰、意境、趣味等而表现出独特的美感特征。萧统文选序指出，文学作品就是要成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文学创作就是要“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而他所确立的选文标准就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萧统文论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艺思想中“骋辞尚丽”的一端，稍有些过，但却十分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古代文学对于美感效应的特别注视与追求。



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跨时漫长、覆盖极广，而且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学存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6]后世文人，一般说来，或主要接受了《诗经》的影响，或主要接受了《楚辞》的影响，由此发展形成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风”诗传统即现实主义精神的世代相传，“骚”诗传统即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代代相传，也就是西方文学理论讲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浪漫主义风格。前者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的两汉乐府民歌、建安风骨、唐代新乐府运动以及宋代王禹偁、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元代的关汉卿、清代曹雪芹等文学现象和杰出作家。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积极浪漫主义，并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汉代的贾谊、曹植、阮籍、，两晋南北朝时的左思、鲍照，唐代的李白、李贺，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明代的吴承恩，清代的蒲松龄等优秀作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以致雅俗之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命题。

很纯很暧昧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西游记》悟空求学：

石猴漂洋过海，历经磨难，打听到山上有仙人就前去拜师想学长生的方法，此乃“灵台方寸山，斜月三心洞”，洞中菩提老祖鹤发童颜，说与石猴有缘便收为徒弟，问他想学什么，结果悟空什么都不想学，只想要长生不老的方法，菩提老祖装怒，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这猢狲，这般不学，那般不学，却待怎么？”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撇下大众而去。

悟空一些儿也不恼，只是满脸陪笑，心中已经明白。晚上夜深人静，正直三更候，石猴从旧路径至后门外，只见那门儿半开半掩。悟空喜道：“老师父果然注意与我传道，故此开着门也。”因而遇到菩提老祖，传授了七十二般变化和筋斗云，成为孙悟空日后的绝学。

后来悟空学得绝世本领，在师兄弟面前戏耍，被菩提老祖看到，就找来悟空说，师徒缘分已尽，让他走，并说以后再也不见悟空，走后不许说起师父是他，要是日后招惹了麻烦扯出了师傅，菩提老祖绝不饶悟空。悟空就此走了。

《水浒传》陈宗善招安梁山泊：

话说朝廷商议结果要招安梁山泊贼寇，就派出陈宗善去招安当个御史大人，高俅不高兴了，专门派了个李虞侯专门去捣乱。

梁山泊这边，宋江听说招安非常高兴，马上开大会布置招待钦差的任务，令宋清，曹正准备席，委柴进都管提调，务要十分齐整，铺设下太尉次，列五色绢缎，堂上堂下，搭彩悬花。先使裴宣，萧让，吕方，郭盛预前下山，离二十里伏道迎接。水军头领准备大船傍岸。（这阵仗排场大吧，够给力）

但是呀好多人其实心里不高兴的，好好的忠义堂一干英雄人等，怎能忍得了朝廷的气，这次招安，朝廷心怀鬼胎，肯定是让梁山的兄弟去打其他起义的好汉。

钦差终于来了，陈宗善李虞侯在付道上遇到前来迎接的梁山泊人等，李虞侯露出高高在上姿态，拒绝喝洗尘酒，还对一干英雄大呼小叫，还好陈宗善出来说话才免了起冲突，于是军师就把这事告诉了水路来接的阮小七，让他整整李虞侯。

好戏上演了！

阮小七把李虞侯接到一艘大船上，照例李虞侯对他们冷言冷语颇为不屑，阮小七使了使眼色，大船漏水了，于是船上水手都跳下船不见了，李虞侯急了，哭爹喊娘啊，最后求阮小七，阮小七就唤来前面的小船把李虞侯送到安全船里。李虞侯一走，之前跳水的兄弟又上来了，把船修好重新启程，看到船上有十坛子御酒，酒瘾上来，就喝呀，结果一喝就喝掉好多，阮小七心想不妙，就把河水放到坛子里填满。

钦差到了忠义堂，读圣旨，当然啦，朝廷的那些话自然是把他们当贼寇的，而且朝廷是一副高高在上看不起他们的与其，众好汉颇为不满，这时，不知道哪里跳下来李逵，冲上前就把圣旨给撕了个稀巴烂，宋江傻眼了，李逵还要上前揍李虞侯他们，被宋江制止，这个时候阮小七赶回来了，上御酒，一喝，哇塞，那个叫难喝啊，都是河里污水，众好汉更加愤怒，嚷嚷要杀了李虞侯和钦差陈宗善，宋江大喝制止，这才停了，不过招安什么的也都成了泡影，圣旨也撕烂了，钦差也打了，于是送钦差平安回去，招安不成。

