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先锋小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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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先锋小说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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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出现具体应该说在1986年以后,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为代表一批作家在文坛的集体亮相为主要标志,在他们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刚刚结束了惨不忍睹的十几年的文革文学,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的萎缩甚至死亡,而后的知青文学,不过是类似于解放的农民对地主进行血泪控诉的一场揭发式的表演文学,这个(知青文学)当然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它的出现和功能还是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了某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的传声筒,它的泛滥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强压。这样它在艺术上达到的层次不可能很深,甚至说不能说是真正的文学,因为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热衷于对文革时期经受苦难的书写,并且这种书写越来越表现出模式化的趋势,把苦难作为书写的材料和对象,甚至是无条件的夸大来换读者的眼泪,这样知青文学自然就走到了尽头。紧随其后抬头的寻根文学,表现出了五四一代作家的精英意识和启蒙意识,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明白寻根文学的“根”应该如何去理解。文化之根?生命之根?“寻根”是不是就一定要把题材放到过去或者荒蛮的生活中去,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弄的跟出土文物似的,这就叫寻根。对于文学来说,更主要的还是面对文本,“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文学性,相对于此前的文革文学知青文学作品来说,几乎是一个飞跃。但是它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不是具体的文本),还带着8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那种历史时期的模糊感,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情绪。作品试图去启蒙人,但在解读上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作家的写作姿态,都显然带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的气息。但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这种姿态过于做作。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既然是启蒙又为什么高高在上?搞的云里雾里的?应该说随着先锋文学的出现,中国小说真正迎来了一次革命,是脱胎换骨的革命。技术和精神上双重的革命。我们把它定义为“先锋小说”。那么这个定义能不能和西方人所说的先锋小说同指呢?我觉得不能。在中国如火如荼的进行先锋小说的同时,西方的文化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他们的“先锋”已经结束。先锋应该是一个进行的词汇,在西方,我们看到先锋相对来说是指现代主义之前的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等文学传统。现代主义或者说先锋的出现就是重新更正或者说调节旧有的文学传统,这个过程不可能是所有的人能够一下子意识到的,只能是少数的天才作家才能看清楚艺术发展的前进方向,所以他们可能面临着重重的困难扛起颠覆和创立文学传统的历史使命,这批人可能在同时代不为人理解,这批人可能为艺术而承受巨大的牺牲和苦难,这批人我们把他们定义为“先锋”。这样在西方,所谓的先锋指的就是基于此前流行于十九世纪的文学传统,以它为敌人,颠覆的是它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这些工作是由西方的艺术家们独立完成,是他们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顺畅而必然的发展时期。在中国,先锋小说也有其要颠覆的传统,但不是西方的那个传统,而是此前以十七年文学为代表的文革文学等,颠覆的甚至不是文学本身,而是要为文学松绑的革命。同样就文学本身来说,中国文学也绝对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地步,值得颠覆的地步。现代文学的一大部分文学和非文学因素发生了联系,无论现代当代,中国文学一直是支离破碎的状态,同时由于8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面临的状态,打开国门后,无论文学文化甚至整个社会都处于急速的转型前期。大家东张西望,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几乎是慌不择路。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一些带有民族情节的文学人士,出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对话的良好目的,一些作家,出于对文学的悟性和理解,大口大口贪婪的吸取着外国文学的营养。