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名词解释沈从文

文学再现的名词解释是什么？

文学再现说是在文学四要素中强调“世界”与“作品”的对应关系，即认为作品是对世界的摹仿或再现。

再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存在的模仿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再现说文艺观。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文艺是模仿自然的，如【赫拉克利特】就提出过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是以自然的面貌出现的观点。从【苏格拉底】开始，文艺观念出现了人文主义转向，突出了社会人生这一文艺模仿的对象。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并对模仿说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述。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是对古希腊模仿说观念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又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完善了再现说的文学观。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生活是最美的，所以他认为文艺只要是原原本本地复现了生活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再现说在西方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相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尽管在中国也有【《周易》】的“观物取象”的观念，并且这一观念在后来也得到了一定的深化，但中国的文艺观还是更倾向于表现说。

再现说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本源地位，强调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文学艺术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

“影”，即电影，“视”，即电视。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把绘画与戏剧、音乐与雕塑、建筑与舞蹈、风景与人物、视觉形象与有声语言联结成为统一的综合体。 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从高度综合的角度对生活作出反映，把一个富有艺术的真实世界的情景呈现在欣赏者的面前，而其他艺术很难做到这一点。 第二，综合了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使其所创造的银幕形象，成为建立在时间与空间交叉点上的艺术形象。电影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都以人和人的灵魂、人的感情为研究对象和描写对象，具有叙事性。它既常借用文学手法来表现人物，反映生活；又采用文学的基本工具——语言艺术来刻画人物形象。所以，这种文学样式兼有电影性和文学性。 电视，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它比电影产生的时间约迟三十年。“电视文学”之称，同“电影文学”的名称一样，因文学剧本的出现而得名。电视文学与电影文学比较，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 （1）电视的审美媒介是“屏幕”，而电影是“银幕”。 （2）电视是用摄像机将被摄体拍摄在录像带上，经过较简单的工艺，即可制成电视片。而电影，是用摄影机先将被摄体拍摄在条状胶片上，然后经过洗印、剪辑等工艺过程，制成影片。 （3）电视的欣赏方式是家庭欣赏方式，而电影却是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由于以上三个差别，致使电视、电影在篇幅长度、题材容量等方面都不同，但用文学反映生活的特点却是相同的。 艺术表现手法 从描写人物形象看，小说常用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或夹叙夹议的方法，对人物的身世、经历、性格特点、心理活动、爱好习惯等方面进行介绍剖析，而影视文学常用人物的动作、表情、举止、行为、语言等来表现，文字讲究形象化和具体化，很少由叙述者直接出面作客观描述，因为夹叙夹议的文字难以转化为视觉形象。在描写上，小说、戏剧可以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描写，而影视文学却不允许作过长的心理描述，只能用高度浓缩的简洁的性格化语言。从艺术表现方法看，影视文学常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平行交叉式。 即将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地点发生的事情交替连接起来，相当于记叙中的“平叙”。 2.对比式。 表面上与平行式相似，但它不是同时发生的事的组接，而是两件具有对照作用的物象或景象的组接，以造成鲜明、强烈的对比。 3.擒纵式。 故意通过暗示让观众估计下一步发展必在意料之中，结果恰恰相反，使观众出乎意料。 4.对话式。 将上一个镜头某一个人的对话，巧妙自然地连在下一个镜头另一个人物的对话上，使之衔接自然，浑然一体。 5.象征式。 将前后两个镜头画面处理得相似，然后加以连接，产生象征意义。 6.渲染式。 把众多性质相同的镜头，积累起来，然后组合，形成一种特定的氛围。 7.细节连接式。 通过单一突出的形象、生动的细节来实现转换，推动情节的发展。 8.音响连接式。 以音响为媒介来连接不同的画面。 9.音乐连接式。 以音乐为媒介来连接不同的画面。 10.画外音连接式。 即用画外音来连接不同的画面。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引导解说式，一种是内心独白式。 影视文学的特殊表现手段 根据拍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固定镜头和运动镜头。特别是要了解运动镜头中的“推、拉、摇、移、跟、升、降”等拍摄方法。由于不同的拍摄方法的运用，便能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不同的景别，在影片中也需要不同的艺术手段。如：远景——指拍摄全身人像及人物周围广阔的空间、环境、自然景色或场面，主要用于交代环境和气氛。 全景——拍摄人物与其周围环境或自然景色，表现一个景的全部。 中景——表现人物膝部以上的活动情形的景，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近景——表现人物胸部以上的活动情形和面部表情的景。 特写——指两肩以上的头部活动，或突出地把所要强调的“物”占满银幕或屏幕。 电视文学作品是涵盖所有用电视手段来表现文学形式的荧屏声画作品，包括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电视报告文学等。它最为突出的外在特征是语言的形象化，即既把文学语言表现的对象转化为可感可见的画面形象，又忠实的还原文学语言。它显著的内在特征则是具有联想性，即在触目可见的声画形象背后富有想象的内涵。因此，在电视节目中，电视文学作品属于相当另类、也无疑是独特的的节目。而其中，电视诗歌散文又是最有代表性的电视文学作品。 一般言之，电视诗歌散文就是文学样式的电视化，即以电视屏幕表现诗歌散文抒情写意意境的电视文学样式。电视诗歌散文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指文学诗歌散文的电视化表现，它把文学形式的格调、品性和意境用电视特有的艺术手段加以反映，造成动人的艺术魅力。早期的《荷花淀》（散文）、海的向往和《雪梦》（诗），近年的妹妹，永远的遗憾、我看见了大海、残荷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创作。二是指电视表现内容用散文的方式，形式比较灵活，追求意境营造，画面优美动人，后一类形式也可以归类为艺术片的某种类型，但也可以归总为电视诗歌散文。如雾失楼台和朝阳与夕阳对话等。 由于电视诗歌散文是文学和电视手段的结合，因之其艺术表现特征是独特的。电视散文的独特性在于其表现上的"散"，以灵活跃动的声画形态造就文学意境；而它的内质则是"聚"--神聚。它和文学诗歌、散文的相通点更多，就是飞扬灵动，神思凝练；而比起其他电视文学形式来，抒情色彩更为浓郁，意境追求更为显明。 1．什么是影视文学？ 所谓影视文学是指通过广播电视声画媒介，以听觉和视觉传达设计为着眼点，运用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结构情节、塑造形象、营造氛围、抒发感情，给受众以文学审美情趣的文学类型。 2．影视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如何？ 从本质属性来看，影视文学首先是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样式，因而它同其他文学样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和共同规律；同时，由于影视文学借助于影视传播媒介，因而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影视媒介特点。影视文学可以说是古老的传统文学与新兴影视相结合的产物。 3．影视文学形成过程怎么样？ 文学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学的样式和类型迭经变迁，由简趋繁，但其表现手法基本是单一的，即运用文字的手段，以文学语言为媒介塑造形象，这种表现手法主要作用于欣赏者的视觉器官，是一种平面的接收与解读的形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电子技术的发明。电影在从无声转向有声之后，便脱离了它以活动的影像组合来反映现实的幼稚阶段，取而代之的是以蒙太奇的叙述方式进行创作的理性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与传统文学样式完全不同的新型文学样式－－电影文学便应时而生。 电影文学融合了文学与电影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门类彼此的优长之势，既有“读”的优长，又有“看”的优长，既可作用于欣赏者的视觉，又可作用于欣赏者的听觉。这是以往任何传统文学样式所不具备的。几乎与此同时，广播也借助于无线电波的传送和机械录制的手段，运用声音来叙事，诉诸人们的听觉。广播的这种表现方式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作用于欣赏者听觉的“戏剧”－－“广播剧”。广播剧的出现，标志着传统文学与广播结合从而产生了新型的广播文学。电影文学和广播文学的产生为电视文学的产生准备了基础。电视文学吸取了电影文学形象直观、直接诉诸欣赏者联想的表达方法，形成为具有独特性质的新型文学样式。 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 影视文学即电影、电视的文学剧本。基本特征主要是：视觉性、动作性和蒙太奇结构。 视觉性，即指影视文学剧本用文学所描写的形象能够鲜明地体现出视觉形象，具有具体、实在的视象性。 动作性，即影视文学剧本对人物的描写是具有清晰、丰富的动作的描写。 蒙太奇结构方式，即指影视文学剧本把许多内容不同、场景各异的画面，按照创作的意图予以组接，使之产生连贯、对比、联想、衬托、悬念和节奏等艺术效果的特殊结构方式。

