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小说的意义与缺陷

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出现具体应该说在1986年以后，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为代表一批作家在文坛的集体亮相为主要标志，在他们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刚刚结束了惨不忍睹的十几年的文革文学，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的萎缩甚至死亡，而后的知青文学，不过是类似于解放的农民对地主进行血泪控诉的一场揭发式的表演文学，这个（知青文学）当然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它的出现和功能还是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了某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的传声筒，它的泛滥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强压。这样它在艺术上达到的层次不可能很深，甚至说不能说是真正的文学，因为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热衷于对文革时期经受苦难的书写，并且这种书写越来越表现出模式化的趋势，把苦难作为书写的材料和对象，甚至是无条件的夸大来换读者的眼泪，这样知青文学自然就走到了尽头。紧随其后抬头的寻根文学，表现出了五四一代作家的精英意识和启蒙意识，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明白寻根文学的“根”应该如何去理解。文化之根？生命之根？“寻根”是不是就一定要把题材放到过去或者荒蛮的生活中去，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弄的跟出土文物似的，这就叫寻根。对于文学来说，更主要的还是面对文本，“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文学性，相对于此前的文革文学知青文学作品来说，几乎是一个飞跃。但是它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不是具体的文本），还带着8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那种历史时期的模糊感，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情绪。作品试图去启蒙人，但在解读上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作家的写作姿态，都显然带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的气息。但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这种姿态过于做作。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既然是启蒙又为什么高高在上？搞的云里雾里的？应该说随着先锋文学的出现，中国小说真正迎来了一次革命，是脱胎换骨的革命。技术和精神上双重的革命。我们把它定义为“先锋小说”。那么这个定义能不能和西方人所说的先锋小说同指呢？我觉得不能。在中国如火如荼的进行先锋小说的同时，西方的文化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他们的“先锋”已经结束。先锋应该是一个进行的词汇，在西方，我们看到先锋相对来说是指现代主义之前的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等文学传统。现代主义或者说先锋的出现就是重新更正或者说调节旧有的文学传统，这个过程不可能是所有的人能够一下子意识到的，只能是少数的天才作家才能看清楚艺术发展的前进方向，所以他们可能面临着重重的困难扛起颠覆和创立文学传统的历史使命，这批人可能在同时代不为人理解，这批人可能为艺术而承受巨大的牺牲和苦难，这批人我们把他们定义为“先锋”。这样在西方，所谓的先锋指的就是基于此前流行于十九世纪的文学传统，以它为敌人，颠覆的是它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这些工作是由西方的艺术家们独立完成，是他们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顺畅而必然的发展时期。在中国，先锋小说也有其要颠覆的传统，但不是西方的那个传统，而是此前以十七年文学为代表的文革文学等，颠覆的甚至不是文学本身，而是要为文学松绑的革命。同样就文学本身来说，中国文学也绝对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地步，值得颠覆的地步。现代文学的一大部分文学和非文学因素发生了联系，无论现代当代，中国文学一直是支离破碎的状态，同时由于8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面临的状态，打开国门后，无论文学文化甚至整个社会都处于急速的转型前期。大家东张西望，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几乎是慌不择路。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一些带有民族情节的文学人士，出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对话的良好目的，一些作家，出于对文学的悟性和理解，大口大口贪婪的吸取着外国文学的营养。这里要强调两点：一，对西方文学的学习不一定要引进文化殖民的话题。当然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在文学领域，西方文学的到来和影响要经过两道程序才能发生作用，一个翻译，二是阅读。无论是翻译还是阅读，实际上都对作品进行了形式上的中国化处理。实际上在中国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影响的大部分人是受到李文俊的影响。翻译成汉语的《喧哗与骚动》的叙述状态是李文俊的首创，而不是哪个先锋作家的首创。现在看来先锋小说的叙述状态与翻译过来的或者说是中国版的西方著作有一脉相成之处。这是在技术上需要指出的，而实际上我们谈到的先锋小说两重革命之一就是形式上的叙述，它占据着十足重要的位置。现在就是说对西方文化的复制，也不可否认的是这中间翻译家的作用。倒是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还有，阅读的过程是用中国的眼光或者说是文化的尺子去衡量西方的著作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要进行中国化的处理。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不然的话，学完了西方的中国先锋小说写出来的人物读者看了怎么还相信他们是生活和行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呢。地域性的一个问题。这些我想都足以反驳那些言说中国先锋作家抄袭西方著作的评论家的嘴巴。二，就是艺术的相通性，它有地域性的东西，但是也有地域性所不能割断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形成了交流的基础。