这里要强调两点:一,对西方文学的学习不一定要引进文化殖民的话题。当然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在文学领域,西方文学的到来和影响要经过两道程序才能发生作用,一个翻译,二是阅读。无论是翻译还是阅读,实际上都对作品进行了形式上的中国化处理。实际上在中国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影响的大部分人是受到李文俊的影响。翻译成汉语的《喧哗与骚动》的叙述状态是李文俊的首创,而不是哪个先锋作家的首创。现在看来先锋小说的叙述状态与翻译过来的或者说是中国版的西方著作有一脉相成之处。这是在技术上需要指出的,而实际上我们谈到的先锋小说两重革命之一就是形式上的叙述,它占据着十足重要的位置。现在就是说对西方文化的复制,也不可否认的是这中间翻译家的作用。倒是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还有,阅读的过程是用中国的眼光或者说是文化的尺子去衡量西方的著作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要进行中国化的处理。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不然的话,学完了西方的中国先锋小说写出来的人物读者看了怎么还相信他们是生活和行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呢。地域性的一个问题。这些我想都足以反驳那些言说中国先锋作家抄袭西方著作的评论家的嘴巴。二,就是艺术的相通性,它有地域性的东西,但是也有地域性所不能割断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形成了交流的基础。
中国的先锋小说的形成是多方面作用而成,它主要表现在叙述革命和精神革命上。分别举一个例子,不能穷尽说明这些东西。一是叙述上的革新,比如格非的叙述空缺,马原的叙述圈套。这些很明显的技术上的痕迹是以往我们看不见,我们以往看见的是“写什么”但是现在“怎么写”终于被提上了日程。关于叙述革命作用的优劣一直有人在讨论,现代小说实际上就在解决一个“时间”的问题。哲学对于“时间”的无可奈何给文学带来了希望,文学终于变的灵活起来,对“时间”的把握实际上是对先锋小说“叙述的方法论活动”。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分离使文本获得了以前所不能扑捉到的叙述节奏。由于两个时间的分离,我们的叙述视野变的宽敞灵活起来。“叙述借助这道语式(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将会想起那个久远的一天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促使故事转换,中断,随意结合和突然断路。”另外就是先锋小说在精神上的革命,它是更主要的,无论传统和现代是否是两个并置的文学系统,我们还是说,先锋小说并没有颠覆我们的传统,我们古典的文学传统实际上并不是先锋小说所要颠覆的对象。巴特说:“现代并不是一个来自单纯对立面的死字眼,而是社会变革时期的困难活动。”我们在这里不能一味的纠缠就是由于五四运动和文革运动实际上形成了两道文化断裂。文化的鸿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很难添平的。去除先锋文本和古典文本上不同,它们在文本的深处有着神秘的联系。比如说弗洛依德的“性”学说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与其说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我看倒不如说是给中国性文化带来的导火索,正是中国有这样的土壤才能有性文化的繁荣。先锋小说表现在对“性”的处理上,对“性”书写的开放和多样性,几乎是一往无前,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性”在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裸露的书写。并且常常瓦解文化的深层涵义。比较明显的是吉林作家洪锋,他作品中的“性”多用来瓦解代表权威的“传统”“父辈”“生命”等庄重的文化涵义。从而到达亵渎的目的。而在余华马原的手中,“性”完全消失了它的神秘性,不过是叙述的一件工具,信手拿来。苏童则是以“性”为材料编制一张生存的大网,由此开始他的人物命运走向。先锋小说从各个方面书写出的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对人性深度的挖掘都使先锋小说到达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度。总体来看,先锋文学五花八门的书写也消解了传统的启蒙意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先锋文学实际上是对五四以来断断续续的启蒙文学的颠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先锋小说只能是加上中国的标签,它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而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先锋文学。陈晓明把中国的先锋小说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去解读,实际上,在80年代传入中国的外国文化中既包含着现代主义又夹杂着后现代主义,揉杂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泥土之中,很难确定的说到底是什么主义。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回头看看先锋小说,由它出发进入到90年代的个人写作就不足为怪了。先锋小说所带来的先锋文化导致写作姿态的调整,最终使作家失去了原有的统一的任务,从而靠近文学本身,靠近个体生命和生存,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在中国的发展,文学的边缘化越来越明显,原来负荷在文学身上的任务几近全部解除,文学只剩下文学本身,当文学从圣坛上走下,我们迎来了百花齐放的个人写作的90 年代。
原贴:什么是先锋文学?