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二版）这门课第七章 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人的小说创作的知识点包含章节导引,第一节 《子夜》及茅盾对现代长篇小说的贡献,第二节 《家》及巴金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第三节 《骆驼祥子》及老舍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第四节 《边城》及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参考资源。

文学研究会是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会员先后有170多人。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

扩展资料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

沈岳焕／苗／《边城》或《长河》

沈从文的小说是以“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而立题。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坛上风格较为独特，同时具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优秀作家。他出生于湘西成名于都市，在其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探索着人性的奥秘。他一生的小说创作，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人性美的赞颂和讴歌，这主要是他的“湘西小说”创作；二是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阴暗面或罪恶势力的揭露和鞭挞，这主要体现在其都市小说上。因此，沈从文便有两套笔墨：一套用来描绘湘西乡土世界，展示乡村生命形式；一套用来描绘都市世界，展示都市生命形式。而对于这两个具有对立与对照性质的生命世界，沈从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对湘西乡土世界及其所代表的生命形式，他满怀热忱，表现出一个在精神归宿上始终向着“乡下人”的知识分子对湘西乡土的天然亲近感与认同感；而对文明化的都市世界，沈从文则始终怀有一种无形摆脱的敌对情绪与潜在的恐慌感，代表一个有湘西“乡下人”向城市“边缘人”转化的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归属的陌生感与荒诞感。无论是叙写人性美还是人性扭曲，沈从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痛惜人性的失落，呼唤人性的复归，而在他构筑的两个鲜明对立的世界表现了自己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这两个世界的塑造都是独特而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沈从文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湘西，单纯地在世外桃源中描绘人性的善与美，而是从湘西走向现代都市，以都市世界的参照，以一个现代文人的眼光返顾湘西的文化体系和趋向，从而使他获取了超越于自身乡土文化锻造的人格模式，同时又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都市文化的形态。

因此，沈从文这种将原始的乡野文明与新近生成的都市文明互渗互参的描写姿态，为其都市小说提供了比较独特的都市文学视角和文化意蕴。在“都市批判”中，茅盾用社会科学家的理性精神剖析了中国都市生活中各个经济阶层的命运沉浮，以政治的视角对都市进行全景式的反映，试图以“革命”为改造的方式，重建理想的都市人生和积极的都市生活；老舍从文化的的视角审视古都的风俗人情，对于向现代化都市转变的北京表示出深深地忧虑，挖掘传统文化因子在市民阶层的沉淀。沈从文在都市文明的批判中没有重复上述作家的思路，而是在生命的体认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哲学视角，用“自然人性理想”的尺度去丈量都市人性的缺失与扭曲。沈从文在他所构筑的都市世界的审美观照中，包含着一种犀利的文化批判眼光，从中传达出独特的生命理想，并通过这种生命理想表现出独特的创作追求。因此，探讨沈从文创作中的都市生命形式，对于理解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及其全部创作是很有必要的，由此可以发现其创作的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二

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把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那么，沈从文拿什么掀开都市的面纱？他以人性和道德完善理想发现了都市文明的生活和生命，或是暴露上流社会和绅士家庭的欲望游戏，或是描绘知识阶层的虚伪做作，或再现了一部分生活在上流社会中不甘沉落，力图超拔泥沼的人们，或展现了都市下层贫苦人民的道德光辉。从而展现其都市小说中的各种都市生命形式。

