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

谢邀问，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这个"走出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能吸引到国外的读者阅读。这个问题很明显，世界上的各国人民，虽然种族不同，风俗条件各异，但就人类来说，最相同的就是，大都是追求真，善，美，鞭挺假，丑，恶。而我们"当代文学作品所歌颂的也正是真，善，美。鞭挞的是假，丑，恶。就是这最基本的当代文学故事就足于能吸引到世界各国读者。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就这样很容易“走出去"，走出国门，奔向世界各个国家，也会深受各国读者的喜爱！供参考！谢谢！

国学文化历史悠深，渊远流长！不被外人熟知，是因为近代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史造成的！东亚病夫在世上是没人瞧得起的！谁学你的语言？都恶心死了！今天它随着国力的浩瀚气概，走出了国门！为世界所敬仰！最重要的是通过准确的世界文字翻译，荡涤着每一寸角落！加上莫的抛弃政治色彩的人文主义笔触，击碎了他们历代偏见中国的有色眼镜！随着我文艺复兴的狂澜，会有更多更美的文学大师耸立问世！

当代文学，既可谓之血肉交融之人学，亦可谓之呼吸与共之哲学。舍此而外，何处可去？

改革开放当下，如何讴歌凤凰涅槃民族绽放之辉煌？如何刻画壮士断腕舍我其谁之悲壮？作者笔端流淌的，绝非一个孤立的美妙故事，还必须展现胸襟担当、深邃思想、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

当代文学走不出去，恰是因为沉不下来。心猿意马甚用？

不是走出去，而应该走入平民百姓中，更深到的表现改革开放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没必要非得走出去，中国文学做好为中国人服务就行了，换言之把自己做好了，别人才会关注你。

请恕我直言，文学除了要按习总书记说的，为人民服务外，还要给予文学一定的创作空间，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所谓创作空间，就是要把束缚在作者头上的“紧箍”取下来，不止要歌颂新时代，还要鞭挞假恶丑;不止要写领导爱看的作品，还要写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不止要传承老一代文人的风骨，还要展现新时期新作家的精神风貌。

文学要为时代服务，但不能无下限的迎合市场，要保证文学严肃性和纯粹性。对凶杀、暴力、色情等所谓的文学作品，要严格控制网络传播途径和出版发行，让真正的文学尽快重返人们视野，并以此鼓舞人、激励人、温暖人。

首先需要好的译者

●选择好的出版社非常重要

●学者的努力、批评界的引荐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关键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去年8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等发布的2018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共有520家出版社的24757种2017年版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收藏系统。相比于其他门类的中文图书，当代文学作品具有更高的受欢迎程度。

截至去年8月，贾平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等30多个语种，意大利语版《带灯》获得克拉里丝·阿皮亚尼（Claris Appiani）翻译大奖。麦家的作品在2014年以后横扫欧美市场，单是《解密》就卖出了34种版权。苏州大学教授季进说，“我把麦家在海外的成功称为‘麦家现象’，其中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总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江凯表示，根据翻译作品数量和研究数量两者或者其中之一超过5篇的标准，莫言、苏童等关注度高，刘慈欣、麦家的作品较受欢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建彬认为：“目前，莫言、余华、残雪等人在海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

除了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实力派作家，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至海外，受到海外读者关注。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虽然在不断加强，但仍存在“逆差”。从数据上看，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当年全国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文学、艺术类出版物进口量为265.11万册，出口量为198.92万册，进出口比为1.33：1。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学开放、包容、主动拥抱世界的姿态，积极引进外国作品，产生巨大的输入量；另一方面则与当代文学翻译质量、版权代理、传播渠道以及读者习惯息息相关。

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出去”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真正“走进去”是摆在作家、出版界和翻译界面前的新课题。

有意识培养优秀翻译人才

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不仅风靡世界各国，更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屡屡获奖。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先后斩获“雨果奖”。不仅普通读者，扎克伯格、奥巴马等人也是《三体》的粉丝。季进认为，成功的翻译是这部作品在海外广受好评的原因，“《三体》的成功特别得益于它的译者刘宇昆把小说翻译成了一个非常地道的英文科幻小说。”