中国小说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说明，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古典文学泛指各民族的古代文学作品，是文学的一部分，是现代文学的发展基础，它是承上启下的，是文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是中国文学最根本的东西。

现在所谓的古典文学，也专指优秀的、有一定价值的古代文学作品。“古典”在拉丁文中是“第一流的、典范的”意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理论家以古希腊、罗马的优秀作品为典范，称为古典文学。在中国，把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直到五四以前大量的有一定价值的文学作品，叫古典文学。

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语言艺术，是文化中极具强烈感染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中国古典文学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词、赋、曲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图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又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更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因为古典小说是属于古典文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别一致

首先，从文化学角度关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显示出宏观论旨和对古典小说研究把握的新角度、新立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运用繁新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全新的观照，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流趋势。文化学的概念由德国学者皮格亨于1838年首次提出，主张建立专门学科进行文化研究；英国学者泰勒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是文化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正式开辟了人类文明的又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西方文化学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大多是原始部落及原始文化。因此，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了充分的证据和理由：即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分析，从中探析文化的本体存在，以及文化生成之后的发育、发达、变异、衰落的运行轨迹。正如杨义先生所说：“世界上没有真空状态的文化运行。”它的运行和操作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媒介作为依托和载体，这种依托和载体除了历史典籍之外，剩下的就是古代文学作品；当然，古典小说就是其中之一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史论不仅将文化学方法带进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并且，文化有着传承的生命过程，小说范式也会在不同的时代发生大幅度的实质性的转型，通过对小说创作历史的研究，渗透对中国文化传承的相关性研究，揭示中国文化在小说中的张力和表现。再加上论著的从点到面，再到发展脉络的网状构图的写作形式，为该书的论旨增添了厚度和底气，体现出作者学识渊博的一面。



其次，从叙事学角度关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显示出该书对小说作品本身的结构和审美观照。热拉尔·热奈特叙述话语列出五种重要的叙述分析门类，包括次序、延续、频率、心境和语态；兹韦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一书将话语手段分成三个部分，即叙事时间、叙事语态和叙事语式。以前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研究并没有涉及到上述叙事学的各个方面，足见研究领域的单调性和传统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典小说没有这些方面开发的潜能和优势，这在杨义的这本著作中就得到充分地体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的叙事方式、叙事谋略、叙事智慧、以及叙事的审美功能等都作了或宏观、或微观的阐述和解析，足以让中国小说叙事学大放异彩，让读者大开眼界。很难想象作者对每部涉及的小说作品的叙事形态所表现出的高度把握的智慧以及对小说叙事本身做出的审美妙悟，都体现出游刃有余的研究和著作的功力。

有一本太祖秘史 讲的是明末清初的故事 有英雄也有美女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儒林外史》 、《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松隐漫录、莹窗异草 、《欢喜冤家》《八段锦》风流和尚《醋葫芦》《隔帘花影》《绮楼重梦》贪欣误绣屏缘《空空幻》惊梦啼《金石缘》《情梦柝》鸳鸯配双合欢《石点头》天豹图《八洞天》《风月鉴》锦绣衣 、《东周列国志》《反唐演义全传》前七国志后七国志《北史演义》四大美人艳史杌闲评 、《后西游记》《

干宝的 搜神记

红拂女---女中豪杰 爽朗大气 崔莺莺 杜丽娘 潘金莲---性情中人 杜十娘 李香君---身处污泥亦自重, 性格坚强 林黛玉---爱憎分明, 惹人怜爱 薛宝钗---温顺识大体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是其支配地位长期被儒家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占据着.上至华夏的原始民族,下至近代社会,上下五千年,儒家伦理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以继承为主，以发展为辅。犹如木本植物，年年都是在之前的基础上不断发新芽长新叶，出新枝，破旧皮，扩新的年轮……不断变高变粗，慢慢发现成参天大树，屹立世界用不灭亡。不像其它文化，犹如草本植物，推翻旧的，完全新生一代…… 所以世界历史上古老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依然活在现实社会，而其他文明都已成为历史文物，要么埋在地下，要么躺在博物馆里，都是消亡的文明遗迹啦