一、人性腐蚀的都市绅士阶层

沈从文对都市世界的情感取向较之湘西世界时逆向而行的，当“乡下人”的眼光转向都市生活时，就从看湘西世界时的平和与宽厚顿时变得锐利与尖刻起来，不时露出讽刺的锋芒。都市世界在他笔下显露出来的生活样态，往往成为讽刺与嘲弄的载体，对绅士阶层生活的针砭与解剖已成为他的一个重要视点。这类作品有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某夫妇、或人的家庭、若墨先生、《王谢子弟》、大小阮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绅士的太太。正如他在绅士的太太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1]这样突出了绅士阶级人生形式的腐蚀传染性，它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黑色染缸，侵蚀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小说主要描绘两个绅士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讽刺调侃的调子里，展示了一幅绅士阶层醉生梦死的生活图景。这些绅士淑女，表面上礼数讲究、稳重贤淑，背地里干的都尽是肮脏勾当。生活在豪华的大公馆里，整日忙于串门、打牌、上馆子、进赌场，放浪堕落，醉生梦死，用“虚假”保持其文明外表和体面秩序，暗藏心机，对握有旁人隐私怀有浓厚的兴趣。如其中描写绅士太太要试探月光下在大少爷书房窗边听到的女人笑声是谁，于是当三姨太回到客厅时她便说：“三娘，你真是使人要笑你们，怎么晚上也擦得一身这样香？”再说：“外面月亮真好，我们打完这一牌，满圈后，出去看月亮。”有这样特有的语言方式暗示了三姨太偷情事情的败露。这种绅士社会的绅士式的语言规则充分展示了一场虚情假意的人生游戏，而对两性关系的摹写，则展示了绅士们的“爱”在含情脉脉的纱网中受到阉割、扭曲，甚至“爱”成乱伦。绅士家人表面上个个讲究风度修养，暗地里却是另一番不能见人的勾当。早已失去性机能的瘫子绅士拥有三房姨太，年轻的三姨太不甘寂寞，与大少爷私通；另一个绅士的太太为报丈夫的不忠，也掺杂近来，构成一种畸形的三角关系。绅士的趣味在于寻花宿柳，太太的乐趣来自窥视捉奸，这里面充斥这夫妻间的相互欺骗，两性关系间的乱伦与糜烂，毫无意义的交际与处心积虑的陷阱，所有的人物都成为受物欲与情欲驱遣的可怜奴隶，沦为人性异化的“衣冠禽兽”。因此，都市绅士阶层家庭看似守礼有节的面具下充斥着乱伦、通奸和欺瞒，道德观念的伪善和行为方式的堕落形成巨大反差。再如大小阮中的叔叔大阮是一个人格庸鄙手段下劣的都市绅士形象，他认为侄子小阮参加革命活动是“中毒”太深，而且“不可救药”，等于“跳火坑”，而标榜自己处事“稳健”，把媚悦女人出入社交场所作为生活的最高目标。他把小阮托他保管的活动经费据为己有，并以此为资本爬入上流社会，并且“凭地主，作家，小要人的乘龙快婿三种资格，受欢迎回到母校去作训育主任”，成为所谓“社会中坚”。因此，通过对这些绅士阶层的讽刺和嘲弄，沈从文向我们有力的呈现出具有普遍性的腐朽堕落的上层社会病相。

二、道德虚伪的都市知识阶层

如果说沈从文对都市绅士阶层持异常犀利的讽刺与嘲弄态度，那么，他对自己处身其间的知识阶层所持有的态度则混合着悲悯与戏嘲的异样成分，着力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灵魂与心理层面的解剖，这也代表了沈从文看取与理解都市生命形态的另一维度。这类作品有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知识、记一大学生、《自杀》、平凡故事、来客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八骏图。在八骏图中，作者从八个学者的心理揭穿“八骏”浮在思想表层的种种虚伪。他们八个都是“人人皆赫赫有名”且知识渊博的著名教授，或尊奉独身主义，或自诩清心寡欲，或满腹社会道德，而下意识中爱欲的本能却都被压抑着、堵塞着，只有借助变态的行为流露出来，我们且看这些病态的表现。教授甲尽管表面庄严老成，一幅道学家的模样和气派，但其卧室里却是：“枕旁却有两本香艳诗集”，“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同时窗台上海放着一个红色保肾丸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幅头痛膏”；教授乙在海边看到一队穿新式游泳衣的青年女子，大感稀奇，就流连不去，禁不住意乱情迷，并“从女人一个脚印上拾起一枚闪发珍珠光泽的小蚌螺壳，用手指轻轻的很情欲的拂拭着壳上粘附的沙子”，赞笑着它的美丽；教授丙自认是“老人”，对恋爱不再感兴趣，却又死死盯住达士房中那希腊爱神雕像上的大理胴体的凸凹处，仔细端详，并想起一个顶美的内侄女；教授丁说“自己倾心女人，就不让对方知道，尽她嫁一个不如自己的男子，等她衰老，再告诉她”，“我的爱一定还新鲜活泼”；教授戊是个结了婚又离婚的男人，主张对女人不宜停留在莎士比亚式的辞令追求上，要抓住机会，“就默默的吻，就抱，她到后就成了妻子”；教授辛“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为身心健康的周达士发现这六位教授都有“病”，他向远方的未婚妻表示，要医治他们的“病”，然而当黄衣女子把目标对准自己时，这位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最终也承认自己“的确已害了一点很蹊跷的病”，推迟了与热恋中的女友相会的日期。沈从文通过细致而精彩的描绘，表现了这群教授的欲望被压抑着、禁锢着，却又极力装饰着虚伪的外壳，他们的人性都已被他们的那种“文明”所扭曲，变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同时，也揭示了由现代文明造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态，讽刺都市人程式化的爱情，被文明禁律扭曲的情欲，从而批判了知识分子这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毫无生命优美和激越的非自然人生。

三、力图挣脱庸俗人生的都市新女性

沈从文建构的都市世界也并非全无亮色，而是在都市的整体性污浊与灰浊中，也有一脉生机存在，尽管这种亮色也许在都市世界并不惹眼，但却是民族生命精神在都市顽强生存的一种象征。作为一位深谙艺术辩证法的作家，沈从文在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两相对照中，既清醒地意识到“文明病”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在都市主流性的病态生命形式后面，也潜伏着一脉跃动的生命之流，与湘西世界的生命精神相互映衬。这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得到体现，如如蕤、薄寒、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这些小说都具有系列性特征，都表现都市女性爱情与婚姻，都是描绘都市女性追求真挚爱情的复杂心路历程，表现她们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引起的内心痛苦与彷徨，以及对于现实的挣扎与反叛。这些女性不再是被毒害而不知甚至还乐在其中的绅士太太，而是身受都市生活的桎梏，却不甘沦落的都市知识女性，她们力图从都市的窒息中解脱，而在乡村精神中寻找灵魂的归宿。

