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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这个思想的巨人的浓缩在于他那通过虚拟夸张的浪漫叙事透视现实人生的苦乐真谛和借光怪陆离的江湖传奇展示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的近九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中。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作者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而是通过对金庸小说形式和语言的论述,来探讨金庸小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和具有雅俗弹性的主要因原。
关键词:金庸小说形式语言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著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元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挽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评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纪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评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评点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评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 “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三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和兴奋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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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闲来食茶
鲁迅生平: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鲁迅先生的风波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剪辫子”多少人经历过了,也写过了,但没有产生广泛影响,而风波却成功了,是因为鲁迅把握住了剪辫子这一具有历史特征的细节,并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真实没辫子还怎么生活?怎么见人?留辫子时代的社会心理秩序被打乱了,剪了辫子,心理上有了恐慌,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这就推动了新的社会这一笔可谓光彩照人。赵七爷的一条辫子,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时代的变革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象;赵七爷的一条辫子,也生生道出了所有小人物的无奈:变革是上头的事情,小人物没有自主的权利,一个不小心还要人头落地,只能取中庸之道,明哲保身。其实在现实社会,我们很多人依然是“赵七爷”,或多或少有赵七爷的因子。
秩序、道德、审美标准的诞生。
小丙张嘎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
张新明
沈从文研究资料刘洪涛、杨瑞仁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
沈从文与湘西,刘一友,青海人民出版社
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刘洪涛,湖南教育出版社
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向成国,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韩立群,天津人民出版社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金介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果你有了研究资料,就知道要去找哪些书和论文啦。
叶随雨落
科技类的小说:《重生军工子弟》、崛起重工、《熬鹰航空业》、《超级霸主》、《帝国重器》。
1、《重生军工子弟》
作者:葫芦村人
内容简介:重生回到60年代的军工技术人员,利用自己对未来的掌握和技术的了解,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更快提升科技实力。以个人的力量重生加速中国科技树攀爬的速度,作者文笔老道,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2、崛起重工
作者: 策驴
内容简介:现代重工行业年轻翘楚,回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白山黑水,从白云厂开始,从重工行业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一件件经典装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历程,伴着共和国一场场彪炳千秋的对外战争,最终勇攀高峰!
3、《熬鹰航空业》
作者:中克希德
内容简介:主角重生,抓住八十年代中美蜜月期及九十年代苏联解体的机会,做大做强航空业。讲述主角如何带领中国航空工业向前走,从中可以了解很多我国航空工业很多辛酸苦辣,为那些捍卫祖国天空的所有人们致敬!
4、《超级霸主》
作者:掠痕
内容简介:一个穿越男回到过去带领国家称霸世界。其间穿插了一些历史间的区域战争,间谍战,政治斗争等为背景,不乏热血,情节安排合理,爽点充足,剧情高潮迭起,金手指无往不利。
5、《帝国重器》
作者:周硕
内容简介:本书主角以私人的身份游走世界可劲地薅羊毛,不种马没后宫,作者屁股坐得很正,第一桶金就是制作战机航模发家,比较新颖。从此开始慢慢种田,然后全球布局,剧情安排也大概能逻辑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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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科技强国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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