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鲁迅谁的名气大，谁的文学造诣高？

林语堂学贯中西，长篇小说风靡一时，影响极大。

鲁迅，不予置评！(以免被喷！)

显然是鲁迅，主要在格局。林语堂近于小脚女人，提倡幽默之类。鲁迅近于关东大汉，常有大风起兮云飞扬之风采！

没必要去比较

文无第一。

还是鲁迅。文章深刻有力。中国第一人。鲁迅的交章有一种正气的精神，一般人比不了，林语堂也差矣。鲁迅。

论名气，肯定是鲁迅先生大多了，不在一个级别上。

林语堂是无法与鲁迅相提并论的。

至于“谁的名气大，谁的文学造诣高”，即使在目前言论日益自由的情况下，也并非“谁”三言两语的评骘就足可以“定论”，为所有人接受、服膺。

林语堂与鲁迅基于思想意识的渐行渐远、后来几乎对立，在各自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深思上，林岂止稍逊鲁迅一筹。这也是俩人“友谊”渐行渐亡的根本原因。

现在许多人竭力吹捧胡适、林语堂甚至周作人等人，不遗余力贬低鲁迅，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自然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还是别比较了吧。爱萝卜的继续爱其萝卜，爱白菜的继续爱其白菜，时间无疑会继续证明“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更大。

谢谢邀请。

两位都是名人，名人与名人也有差别，毛主席评价鲁迅是文人中勇敢的战士！可见时势造英雄，时代需要英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社会中的中流砥柱，是勇于冲在时代潮流的前沿，做学问的名人，也是某领域的佼佼者，总之，鲁迅先生是影响力很大的名人！

鲁迅名声大。

我觉着还是鲁迅的名气大一些，喜欢看鲁迅写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张扬真理，有高度的社会说服力

只要有一定“文化学养”之人都应知晓，文学和艺术都是须追求“个性”体现的，与政治、经济追求“共性”为主不一样。林语堂与鲁迅都是属于现代中国“大师级”的文学家无疑，文学风格展现上各有特色，文学成就也是各有千秋，可以讲是没有”可比性”。

两人谁的文学造诣高，这个很难评价。因为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且标准、尺度和理解也各有其说。

对林语堂知之不多，只读过他写的《苏东坡传》，看过改编的电视剧《京华烟云》。

鲁迅则不同了，他的小说散文杂文耳熟能详。《故乡》《彷徨》《朝花夕拾》细读不下十遍。失眠的时候，我就背他的诗篇纾困。尤喜惜花四律“鸟啼铃语梦常萦，闲立花荫盼嫩晴。怵目飞红随蝶舞，关心茸碧绕阶生。天与绝代偏多妒，时至将离倍有情。最是叫人愁不解，四檐疏雨送秋声。”还有“剧怜常逐柳绵飘”“细雨轻寒二月时”“繁英绕甸竞逞艳”三首，恕不一一背诵。他的封笔之作亥年残秋偶作“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绝对能与杜甫的七律媲美。

有人害怕鲁迅，厌恶鲁迅，是因为他的解剖刀，毫不留情的割破人的假面。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永远的民族魂。

无人逾越的一座高峰。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他们研究的领域也有所不同，所以说谁的文学造诣最深是很难客观评断的。鲁迅作为中国语文书中选的文章最多的作家，可以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但是，他真的是中国公认的最厉害的作家吗？还是舆论为了一个名头而为的名头呢？

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学史上，鲁迅和林语堂曾是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文坛挚友。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在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大获成功之时，他和鲁迅近十年的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矛盾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因为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表示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当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林妻廖翠凤赶紧离开。筵席不欢而散。这本是件小事，但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送郁达夫宴会上不欢而散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鲁迅和林语堂都在场。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语堂灵机一动，“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根烟?”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林语堂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该骂的多着呢!”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林语堂笑着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杨杏佛事件扩大裂痕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还拿起笔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作战，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当场死亡。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民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不管这些，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6月20口，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林语堂没有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必要自我辩护。

鲁、林友情的终点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为了给新创办的《人间世》杂志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左联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鲁迅也骂林语堂的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语相向。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不料鲁迅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史，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鲁迅是中国文学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