如蕤中那个城市女子如蕤，对城市中虚伪的道德厌倦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极大反感：“都市中的人是完全为一种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印就”。个性与特征全不复存在了，恋爱变成了商品形式，恋爱如同在商人手中转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主人公如蕤厌倦了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甚至希望“在强暴中得到快感”。薄寒中那个年轻女教师渴求异性的欲望更强烈，为了逃出这个虚伪的衣冠社会，她甚至“愿意被人欺骗，愿意被弃，愿意被蹂躏，只要这人是有胆气的人。别人叩头请求还不许可，若这人用力量来强迫她时，她甘心投降”。她向往“一种惊心动魄的波澜，一种流泪流血的社会”，[2]但却找不到，周围的男子都“微温、多礼貌、整洁，这些东西全是与热情远离的东西”，[3]她嫌恶这一切，最后屈服于一个鲁莽无畏的军官。都市一妇人中的那个将军遗孀，因心地单纯而误入上层社会的圈套，向往爱情屡遭遗弃，在对男人实施的变态报复中却又没有完全泯灭人性，对年轻军官满腔热情，却又狠下毒招，这是一个在都市生活碾压下人性未泯灭但人格变态的悲剧性人物。再如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尽管出身于都市上层社会，但却与弥漫于上层社会的虚伪庸俗气氛格格不入，在性格上表现出反叛性，结果萝摆脱众多追求者的纠缠，而与初次相识的宗泽闪电般订婚，她厌恶向其献殷勤的温文尔雅、谦卑柔弱的知识男性，向往湘西世界的原始野力。[4]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在对都市文化的审视中，向我们展示了都市新女性形象，这些都市社会的女性们想摆脱上流社会的羁绊，厌恶并反抗这庸俗的人生，渴求一种新的人生，她们向往“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向往“光明如日头的另一种生命”。同时，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女性将那些带有乡村气质和精神的男子作为拯救自己肉身和灵魂的力量，这是作者对乡村和都市两种文化的评判，也是“以乡村改造都市”命题的间接表现。

四、闪现道德光辉的都市下层贫民

在沈从文的都市世界中，主要通过上流社会绅士阶级的庸俗人生，提出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但在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里，他同时将目光转向都市的“抹布阶级”，涉及了都市贫民的生命形式，侧重于展示这些都市贫民泥涂里的道德光辉，既与都市上层的生活样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又构成对湘西生命形式在都市背景下的某种回应，从中似乎可以看到湘西乡下人晃动在都市里的背影。更确却地说，从中可以看到湘西生命精神在都市贫民身上的显现。[5]这类作品如《腐烂》、《生》、泥涂等，集中展示了30年代都市下层社会一角的现实图案。

小说《生》撷取一个都市街头极常见的场景，抒写出玩木傀儡戏老人的人生辛酸。这老人在烈日的炙烤中，一次又一次不停顿地玩着王九打倒赵四的老一套，在他心里，埋藏着一段不让人知道的往事：王九是他死去的儿子，王九是死于同赵四的相拼。“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了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这当然只是一种原始的复仇情绪，然而，作品通过老人的执着，避去单纯地表现人物生活上谋求温饱的可怜努力，从灵魂深处听到了下层人民对生的权利和人生尊严的急切呼喊。泥涂着重写了几个下层人物，如刘娘、祖贵、张师爷、刘娘的秃头七叔等。尽管他们都身份卑微，生活上的需求简直比动物还低，但却都不忘做人的尊严，都有共同的人类同情心。在一场突发性的火灾中，祖贵为救火则“失去了原来的人行”却全不把受伤当做一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做人的义务；秃头七叔在瘟疫中五个孩子死了两个，在救火中“自己一切东西都烧掉了，还发痫似的极力帮助别人抢救物件，照料到那些逃难的女人小孩”；刘娘等下层妇女也都加入到救火行动中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张师爷在这里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内涵的人物，一方面，他“仗义热心”，“尽想帮助别人”，为下层社会利益奔走，最后在救火中位救人、救小孩、救猫、救鸡中被砖头砸死；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陪巡长烧烟”，与当官的套近乎；一方面请愿失败，他说着“气氛大话，要报仇，要烧房子”，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忘上书请愿并坚持要在禀帖上写上“恳予俯赐大舜之仁”一类糊涂话；一方面，他穷的一无所有，“自己常常挨饿，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自己过去的“上士”身份，抱怨革命党把他的地位革掉了“，并死抱着”这是民国，五族平等“的信念不放。小说写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两重性，及其内在的统一。它统一在人物过去的特定的经历中，统一在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关系中。他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所殃及的民国初年的“遗民”。[6]同时，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张师爷所代表的下层社会传统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矛盾。

沈从文从这些下层人物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舍生忘死的生命行为中，挖掘出他们泥涂里的道德光辉。在他看来，与都市上层社会仅仅有“生活”而无“生命”截然相反，这些下层人物栖居在“生命”的高处，显示出精神上的优越性，他们不仅具有健康理想的人性，而且并不因身份卑微而弃却做人的尊严与责任，也不因身存极度困苦而放弃对人生远景的凝眸，其生命形式焕发出神性的光辉，从中寄予着沈从文“向人生远景凝眸”与“生命庄严”的生命理想。

三

沈从文曾无数次表白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7]，他执着地以“乡下人”自称，以“乡下人”的视角关照都市世界，正如他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柏子和八骏图对照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明显具体地反映在作品里”。[8]毫不夸张地说，对都市人性的指斥，对都市“文明”的怀疑与批判，沈从文这种写作姿态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最为激切最为鲜明。那么，沈从文为什么成为都市最为刻薄激愤的文学者呢？我认为凌宇先生的解释最为精确，那就是“城乡对立互参模式”。[9]因此，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在这两相对照中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全部创作的基本思想内涵及其艺术表现。

在生存体验维度上看，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10]深深地打上沈从文个人的生命体验色彩。在湘西世界，那里，“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1]地方上，“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12]都一如既往，象征一个“神的时代”，在这里，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境界。而相反，在都市却是一个“神已解体的时代”，置身其间，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异己感和异化感，由于这种对都市社会情感上的拒斥感，沈从文眼中的都市就是一个“衣冠社会”，虚伪、自私、怯弱、灵魂的扭曲与生命失去活力等等病态现象，都触目惊心地显露出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往往只剩下一具“空壳”，生命的丑陋处全都显露出来。正是在这样的两极性生命体验中，沈从文强烈地感受到湘西社会与都市社会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就构成了两个对照与互见的艺术世界，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个性。