翻译是当代文学走向海外的第一个环节，美国翻译家顾爱玲认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首先需要好的译者。”

目前，优秀译者和译作还有待增加。刘江凯认为，翻译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流失和被改写的问题值得重视。一些译者为了迎合西方审美，存在“曲解”故事的情况。除此之外，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翻译不算作学术成果也导致一些专家学者对文学翻译的积极性不高。

“当代文学的丰富性有时超出了西方读者所能理解和想象的范畴。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择有局限性。在技术性层面，如何把语言、文化的转换完美融合起来，也极具挑战性。”季进说。

某种程度上说，优秀翻译人才队伍的培养，决定了未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能够走多远。“海外真正能够深切理解中国文化，熟悉当代文学的译者还很不够。现在从事当代文学翻译的译者，相当一部分是海外的汉学家，比如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罗鹏（Carlos Rojas）、白睿文（Michael Berry）等，这些人其实都是横跨学术和翻译两个领域，我觉得由他们来做翻译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季进说。

一些线上翻译平台的建立和海外翻译家团队的组建，预示了未来当代文学翻译的新模式。

美国青年艾瑞克·阿布汉森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已经十多年了。2007年，他与朋友一起创立了“纸托邦”（Paper Republic）。这是一个中国文学英译者的“线上联盟”，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译者，力图通过高质量的译本将优秀的中国作品通过互联网介绍到英语世界，吸引外国读者与版权经纪人的注意。

除了翻译苏童、毕飞宇、王小波等成名作家外，他们也向海外译介了阿乙、盛可以、徐则臣等青年作家。“纸托邦”还与《人民文学》杂志合作策划出版英文杂志Pathlight。2015年开始的“纸托邦短读”项目由译者、编辑、译者志愿共同参与，一年间共翻译了53篇中国短篇小说，在纸托邦英文网站上供海外读者免费阅读。

国内正凝聚一批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翻译家，他们既能找准海外读者的兴趣点，又能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转换，消弭不同语种、文化、审美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作品在全新接受语境中焕发生命力。

“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以外语为母语的译者，因为在当代文学的翻译过程当中，比起我们这些非母语译者，他们更能够体会外语语言背后微妙的文化性内涵，也更能够适应国外的文化和市场环境。”季进说。

与此同时，海外翻译家也期望得到更多支持，“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项目很多，我希望能向优秀译者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方面的支持来创造更好的译文。”顾爱玲说。

打磨版权经纪和图书发行渠道

版权经纪人制度在国外历史很长，经纪人替作家打理出版和版权事务，把他们介绍给外国出版社和读者。优秀的版权经纪人需要熟悉对象国市场行情与读者兴趣，通过敏锐的眼光有的放矢地推荐作品。目前，我国不少出版社正在尝试建立版权经纪人制度，一些作家的版权代理意识也在加强，将自己的作品的海外出版交给版权经纪人打理。

版权经纪人谭光磊通过巡回宣传，参加国际书展，为作品写详细的审读报告、分章大纲，准备各种语言的样稿，使麦家的《解密》在海外大获成功。“像莫言、苏童、余华、阎连科、麦家、毕飞宇等海外传播做得比较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经纪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应该更多地依靠这些文学经纪人。”季进说。

在拓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渠道中，版权经纪人制度的作用不言而喻。“不同国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情况千差万别，除了以我为主，向外国推荐作品外，版权经纪人更熟悉具体情况，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翻译、出版、发行、传播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版权输出方案”。姚建彬说。

刘江凯说：“我认识的一位版权代理人在荷兰莱顿大学获文学博士后定居荷兰后从事图书版权代理。我对这类在中国长大、接受过专业中文训练，又在国外学习定居，从事版权代理的人非常期待。”

版权输出后，图书能否进入海外主流发行渠道同样关键。刘江凯认为：“当代文学的译作进入外国大众书店的整体情况不太乐观，我们的很多译书并没有进入国外的主流图书连锁销售渠道。”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艾瑞克·阿布汉森等人认为，在一些美国书店，中国文学作品基本就是一两个书架那么多。

