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勃勃，郭松龄为何起兵反对张作霖？

因为张作霖搞内战，不止想做东北王，还想着做全中国的王，但郭松龄不想打内战，只想发展东北抵御外敌。郭松龄不是死于张作霖之手，而是死于日本人之手，更是死于那些自愿为奴的狗手里。真是死的不值，直到现在有些人还就是喜欢世袭皇帝，而不喜欢民主。

郭松龄是奉军里，最能打仗的将军。战功显赫，奉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最难攻打的九门口攻坚战，就是郭松龄的战绩。而战后论功行赏时，郭松龄被张作霖刻意压制了。官职纹丝不动，就连狗肉将军张宗昌都被封为了山东省的督军。张宗昌的军队，完全是靠打败了吴佩孚的军队收编过来的。而打败吴佩孚的主力部队的郭松龄，却张作霖被闲置了。郭松龄到造反时的职务，还只是张学良的代理而已。由于张学良的信任，郭松龄才是真正的掌握着军队。赏罚不公才是真正的原因。

一次密谈掀起郭松龄反奉开端，密谈之人除了郭松龄，还有一位“民国名人”。

1925年10月，郭松龄赶赴日本参加观秋操。

其实，除了郭松龄以外，参观这次秋操的还有另外一名中国军人，他就是韩复榘，只不过两人代表的阵营不同。

郭松龄代表的是奉系，而韩复榘代表的是国民军。

身份不同，背后所属阵营不同，按说两人不会推心置腹的密谈，但是，远在异国他乡，郭松龄还是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韩复榘。

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累了一天的韩复榘早已洗洗睡下，睡梦中，他忽然听到一阵声音很轻但又很急促的敲门声。

很显然，这是有特殊的人要来，而且，还是要办特殊的事。

行事警觉的韩复榘赶忙穿起衣服，打开房门，定睛一看，原来是郭松龄。

韩复榘将郭松龄迎进了房中，将门掩好。

见韩复榘房中没有其他人等，郭松龄便放松了警惕性，他告诉韩复榘：“我有一件稀奇古怪的事，要和你谈谈。”

韩复榘满脸好奇地说道：“什么事？”

“这次，我刚到东京的时候，日本参谋部的一个重要职员忽然来找我，他神秘兮兮地问我‘你这次到日本观操，张作霖将军是否安排你代他签订密约’”，郭松龄不加掩饰地说与韩复榘听，他想听听韩复榘对这件事的看法。

可是，韩复榘也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问郭松龄：“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只是来观操，没有什么特殊任务，更不知道签订密约的事”，郭松龄答道。

说完，他又解释了一句：“我确实不知道什么密约，我就是来观操的，我这样说完后，那名日本职员就失望地回去了。”

韩复榘听后，默不作声，他满脑子都在考虑这件事情的原委，虽是黑夜，但是，借助微弱的灯光，也可以看出他脸上露出的一丝狐疑。

此时，郭松龄同样露出了纳闷之情，他告诉韩复榘：“当时，日本人的话搞得我晕头转向，我一直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猜怎么着？”

郭松龄一边说，一边看向韩复榘，韩复榘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经过仔细的打听，我才知道张作霖打算承认‘二十一条’，以此来换取日本的大量军火，然后，再用这些军火进攻你们国民军”，郭松龄说道。

韩复渠听后，一脸愕然，他没想到张作霖出尔反尔。

“二十一条”是1915年5月，袁世凯同日本人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袁世凯一心想做皇帝，以此来获取日本人的支持。

不可否认的是，当时身为二十二师师长的张作霖，是极力反对这条不公平条约的，甚至，他还给日本人发出抗议通知，大有鱼死网破之意。

没想到，近10年后，身为东三省大元帅的张作霖不但要承认“二十一条”，还要给予日本人更多的利益。

这是引狼入室的干法，活脱脱的卖国行径。

郭松龄还告诉韩复榘：“这个密约在沈阳已经商谈成熟，来签字的代表已经动身，不日就会来到东京，恰巧我先他们一步来到这里，日本人误以为我是签字代表，故来找我相谈，实际上，签字代表是于冲汉。”