叶自飘林
先锋文学文学特征: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
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
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扩展资料:
优缺点
挑战传统千篇一律的文学模式,先锋初出道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先锋作家以语言狂欢和形式狂欢的手法来赢取读者的注意,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感官的刺激毕竟是短暂的,如果先锋写作没有经过“去谎言”这一环节,则大多数先锋文学后来要么走上了文字游戏的道路,要么重新回归谎言文学,彻底离开了文学的轨道。
只有极少数作家经过严格的“去谎言”,进而对生活本质和人的根本问题的苦苦探索,最终使先锋文学成为文学中的一枝奇葩。而先锋文学中的伟大之作必定是这些奇葩中的佼佼者。
参考资料来源:
原贴:先锋小说的文学特征
会飞的猪_lynn
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透视,展露了特定环境里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坚强女性,在灾难的泥潭里复杂的心灵,作家层层深入的揭示,引导着读者对沉重历史进行深深思索。作家新颖别致的心灵切入视角,细腻委婉的笔调,反映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性的艺术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医院中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来到延安成为共产党员,并服从组织需要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丁玲将故事叙述侧重于陆萍在新的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现心灵体验的真实,因此,着力披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医院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般医护人员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产意识,还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状态等现象;并通过代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陆萍与这些现象的矛盾冲突的对照描写,展示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精神成长的艰巨性。在那样的环境里,丁玲能够提出这样深邃的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反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力度。从由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创作整体性的深入和发展。
综观丁玲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她在现代文学史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的特色鲜明而有个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丁玲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她创作的阶段虽不同,但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品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穿透力这一创作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到解放区创作真诚地揭露封建观念和种种现实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女性文学突破个人狭小范围,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态和现实主义创作为标志。她是现代女性文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第二,丁玲小说创作艺术的创新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丁玲善于写出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长于透视性格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重视表现人物情感和讲求写作笔触细腻,这在女性作家中更显其艺术的独特。莎菲、贞贞、陆萍等形象,在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样在刻画时将自己人生的体验,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们身上的;尤其那来自心灵的振荡、灵魂搏斗的对于历史变革感受深切的描写,更凸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丁玲创作从最初的革命文学的峻急,到后来的深入现实的厚重,以及从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她突进主体(作家)和客体(人物)双重内心深处密切相连的。
最后,不妨从丁玲早期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简析中,进一步印证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探索。这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它在《小说月报》1928年19卷2号上发表后,主人公莎菲这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3],便引起了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惊,作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正是五四落潮以后知识女性精神追求和心灵颤动的生命真实在莎菲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苦闷的、彷徨的知识女性形象。莎菲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她与懦弱的苇弟、表里不一的凌吉士失败的爱情选择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从封建家庭出走,崇尚个性的真正解放,但总是求爱失爱,在无乐可寻中抱着“及时行乐”的幻想。她鄙视社会的隔膜、欺骗,以个人的孤独的灵魂进行倔强反抗。不甘幻灭的内心骚动,不满世俗的放纵,反抗充满着病态,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则构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时代剪影,即五四的个性解放随着历史的进步只剩下了凄厉的哀伤和疲惫。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翻开了五四以来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新的一页 ,从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基调。
末语
谈先锋派文学90年代后的“转型”�����
汤 红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④。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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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陈晓明: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艺术广角1993年第4期。�
②张向东:文体解构:先锋文本的存在状态,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转引自徐剑艺小说符号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⑤⑥张清华:《文学的减法》,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⑦丁增武:先锋叙事:漫游和回归,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年第1期。
⑧⑨洪治纲:永远的先锋,《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本文作者系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原贴:什么是先锋文学?