选择一家好的出版社对图书能否进入主流文化市场非常重要。季进认为，麦家作品的英国版一开始就列入了企鹅经典丛书，西语版由行星出版社出版，美国版由FSG出版社出版，这些出版社在所在国家具有很大影响力。出版社强大的发行渠道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在美国共同创办的英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旨在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推介当代中国文学和优秀作家作品。在与美国劳特里奇公司合作后，借助该公司强大的发行渠道，每期销量大大提高，达到3000册左右，并开通了多媒体终端阅读。

出版界采用细分模式，推动版权输出多元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家版权输出模式，可因地制宜细分为多种。如以影视带动国际版权的“山楂树模式”，带作家到海外宣传的“作家走出去”模式，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互译”模式，“作家经纪”模式等。

苏童的作品是影视带动文学传播的一个案例，不少外国读者是先看了张艺谋的电影，进而对苏童的小说产生兴趣的。在亚马逊网站《大红灯笼高高挂》英文版销售页面，美国读者弗兰克评论说：“我读这本书里第一部小说《妻妾成群》的目的是和电影进行对比。”里奇评论说：“我很喜欢《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渴望去看看赋予这部影片灵感的原著。”

学术研究成果翻译推介同等重要

学者的努力，批评界的引荐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关键。除了重视文学作品本身的翻译外，文学研究著作的翻译推广也很重要。姚建彬认为，“进入学术视野、有专业书评人的评论、进入大学课堂是判断一部作品海外影响力的因素”，而这些都离不开学者的努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贾伊宁认为，“以我自己学习印度文学的经验来看，一本优秀的文学史教材或学术著作是我了解印度文学的指路明灯，里面重点介绍的作品都会找来看一下。如果外国大学的亚非系、东亚系的学生也能阅读到反映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学术著作，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的了解一定会更充分。而这些学生将来恰恰有望成为批评界、翻译界或者版权交易方面的生力军。”

建立有效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情况的评价体系正在成为一些学者努力的方向。刘江凯认为，了解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是否有翻译传播、是否多语种翻译传播、是否有一定重译率、是否有一定研究数量、是否有权威研究、是否是文学角度的研究、翻译和研究是否有持续性、研究或者接受意见是否具有广泛性等8个方面进行考量。反馈制度为当代文学走进世界提供了参考依据。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对中国文学应当是极大的肯定，可当时在墨西哥城的书店里，一本莫言的书都找不到。2015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拉美，随行的有铁凝、莫言和麦家三位著名中国作家，这些作家在与拉美作家交流时，一些拉美作家非常惊奇这些中国作家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波拉尼奥、帕斯等拉美作家的熟悉，但是，比较起来，拉美的文化界，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这样的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对外交流的文化活动，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中国文学应怎样被更广大的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所接受的文化思考，以至“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个话题，不断见诸文化媒体，成为文坛关注的一个热议焦点。

中国文学最为博大精深这一点毋庸置疑！这里面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汉字！

汉字表义的复杂性决定了中文的复杂难学！中国人英语考试可以得满分，但语文想考满分却如蜀道难登！所以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深刻品味到中国文学的无穷魅力！世界上绝大多数老外只能是望中文而兴叹了！

文字翻译为世界不同文学风格的交流提供了助力，也许是中国人的历史太过悠久吧，所以近现代反而我们对外国文学倍感新奇！

中国当代文学成就和古代文学没法相比，为文而文、为作而作的思想桎梏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弊端！

只有震撼灵魂的文学才能被世人所重。

相信随着国力的日益强大，作家们都能自然而然地为灵魂起舞，我们的文学会越来越受世界瞩目！

中国当代文学是很有社会研究价值的，比如<红高粱>讲述中国西北黄土高坡的故事，后面被翻拍成电影和作品火爆国外，成就张艺谋

1.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贫穷后，面对高速发展的经济，反衬了很多社会现实，这些社会现实在物质与生活，伦理与道德，金钱与理想等这些元素中矛盾冲突