郭松龄越说越生气，他义愤填膺地告诉韩复榘：“张作霖这种干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我是个军人，要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他，他若敢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说完，他又要求韩复榘为他保密，同时，要求韩复榘回国后要向冯玉祥转达他的意见。

这就是郭松龄反奉的开端。

其实，在他心里，早就有了倒戈的想法，因为有一种思想深深地根植在了他的内心里，那就是“改造东三省”。

至于郭松龄因为张作霖“功高不赏”而率兵倒戈的说法，并非主要原因。

一个人三观的形成，离不开家庭的教育和社会的熏陶，郭松龄心中救国救民思想的形成就在于此。

1883年，他出生在沈阳东郊渔樵村的一家塾师之家，只不过，家庭比较贫困。

自幼跟随父亲学习《论语》、《孟子》和《中庸》等儒家古籍，还学习了一些古文、诗歌和英雄人物的历史传记，知道了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事迹。

后来，又跟随董汉儒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接受了系统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激发了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

随着年龄的增长，郭松龄决定效仿汉朝班超“投笔从戎”的壮举，立志走向投军救国的道路，以实现自己报效国家、光复中华的愿望。

1907年，郭松龄从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三年后，加入新军同盟会，成为了一名爱国民主战士。

1913年，经过自己的努力，他又考入中国陆军大学，在这里学习了当代最新的军事知识和指挥才能，掌握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

大学毕业后，郭松龄怀揣着崇高的理想回到奉天，在这里，他不仅没有得到张作霖的重用，还处处受到留日派代表杨宇霆的打压，好在，他在奉天遇到了自己的终生伴侣韩淑秀。

韩淑秀绝非普通的一介女流，她的言谈举止处处透露着现代女性的先知。

她是奉天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经常与同学们为广大受压迫的妇女鸣不平，大胆地宣传男女平等，鼓舞妇女关心国家大事，四处奔走疾呼：“国家兴亡，妇女有责。”

虽然郭松龄在奉天遇到了真爱，但是，工作上不顺，让他产生了跳槽的想法。

1917年，郭松龄远赴广东投奔孙中山，有幸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他又产生了回奉天“改造东三省”的念头。

两年后，他再次回到家乡东北，可是，这次重返家乡，让他感慨颇多。

回到奉天后，他亲眼目睹了广袤无垠的东北，在奉系军阀的统治之下，到处是一片饥寒交迫、哀鸿遍野的凄惨景象，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沈阳古城也被奉系军阀糟蹋的不成样子，远远看去，街面上残破不堪，百业萧条，到处都是饥饿的人群。

另一面，郭松龄又看到奉系军阀的新贵们，住着高楼别墅，出入都是小汽车，衣着光鲜华丽，简直是醉生梦死的生活。

这与那些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人们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尤其是，在沈阳城的旧市街里，挂满了日本派出机关的牌子，诸如株式会社、日本银行分店的牌子随处可见；还有日本商人、老板、官员前呼后拥地走在沈阳城的大街上，仿佛他们就是沈阳的主人。

这让郭松龄感觉非常痛心，他当即决定：

“欲谋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欲推倒恶军阀，非预备绝大牺牲不可，余拟不择手段，先投身奉天军阀巢窟，暗取兵权，蓄养潜势力，以谋根本改造。”