从人性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了两种对立的人性形态。在湘西世界中，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尽管常常表现为生命的“自在状态”，但却与美和爱合一，显出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与雄强健康的生命气魄。在都市社会里，人性受到压抑，生命本质沦丧，结果形成“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4]形成都市人普遍的“阴性人格”。在这样的两种人性的对立的形态中，我们便可以看到沈从文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生命”指陈健康理想的人性形态，表现为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形式；“生活”指向病态扭曲的人性，表现一种庸常无聊的生活样态，因此，在这两种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对立的人性形态，从而看出其思想指向。

从价值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生命神性”与“生命庄严”是沈从文做追求的生命形式。在湘西世界中，一切都与真善美连结，显示出生命的神性，是一种健康理想的生命形式。在都市世界中，一切则与假恶丑连为一体，是一种堕落与下降的生命形式。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中一可以看到其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通过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并贯穿其全部的创作当中。

沈从文从其“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出发，因其独特文化品格的影响，以及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独特的都市世界，在伦理道德和乡土文化的层面上审视都市的生存状态，体现出对人性异化的忧虑和对人性复归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近现代从异化角度对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学思潮”，[15]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现代观念，一种现代人所具有的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和超前眼光”[16]。他所提供的审视都市的别一种立场和方法以及这种面对现代文明审视人性异化的文学行为本身，都使他区别于其他都市小说家，从而体现出其独特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

文学研究会是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会员先后有170多人。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

“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後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组织相当松散。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扩展资料：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会”经原中文系教授王金城老师的倡导于1998年5月14日成立。作为一个学生学术思想交流团体，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也是一个鲜有后来者的壮举。这在全国的高校也属罕见。

“文学研究会”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

其宗旨为丰富学生第二课堂活动，落实学生培养规格，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高层能力，提升学生欣赏、评论文学作品的学理水平，并以此为圆点，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及对世界、对事物的严峻挑战。

“文学研究会”是纯粹的学生文学社团组织。自成立以来，曾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文学活动、教师讲座、学生个人讲座多次，反响强烈。其会刊文学论坛设有多个文学栏目，主要刊登学校学生的学术论文，旨在使其成为学生表达思想的舞台和提高素要的沃土。

“文学研究会”坚信：如果每一个热爱文学事业的学子都加入这个动态的组织中来，那么“文学研究会”必将在文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整体教学活动中创一流水平作出巨大贡献。

这个名词解释如下：

我不习惯用特别官方的语言，就白话白话。

市井文学是指以平民小市民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揭露时代风貌文化状况批判世事还有表达作者的理想世界，语言大多平和朴实，人物各有所态，就像生活在你身边一样，都是小人物就不会有距离感，所以读者更能有共鸣，所以用“市井”来修饰嘛，“真实感”它的一大优势。

我觉得这样表达你应该明白的，毕竟现在我编不出一个词条，解释还是自己的好。

个人认为“市井文学”重在人物刻画，以小见大。

我知道的有汪曾祺，他的东西比较深刻，还有邓友梅《烟壶》那五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等等等等。你可以查一下汪曾祺，他编过一本市井小说选。

其实我觉得现在韩寒的东西就有“市井”的味道，不过他是不喜欢别人给他分类的。老舍沈从文什么的也算吧？

比起地球板块的支离破碎来，我们每个人精神世界里东拼西凑起来的文学板块恐怕会显得更加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人类已经利用飞机这一伟大的航天器破除了地理的阻隔，可是世界各国语言和语言之间的阻隔就不能像乘坐飞机那么可以轻松地飞跃。受到国家政治、文化权衡、势利考量等等复杂因素影响的文学翻译家们，有时候也不得不对某一国家、某一区域的文学现象视而不见，好像封闭了临海窗户的主人，再也瞧不见海景和帆影，甚至他对一丝一丝腥咸的海风都失去了嗅觉。

《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绝对是一位追求完整文学拼图的人，这些年文学翻译界被欧风美雨吹淋得至今还廊檐水滴沥不断，高兴主编的大型东欧文学丛书蓝色东欧，却有如一股潮汐自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多瑙河向我们的心扉涌来。

蓝色东欧的第一辑把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3部小说、罗马尼亚作家加布里埃尔·基富的小说、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罗马尼亚诗人卢奇安·布拉加等诗人的抒情诗选目不暇接地铺叠于我的视线。这些作家都是我未曾阅读、了解的作家，所以除了诗歌和博罗夫斯基的小说未及披览而外，剩下的几部小说读来给我的震撼远远超出原先肤浅的预料，阅读的体验里不时有闪电的弧光扫过脑海。

从收入第一辑的几部当代小说来看，我发现东欧文学的想象有着极为深厚的纵深空间。以前在拉美文学里弥漫着的与远古丛林世界一脉相承的魔幻气息，在东欧文学里，以另一种渊源有自的精神气脉，闪烁出异样的光彩。非常有意思的是，不论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伊斯梅尔·卡达莱，还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加布里埃尔·基富，他们的小说里都不约而同地回响着遥远的神奇故事的声音。按照原型批评家弗莱和世界著名的民间故事研究家普罗普的勘探，欧洲传奇故事有着与古希腊传奇、11世纪骑士传奇、哥特式浪漫小说有着隐秘的关联；真正的神奇故事是长着长翅膀的马、喷火的蛇、幻想中的国王和公主等，这显然不是资本主义所能产生的，它显然比资本主义还要古老。