2.这些作者很多是经历了改革开放，也很多是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中国当下环境所影响的，当下中国的社会价值还未完全定型，所以社会话题和冲突很多，这些作品比较接地气，看到我们的现状，比如<皮囊>蔡崇达一个泉州人，里面有浓厚的闽南文化，有很多的伤感和心酸，那是我们贫困日子的写实，他是80后，所以这样的作品让更多人认识真实中国

3.我们的作品朴实，可以让外界认识作品里面真实社会现状下，中国的自古道德伦理，和中国文化在生活中的影响和轨迹，那么对于外部国外了解一个真实中国是很好的

4.希望作者可以写更多有中国文化典故的故事，在文学作品中通过生活写照反应出来，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对外输出

涉及到走出去这个问题，是中国文学艺术的老大难问题，这涉及到文化壁垒问题。

从主观上当然是作者创作的问题，需要有高水准的发挥，不管是写什么领域什么题材，过去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事实上只是一半正确，当年的文学家翻译家很多是一伙人，一个圈子，而且大多有留洋背景，水平很高的。而且过去的文学本身很西化，我们的现代文学本身是学习英美法和苏联日本的，今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今天的文学，不论是纯正文学还是所谓网文，既不西化也不中华，完全的尴尬的存在。纯文学的深度思想不够，通俗文学的娱乐性创新性也不够，走出去是本身创造力很疲软的一种现象。外国文学虽然成色也不大高，但他们的领域划分还是存在的，专业领域比我们清晰的多，哪怕港台都是。

我们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文学界对跨文化领域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是中不中，洋不洋的感觉。好比今天的电视剧，我们的现实题材只能演给国内看，甚至连大部分观众都知道演的很假，港台观众都没兴趣会认为很不现实，何况外国人？除了显示国内生活水准高了，有钱了，一点思想性真实性都没有，更谈不上深刻内涵。

而真正的文学作品，除了一帮小圈子的人自娱自乐，更没有什么文化深层次的挖掘和具有穿透力的反思，写现代的没有，写历史的也没有，这样的创作根本没有实力走出去。

尤其涉及跨文化跨民族的作品背景，真正要有大气的眼光和国际性的思想，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探索，像电影界有李安这样的人，这种作品才能真正被外国人青睐。

像当年赛珍珠、井上靖、高罗佩这样的外国人，哪怕对中国文化难免有误解，人家确实是真正用力去研究过中国文化写的作品，我们今天有那个作家真正去反过来做这种工作？费力不讨好，自然没有高水准的作品走得出去。

从客观来说，当然是翻译推介的虚弱无力。看起来中国文学也好，影视也好都很繁荣，创作力惊人，质量并不高也就罢了，对外宣传和推介的力度也不大，这种事确实既费尽，难度也大，成效并不令人满意。每年我们国家投入的外宣经费就少得可怜，除了做各省区的一些基础文化交流，就当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从来没有把翻译推介文学和影视当做多么重要的工作，虽然每年有这方面的工作在做，但基本都是翻出就算，根本不堪质量，也不用经过原作者认可，我个人就从事过几年外宣，多少接触过这种事情，算是有一点体会把。即使做出来，也不一定真正深入到外国读者群体，往往就送到外国规定的口岸，稍好的旧书文化单位如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能进入社会的层面很有限，遑论评选什么图书奖了，这些翻译都是基础的，具有文学翻译水准的，可以说凤毛麟角，这就是客观方面的现实 。

总结情况就是，第一我们本身创作已经非常弱，第二，创作者也没有跨文化跨民族作品的基础和意识，第三加上我们的助推也没有实力，也没有意识，所以造就今天中国文学艺术很难走出去，而且即便送出去，影响也非常小，但国内往往文化事业的自我感觉还很良好，用一些表面上花钱少很热闹的演出交流文化活动取代真正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影响力，这就是现在搞各种节撑场面，中外来往的确很密切，但实际我们的创作力的真正影响力有多少？只能呵呵

中国文学是每个人知识入门，什么运用是个人特长，比如科学发展观理论知识实践运用创造价值贡献产品，外交用语秒懂外语特长⋯两百元人民币是否多亮眼？

这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话题。“走出去”，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方向。