但是，张作霖只让他做了讲武堂的战术教官，并没有给他很高的职务。

再说，郭松龄一出一进奉军队伍，自然会影响他职务上的上升，更何况，此时的老对手杨宇霆已是张作霖身边红极一时的智囊。

如此看来，郭松龄升迁的希望非常渺茫。

好在，1919年3月，19岁的张学良秉承父意，进入东三省讲武堂学习，成了郭松龄的学生。

论性格，郭松龄属于好学深思型的人物，他为人耿直，做事严肃，生活上非常自律，不抽烟，不嗜酒，更不沉溺于女色，勤勉好学，专心治军。

反观张学良，追求生活浪漫，耽于享乐，性格外向，与郭松龄大相径庭。

但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张学良偏偏喜欢这种与自己性格迥异的人物。

有了这层关系，郭松龄无异于有了往上爬的梯子。

当张学良由第三团团长晋升为混成旅旅长时，第三团团长的空缺就留给了郭松龄；当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时，张学良又保举他做了奉天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

1925年，张作霖又把关内关外的奉军扩充一番，把第一、第三两军扩充的军队作为奉军的主力，统一交给了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

而此时，张学良又忙着扩充新设的东北空军，所以，第一和第三军的指挥权实际上就是郭松龄了。

不得不说，郭松龄在治军方面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他锐意进取，创新改革，迅速提升了东北军的作战素养，开创了东北军正规化、现代化之先河。

手握重兵，武力强大，这让郭松龄有了反奉的实力和资本。

当然，还有人不断给他吹“枕边风”，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韩淑秀。

韩淑秀对郭松龄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郭松龄的革命生涯中，韩淑秀曾经孤身闯刑场，救下郭松龄，是郭松龄的救命恩人，同时，她也是郭松龄志同道合的革命同路人。

1925年，郭松龄从日本观操归来后，韩淑秀曾力劝丈夫：

“两次直奉战争，只有杨宇霆等一批奉军的老派人物得到了好处，他们有的到江苏当了督军，有的到安徽当了督军，可是，老百姓却家败人亡、流离失所，这样的战争不能再打了。”

在韩淑秀的支持下，郭松龄毅然决然地在滦州倒戈反奉，用实际行动来反对张作霖即将发动的战争。

为了赢得支持，壮大反奉的势力，郭松龄想到了冯玉祥，他打算跟这位西北军阀合作。

除了让韩复榘带话外，郭松龄的老婆韩淑秀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她和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是同学，便利用这层关系说服冯玉祥加入反奉同盟，同时，又拉拢直隶的李景林加入进来。

一切准备妥当，郭松龄放出豪言：“这种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若不幸失败，我唯有一死而已。”

韩淑秀听后，应声而起，悲壮地说道：“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

夫妻双双做好了共赴国难、同心协力誓死改造东三省的决心。

郭松龄的准备活动虽然做得非常隐秘，但是，还是让张作霖父子察觉了。

在郭松龄与冯玉祥签订反奉密约的第二天，张作霖便电召郭松龄，可是，郭松龄佯称住院看病，婉拒了张作霖。

与此同时，张学良赶到医院力劝郭松龄赶到沈阳，直接向张大帅陈述自己的意见。

郭松龄害怕反奉之事败露，便拒绝了张学良的劝解，但是，他还是担心夜长梦多，于是，他决定提前行动，连续发出三个通电：

第一电：要张作霖即日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大权；

第二电：要杨宇霆下台；

第三电：宣布奉军过国民军停止交战。

随即，他又在滦州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发表了反对张作霖“争夺地盘，贻害东北人民”的即兴演说，号召众部将积极拥护，并把拒绝参与行动的高维岳等人软禁起来。

当时，安徽督办姜登选路过滦州，当面劝诫郭松龄不要反奉，可惜，被郭松龄直接枪毙了。

郭松龄的突然起兵，让张作霖惊慌失措，毕竟郭松龄掌握着奉军的精锐之师。

11月27日，张学良派日本顾问仪峨和郭松龄的日本顾问守田在滦州会谈，希望郭能放弃武力，但是，郭松龄听不进去。

两天后，张学良赶到秦皇岛，电邀郭松龄面谈，郭松龄不顾两人之前的友谊，拒绝与张学良见面，不过，他给张学良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信，他表示对张学良的一片忠诚和爱戴；第二封信，他规劝张学良反其父道而行之，并详细叙述了他倒戈反奉的六项原则。