卡达莱和基富把小说的触须延伸到了更为广阔深远的世界里。卡达莱的长篇小说谁带回了杜伦迪娜，故事原型来自巴尔干半岛的一个传奇故事：死去三年的康斯坦丁为兑现自己的诺言，从墓中出来，把远嫁他国的妹妹带回到了母亲身边。这个事关复活神灵的小说框架，一下子让整部小说叙述的格调进入到了幽灵的格调里。小说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巨大的悬疑：远嫁国外的杜伦迪娜为抚慰母亲无尽的思念，在某一天回到了故乡。负责调查的斯特斯上尉于是展开了一次次的侦探。美丽迷人的杜伦迪娜告诉大家，是信守承诺的兄长康斯坦丁在充满尘土气息的暗夜里，穿越欧洲平原，将她带回到家乡，包括斯特斯上尉在内的所有人一度陷入怀疑、惊慌和恐惧之中，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哥哥康斯坦丁早已在三年前入土为安。“究竟是谁带回了杜伦迪娜？”这个悠长的疑问，既是斯特斯上尉和他家乡的人们的发问，又是阅读者的疑问。正如本书的译者邹琰所言：卡达莱的故事我们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尾，最初一直抵制幽灵故事的斯特斯上尉，最后变成了幽灵故事的捍卫者。正是康斯坦丁的幽灵给阿尔巴尼亚、给剩下的世界带来与这个世界结合的信息。而小说所要试图接近的一个理想境地就是康斯坦丁生前的一种梦想：从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建立和承诺一种崇高的制度，它不是纯精神的规则，不是意识的乌托邦，而是零散分布在阿尔巴尼亚人生活中的一种精神种子，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之外新生的一种以个人的承诺、对主体自立的渴望为基点的现代个人主义。这显然是对身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时代，面对私有化不断扩大、社会认同受到侵蚀、政治与意识形态遭到弱化、疏远的情形下，小说家触摸到的一种新的生活逻辑、新的生存伦理。

权力之图的绘制者(加布里埃尔·基富著)，乍见这样一个书名，会把它当作是一篇描写暴君、独裁者的小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尼布甲尼撒二世们开疆扩土的传奇。而实际上的情节却是政府官员马太·帕维尔某一天忽然接到了一封从天而降的遗产通知书，之后便是帕维尔踏上寻找遗产馈赠人远在他国的神秘伯父的漫漫路途。

一封遗产继承的信函神奇地把现实一分为二：一半是人们熟悉的生活，它遵循自己的规律；而另一半，脱离正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在寻找的过程里，帕维尔遇见了有着许多名字的瘸老头撒旦。撒旦承认是他导演了一切。帕维尔和同样受到捉弄的画家布莱诺维奇为此而痛苦而愤慨，最终他们决定联手对抗撒旦。在这个过程里，帕维尔不仅发现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到撒旦的捉弄，更大的发现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撒旦，得到这个启示，帕维尔们便获得了一种新的能力：不用碰铅笔就把铅笔削了，用眼神就可以弄弯一根管子、改变街上一辆汽车的颜色、推倒一棵树、止住一场雪。撒旦的魔力还能让他们飞着去旅行。空间旅行之后，帕维尔还独自一人进行了一次时间旅行，他被送到了一辆正在原野上闪电般疾驰的夜间列车上。他从第一节车厢的过道里开始逆行往后面的车厢走，在短短的两分钟里便进入了孩提时代。成功后，帕维尔新的愿望就是探究未来的生活，他选择的时间正好是走进新千年的那个夜晚。可是一直折腾到天亮他都没有成功。小说最后的结局是觉醒了的帕维尔，不愿凭借撒旦的魔力生活下去，他想结束让他灵魂不宁的生活。于是，他走向了教堂新能量的来源。在信仰的支持下，他最终摆脱了内心的恐惧，战胜了恶魔马太·帕维尔感到逐渐恢复了原样，有了寒冷和疼痛的感觉，记忆也回来了：从前的生活场景潮水般涌入了他的脑海。他，还是原来的他，但是没有了那个被称之为“恐惧”的器官。

合上书本，这几部小说带给我的新鲜体验，一浪一浪震荡于心，目力不及的遥远处，还有更其阔大的蓝色，它们隐示着异样的冷静、忠诚、渴望、幻想，骚动如凡·高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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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时反叛和超越的关系。传统文学发展到晚清时期事实上就已经存在面对现实反映无力的问题，因此新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的超越和否定。其次要看到也有继承的关系。这种继承从思想的层面上讲，就是传统伦理－政治文化精神的继承，就是现实主义美学（沈从文也许更突出传统的田园诗意美学）的继承，就是民本思想的继承，从心理上讲，就是浓厚的民族自强心理、集体心理，从文学形式上讲，就是语言、叙事、篇章和结构上的中国化、民族化。本题自由发挥空间较大，应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