中国的先锋小说的形成是多方面作用而成，它主要表现在叙述革命和精神革命上。分别举一个例子，不能穷尽说明这些东西。一是叙述上的革新，比如格非的叙述空缺，马原的叙述圈套。这些很明显的技术上的痕迹是以往我们看不见，我们以往看见的是“写什么”但是现在“怎么写”终于被提上了日程。关于叙述革命作用的优劣一直有人在讨论，现代小说实际上就在解决一个“时间”的问题。哲学对于“时间”的无可奈何给文学带来了希望，文学终于变的灵活起来，对“时间”的把握实际上是对先锋小说“叙述的方法论活动”。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分离使文本获得了以前所不能扑捉到的叙述节奏。由于两个时间的分离，我们的叙述视野变的宽敞灵活起来。“叙述借助这道语式（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将会想起那个久远的一天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促使故事转换，中断，随意结合和突然断路。”另外就是先锋小说在精神上的革命，它是更主要的，无论传统和现代是否是两个并置的文学系统，我们还是说，先锋小说并没有颠覆我们的传统，我们古典的文学传统实际上并不是先锋小说所要颠覆的对象。巴特说：“现代并不是一个来自单纯对立面的死字眼，而是社会变革时期的困难活动。”我们在这里不能一味的纠缠就是由于五四运动和文革运动实际上形成了两道文化断裂。文化的鸿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很难添平的。去除先锋文本和古典文本上不同，它们在文本的深处有着神秘的联系。比如说弗洛依德的“性”学说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与其说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我看倒不如说是给中国性文化带来的导火索，正是中国有这样的土壤才能有性文化的繁荣。先锋小说表现在对“性”的处理上，对“性”书写的开放和多样性，几乎是一往无前，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性”在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裸露的书写。并且常常瓦解文化的深层涵义。比较明显的是吉林作家洪锋，他作品中的“性”多用来瓦解代表权威的“传统”“父辈”“生命”等庄重的文化涵义。从而到达亵渎的目的。而在余华马原的手中，“性”完全消失了它的神秘性，不过是叙述的一件工具，信手拿来。苏童则是以“性”为材料编制一张生存的大网，由此开始他的人物命运走向。先锋小说从各个方面书写出的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对人性深度的挖掘都使先锋小说到达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度。总体来看，先锋文学五花八门的书写也消解了传统的启蒙意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先锋文学实际上是对五四以来断断续续的启蒙文学的颠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先锋小说只能是加上中国的标签，它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而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先锋文学。陈晓明把中国的先锋小说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去解读，实际上，在80年代传入中国的外国文化中既包含着现代主义又夹杂着后现代主义，揉杂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泥土之中，很难确定的说到底是什么主义。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回头看看先锋小说，由它出发进入到90年代的个人写作就不足为怪了。先锋小说所带来的先锋文化导致写作姿态的调整，最终使作家失去了原有的统一的任务，从而靠近文学本身，靠近个体生命和生存，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在中国的发展，文学的边缘化越来越明显，原来负荷在文学身上的任务几近全部解除，文学只剩下文学本身，当文学从圣坛上走下，我们迎来了百花齐放的个人写作的90 年代。

先锋文学文学特征：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

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

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扩展资料：

优缺点

挑战传统千篇一律的文学模式，先锋初出道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先锋作家以语言狂欢和形式狂欢的手法来赢取读者的注意，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感官的刺激毕竟是短暂的，如果先锋写作没有经过“去谎言”这一环节，则大多数先锋文学后来要么走上了文字游戏的道路，要么重新回归谎言文学，彻底离开了文学的轨道。

只有极少数作家经过严格的“去谎言”，进而对生活本质和人的根本问题的苦苦探索，最终使先锋文学成为文学中的一枝奇葩。而先锋文学中的伟大之作必定是这些奇葩中的佼佼者。

参考资料来源：

谈先锋派文学90年代后的“转型”�����

汤 红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④。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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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陈晓明：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艺术广角1993年第4期。�

②张向东：文体解构：先锋文本的存在状态，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转引自徐剑艺小说符号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④鲁枢元：《捕风捉影》，《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⑤⑥张清华：《文学的减法》，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⑦丁增武：先锋叙事：漫游和回归，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年第1期。

⑧⑨洪治纲：永远的先锋，《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本文作者系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提起《呐喊》、《彷徨》、《狂人日记》等著作，大家都很熟悉，它们的作者是鲁迅。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弃医从文，在五四运动中影响巨大。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我们也越来越发现鲁迅的文章有些思想是过时的，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一、 简介鲁迅，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卓越的地位。少年时代在家塾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但是在亲情上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

二、 作品缺陷鲁迅所处的中国，正是贫穷落后，受人侵略的时候，鲁迅创作的初衷就是要救国救民。阅读过鲁迅作品，都知道鲁迅的文章大多都是描写中国的阴暗面，揭示中国人的劣根性。在很多人认为鲁迅文章中大多没有正面人物，从作品主题来讲，鲁迅文章的主题大多没有正能量，全是负面的，例如：阿Q之愚，孔乙己之可笑可怜，杨二嫂之势利，华老栓之迷信，祥林嫂之喋喋不休，阿长妈妈之长舌，无一不是阴暗面与负能量。只揭示了中国人矮矬穷的劣根性，并没有写出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额、丑恶嘴脸。这与当今价值观已经格格不入，也是一些人唱衰鲁迅的主原因之一。但是这究竟算不算鲁迅文学作品中的硬伤，还是要看个人自己的看法。

三、鲁迅的历史意义俗话说得好，人无完人。作为一个作家，也是同样的，其作品不可能十分完美。在新的时代和社会，鲁迅的经典作品依旧值得我们细细揣摩和品味。同时，鲁迅的作品完全可以被在评价，可以有不同的声音，赋予对作品和人物等深刻的见解。