正如人与人之间一样，只有“走出去”，才会认识更多的人，才能交往到更多的朋友。一来二去，慢慢地，友谊越来越深，可以互相帮助，开展合作，互利共赢，相互促进。

当代中国文学，要“走出去”，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才能奠定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才能走出去呢？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两百多年了，为什么只有莫言获得过该奖？并不是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水平有多低，也并非一定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而是只有不断学习别人的长处，必须从他国的文学中去吸收营养，才能发展得更接地气，继而更成熟更有魅力。

从近代看，鲁迅、茅盾、老舍等文学大家都有条件有资格加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阵营，但是由于诺奖评审方对中国文学了解太少，而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学进入国际视野的进程。

要“走出去”，首先就必须做好优秀作品的翻译和推荐工作。要让人家认识我，了解我，才能对我有个正确判断。

其次是需要大量开展民间交流，如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中国与法国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除了官方互访外，各阶层之间通过举办系列文化、文学交流活动，你来我往，增进互信，取长补短，才能相得益彰。

其三，不光是人走出去，作品走出去，也需要其他国家的人走进来，作品走进来。

通过大量的译介，开展如一带一路国家文学创作大赛、文学论坛等有声有色的交流活动，才能刺激和促进两国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其四，国家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配套机制，鼓励和促进本国与他国的民间交流，在交流中相互砥砺，相互鞭策，才能日益扩大本国文学的影响力。

“走出去”不是目的，而是文学发展的需要，增进民族感情的需要，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中国文化为何走不出去,当代作家太过于关注中国的一切，因而忽略掉文学创作一个要点———小说要好看～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教育有关，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通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

一

讨论正题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最近几年相当热门的话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所谓中国文学为何。我听了不少学者、专家、作家提起中国文学要走出去，还没有听到任何人给“中国文学”下个定义，很明显的是，要走出去的是某一种文学，所谓的严肃文学吧。这是唯一一种可以以及应该走出去的文学吗,那不一定。在场的诸位，想必有不少看过史迪格?拉森的“千禧三部曲”，《龙纹身的女孩》等等，不算是严肃的文学。这三部曲翻译成许多国的语言，风靡世界各地的读者，是近年来瑞典文学走出去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这也引出几个议题:一个国家的文学以此类型的通俗小说闻名世界是好事还是坏事,严肃文学是否为一个国家唯一应该向外传播的类型,是不是只有某一种类型的小说能够走出去,许多中国读者喜爱的武侠小说该不该，能不能走出去,最近来自中国的谍战小说《解密》在英语国家受到报章杂志书评的注目，这类小说可否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

问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有答案，而是希望借此可以激发大家更深一层的思考和讨论。现在言归正传。简单地说，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两个要素:作家与其作品;翻译。

谈作家与作品的时候要先声明一下，本文讨论的重点在小说，因为我主要是翻译小说的，而且，我关注的是“想要”走出去的作家和作品，而不是中国所有的文学。在座的可能有不少人知道，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美国、英国等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销活动。文学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也有高低起伏，方向很难预料，不过原因还是有轨迹可循，一如某一个评论所言:

中国作家写作一般缺乏纪律，书写的速度大概是一个小时五百英里，因此写成的作品里常有前后不一致，与事实不合的错误，缺乏说服力的人物和荒谬的情节等问题，可以说是一种“浮躁”的现象，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也承认有这样的问题。的确，由于作家赶着要把小说送出去发表或急着要出名，他们常常缺乏耐心，无法创造出比较宏伟和美好的作品。这类的

问题属于写作态度方面，另外还有写作技巧或经验方面的缺憾。由于缺乏客观的角度或经验不够，作家看不到他们的小说的一些可以理解的错误。

中国当代小说“外销”的一些看法，不是要挑作家的毛病让他们“洗心革面”，而是希望能更进一步的了解为何中文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受欢迎度如此低落，并提供一些如何改善的意见。

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特别受欢迎，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与中国小说中的人物缺少深度有关。当然，也不是所有小说人物都没深度，不少女作家的人物写得就很好。但大体来说，中国小说还是有着明显的倾向:即，叙述是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把人物写得跃然纸上，使人物的形象烙印在读者的记忆里，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这样才能吸引读者，这也是西方敏感的读者评价小说好坏的一个标准。