01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兼收并蓄，和而不同 它的内涵定义我就不多在这里说明了，因为之前的答主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 在我看来，它可以直接进行切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自古以来的，可以用来传承下来的人为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虽说清代闭关锁国，但我们必须承认一点，我们确实可以自给自足，地大物博使我们扎根于土地，不像外国一般争抢，心平气和地接纳所有远道而来的客人。 作为一个山东人，我能深刻地体会到整个山东带着从古时候传下来的憨厚（虽然我深恶痛绝山东卫视的广告，动不动就来一个：种地就用史丹利！“好客山东”也正是央视宣传山东时所用到的宣传词。 虽然我们有时候排斥异己，但面对友好的外

首先，从文化学角度关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显示出宏观论旨和对古典小说研究把握的新角度、新立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运用繁新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全新的观照，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流趋势。文化学的概念由德国学者皮格亨于1838年首次提出，主张建立专门学科进行文化研究；英国学者泰勒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是文化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正式开辟了人类文明的又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西方文化学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大多是原始部落及原始文化。因此，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了充分的证据和理由：即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分析，从中探析文化的本体存在，以及文化生成之后的发育、发

（我不晓得神话算不算- -） 上古的神话 先秦的山海经（部分内容） 先秦的寓言 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 唐传奇 宋元的“话本” 明初的“拟话本” 明清的长篇章回体小说

中国小说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说明，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

第一讲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概说 • 中国古代小说分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大系统，二者相互影响，又各自成体系。文言小说自魏晋时代算起，绵延不断，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走完了它的历程。白话小说起步较晚，但从宋元时代开始，就如长江大河，汹涌澎湃，波澜起伏，到五四运动前后演变为中国现代小说，奔突喧腾，更富有强大生命力。 • 一、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三大社会因素 • 文学的发展，总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与以下三个因素关系尤其密切： • 1、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壮大。因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是由“说话”这种市民文艺发展而来的。 • 2、社会思想、文化的解放。当封建专制

北方豪放派,南方婉约派.

奇幻、魔幻小说的区别 目前常说的奇幻小说，大致可分为西式和日式两类。 西式奇幻根源最深，从魔戒之王上溯到亚瑟王与圆桌武士，再到希腊、北欧古代神话，处处都有西方文化的烙印。这种文化体系与中国差异甚大，许多地方几乎无法沟通。由于文化背景所造成的观念隔阂，中国读者接受起来稍嫌费力。但是，说到对英雄的敬佩，对英雄主义的追求、赞赏，全世界都是共通的。 西式奇幻，通常分为“主流奇幻类”（Hign Fantasy）和“剑与魔法类”（Sword & Sorcery）两种，前者比较注重文学性（如魔戒之王），后者则多偏重于冒险、战斗，更象是“动作片”。 日式奇幻，实际上是西式奇幻和日本文化结合的产物，而日

古典小说和其他的区别可能就是在时代和语言方面吧。 由于时代不同，所以古典小说是文言文，现代是白话文

四大名著

应该有专门做论文的网站吧！

《拾遗记》，主要内容是杂录和志怪。书中尤著重宣传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

《红楼梦》、三国演议、《水浒传》、《西游记》是四大名著！应该算是古典小说！但是应该没有“中国四大古典小说”的说法！



中国四大名剧 ：

王实甫《西厢记》 汤显祖《牡丹亭》

孔尚任《桃花扇》 洪升《长生殿》



《牡丹亭》 汤显祖 明朝 戏剧

《西厢记》 王实甫 元朝 元杂剧

《桃花扇》 孔尚任 清朝 戏剧

《长生殿》 洪升 清朝 戏剧

红楼梦、西游记、聊斋

红楼里写的是最真实的情感，最琐碎的生活，从红楼里你可以读懂很多东西。 PS：封神演义我挺喜欢看的，但是三国水浒实在看不进去。

《小说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



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发展史，唐诗、宋词、元曲如三颗璀璨明珠，闪耀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里。但在20世纪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小说却很少被人提及。 那么，什么是小说呢？本书将还原小说的发展史，从上古至秦汉小说的源头说起，继而谈步向欣欣向荣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再是石破天惊的唐代小说，到遍地开花的宋元小说，最后是分湍瀑流的明代小说和千帆竞秀的清代小说。为您全程展现中国几千年来的古代小说发展史。