五四以前，文学研究大抵因袭了中国传统的注疏、学记、札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和史传记录等方式。而后现代学术研究方法逐渐渗透到国内，讲究观点、材料、逻辑引证、阐发理论的学术研究方式渐渐登堂入室。在文学研究的屋檐下，胡适的小说、文学史研究是可圈可点的。小说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占据了五四时期文学研究的半壁江山。以胡适为代表的“红学”，成为了一代学术的样板。笔者认为“新红学”与甲骨学及敦煌学并重。胡适对《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进行研究对比，以期寻找出解决问题的终南捷径。尽管后来学术史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持有公婆之见，但新红学的学术影响是空前的，与俞平伯等人的研究推进，实乃秦为汉用。《红楼梦》之外，胡适还对《西游记》、《水浒》、《海上花列传》等小说进行考据，种种训诂对二十世纪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起着引导作用。文学史研究是胡适确立其现代学术样版的又一重要尝试。文学史这种编撰体例是近代渗透到国内的。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数不胜数，形成了一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剖解其中的原因，一是教学需要。大多数《中国文学史》为讲义修订而成。二是文学史研究领域开阔异常，前人的系统研究不多，便于学者发挥。三是新文学发展的需要。新文学发展，不仅需要确立自己文学史的正统地位，同时也需要从文学史经验中获取创造资源。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二十年代文学史的扛鼎之作。全书十六章，滥觞于先秦，止于中唐。《白话文学史》的“楔子”中，胡适坦言其旨有两二，“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胡适力期通过《白话文学史》来为新文学以及五四运动作序，确立白话文学在文学史中明媒正娶的地位。虽然这只是胡适自己的主观臆想，但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胡适在研究中所体现的问题意识更具学术价值。以学究派的眼光来看，胡适的这部文学史遗漏未免太多。讲上古文学冷淡了《诗经》和《楚辞》。汉代文学的论述，又放了《古诗十九首》的鸽子。其专论汉代的民歌、散文以及汉魏时期的故事诗。对两晋时期的文人之作多有微词，把佛教的翻译文学供奉了起来。然而被胡适所疏远的部分，正是以往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讲义中被同时代人玩弄最多。譬如，《孔雀东南飞》的年代考证问题，胡适与梁启超、陆侃如等有专门的书信和文章深入讨论。他之所以对故事诗别有感情，与其对叙事文体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侏儒地位有直接关系。所以，通过《白话文学史》的写作，胡适有意识地将当时自己思考的一系列文学史问题提出来，以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同一时期，文学史研究论著方面，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大出风头。《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完成于1917年，刘时为北京大学教授。讲义共分五课。第一课为概论；第二课为文学辨体；第三至五课为汉魏六朝文学变迁。汉魏六朝文学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一直被人轻视，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提出：“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刘依据前代学人阮元的“文言说”，强调文学作品与学术论著的区别，给了桐城派的文章正统论一有力打击。因此，选择中国文学史作为研究对象，体现了刘师培对文学史的一种评价，也是五四时期传统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革新。在文学史编撰体例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以辑录当时的评论为主，作者自己略加案语。虽然从专题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显得过于简略，但由于刘师培学术功底深厚，辑录的文章本身就很有代表性，加之简单的案语说明，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使得整部文学史讲义反倒显得脉络清晰，要言不烦。如第二课讲文学辨体，刘师培说明以阮元的文笔对为主之后，引录晋书、宋书、北史等相关典籍，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第五课讲宋齐梁陈文学概况。刘指出：“中国文学，至两汉、魏、晋而大盛，然斯时文学，未尝别为一科，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后以三条材料证明，即宋文帝时，立文学馆；任命谢元掌之；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文被单独区分出来。这样的论证在讲义中屡见不鲜，到处可见。通过这样简明扼要的引述材料，文学史的脉络非常清楚地勾勒出来。笔者认为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篇幅虽不大，但自成一体，深得当时学界的好评。如鲁迅在二十年代的讲演和个人书信中，对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就很推崇。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注重的是通史研究，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断代史研究一支独大，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则于文体研究方面别开一路。《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传统小说研究方面，有草创之功，曾获得同时代人的好评。胡适在回复苏雪林的信中平心静气地指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诸如周作人、郑振铎、叶公超等对《中国小说史略》都大为激赏。此书稿是鲁迅二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讲小说史时编定的。油印本叫小说史大略，只有十七篇，后来拓为二十八篇。从最初的讲稿到后来的定本之间，可以见出鲁迅对中国小说发展的认识是逐渐加深，概括上用词用语也是愈见精细。赵景深谈鲁迅的〈小说史大略〉一文，将小说史大略与《中国小说史略》进行对比，指出鲁迅在书中列举的例子及篇目标题上，都非常考究。定本中将一些明显缺乏反抗内容或情节不合理的小说从最初的讲义中删除（如删除长桥记、王幼玉记、曹太守记等）。篇名标题也做了推敲，概括上更准确。如史略中的第八、九篇，原来标题为“唐传奇体传记”，但定本时改为“唐之传奇文”，这主要是考虑到传奇这种文体，在唐代已成为文人有意为之的创作文体。同时，为与明清长篇戏曲区别，用“传奇文”来概括唐代传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最大的特点，一是系统，二是现代的眼光，三是辑古考辨的方法。全书二十八篇，将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小说发展线索做了一个勾勒。列举了大量的作家作品，材料之丰富，论证之细密，这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是从来没有过的。鲁迅的研究有超越一般史家之处，这就是他那文学家的眼光，他有非常自觉的现代文学意识，鲁迅研究小说史不像一般史家把小说当作历史或把小说等同于学术，他是把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如对《世说新语》，鲁迅认为作品的价值不在“喻道”、“论政”，而在于“为赏心而作”，“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他批评《野叟曝言》，“炫学寄慨”，“文复无味”，认为“不足以称艺文”。这是自觉地将文学与政治、历史和学术相分离，凸现文学的自身价值。鲁迅研究小说史注重辑古考证工作，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关的资料搜集成果，体现在《古小说钩沉》、唐代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中。有关史料搜集、整理，鲁迅自己有记录：“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他之所以重视辑古考证工作，可能与学风上受清代朴学以及乃师章太炎治学方式的影响有关，也与鲁迅本人沉潜持重的性格有关。

五四及二十年代，诗、文、戏曲、词、小说乃至古代文论研究方面，也涌现出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如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其他一些学者从二十年代开始逐渐发表研究论文及著作，如闻一多对唐诗的研究，顾颉刚对民俗歌谣的研究，郭绍虞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唐圭章对宋词的整理、郑振铎对俗文学的研究、阿英对晚清文学的史料搜集整理、孙楷第对小说版本目录的研究、夏承焘的词人年谱考订工作、刘大杰的文学史研究和朱东润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等，显示出不断增长的强劲发展势头。

与那些学术色彩较重的文学研究相应成辉的，是五四及二十年代开始，新文学研究也开始了自己辉煌的历程。新文学最早是作为一种新思潮受人关注，但随着新文学的成长、发展，其本身也成为了研究者研究的对象。新文学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涵盖了文学的所有方面，但从五四及二十年代研究的表现形态来看，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第一，作家作品评论。第二，是文学理论倡导和讨论。第三，是文学史的研究。

作家作品评论是新文学研究最初的形态，表现为批评对文学创作的介入。一方面，新文学的文学地位要靠这些批评、研究来确认，另一方面，新文学的创作经验也要靠这些批评、研究来揭示和总结。在确立新文学作品的“正室"地位方面，新文学家的文学批评功不可没。像鲁迅的小说创作成就，像湖畔派诗人的诗歌成就，像郁达夫《沉沦》的艺术价值，像徐志摩、闻一多的新格律诗探索，都是通过新文学家自己的发现、评论而逐渐为社会所认同的。其时较为突出的评论家如周作人、沈雁冰等对新文学创作经验的挖掘、总结，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周作人是最早对鲁迅《阿Q正传》做出评价的。沈雁冰在主编《小说月报》时，不仅推出了一批新人新作，他也充分利用自己看稿多的有利条件，写出大量有针对性的评论，及时清醒地指出新文学创作面临的问题。创作的前途、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般的倾向――创作坛杂评、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等。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理论倡导往往同时也是新文学家文学意识的自觉表现。胡适对短篇小说写作格式的介绍，周作人对“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倡导，对小诗、美文的文体实验，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等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探讨，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介绍，实际上，都体现出新文学家对文学自身属性和阶段性发展要求的自觉把握。没有这种思潮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的出现，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意识也就不可能达到一种高度自觉的程度。不少文学研究者正是受新文学思潮和理论的影响，在研究中思想态度发生了转变，由传统的研究，走向新的研究领域。如闻一多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从新诗创作的要求出发，希望从传统的律诗研究中来体会诗歌创作技巧。（赵景深对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研究，就是因为加入文学研究会，受到郑振铎的思想影响。可以说，新文学家同时身兼文学研究者的现象，在五四及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凸现出新的文艺思潮与文学研究之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特别是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对新文学的评价趋向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确立其合法性。除了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等正面论述新文学的文学史地位论稿之外，还有不少关于新文学史料的汇编出版。如草川未雨著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霁楼编的革命文学论文集等。这些成果的出现，意味着新文学研究真正开始进入到学术研究的领域，为三十年代新文学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及一系列新文学史论研究的展开，奠定了稳实的基础。