张学良见郭松龄决心已定，无法回头，只能悻悻地离去。

很快，郭松龄带兵攻占了连山，锋芒直逼奉天。

张作霖见形势不对，单凭自己的势力已经无法阻挡郭松龄的叛军，于是，他赶忙收拾细软，要到大连避难。

就在郭松龄攻占锦州后，不怀好意的日本人想拉拢郭松龄，并向郭松龄提出了“援助”条件。

郭松龄不愿以民族利益为代价来达到自己反张的目的，他严词拒绝了日本人的“优厚”条件。

但是，紧急关头，与郭松龄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狗急跳墙”的张作霖了。

他为了保住自己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将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身上，全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

为了打压郭松龄，张作霖多次派人与日本驻奉领事和关东军联系，请求日本出兵，并表示，只要日本出兵，他可以满足日本人提出的任何苛刻条件。

12月9日，日驻屯军第十师司令部由辽阳移驻奉天，并把他们的第六十三步兵联队、旅顺炮兵一队、公主岭骑兵一队以及附近的守备队调进奉天，准备镇压郭松龄。

一时间，奉天城成了日军的驻防地。

由于日本的参战，这场反奉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郭松龄不仅要与奉军战斗，还要与日军作战，很快，他就落于下风。

就在这个时候，当初的盟友冯玉祥，为了拓展自己的地盘，不顾之前与郭松龄签下的合作条约，对李景林进行了突袭，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霸占了天津。

这让郭松龄陷入了孤军奋战的窘境。

纵然这样，郭松龄也无所畏惧， 决不向敌人低头。

他指挥军队克服重重困难，依然在前线率军顽强奋斗，甚至，在危急关头，他“亲立于阵头督师”，并组织三次最猛烈的激战，但是，“终因三面受敌”而无法挽回。

1925年12月24日凌晨，郭松龄和夫人韩淑秀在少数机要人员和卫队的护卫下，向营口方向出走。

当他们行至辽中县的老达房时，黑龙江第七旅的王永清，按照日本人提供的情报紧紧追来，情急之下，郭松龄夫妇急忙藏身于白菜窖中。

王永清穷追不舍，当他追至白菜窖时，在窖外意外发现了郭松龄丢失的一张名片，就是这张名片暴露了郭松龄夫妇的藏身之地。

郭松龄夫妇被逮捕了，随即，张作霖下达命令，将郭松龄速速押往天津，由他亲自处决。

此时，号称“小诸葛”的杨宇霆不干了，他担心郭松龄夫妇到达天津后，张学良会替郭氏夫妇求情，到那时，或许于自己不利。

于是，他指示手下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了，然后，将他们的遗体装到大汽车内运回奉天，在小河沿暴尸三日以泄恨。

事情就像杨宇霆预料的那样，当张学良得知郭氏夫妇被俘的消息后，他拟电令高金山将郭松龄运到自己的军部，然后，把他们放了，送他们出国留学。

可是，为时已晚，高金山给张学良打电话，告诉他郭氏夫妇已被处决，张学良跺了跺脚，痛惜地说：“完了，完了。”

从这些事来看，郭松龄之所以要反奉，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1. 爱国思想激发了他担负起“驱敌寇，复国土”的使命担当。

2. 孙中山民主思想让他产生了“改造东三省”的念头。

3. 东北的萧条和张作霖欲与日本签下不公平条约让他痛下决心。

4. 妻子韩淑秀在背后的“枕边风”，给郭松龄提供了支持。

5. 郭松龄掌握着奉军的精锐之师，这是郭松龄反奉的实力。

至于，有人说郭松龄反奉，是他与杨宇霆之间的私人斗争；或者，还有人说，是张作霖“功高不赏”，没有给郭松龄足够的封赏，导致小肚鸡肠的郭松龄起兵反封；这些说法太过片面了。