皮皮鲁爱
。“中秋过后,秋风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鲁迅《孔乙己》)寥寥十数字,为孔乙己的最后一次出场渲染了一种阴冷、悲凉的气氛,也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社会的冷漠,从而暗示了孔乙己悲剧结局的必然性,激起人们对当时社会的憎恶和对孔乙己的深切同情。
skyspeed
1孤独感与荒诞。
《三少爷的剑》、《萧十一郎》等作品中流露出深深的孤独感,一种彻骨的悲凉。孤独是我们的时代病。剧情中亦有许多依据人性衍生的荒诞情节。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烙印。
2
变态心理
古龙小说中有许多描写变态心理的地方,比如陆小凤中的宫九,《萧十一郎》中的哥舒天好多好多。现代派中也有很多变态心里的描写。像是三岛由纪夫的《爱的饥渴》、《午后曳航》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
3
侦探与反侦探
侦探小说可以说是西方通俗小说之王。在后现代主义的许多作家中刻意模仿侦探小说套路,比如说阿兰·罗布·格里耶和博尔赫斯的一些作品。可是里面又往往带有反侦探的痕迹,借以表达理智的失败,和人生的偶然性。古龙有许多推理题材的东西。可是里面又有许多变数,可以说是及肯定了理智也肯定了偶然性。
4
间隔感
十九世纪的小说受当时理性主义影响,描写场景人物力求真实,现代派却更加讲求一种隔离感,与现实不同的感觉,人物也不细细描摹,只是一种抽象,读者甚至不会知道主人公的外貌服饰等细节。古龙虽没有西方一些作家那么极端,可是却能看到其影响,比如人物出场时,不去娓娓道来背景故事,而是直接渲染。
一点浅见,望采纳,很缺金币啊~
雨中的云007
先锋文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原贴:什么是先锋文学?
深沉
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出现具体应该说在1986年以后,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为代表一批作家在文坛的集体亮相为主要标志,在他们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刚刚结束了惨不忍睹的十几年的文革文学,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的萎缩甚至死亡,而后的知青文学,不过是类似于解放的农民对地主进行血泪控诉的一场揭发式的表演文学,这个(知青文学)当然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它的出现和功能还是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了某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的传声筒,它的泛滥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强压。这样它在艺术上达到的层次不可能很深,甚至说不能说是真正的文学,因为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热衷于对文革时期经受苦难的书写,并且这种书写越来越表现出模式化的趋势,把苦难作为书写的材料和对象,甚至是无条件的夸大来换读者的眼泪,这样知青文学自然就走到了尽头。部分先锋派代表作家作品表
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
马原 《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大元和他的预言等
洪峰 奔丧、翰海、极地之侧等
叶兆言 状元镜、枣树的故事、《花煞》等
扎西达娃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野猫走过茫茫的岁月、等
北村 谐振、陈守存冗长的一天、逃亡者说等
原贴:什么是先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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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反映中国现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质追求和底层人们生活的合理性,先锋小说更趋向于人本主义的描写,追求人格平等。
原贴:先锋小说的概念
可乐哥
①艺术描写的高度典型化。作品将阿Q放在未庄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从而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和滋长找到了合适的土壤。阿Q主义在当时虽有很大的普遍性,但表现在作为流浪雇农的阿Q身上时却有其特殊性。这说明,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极其个性化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而不是抽象观念的化身。
②精彩的细节描写。关于阿Q的肖像画即是突出的例证之一。又如赵府点灯的描写,出现在不同的段落里,使赵太爷的吝啬贪小的性格一层深一层地从三个“例外”里反映出来。这种精细入微的描写,刻画了地主阶级卑污的灵魂。
③强烈的批判与讽刺特色。小说不仅有头有尾两部分的议论,其他许多地方也都穿插着议论成分。这些议论诙谐而精辟,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批判、讽刺色彩,显示了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特色。
④《阿Q正传》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精练,饱含幽默感,有好用反语,喜欢夸张,显示了作者卓越的语言艺术。
鲁迅是如何透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深刻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
答:鲁迅小说《阿Q正传》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它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显示面貌,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尖锐地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问题:农民问题。小说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