当代先锋小说中有哪些中国文学元素呢有很多很多的

当代先锋小说中有哪些文学元素？嗯，这个是需要你读完之后自己

生于望族？？？貌似男主前生有瘸了腿

鲁迅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在那随时都可能碰壁的社会里他坚持写作文学、写作小说,我国现代小说在他手中创作，也是在手中成熟，其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都与以前的那些小说大相径庭。他小说不仅表达了自己对病态社会的憎恶，同时也鞭打了当时社会各种丑陋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他要唤醒亿万受压迫人民起来反抗。 他的思想文化建树开启另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思想上使读者在小说戏剧性中看到其内在的悲剧性。他的思想虽然由进化论到阶级论，但其思想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他的小说主要采自那些病态社会里的不幸的人们作为描写与议论的对象，以从平常的社会现象揭示出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痛苦，以达到各界人士的注意和呼唤大家共同起开疗救这种病态。 为了打破“瞒和骗”，他以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病态社会里知识者与农民的精神病苦，让读者与他的小说人物连同他自己一起正视人心和人性的卑污，以及承受内在精神的酷刑，从而在灵魂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最终引起读者与小说在思想上的共鸣。 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揭破了那些戴着礼教吃人的滑头伎俩。其思想忧郁深广。这篇小说揭露了社会到家庭的“吃人”现象，从而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的本质。这篇小说体现了他小说彻底反封建的总体倾向。 《狂人日记》在现实礼教“吃人”的同时还表现了强烈的反叛和革命的精神。狂人面对循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思想，大胆地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这体现了大胆怀疑和否定一切的五四时代精神。狂人还面对面的向食人者发出警告：“要晓得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这世上”。他渴望不再吃人的更“高级”的人出现，这就体现了想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朦胧理想。狂人还期望未来瞩目下一代，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便更是一种向封建主义抗争的号召，向社会昭示了一条变革社会的途径。 再如阿Q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从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身上看到了，一、畏强凌弱的卑怯和势利，在受到强这凌辱时不敢反抗，转而欺负弱小。二、在革命时用传统的观念理解眼前的革命，从而产生一种封建传统观念和小生产者狭隘保守意识的合成产物。三、用夸耀过去来解脱显示的烦恼；用自轻自贱来掩盖所处失败者的地位。从而在现实上受挫，而在精神上永远优胜。 阿Q虽然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他身上的特点当时大多数人共有的，他深刻地揭示出了当时社会的病态，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也清晰展示了其小说从外在喜剧性中看到了内在的悲剧性。 鲁迅小说的艺术性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他冲破了传统的写作手法，大胆地采用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从而行成独特的艺术效果。他把塑造人物性格放在首位，并且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所以可以堪称之为创造形式的先锋。 《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白话问小说的原因，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狂人日记》却是对封建制度和礼教进行了多层次的展开来完成批判封建社会的。 首先从周围环境：人们对狂人的围观、注视、议论等等构成一个充满杀机的空间。其次，作品通过联想把狂人所处的的环境扩大到整个社会的现象，如狼子村佃户告荒时挖人心肝煎炒了吃，用馒头蘸血吃和吃徐锡麟等构成吃人的社会网络。就这样一层层地完成了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与批判。 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狂人精神上病态的传神描写，他还并没有达到创作意图，所以作品为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制度的弊害，又通过象征主义把肉体上吃人提升到揭露礼教吃人，这就既形象又深刻的揭露了“吃人”本质。 鲁迅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选材不追求情节离奇与曲折，而是注意情节的深刻蕴涵。严格依据表达主题和塑造人物性格的需要来设置和提炼情节，使之显出严谨、凝练、蕴藉深厚的特点。他以“杂取种种人喝成一个”的办法，对生活中原形进行艺术集中和概括，使人物具有广泛的典型性。如在《祝福》中以“画眼睛”的方式，通过眼睛这一心灵的窗口来画出一个人物的特点；有时也采用了直接揭示人物心灵秘密的手法；在《孔乙己》采取三重“看与被看”的模式等等，从而使作品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的揭示和社会意义、时代意义的揭示都得到了强化。

鲁迅反传统思想的价值原则不仅仅是甚至不是理论而是活动,拆屋开窗是其实践策略,执着现在与现实是其立足点,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是其根本标准,整体性是其传统功能观;鲁迅反传统是双重失望中的侧重选择,人类性是其价值眼光,其意在张扬弱者文化思想,摆脱了对西学的简单移植;鲁迅反传统是一种价值否定判断,并不是对具体内容的抛弃或断绝。鲁迅思想的元点是“走路”,由走路必然引出反传统及其“悬空”状态

