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余识李公三十年矣。李公护广西，抚篆之日，中法方失和，交兵南越。余以敌国之人，滞迹西粤，深虑不免，乃蒙李公派弁护送至沪。同行有英教士二，意、德、荷兰人各一，皆李公援救得生者也。然则公之于外人，其素无仇视之心也明矣。及东山再起，改厥宗旨，庚子一役，遂以身殉。
呜呼，岂无故哉？盖其性本偏于好名，而中国自甲午之败，创钜痛深，民心愤激，非疾视外人不足以媚民而邀名，遂不遑他顾，一意孤行，而不知溃败决裂之至于斯也。故前之爱护，后之仇杀，皆非分之本心，悉受祟于好名之一念，卒至杀身误国而不及悔。呜呼惨矣！
是以心不可偏，偏则蔽，偏则溺陷而不知返。观李公之末路可以鉴矣。虽然，偏于短者必偏有所长，在用人者节而取之。
使李公得终其身于牧令郡守，以尽其抚字刍牧之长，则茧丝保障，当不得专美于前，龚黄不足言矣。而惜乎用人者不之察也。
余不能忘李公之恩，亦不敢曲讳其失。读是书益有感于余心，爰推原其后先异辙之由，书之简端，以质之中外之操人伦之鉴者。
法国劳德氏口授丹徒张士同笔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