小说的主人公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的一个江南小镇-未庄,是一个极其贫困的流浪雇农,也沾染了一些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他无家无业,无亲无故,借助在一个土谷祠里,靠着给人做短工维持生活。阿Q的社会地位也非常低,然而可悲的是,这样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却似乎无真正的愁苦,倒反而总是那么达观和得意。原来,在他身上束缚着一种可怕的精神枷锁,那便是精神胜利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其特点是用从幻想中得到胜利、从精神上战胜对方的方法来消除耻辱,取得安慰。因此,所谓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一种奴隶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表现。
②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
③阿Q还欺善怕恶,怕强欺弱。他遭到失败后往往不敢向真正的敌手作斗争,比如被赵大爷打了耳光,他不敢抗议,挨了洋鬼子的哭丧棒,他也不敢抗争。却转而向弱小者去报复。他的调戏小尼姑、与王胡与小D的打架,都是他怕强欺弱的表现。
④此外,阿Q还十分麻木、健忘。特别是对于被压迫被损害的麻木、健忘。他的糊涂和麻木可以说基本上贯穿了一生,如画圆圈时的思想表现,以及游街时竟因没唱几句戏而“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等等,都是精神极端麻木的突出表现。
阿Q性格是某种民族病态的集中表现。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出自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其历史来源则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族侵略的屈辱历史紧密相连,而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又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鲁迅多次表明,塑造阿Q的形象,实为画出国民的灵魂,以拯救民族的命运。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是普遍存在于中国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所以阿Q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末世公子
这是一篇小说,全文可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1—3):介绍孔乙己生活的社会环境。
第二部分(4—6):写短衣帮对孔乙己的嘲笑,孔乙己的思想性格在嘲笑声中得到鲜
明的表现。
第三部分(7—8):写孔乙己和孩子,表现孔乙己境遇的凄凉和心灵的孤寂。
第四部分(9—11):写孔乙己不复聊生的惨状,表明当时社会里人跟人的关系,冷
漠无情到令人窒息的地步。
第五部分(12—13):写孔乙己的结局。用猜想结尾,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空间,更
有无穷的悲剧意味。
本文的中心是:从孔乙己这一面看,小说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从民众这一面看,小说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思想昏沉的精神状态,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写作手法
(1) 通过外貌、动作、语言等方面的描写,鲜明的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
通过对外形的整体描写揭示孔乙己的特殊身份。“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一外形的整体描写,集中而简练的概括了人物的特殊身份,预示了悲剧的必然性。
通过肖像描写揭示孔乙己的不幸遭遇。“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活画出一个穷困不得志,又经常挨打的老书生的形象。断腿前后肖像的对照,更显出他遭遇的悲惨。
通过服饰的细节描写揭示了孔乙己懒惰而又死爱面子的特征。“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又脏又破,长期不洗不补,既说明孔乙己很穷;只此一件长衫,又说明他很懒,连洗衣服都不肯动手。不肯脱下这么一件长衫,是唯恐失去他读书人的身份。作者通过一件破长衫的描写,把孔乙己的社会地位、思想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揭示的十分深刻。
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描写,揭示孔乙己自命清高、迂腐不堪、自欺欺人的性格。课文多次描写他满口“之乎者也”,反映他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孔乙己用“四书”“五经”中的所谓“圣言”为自己辩解,连偷书也说成“窃书不能算偷”。这些性格化的语言极能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
通过对人物动作、神态的描写,显示孔乙己善良的心地。孔乙己教“我”识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表现了他善良的心地。
(2) 以咸亨酒店为中心的社会环境描写对塑造孔乙己形象的作用。
咸亨酒店是孔乙己活动的空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文章通过对咸亨酒店格局
的描写,自然而巧妙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形象而又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掌柜对“短衣帮”与“长衫客”的不同态度,店内单调无聊、令人窒息的气氛,让人感受到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冷酷、虚伪的关系,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样的特殊身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注定了孔乙己悲剧的必然性。
(3) 精巧含蓄的布局。
小说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既使故事显得真实亲切,又可以使文章中心得到深刻的