先锋文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一，作家自身丰厚的民俗积淀 作为鲁迅所开创的二十年代乡土文学流派的后继者、高晓声乡土文学创作模式的前驱者，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农村生活得功臣，赵树理自身经历赋予了他的文学创作以极大地民俗性表现潜能。赵树理的家乡在山西东南的沁水县的尉迟村，由于经济文化的相对独立落后，该地“三圣教”盛行，其祖父赵东丰能将三圣教教文倒背如流，且能写会算。父亲赵和清深得其父熏陶，且擅长音律，是乡里八音会成员。祖母敬惜字纸，对灶神、喜神、财神等与民间生活相关的诸神恭敬备至。这些传承多年的民俗生活，民俗观念一直到赵树理降生还在延续着。家庭启蒙与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使他获得了以乡土词汇妙语连珠的能力，家乡所在又是至今仍视为全国方言最集中、最复杂、种类繁多之地；与生活相关的知识、能力他几乎无所不通。所有这些，都是晋东南大地对他的厚赐。 同时，他从小喜爱民间曲艺、戏曲和民间乐器，深受民间文艺熏陶。这些熟悉与爱好民间艺术的热情、丰富的农村生活知识，以及对农民深受阶级压迫的义慨对他后来的文艺创作有了很大影响，可以说这是他后来小说创作的艺术基础的形成基础。正因为赵树理爱好民间艺术，具有民间艺人的素质。所以，他能了解农民的文化知识，深知农民群众的艺术爱好和艺术要求。抗战期间直至解放后，他始终生活在民众中，追求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成了他传播新思想，倡导新文艺的基本准则和自觉追求。他“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觉的感受，印象和判断为基础。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象之外的事物，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1] 作为一个活生生、浑身具有晋东南泥土气息的赵树理，他的语言标志，就是他那土里土气的幽默风趣。民俗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因素溶化到他的个性和艺术思维中，在他的小说创作从内到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作家赵树理作品的民俗性之所由来。 二．赵树理小说叙述中的民俗色彩 由于作家深深扎根于农村，饱尝大地的乳汁，流淌着农民的血液，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不表现出乡村民俗对他的影响，所以在他文学创作中也时时闪现出民俗的光彩。 在布局谋篇和组织情节方面，一些作品几乎全部以当地民俗为依托。民俗成了情节的骨干，比如《小二黑结婚》，登记等等。《小二黑结婚》开头即推出二诸葛，三仙姑这两个落后于新时代的迷信、落后的小人物个体，更是蕴含着几千年的保守、愚昧因素的古老民俗的情节内容。小说还会不会具有赵树理特色，还是不是“小二黑结婚”？就“小二黑结婚”而言，故事围绕旧的民俗展开，新旧思想交锋，作家辛辣的讽刺，诙谐的笑骂，幽默的文采借相关民俗得以发生。 民俗对于另一篇小说登记同样重要。作品开头由民俗意味着=很浓的一枚标志着私定终身的“罗汉钱”引发，然后从简单的人物介绍，事件说明，中间穿插了包办婚姻，婆媳关系。小飞蛾挨打的民俗性情节和细节，终结以破除迷信，移风易素，有力配合了当时新中国第一步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小说中的民俗即是旧事物本身的组成部分，又是作者用以抨击旧事物的有力工具。

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出现具体应该说在1986年以后，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为代表一批作家在文坛的集体亮相为主要标志，在他们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刚刚结束了惨不忍睹的十几年的文革文学，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的萎缩甚至死亡，而后的知青文学，不过是类似于解放的农民对地主进行血泪控诉的一场揭发式的表演文学，这个（知青文学）当然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它的出现和功能还是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了某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的传声筒，它的泛滥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强压。这样它在艺术上达到的层次不可能很深，甚至说不能说是真正的文学，因为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热衷于对文革时期经受苦难的书写，并且这种书写越来越表现出模式化的趋势，把苦难作为书写的材料和对象，甚至是无条件的夸大来换读者的眼泪，这样知青文学自然就走到了尽头。部分先锋派代表作家作品表

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

马原 《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大元和他的预言等

洪峰 奔丧、翰海、极地之侧等

残雪 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

苏童 《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等

格非 《迷舟》、《褐色鸟群》、《边缘》等

叶兆言 状元镜、枣树的故事、《花煞》等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在劫难逃》等

孙甘露 《我是少年酒坛子》、《访问梦境》、信使之函等

扎西达娃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野猫走过茫茫的岁月、等

北村 谐振、陈守存冗长的一天、逃亡者说等

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反映中国现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质追求和底层人们生活的合理性，先锋小说更趋向于人本主义的描写，追求人格平等。

先锋小说“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

目录先锋含义范围艺术特征先锋作家主要作品先锋小说的变化对中国先锋派的影响对先锋小说的修正和冲刺展开先锋含义范围艺术特征先锋作家主要作品先锋小说的变化对中国先锋派的影响对先锋小说的修正和冲刺展开

编辑本段先锋含义“先锋”的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 先锋小说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编辑本段范围小说概况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革命历史小说作家们，通过再现历史场景，即类似于对革命历史过程的纪实性记录，以肯定革命的正确性。这种小说大多是二元对立模式。其历史观就是把社会历史演进看做是好与坏、善与恶、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等这一系列截然对立的力量之间的较量。大写革命者、斗争者的英雄主义、道德情感等以推崇传统道德，使之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有较大篇幅书写反面人物的侵略行为和野蛮表现，以肯定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革命历史小说注重文学的工具性，服务性，强制其承担起“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重任。

革命历史小说中着重刻画反面人物的各种恶行，或将其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缺乏人性感性的动物的创作模式.

附：“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高潮出现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对于“革命历史小说”，洪子诚曾作出过这样的界定：“在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鉴于这种情形，80年代有的研究者提出了‘革命历史小说’的概念，指出这一‘文学史’命名所指称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说到底，“革命历史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呈示表现革命历史的时候凸显出了一种相当突出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样，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便是历史事实与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在那样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二者冲突的结果却又必然是以对历史事实的更改或重写而迁就适应意识形态的要求。

先锋文学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先锋文学 - 流派简介

《我是少年酒坛子》“ 先锋文学”这个概念的基本定型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文学史家在梳理新时期文学史的时候，逐渐把原来不算清晰的作家群落归到先锋这个大旗之下。现在所说的先锋文学通常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在这个大旗之下有余华、格非、苏童、莫言、洪峰、孙甘露、残雪等。

从1979年开始，出现了以全国都关心的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创作浪潮，这些创作关心身边的人群，关心自身处境和周围人的处境。这种浪潮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文学在这一时期特别蓬勃、特别热烈，与公众的关系也前所未有的接近。但到了1985年，文学仍在平稳向前移动的时候，像阿城和一些对写小说有热情的年轻人慢慢觉得出了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小说写了什么，而没人关心小说怎么写。1984年末阿城的《棋王》和1985年初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 ，吹响了先锋文学的号角。而后莫言、刘索拉、徐星、何立伟等一批作家的创作，把写作的焦点从写什么转到了怎么写。小说的方法论是先锋文学运动的主题。