张作霖是东北王，是奉系军阀的掌权者，那一个小小的郭松岭怎么有能力反张作霖呢？郭松龄的底气和军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说起郭松龄，我们就不得不提起张学良了。在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的眼中，张学良除了老婆不能跟郭松龄睡觉，其他的没有什么不能给他的！简直是两个人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郭松龄追随过孙中山，加入过同盟会，在讲武堂结识的张学良。张学良让他带兵，练兵，给他职务，给他信任，所以管着管着，这些都成了郭松龄的部队了！

郭松龄本身就是一个追逐权利的人，当时在奉系军阀内部权力的分配不公，导致了郭松龄的内心的不满。

恰逢第二次直奉战争，全国掀起的反奉运动，郭松龄就顺势而为了。带着张学良给的军队去反张作霖，打着反内战的旗号，实在是无耻至极！

郭松龄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小河沿暴尸3日！

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就是为了权利，这次战争导致奉军内部元气大伤，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我是花火，欢迎大家留言指正！

我认为郭松龄反奉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太年轻了，结果被人利用了。

现在有种观点认为郭松龄反奉是因为大帅张作霖赏罚不公，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立下大功，可最后好处都被杨宇霆等人得了，而郭松龄当时想要的是督军位置，而却让杨宇霆抢去了，后来张作霖否认了这一观点，我也认为不可能，因为郭松龄当时手握重兵，在他的占领区里就和土皇帝差不多，郭松龄也不会太在意那些虚名。唯一的解释就是郭松龄打了胜仗后自我膨胀的太厉害，别人的话听不进去了，完全忘了张作霖父子对他的知遇之恩。同时中了冯玉祥的计，被冯玉祥忽悠了共同起兵，可郭松龄起兵了冯玉祥却站在一边看郭松龄的笑话，这就是郭松龄在政治上太年轻了，结果打着张学良的旗号起兵反奉，可郭松龄就没想想自己何德何能啊还敢想取代张作霖，结果落不出所料最后落了个兵败身死的结局。

郭松龄起兵反奉除了中了冯玉祥的奸计外，郭松龄的老婆韩玉秀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韩玉秀一心想着做大帅夫人梦，所以经常吹枕头风，要不说家有贤妻男人不惹祸端，这也是后来张作霖没放过韩玉秀的原因。

最后多说句，郭松龄反奉造成了严重后果，郭松龄部当时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结果这支精锐之师却在内战中全军覆灭，东北军也受到重创，如果郭松龄不反奉，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或许有胆量与日军一战，但这都是假设了。

奉军从1925年初大举入关，到8月间，已占据了热河、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直达上海。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北自黑龙江，南至上海，几乎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繁盛地带。这是奉系的鼎盛时期。正当张作霖踌躇满志之时，郭松龄在滦州誓师，倒戈反奉，形势危急，让张作霖一度想逃入日本租界避难。

郭松龄是奉系中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郭松龄对奉军的改革颇有建树，在战争中屡立战功，而且由郭经手训练的部队，都成了东北军的精锐。

郭松龄是张学良的老师，随着张学良地位的提高，郭也成为奉系举足轻重的人物。

郭松龄倒张有三大原因。

一是郭松龄时年已经42岁，且有病在身，自知活不了多久。他想要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抱负，也就是取张作霖代之，成为称霸一方的实权人物。至少能过一下瘾也是好的。

二是奉军内部派系林立，政见不一，特别是以杨宇霆、姜登选（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为核心的“洋派”与郭松龄、李景林（毕业于国内军官学校）等为代表的“土派”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郭松龄与杨宇霆更是结怨甚深。

三是郭松龄认为张作霖赏罚不公。

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立有大功，自己以为能够得到安徽督军一职。战后论功行赏，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分别得到山东、江苏、安徽、河北各省地盘，唯独郭松龄一无所得，想求得热河都统一职，也被杨宇霆阻挠。

张作霖对郭松龄说：“你还是在我手下，对练兵贡献力量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张作霖把郭当心腹看待，但他心中却只有愤恨，决心不再为张作霖充当保镖，避居日本。