前一阵子刚过世的著名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夏志清教授提起的一个现象，可以有助于说明中国小说为何走不出去。那就是现代中国作家的“感时忧国”倾向使得他们无法把自己国家的状况和中国以外的现代世界的人的状态连接起来。夏老的评论重点在于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人，但我个人认为当代作家也有类似情况，太过于关注中国的一切，因而忽略掉文学创作一个要点———小说要好看，才有人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教育有关，或是信息不够流通，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通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也可能是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作祟。

二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把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至少是那些翻译成外文而广受评论注意的小说)贬为垃圾，他认为最好的当代小说也不过是一般，不足为道。他批评的最为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作家很少看得懂外文。比方说莫言，他可能是近年来唯一一个不懂任何外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不可否认，他一定看过其他诺奖得主的作品，但是他得通过翻译来阅读，这也不仅仅是莫言一人而已，我知道的所有作家大多是一样。顾彬认为这个缺失导致中国小说视野过于狭隘，我同意他的说法。中国作家到国外旅行演讲，必须完全仰赖口译的协助，因此自行到处走动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通常就是和中国同胞在一起，等于是人的身体是出了国了，但是其他种种(语言，心态)还是留在中国。难怪不少人认为当代文学缺少国际性，没有宏伟的世界观。

许多作家写得太快，常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出版后评论家和读者照单全收，不太会批评作品的缺失，或许是没看到问题所在，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小说过于冗长，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有时的确会让看译文的读者却步，但长度本身不是问题; 主要的问题在于内容的取舍。为什么要加入那么多描述，甚至是芝麻小事的细节，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仔细描述每一个大小人物的特征是否有助于叙述,不断岔开故事主要情节并加入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是否有必要,是否更有助于读者的阅读,我想，这个写作倾向或许跟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有关。好多作家都是读这些章回体小说长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中国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或《石头记》等，要是用西方当代小说评论标准来看，读起来很有趣，但这些作品不见得能算是伟大的小说(novel)，因为书里夹杂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使得叙述不够流畅。《红楼梦》或许可以当作是清代贵族生活的记录，但是否算是一个结构严谨的小说(novel),不该有的都有了，该有的却不一定都有。这些看法极具争议性，我猜想读者看了报纸后的负面反应可能跟我对《红楼梦》的批评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些缺点也不是中国作家的“专利”，其他国家的作家也会有的，只是中国读者和评论家度量很大，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美国的评论家可没那么客气了，下面的例子来自《纽约时报》评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

当年“五四”时期的改革派文人提倡除去传统写作的影响，效果为时不长。以我看来，传统文学的结构与写作方式对当代作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而导致中国文学走不出去。这关联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文学标准,我这么说，可能有人要指控我宣扬文化帝国主义，以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评价中国小说。个人认为，如果中国小说构思写作严谨又具国际性，相信绝对可以走出去的。西方小说(fiction)这个类型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到了二十世纪基本定形，怎么写才算是好作品，有不成文的约定，当然也有例外。关键是，中国的长篇小说跟西方的novel之间还存在相异之处，中国作家写的是小说，但翻译成英文，英文读者和评论家是以novel来看待，用的是判断novel的标准，因此，中国的小说的一些写法在中国作家和读者看来理所当然，但放到西方novel的文学传统里有时就变成一种缺失。

另外，市场也会决定一个小说该怎么写，这是很现实的，尤其在世界各地读者日益减少的现在。因此，英文小说有不少出色的开头，吸引读者的注意，如《白鲸记》的开头:Call Me Ishmael(管我叫依实麦尔吧)，或 《双城记》:“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相较之下，中文小说很难找到这么脍炙人口的第一句，相反的，大部分的中国小说一开始就是长篇大论，不是介绍一个地方就是把开头写得好像是学术著作的序文，可以吸引国内的读者，但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隔阂，让他们立即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以上这些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可能会让某些读者反感，因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重点放在“想走出去”的作品。我想我们都同意不是每一本小说都能或都需要翻译成外文的。有些作品就是纯粹为国内的读者写的，能受到这些读者的欢迎就可。但当一部作品想要走出国境，就必须注意一些潜规则，才可能在翻译后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以后是否有中国小说可以成功地违反所有潜规则以及市场标准,很难说。但对大部分的小说而言，不管是在翻译后寻找出版社时，或是出版后面向读者介绍时，这些潜规则是不容违逆的。