先锋文学“先锋文学”作家们的创作也不完全一样。格非的小说优雅，有书卷气，他的学养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余华和苏童都是江南才子，但二者没有多少可比性。余华特别狠特别残忍，也特别神经质；而苏童，温婉细致，比女人还解风情，写作非常成熟老到， 《妻妾成群》几近完美，简直无懈可击。孙甘露的小说充满奇幻、有一种飘渺的诗意，人物都像影子，文字也特别有美感，随便抽取一段都是诗。残雪小说中的人物也像影子，但读起来特别渗，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完全无视外人的存在。莫言的小说一点也不精致，汪洋恣肆，他的创作一直大气磅礴，充满雄浑的力量。这些不一样的作家，也不满足于被扣在“先锋”这一个帽子之下。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把“先锋文学”这个名头定位到1985年我们这些新出现的作家身上来。

先锋文学 - 兴起原因

孙甘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山花第2期撰文认为，所谓“先锋文学”并不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而是具有高度的暧昧性的一个模糊的存在。它有许多不同的表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关“戏剧观”的讨论、“朦胧诗”的崛起和“后新诗潮”的兴起、阿城等人的“寻根文学”的潮流、有关“现代派”的论战和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再认识等等无疑是先锋文学的关键的部分。一般文学史叙述的从刘索拉、徐星的小说到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小说的历史应该说仅仅是这一历史氛围中产生的一个潮流和线索而已。在刚走出“文革”梦魇的80年代，一种个人主体的解放的承诺，一种从计划经济的社会文化选择中脱离出去的个人的自由的承诺开始成为文学的主题。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先锋文学”其实是一条“主体性”的自我的追寻的精神道路被勾勒了出来。这种“主体性”在“先锋文学”中是从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一是体现为一种激进的脱离计划经济的个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二是通过“寻根”回到五四的追问“国民性”的传统。而主体的解放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也异常直接地体现在形式上。这种形式的追求也是五四以来“纯文学”想像的一种满足和完成。从国际的角度看，当时全球仍处于冷战的格局，而中国乃是一个希望之地，一个西方的新发现。“先锋文学”的应运而生为这种新的想像提供了可能的资源，于是许多西方汉学家争相译介中国“先锋文学”，许多当时的“先锋文学”作家也成了国际性的“中国”写作的象征。

先锋文学 - 衰退原因

进入90年代后，“先锋文学”为何逐渐黯然退场？对此评论家有不同的解读。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翟红在南方文坛第1期撰文认为，自身的稚嫩以及对西方小说的明显学仿等等，使得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一开始就让很多人看成是无聊的“语言游戏”。于是先锋小说兴起后不久便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孤独和边缘的境况，“先锋小说”似乎成了“滞销小说”的代名词。

张颐武则认为，90年代将80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先锋文学”的转型也不可避免。先锋一方面变成了绝对小众的“纯文学”，如前卫诗歌的发展就是一个越来越走向特殊的“圈子”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是走向了一种高雅化的、与一个新的中产阶层读者相互依存的大众化的文学之中。这些读者需要的是在激进的前卫实验和通俗小说之间的文学。“先锋文学”当年对于计划经济中的解放的承诺如今似乎已经实现，但这种解放却是以“先锋文学”的消逝为代价的。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这种“先锋性”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消费性”。

先锋文学 - 风格转变

《活着》（海报）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 《妻妾成群》 、 《活着》 、 《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

先锋文学 - 影响评价

《兄弟》（余华） 先锋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端，到现在已有近20年。虽然一些作品今天仍在出版，但大部分读者却已经对它产生隔膜。这表现出历史残酷的一面，它在对人事进行重新定位、判断，渐渐把一些作家作品筛选、淘汰。那些在今天被约定俗成称作是“先锋文学”的作家，当时各自的创作、倾向、方法、态度，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就会遮盖各个作家写作上、美学上的细微不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哈佛的宇文所安教授在研究唐诗的著作中提出，我们不是要从一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身上去发现时代的标准，而是要从那个时代的普遍标准来观察那个时代的诗人。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先锋文学在出现时是异端，很多人怀疑这样的写作方式和内容，虽然它现在已经被概括成一种文学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中的一部分。

现在，先锋作家们的写作也各自有了很大变动，有写作的变化，也有大环境对个人境遇的影响，这些最终都转换成作家作品中的态度。而我们以前的作品，也是我们写这些作品之前的经验、阅读、判断、想象带来的。

把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关系上来观看它的意义，是一种方式。但还可以有其它的方式。文学和理论关心的东西不同。理论直接通过抽象的思维活动对事情进行归纳总结，但文学永远不是直接说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它是诉诸感官的。西方的新批评、文本分析等方法，都是接触文学作品的通道，能帮助人们进入文学作品，发现文学的意义。但小说，或者说广义上的文学艺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人，如何建立它的意义，是有多种途径的。当观赏者接触文学作品时，在某些时刻需要把自己的逻辑理性思维放开，动用感官。文学作品中会有很多精妙的细节，有时会通过积累潜移默化，或者在结构中与其它细节构成关系，忽然使人“怦然心动”。这样的阅读方式，可以超越很多批评方法，发现作品的意义。

20年过去，再回头看先锋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意义，看它带来的变化、影响，看它自身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有更客观、更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先锋文学？