1925年秋，奉浙战争中，奉军形势不利，张作霖急召郭松龄回国。郭被任命为第十军军长，归第三军团军团长张学良统率。但张学良因常往返津沈之间，所有军务实际上由郭主持。这些部队正是张作霖的精锐部队，让郭有了倒张的底气。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与冯玉祥签订了反奉的“郭冯密约”，并拉李景林入盟，举兵反奉。郭松龄直接控制的部队有六个师和两个独立炮兵旅等，共计7万余人。

由于同盟分裂，加上日本对张作霖的支持，郭倒张失败被俘。12月25日，郭松龄夫妇被杨宇霆抢先密令枪决，死前未能见张作霖最后一面。

民国时期当时各系军阀林立，张作霖执掌奉系君凡占据东北，与石矩一样当时奉系军阀内部也派系林立，如张作相、吴俊生等组成的老旧派，杨宇霆、常荫槐等组成的士官派，以及郭松龄、李景林等组成的陆大派，所以说奉系内部并不稳定，各派为各自利益明争暗斗。

张作霖土匪出身，后来被招募和依靠自己的几个兄弟的支持才掌管了当时的奉天，成为了奉系的首领（大帅），但因出身绿林，军队没有经过很好的系统训练，军记很差，战斗力不强，军队弊病也逐步显示出来。张作霖因此当机立断，迅速积极任用了一批留学归来和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训练新军，这也导致了奉系内部“士官派”和“陆大派”的崛起，而两派的斗争也间接导致了郭松龄的背叛。

杨宇霆作为士官派的首脑，他得到张作霖的赏识比较早，张作霖对于杨宇霆非常偏爱且委以重任，杨宇霆主张扩大势力带兵出关向中原地区发展，但郭松龄主张发展开发东北、精兵强卒、抵御外侮。另外杨宇霆恃才傲物，郭松龄虽领导军队能力很强，但心胸狭窄，为人固执，尤其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功劳很高但却一无所获而杨宇霆却接管了江苏，这让郭松龄非常不满。

郭松龄曾经加入过同盟会，因此他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对张作霖旧式军阀统治极为反感。另外，第二次直奉大战，郭松龄战功卓著，张作霖分配不均，郭松龄心中就已经有了情绪，后来郭松龄知道张作霖大量购买武器，想与南方开战，这自然违背了郭松龄开发东北、精兵强卒、防御日俄势力的主张。此时，郭松龄受到各派的排挤，这一些事情都让他非常愤懑，在他心中不断积压。

郭松龄与张学良亦师亦友，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及张学良的支持，以及郭松龄依靠两次直奉战争的军功一路高升，另外，张学良对其很是纵容且有盲目的自信，导致郭松龄实际上掌管了奉军的大部分精锐，因为郭松龄在奉军精锐中声望极高，又加上联合冯玉祥的势力，郭松龄是有反奉的能力，刚开始郭松龄也的确势如破竹，逼得张作霖与日本人签订协议，才得以阻挡住了郭松龄的攻势。

第二次直奉大战，郭松龄立下汗马功劳，论功行赏时却没他的份，换谁也接受不了。恰恰被派到日本时又偶然获悉张作霖另派他人秘密办理机密大事，郭松龄顿时火冒三丈，感到被张作霖当傻小子耍，再联系到没有被赏赐，心中愤愤不平。由于他跟张学良过从甚密，张学良对他尊敬有加，两人有共同的语言，因此从心底里就产生了拥戴张学良反对张作霖的想法，终于决定起兵反奉。可以说，导火索就是对张作霖封赏不满，这也是张作霖万万没想到的。如果张作霖能够给他个适当赏赐，他决不会干出反奉的事来。