揭示。因为连一个十几岁的小伙计都鄙视孔乙己,更说明这个社会对不幸者的冷漠,而用小伙计的眼光来写,又可以表现出对孔乙己的同情而又不致影响中心的表达。
文章截取孔乙己一生中的一段生活,把最能显示孔乙己生活、性格和命运的情节浓缩在几个场面,这样写便使故事情节集中而凝练。作者通过小伙计的眼光,用了几个特写镜头把孔乙己的外貌,他的遭人轻视和奚落的情状表现出来,然后转入对孔乙己遭受残害即将死亡的描写。简简单单的故事情节依据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表现出极其深刻的主题。
【重点语段研读】
语段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研读
这段首句紧承上文,写孔乙己的奇特,含义深长,表现了孔乙己贫困潦倒而又总想保持读书人的架式,虚荣心十足的性格特征。然后作者从外貌描写入手,进而对孔乙己又进行了语言和动作描写,句句都有言外之意,处处透露人物的遭遇和性格特征:怀着科举失败的隐痛而又以读书人自居,贫困不能自存而又好喝懒做,很想清白做人而又不免偷窃,死要面子、怕人嘲笑而又自欺欺人,迂腐可笑。这段文字又描写了短衣帮对孔乙己的嘲笑。“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拿孔乙己的伤疤来取笑,就是拿孔乙己的不幸和痛苦来取乐。作者勾画出这些人麻木不仁穷极无聊的嘴脸,笑声里蕴蓄着一股悲凉的意味。
语段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研读
本段段首写晚秋的凉意,给孔乙己的末路更增加一种悲凉的气氛;说靠火、穿棉袄,反衬孔乙己只穿一件破夹袄的凄凉。写孔乙己的外貌“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与前面的外貌描写形成对比,孔乙己如此悲惨,这是丁举人的罪恶。掌柜不说别的,只说19个钱,又显出自私冷酷的嘴脸。特意加上“仍然同平常一样”几个字,表明掌柜此时的取笑已经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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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文学思潮是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5—1989),在文学创作领域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之后出现的又一大文学创作(主要指小说创作)浪潮。代表作家有马原、余华、残雪、孙甘露等。先锋小说以其更具小说本体意义的先锋性受人瞩目,把小说的文本审美和形式创新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既是新时期文学前十年小说创作在观念变革和技法发展上对传统现实主义范式的一次彻底决裂,也是随后而至的以“多元化”、“个人化”、“商业化”、“边缘化”为特征的小说创作局面的一个有效过渡。其实验性质与颠覆精神对整个上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影响极深。
附:部分先锋派代表作家作品表
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
马原 《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大元和他的预言等
洪峰 奔丧、翰海、极地之侧等
叶兆言 状元镜、枣树的故事、《花煞》等
扎西达娃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野猫走过茫茫的岁月、等
北村 谐振、陈守存冗长的一天、逃亡者说等
原贴:什么是先锋文学?
花小白
先锋文学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先锋派文学
何为“先锋”?其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④。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⑨。
先锋”本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有着很大的流动性。时运推移,人事递变,昨日的先锋,今天也许会变成后卫。不但为大众所接受的先锋文学已经失去其先锋性,而且先锋派作家忽然写起大众文学来,反体制文人终于接受体制的安抚,也是并不新鲜的之事。但本书属于史论性质,它的任务是理清一定时期的历史潮流,就像用摄影机来拍摄飞艇,将其某一时段定格在底片上,仍有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当我们随同作者回顾“文革”前夕的“太阳纵队”、文革时期的“野草诗社”、“白洋淀诗群”和“文革”刚结束不久的饿朦胧诗的崛起时,仍然感到神往。那时的先锋牵动着整体社会思潮,围绕着先锋文学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文化思想斗争。而这种文化思想上的争鸣,却正是先锋文学的是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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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大心细
muimui
①艺术描写的高度典型化。作品将阿Q放在未庄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从而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和滋长找到了合适的土壤。阿Q主义在当时虽有很大的普遍性,但表现在作为流浪雇农的阿Q身上时却有其特殊性。这说明,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极其个性化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而不是抽象观念的化身。
②精彩的细节描写。关于阿Q的肖像画即是突出的例证之一。又如赵府点灯的描写,出现在不同的段落里,使赵太爷的吝啬贪小的性格一层深一层地从三个“例外”里反映出来。这种精细入微的描写,刻画了地主阶级卑污的灵魂。
③强烈的批判与讽刺特色。小说不仅有头有尾两部分的议论,其他许多地方也都穿插着议论成分。这些议论诙谐而精辟,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批判、讽刺色彩,显示了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特色。
④《阿Q正传》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精练,饱含幽默感,有好用反语,喜欢夸张,显示了作者卓越的语言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