尽管“先锋文学”已退场，但关于“先锋文学”的反思对当前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仍具有不一般的意义。翟红认为，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促使了叙述观念的变化，并以面貌一新的小说文本为文学的发展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先锋作家力图从不同的途径和层面使自己的写作贴近人的生存状态，试图在自身视阈对世界的理解中还原生命的原初性感受。小说的语言实验使得一个重要的问题得以凸显，即现代汉语书写如何传达现代中国人个人的生存感受。先锋小说贵就贵在一种先锋精神，这是一种敢于创新的青春锐气，因此“先锋文学”现在的退场不见得就是一曲广陵散 。

先锋文学 - 代表作家

生平

余华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和日文等在国外出版。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 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他也写了不少散文与文学音乐评论。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的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余华并不算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加在一起亦不超过80万字。他是以精致见长，作品大多写得真实和艰苦，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实。余华曾自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活着》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而结构上，仍能给读者剧力万钧、富于电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觉。

主要作品

《星星》、《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

先锋文学思潮是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5—1989），在文学创作领域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之后出现的又一大文学创作（主要指小说创作）浪潮。代表作家有马原、余华、残雪、孙甘露等。先锋小说以其更具小说本体意义的先锋性受人瞩目，把小说的文本审美和形式创新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既是新时期文学前十年小说创作在观念变革和技法发展上对传统现实主义范式的一次彻底决裂，也是随后而至的以“多元化”、“个人化”、“商业化”、“边缘化”为特征的小说创作局面的一个有效过渡。其实验性质与颠覆精神对整个上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影响极深。

附：部分先锋派代表作家作品表

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

马原 《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大元和他的预言等

洪峰 奔丧、翰海、极地之侧等

残雪 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

苏童 《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等

格非 《迷舟》、《褐色鸟群》、《边缘》等

叶兆言 状元镜、枣树的故事、《花煞》等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在劫难逃》等

孙甘露 《我是少年酒坛子》、《访问梦境》、信使之函等

扎西达娃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野猫走过茫茫的岁月、等

北村 谐振、陈守存冗长的一天、逃亡者说等

先锋文学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先锋派文学

何为“先锋”？其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④。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⑨。

先锋”本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有着很大的流动性。时运推移，人事递变，昨日的先锋，今天也许会变成后卫。不但为大众所接受的先锋文学已经失去其先锋性，而且先锋派作家忽然写起大众文学来，反体制文人终于接受体制的安抚，也是并不新鲜的之事。但本书属于史论性质，它的任务是理清一定时期的历史潮流，就像用摄影机来拍摄飞艇，将其某一时段定格在底片上，仍有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当我们随同作者回顾“文革”前夕的“太阳纵队”、文革时期的“野草诗社”、“白洋淀诗群”和“文革”刚结束不久的饿朦胧诗的崛起时，仍然感到神往。那时的先锋牵动着整体社会思潮，围绕着先锋文学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文化思想斗争。而这种文化思想上的争鸣，却正是先锋文学的是的使命。

一、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一些自相矛盾处。例如，许多重要人物的年龄都有矛盾

，如郭靖、黄蓉、段誉、慕容复等人的年龄。还有一些前后事件也有矛盾的地方。

二、有关历史和民俗方面的问题。金庸被誉为在文史和民俗方面有甚深的造诣

，但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不少在这方面不够准确、甚至是出错的现象。

三、为了制造奇幻的情节，不顾人物性格发展，不顾情节发展的合理性，不顾

人物的心理活动的真实性。这类现象在别的武侠小说中是相当多的。一般说来，金

庸还是比较注意人物性格的描写的，但在他的小说中这一类现象仍然是有一些的。

四、一些和一般的评论不同的意见。这里所说的一般的评论，主要是指包括金

庸的好友倪匡在内的，港台的所谓“金学家”们所作的。近来内地的一些对金庸小

说的评论也急追直上力金庸小说的谀美大有超过港台“金学家”们之势。这部分内

容并不属于金庸小说本身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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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是综合网络上的一些看法。

（1）喜欢一个人，喜欢一本书，不是只是盲目的说他（它）如何好，也要知道他（它）有那些不足之处，固作此篇。看了许多别人对金庸的评价，所以不免受了他们的影响，甚至有抄袭的嫌疑，不过想起一位哲人说过：已经消化了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也就释然。

一、总体构思模式化、公式化。如在《笑傲江湖》中，分为五岳各派、少林、武当、日月神教八派，继而衍生出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八派之间的矛盾并非来自现实生活的矛盾，而是作者杜撰的。以金庸之才，如进行纯文学创作，未尝不能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但他却选择了本身有严重缺陷的武侠小说，任金庸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金庸任是妙笔生花，也不过是“带着枷锁跳舞”。

二、脱离现实。有人说金庸是浪漫主义，然而，浪漫则已，却浪漫的不够彻底。以金庸之才华，何不来个彻底浪漫，创造一部新时代的《西游记》？有人说金庸是魔幻现实主义，“魔幻”有之，“现实”却未必。即使有那么一丁点儿现实，也在虚无缥缈的魔幻宝瓶里化为血水了。

三、融武侠与历史于一体，是金庸小说的特色，却也有以假乱真的副作用。金庸这种亦真亦假、虚实交织的信史写法，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误导读者这个副作用，比这种写法的正作用要大得多。