郭松龄带兵打仗有才干，性格耿直，说他最终想取代少帅是不对的。放到现在也是，性格耿直的人，永远不会做出格的事。

张作霖，东北军伐，出身绿林草莽，为人奸诈，投靠日本人，为虎作伥，欺压百性，鱼肉人民。身为他麾下的热血青年军官郭松龄，对他的所做所为，极为不满，再加上他投靠日本人，日本人占领东北，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奋起抗日，而他拥有数十万军队，不抗日，而情愿做日本人的狗，当汉奸。岂不激起热血青年军官郭松龄的反对？所以他起兵反对张作霖就不难理解了。

1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张作霖，绿林起家，后投靠官府，使尽权谋，凭借敏锐的嗅觉，还有对时局的观察，一步步做大，但骨子里都是军阀做派，传统君王体质！

2郭松林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早年投身同盟会(信奉三民主义)，后参加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后才回东北投靠张作霖，任职于东北讲武堂教官，因派别原因一直被以杨雨霆为首日系军官所排挤，后期因攀上张学良高枝才有所好转，在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林指挥的军团起到了主要作用，功劳最大……但是最后张作霖分果果时，没有分给他应得的一份！

综上所述就不难理解了，两个人思想如平行线，后期又积怨已深，爆发点只是一个恰当的机会与理由！

郭松龄算是奉系军阀的中一位年轻有为的将领，受到过张作霖的重用，跟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是郭松龄出生于贫苦人家，早年跟随过孙中山，信奉孙的三民主义，“左”倾思想根深蒂固，后来共产党人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加之郭本人同张作霖也有矛盾，受到张的排挤，因此后来反奉。

郭松龄与张作霖可所谓是一主一仆的关系，而且郭松龄所拥有的地位与权力也是张学良的放纵与张作霖的信任所得来的，而郭松龄却恩将仇报倒乏奉系。

郭松龄（1883年－1925年），字茂宸，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渔樵村人，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奉系将领之一。

郭高大挺拔，朴素简朴，平素穿一套布军服，和士兵军服一样。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的质地很好的呢军服，布军服除了士兵穿，就是白俄兵穿，郭穿布军服的样子像白俄兵那样高大，因此遂被人呼为“郭鬼子”。

1925年12月初，郭松龄正率大军向沈阳进发，战斗处于激烈的白热化状态，正需要冯玉祥和李景林的声援。

但恰在这个时候，冯玉祥却突然率军大举进攻李景林的部队。直隶督办李景林，也是郭松龄反奉所联系的对象，在郭松龄起兵前，李景林已经宣布脱离奉系，加入冯玉祥和郭松龄的联合阵线，冯玉祥也为此感到高兴。

这个时候，冯玉祥为了拓展自己的地盘，进攻李景林，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郭松龄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不仅如此，在郭松龄起兵时，镇守热河的阚朝玺拥兵观望时，冯玉祥觉得有机可乘。他突然出兵，夺取了热河。

这场内讧，使在辽宁与张作霖正面作战的郭松龄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郭最终在白旗堡战败身亡。

郭松龄本身就是个颇具野心的人物，据有关介绍郭相貌冷峻，性格偏激，不拘言笑。虽号称郭子仪后人，但实际他的出身低微。虽然有才具，但在军界混了很多年没成气候。后投奔奉系，得遇张学良方得一展才具。其实绿林出身的大帅张作霖开始就不太喜欢郭。据东北军老人回忆：“郭氏为人刚愎自用，作风跋扈专断，不为张作霖所重，独赖张学良多方向其父讲好话，终于使郭得以畅行其意志。”

设若郭不起兵，张作霖不死，东三省不会很快形成被日本占领的局面。张学良也曾表示：若茂宸在，局势不至于此。某种意义上郭也是改变东北历史的人物之一。按照张作霖的逻辑：一个人对我好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怎么可以背叛？所以，郭松龄发动兵变叛他，大老张气得不行，当众骂道：“郭鬼子哪那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打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了他两千大洋，给他安家……”