三

这自然就连接到第二点，翻译与译者。常常有人问，什么样的翻译是好翻译,答案是见仁见智，不过可以简单归纳出两派说法。

说到莫言，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吧。以下是他从瑞典领奖回来后在北师大演讲时所说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说被翻译成外文广泛传播，但这涉及一个问题———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作家到底为谁写作,为自己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写作，到底是为中国读者还是为外国读者,小说翻译成外文需要译者，那是不是可以说作家是为翻译家写作,这种为翻译家写作的趋势绝不可取。尽管文学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因此，作家在写作时，什么人都可以想，就是千万别想着翻译家;什么人都不能忘，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

作为一个译者，我同意莫言的想法，莫言自己是不为译者写作的。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十几年前开始翻译他的小说后，就不需要问他那么多问题了～不过我要再加一句:假如一个作家 写完一部小说以后，不仔细地用客观批判的眼光把自己的作品重新看一遍，以确保成品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严格审视构思是否谨慎，结构是否严密，是否有错误，是否有不清楚的地方，前后是否一致，遣词用字是否有所变化,这样是不是有点对不起读者,我个人认为是，而应该有一个编辑来帮他们抓出这些缺失。

四

以前也提过的一个现象是，编辑和翻译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是不够高的，报酬也微薄得很，大概是作家抢尽了风光，编辑和翻译这类“二等职业”就只能靠边站了。也可能是“面子”问题，作家可能觉得他们最懂得如何写作，要借助一个不是作家的人有损尊严，甚至也可能认为自己写的当然是最好的。编辑不是作家，但可能是最好的读者，编辑挑毛病，不是作家的敌人，而是作家求之不得的好友。在中国绝对找不到 Maxwell Perkins 这样的编辑来帮助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和海明威写出不朽的大作; 作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像他这样的好编辑可以让作家看到作品表面上或者结构上的缺失，帮作家解决创作技巧或艺术层面的问题，因此出版的还是作家自己的小说，但是却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一个作家的写作才华和潜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相对的，中国出版界没有这个过程。据我所知，很多出版社缺乏特殊才华的编辑，因此小说有毛病也就无法避免了。

不少小说家粗枝大叶，一部作品尚未深思熟虑，构思有缺陷，却急着拿去出版。没有严格的编辑把关，因此小说家只好自己来改正错误，修正主题前后不连贯之类的问题，但一般都做不好。不论作家的写作经验如何丰富，也不论知名度多高，他或她都无法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作品，所以必须有另一双眼睛来帮助作家发现作品可能有的问题，又能在大方向上提供新的视角，以求作品尽善尽美。

所以我说中国的出版界其实需要一个全面性的整顿，当然这恐怕是个梦想而已。一部作品从书写到出版到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配角还是编辑，但是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我知道的特例只有两个，编辑或出版社负责人给作家提意见，修改之后才出版的作品。在美国，这是出版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包括翻译的小说在内。

最后还有一个要素:读者。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文学需要走出去,换一个问法: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输进另一个文化的文学作品,以下是某个专家学者的回答:“翻译的作品让我们进入生活于另一个时空的人们的内心; 翻译宣扬相异性，是个地道的多文化活动，可以丰富我们自己文化的文学，语言和思想。”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所在，但绝对不可以因此就断定外国读者当然会喜欢中国文学。话又说回来，世界各国读翻译文学的读者群虽然相当小，但这一小众对翻译作品情有独钟，总是期待有优秀的而又有意义的人的文学。

诸位读者对这些可能不是特别满意，因此需要再次声明一下，并不是特意来贬损中国作家或文学作品的，忠言肯定逆耳，而是希望能引起讨论，激发思考，大家一起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继续努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