四、情节重复、罗嗦。任金庸不断的变换时间、变换地点、变换人物、变换兵器，也摆脱不了重复与罗嗦。繁冗拖沓的打斗场面，一次次的出现，即使小学生也知道这样写不对。其实，明报之所以经久不衰，全靠金庸小说来装饰门面，小说可以带来金钱，金庸当然明白写长的好处，为了金钱，金庸背叛了自己的才华。

五、杀人、血腥的打斗、拉帮结派，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我们不要求小说成为生活教科书，但小说家却应该考虑小说带来的社会影响、社会效应。

六、小说创作违背意愿，创作态度不严肃。创作是一件庄严而神圣的事情，可是金庸却请人代笔。《天龙八部》请倪匡写了一部分是人尽皆知。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思路，而当倪匡把“阿紫的眼睛弄瞎了之后”，金庸运用自己驾御文字的能力，竟顺着写了下去！这在文坛形成一股不良之风，金庸如此不严肃，非大家之风范。金庸背叛了文学。

七、哗众取宠。众所周知，《神雕侠侣》最好的结局，莫过欲让龙杨二人终生思念却不得相见，这一点金庸也提到过。但为了明报的销路，金庸不得不顺从大众心理，闹个皆大欢喜。文学不是闹剧，金庸此举，让人鄙夷。

我一直认为，广为人诟病的金庸书里的不科学，其实都是些先入为主傲慢的想当然。

金书里多有小概率事件的传奇，却没有不可能事件的意淫。我其实有个小方法，金书的缺陷，其实看金庸自己的态度就知道了，也就是新修版对三联版改动的方向。（改动的方向，改动的方向……）所以我认为，金庸的局限，最大问题之一就在于为了保证通俗，多多少少不敢把主角（很多前期作品的主要角色）置于真正的道德困境和人生陷阱里。

大概是常说的主角光环的意思，但是没有批评意。因为主角其实也遇到了不少难题，也没有无概率事件发生过。故而金书里配角作为作者更能自由支配的载体，比主角多了不少的悲剧与困境，而作者并不是为了衬托主角才写得这么惨，他们往往都各自丰富着，寄托了很多感情。而主角的困苦，就算有，也是一笔带过，绝不多写，不给读者太多时间代入。

所以《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困惑时，立马有母亲来自刎明志，有师傅以身作则；

比如《连城诀》里困在雪谷时，偏偏就主角有食物，金庸把人性的实验放在配角上，主角是读者要代入的，他不太敢动；比如《天龙八部》，一个乔峰的困局，要用喜剧性的二个兄弟来冲淡，而段誉虚竹也有心理困境的，却写得极隐晦，粗读绝读不出来，只有个神仙美眷美满结局的模糊概念；

比如《笑傲江湖》令狐冲经历的人性险恶绝不弱于林平之，但是令狐冲经历的这部分却不能写得明显了，只有些简短的概述和惊鸿一瞥的念头；《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的人物性格极丰富，却只有在情爱上的困境敢写一些（已被骂成渣男），其他的都不怎么敢写；《神雕侠侣》的过神心理很值得赏析（正正邪邪），但很多人粗读多半觉得杨过一直正义而讨厌黄蓉等。三联版里，也只有个韦小宝，封顶之作，才敢真正地去多写一些心理。然而在《鹿鼎记》的后记，金庸这么说：“这篇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实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写的。

很感谢读者们对我的宠爱和纵容，当他们不喜欢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段落时，就断定：“这是别人代写的。”将好评保留给我自己，将不满推给某一位心目中的“代笔人”。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往下为私货：后来，世纪新修版时，金庸早已过天命之年。所以不再顾及读者，他将段誉虚竹的困局写明了些，王语嫣是心魔最后离开了他，他自己也出了家，虚竹的婚姻和门派可能都会困难重重；

所以袁承志爱的是阿九，但是要遵守信义，要一辈子守着青青；所以张无忌其实并没有完全选定赵敏，谁推动的力大，他便最“爱”谁，实际上一个都放不下……但是说金庸老糊涂了的言论纷至沓来。事实上，这些改动还不够好，金庸自己也不满意，但是阻挠声也多。当然阻挠的理由很多，有些也很有道理。面对阻挠和类型限制和本身笔力，金庸最后也折中了，也恰好体现在《鹿鼎记》新修版放过了韦小宝，最后没有改动结局让他家破人亡。

金庸自称有两个原因，一来在于韦小宝那样的人不会输的。第二个原因原话不记得了，用我的话说，是因为要表现的在于一群人一个时代，主角给读者代入就好了，不必要改动一个人。出新修版时，金庸说再十年，也就是94岁后年时，还要再改小说。不考虑是不是真的，我还是挺期待的。

武侠，古有七侠五义，薛刚反唐，说唐，说岳之类，今有梁羽生，金庸也。武打加爱情点缀，再加 故事离奇，能飞檐走壁，功夫高深莫测，什么蔡花宝典，少林功夫，武当之类，关键地方，且听下回分解。娱乐型，地摊上种类繁多，可以批量生产，看过了什么没留下。国外也有，什么侠盗之类……

金轮死后，中原武林盛况空前！杨过，郭靖，黄药师，周伯通，南帝，等等。为什么不能直驱蒙古包，将那些个啥尽数干掉，而要一面喊爱国，一面云游四方，死等鞑子来改襄阳，以全郭靖忠义之名？幻想小说与历史结合太紧，常出现如此悖论，没办法的事。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老实实练武功，一辈子都不会有进步