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奉军内部分歧严重，矛盾重重。以张作霖绿林时期的兄弟张作相、汤玉麟等人为代表的老派思想老旧，有勇无谋。张作霖平叛后，还曾效仿曹操笼络人心：张作霖宴请军中要员，酒至正酣，手下人抬来一个箱子声称内部含有郭松龄与军中一些人秘密来往的书信。

曾经联合徐树铮为奉系抢夺北洋政府购买的价值1800万元的近3万条步枪，也是为奉军做出了卓越贡献，后与一直与郭松龄不和，到处为难郭松龄，但是杨宇霆虽然军事才能比不过你郭松龄，但是作为大帅的左膀右臂在奉军内部一直声望很高，还喜欢搞自己的圈子。日本人意识到张作霖已经做不了自己在东北利益的傀儡，而发起的“皇姑屯事件”使得东北在张学良接受后，使得内部关系更加复杂。

总结：郭松龄属于“陆大派”，主要分为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主要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主要有常荫槐、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和老派，老派主要是当年和张作霖起家的绿林前辈，代表人物有：张作相、冯德麟、汤玉麟、张景惠、吴俊升，以及张宗昌、马占山等人。其中杨宇霆一直以来都受张作霖的重视，曾经联合徐树铮为奉系抢夺北洋政府购买的价值1800万元的近3万条步枪，也是为奉军做出了卓越贡献，后与一直与郭松龄不和，到处为难郭松龄，但是杨宇霆虽然军事才能比不过你郭松龄，但是作为大帅的左膀右臂在奉军内部一直声望很高，还喜欢搞自己的圈子。

我是流浪成海，以下试从几个方面来讨论下郭松龄起兵反奉的原因：

1）首先，郭松龄在当时属于思想比较进步的新式军人，一直怀有改造旧军阀、旧制度的使命感。

在加入奉军之前，郭松龄并非白纸一张，早期受朱庆澜赏识，随朱调往四川，并加入新军中的同盟会。后来去广东追随过孙中山，做过孙中山警卫部队的营长，并当面聆听过孙中山的教诲。

郭松龄在奉军部队中也表现出了与旧军阀截然不同的治军方式，他一身正气，不喝兵血，不准打骂士兵，废除旧军中跪拜、磕头等旧习。

又加上当年（即郭倒戈发生的1925年）孙中山北上，与段祺瑞、张作霖等就召开国民会议、废约等方面进行商谈，但分歧巨大，不幸病逝，壮志未酬。这对郭松龄也是一个刺激，他对奉军以张作霖为首的老派军阀是相当不满的。

因此说郭松龄出于争权夺利等个人目的，而起兵反奉，是不公允的。

改造旧军阀的使命感，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

2）二次直奉战后，张作霖赏罚不公。

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是立了大功的，张学良后来也回忆说，他也是二次直奉战后才真正起来的，主要就是郭松龄的功劳。

但战后新增四个省的督军，却没有张学良、郭松龄什么事，尤其是杨宇霆，不但平空得了江苏督军，还在不久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的攻击下，丧师失地，不但没受到惩罚，还仍旧回东北做总参议，仍被张作霖所信任。

这件事，其码在表面上，对郭松龄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3）奉系几乎所有的精锐都在郭松龄手中，这是郭松龄反奉的重要依恃。

郭松龄直接掌握的部队有七万多人，几乎是奉军所有的精锐部队。

郭松龄能将兵而不能将将，有将才而无帅才。他带兵、练兵是很有一套的，这也是二次直奉战中，奉军取胜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也是这样，如果不是日本关东军在关键时刻公开助张，郭松龄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张作霖连下野的电报稿都起草好了，都准备跑去大连避难了。

但日军的加入，很快便使形势争转直下。

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火拼，典型的土匪打法。结果还是张作霖老辣一些，郭就是一介武夫，政治素养太差了。

郭松龄早年靠近后来又参加了同盟会有着革命思想，1925年郭松龄听说张作霖卖日本武器要打南方革命军，马上.放弃旅游回国劝说张作霖，张不肯听，情急下的郭松龄才立即"反奉倒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