后面的是

兰陵笑笑生

有一本太祖秘史

讲的是明末清初的故事



有英雄也有美女

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儒林外史

《三言》（警世恒言醒世通言《喻世明言》）冯梦龙（明）

《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凌蒙初

（明）

《金瓶梅》

镜花缘、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

资治通鉴

罗贯中、施耐庵、昊承恩、兰陵笑笑生、曹雪芹、吴敬梓、李汝珍、蒲松龄等

写四大名著都可以啊，这方面资料很多

杨义的也不错。 看你的意思应该要的是评论类的吧！

文学史可能对你更合适，都是概论吧。

我建议，你对那部著作感兴趣就找它的论文看，那样比较全面。

一部通了就能部部通

《史记》

《红楼梦》最好了（公认的，虽然我还没看）

《史通》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再不满意看这本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史记》

《红楼梦》

《史通》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中国小说史略》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

也许你认为它枯燥，但这是因为你没有切身体会，只讲述的是一个家族由欣荣走向衰弱的一生， 亦讲到宝黛之间的情意

曹雪芹

《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吧

《红楼梦》毛泽东称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还称赞它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鲁迅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冯其庸大唱：“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 而且它是“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因为它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百万字巨著，作者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故事，描写了无休无止的斗争，在这蔚为大观的历史长廊里，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宝黛爱情悲剧的发展始末，两者相互穿插交织，是支撑这座艺术大厦的栋梁。细读下来，你会发现这部作品值得的

四大古典小说是：《红楼梦》、三国演议、《水浒传》、《西游记》。

我认为东渡记》、《济公全传》、《女仙外史》、《封神演义》、《宋太祖三下南唐》、仙剑五花剑、飞跎全传、《三遂平妖传》、铁树记、钟馗全传、《韩湘子全传》、飞剑记、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达磨出身传灯传》、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



历史小说捎带点神话的：

《说唐全传》、《说岳全传》《飞龙全传》



短篇小说集中带有神话的

三言、二拍、《鼓掌绝尘》等 这些是

《西游记》悟空求学： 石猴漂洋过海，历经磨难，打听到山上有仙人就前去拜师想学长生的方法，此乃“灵台方寸山，斜月三心洞”，洞中菩提老祖鹤发童颜，说与石猴有缘便收为徒弟，问他想学什么，结果悟空什么都不想学，只想要长生不老的方法，菩提老祖装怒，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这猢狲，这般不学，那般不学，却待怎么？”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撇下大众而去。 悟空一些儿也不恼，只是满脸陪笑，心中已经明白。晚上夜深人静，正直三更候，石猴从旧路径至后门外，只见那门儿半开半掩。悟空喜道：“老师父果然注意与我传道，故此开着门也。”因而遇到菩提老祖，传授了七十二般变

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儒林外史 《三言》（警世恒言醒世通言《喻世明言》）冯梦龙（明） 《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凌蒙初 （明） 《金瓶梅》 镜花缘、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 资治通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中国小说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说明，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就选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的你可以参考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国》那里有很多你可以参考的资料

《红楼梦》、三国演议、《水浒传》、《西游记》是四大名著！应该算是古典小说！但是应该没有“中国古典小说”的说法！

红楼梦是一本贵族书，里面生活奢侈而自由，浪漫而诗意，适合如今人的胃口。说它是百科全书，倒是不见多大功用，我们查中药，还是会寻百草纲目的。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文彩，在于思想，百读不厌的。作者用长篇铺开心里的悲剧，记叙对旧社会的思考，读的透的人，一定是痴的，至性而悲观的。

《红楼梦》、三国演议、《水浒传》、《西游记》是四大名著！应该算是古典小说！但是应该没有“中国古典小说”的说法！

简单点说，三国水浒是给男人看的，你自己也说发现女生爱看红楼梦，红楼梦里主要是写女人的，所以女生爱看，说通俗点，红楼梦是古代长篇小说中为数不多以很多女性为主角的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其情节结构比较简单、粗略。如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小说是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精典的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代表作。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我觉得你最好选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对这些古典名著网上有很多评论，你可以搜索一下，然后选一些你看这差不多的稍微改一下就行了。

曹雪芹，罗贯中。

中国小说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说明，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