最好，无论怎么评论，都是小说而已，本身就是假的。

《彷徨》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彷徨》的艺术技巧“圆熟”――深广的历史图景；对人物命运的叙述渗透感情；“画眼睛”“勾灵魂”的白描手段；丰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 裘沙和王伟君两位艺术家以毕生精力用画笔“揭示鲁迅思想体系”，执著探索，苦心构思，大胆创造，以“理解的准确，表现的深刻，艺术的精湛”再现了鲁迅的世界。

呐 喊 共 收 集 了 狂 人 日 记 、 孔 乙 己 、 故 乡 、 阿 Q 正 传 等 十 四 篇 短 篇 小 说 ，其 艺 术 特 点主要有四:

一是反映真实。 鲁 迅 曾 经 尖 锐 批 评 瞒 和 骗 的 文 艺 ， 提 倡 现 实 主 义 的 创 作 原 则 ， 主 张 文 学 创 作「 如 实 描 写 」 ， 「 有 真 意 ， 去 粉饰 ， 少 做 作 ， 勿 卖 弄 」 。 它 写 的 是 随 处 可 见 的 普 通 事 物 ， 就 像 日 常 生 活 那 样 朴 素 和 真 实 ， 闰 土 的 形 象 所 以 感 人 至 深 ， 就 因 为 它 是 旧 中 国 农 民 生 活 的 如 实 反 映 。 从 题 材 上 ， 作 品 写 的 是 普 通 人 物 的 今 昔 变 化 ， 而 非 重 大 题 材 ， 从 文 体 上 说 ， 它 彷 佛 是 记 ? 生 活 点 滴 的 散 文 ， 而 非 精 心 结 构 的 小 说 。 但 作 者 炽 热 的 心 肠 ， 深 刻 的 思 想 ， 却 在 这 平 淡 无 奇 的 描 述 中 ， 十 分 真 切 感 人 地 体 现 出 来 。

二是白描手法。鲁 迅 的 白 描 手 法 具 有 揭 示 人 物 灵 魂 深 处 的 传 神 的 艺 术 功 力 ， 这 也 是 他 的 现 实 小 说 取 得 杰 出 成 就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 作 品 中 展 现 的 生 活 场 景 、 水 乡 风 情 、 民 俗 风 貌 、 城 镇 景 致 、 人 物 的 言 行 、 姿 态 ， 就 像 生 活 本 身 那 样 真 实 、 自 然 、 朴 素 ， 毫 不 点 染 加 工 ， 但 读 起 来 却 有 一 股 ? 大 的 内 在 力 量 ， 深 刻 地 反 映 了 人 物 复 杂 的 心 理 活 动 。 正 因 为 鲁 迅 擅 於 发 掘 ， 敢 於 写 出 ， 所 以 他 的 小 说 具 有 ? 大 的 震 撼 人 心 的 力 量 。 鲁 迅 是 「 将 灵 显 示 於 人 的 ， 在 高 的 意 义 上 的 写 实 主 义 者 」 。

三是细节刻画。鲁 迅 又 擅 用 「 画 龙 点 睛 」 的 手 法 描 写 人 物 形 象 ， 运 用 具 有 特 徵 性 的 细 节 刻 画 人 物 性 格 。 如 阿 Q 正 传 用 阿 Q 被 打 后 说 是 「 儿 子 打 老 子 」 ， 或 被 打 后 说 自 己 是 「 虫 、 豸 」 等 一 系 列 细 节 ， 鲜 明 地 表 现 出 这 个 人 物 自 欺 欺 人 、 自 轻 自 贱 的 性 格 特 徵 。 《药》 用 夏 瑜 被 狱 卒 打 了 嘴 巴 反 而 说 打 人 者 「 可 怜 」 的 细 节 ， 突 出 了 革 命 者大 义 凛 然 的 品 格 。 「 画 龙 点 睛 」 的 艺 术 手 法 ， 使 人 物 形 象 鲜 明 生 动 ， 令 人 难 以 忘 怀 。

四是性格创造。鲁 迅 小 说 的 另 一 艺 术 特 点 是 用 喜 剧 的 笔 调 写 悲 剧 ， 塑 造 了 富 有 喜 剧 性 的 悲 剧 性 格 ， 喜 剧 性 与 悲 剧 性 达 到 了 高 度 的 和 谐 统 一 。 鲁 迅 说 ： 「 悲 剧 将 人 生 的 有 价 值 的 东 西 ? 灭 给 人 看 ， 喜 剧 将 那 无 价 值 的 撕 破 给 人 看 。 」 阿 Q 的 阿 Q 主 义 是 无 价 值 的 东 西 ， 用 喜 剧 的 手 法 将 其 撕 ? 能 引 起 人 们 的 反 省 。 阿 Q 性 格 中 交 织 ? 喜 剧 和 悲 剧 两 种 因 素 ， 这 两 种 因 素 本 来 是 不 协 调 的 ， 但 他 的 不 觉 悟 ， 使 它 们 得 到 了 统 一 。 作 品 获 得 了 喜 剧 效 果 ， 引 人 发 笑 ； 但 读 者 在 笑 的 时 候 ， 感 到 难 过 ， 嘲 笑 中 含 ? 眼 泪 ， 对 主 人 公 的 愚 昧 ， 麻 木 感 到 气 愤 、 焦 急 ， 也 为 他 的 遭 遇 感 到 悲 痛 和 不 平 、 喜 剧 的 外 形 中 包 含 ? 悲 剧 的 实 质 ， 揭 示 ? 严 肃 的 社 会 主 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