《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文化概念，然而深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作品中美丽的光环，而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破灭等故事的阴影却被人们所“忽略”。这也许就是作者所说的“买椟还珠”。

一

《边城》描画了一幅民性淳朴的风格画，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发生于其间的爱情，更因为男女双方特有的符合乡下人审美标准的形貌以及灵魂的相互吸引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蕴。鉴于此，似乎可以如刘西渭（李健吾）先生所说：“……在这纯真的地方，请问，能有一个坏人吗？在这光明的性格，请问，能留一丝阴影吗？”然而，在这充满善与美的“世外桃源”里，发生的却是一场以悲剧告终的爱情：翠翠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而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留下的是凄凉的余韵，是生死契阔、会合无缘的感伤。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多数论者把它归结于天保泡坏的偶然因素，以及迫使老船夫做出“老而好事”的举动的社会因素——封建宗法和买卖婚姻。这种说法有理有据，似乎已把握了悲剧的全部构因，然而仔细一推敲，我们会发现，它仅仅抓住了悲剧构因的客观方面，而把主观方面——在爱情中起决定作用的顺顺及傩送的心理缺陷相对忽略了。

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十全十美的，诚如作者所说：“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湘西的人生具有“人与自然契合”的一面，但也“充满了原始神秘的恐怖”，“野蛮与优美”交织在一起。这种处于待开发状态的原始自在的人性，不可避免地有其阴暗的一面。翠翠与傩送的悲剧正好把这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那就是边民纯朴健康人性下潜藏着的几千年来民族心灵的痼疾——天命的迷信思想。他们以为祸患都渊源于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对于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祸患，总把它们与人的言行生硬地联系起来，认为人的言行悖于常理势必惹来祸患，于是由猜疑、误会而产生隔膜，甚至最终酿成悲剧。正是这一心理痼疾，使顺顺父子不自觉地充当了悲剧的制造者。先是“船总性格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地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再是傩送虽然面临爱情与金钱抉择时选择了爱情，却未能向着翠翠再靠近一步，并只身下了桃源。于是，老船夫对于翠翠的美好将来的希望无形中被顺顺父子的不自觉的冷漠毁灭了，他的生存意志也随之被摧毁，终于在雷雨之夜完成了他一生的航程。而翠翠终于只能孤零零地守在渡口，等待不知归期的心上人的归来。什么时候，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战胜了心灵的痼疾，消除了由迷信导致的隔膜，什么时候有情人才能终成眷属。然而要抹去这人性的阴暗面着实不易，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能否突破这一心理障碍殊难预料，这一切只能由时间来回答。

二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作品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而只抓住“优美、健康、自然”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为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当然，仅仅根据创作谈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性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奏，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子。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子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过于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不忍心将人物的命运推向悲剧的结局，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人情美的一面。然而，即使他使人物越过了现实的障碍，漠视封建宗法和金钱势力而追求自由爱情，却无法擦去传统天命的迷信思想投在纯朴人性中的阴影。由于这阴影，他笔下的儿女们终于产生了隔膜，演出了一场不知归期的悲剧。这是作者所不愿见到的，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就是“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

三

美学家桑塔耶那曾把艺术表现分为彼此相关的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我们考察沈从文小说的内蕴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淳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为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而是展现人性的阴暗面与“人与自然契合”的对抗关系，以及在这种对抗中人类所受到的惩罚，启发人们通过对这种惩罚的认识，从而“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发生的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尽力”。

（选自《名作欣赏》2000年第4期）

五、关于《边城》的评语摘编

1．著名作家汪曾祺对沈从文有过一句评语：“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高呢？”

2．沈从文小说独具地方特色。他的题材、人物、自然景色、风土人情、语言，无不涂上“湘西”的标记。题材是湘西社会日常生活中摄取的；人物是湘西农村的“愚夫俗子”，一批土生土生的“乡下人”；景色更是湘西山山水水迷人的美景。沈从文更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他特别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一代流传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含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令人神往，令人惊叹。加上沈从文运用泥味土香十足的方言土语，这更使他的小说充满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

（王嘉良、李标晶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

3．《边城》的诗意首先来自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作家通过翠翠和傩送、天保之间的爱情故事。将茶峒的自然景物和生活风习错综有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而不加浓涂艳沫。

（潘旭澜重读〈边城〉）

4．“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我要你！”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向刚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

5．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为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6．沈从文的小说，究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余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做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7．《边城》是一首哀婉的抒情诗。刘西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田园诗）杰作”。苏雪林认为“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敖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沈从文自己也承认，从废名（冯文炳）那里受到启发，“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融化了唐诗的意境，形成了一种朦胧美。

8．《边城》的地方色彩是极鲜明的，时代投影却是不易捉摸的，仿佛作者只叙述了一个故事，只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沈从文先生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朱先潜也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可是，为了“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边城》的时代投影又是极淡极浅的。

9．《边城》是老妪絮絮地讲的一个完美的童话。童话大多很美，但童话的毛病在于太过完美。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批评得比较中肯，她指出沈从文的小说“过于随笔化”，“于结构更疏忽了”，“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敷百言还不能选出‘中心思想’”。不少学者也说沈从文“了解湘西人民的生活……他仅是晓得他们一些情形，并不曾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自然更没曾血肉相连”。所以“沈从文的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很广阔但不深厚，思想意境不高”，“好像雾中的花，云中的月”，给人以“虚”的感觉。王瑶也指出沈从文“用散文温叙故事，有时很拖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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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家，他们的作品充实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之海，善莫大焉

都是文曲星，

个个是精英。

谁的贡献大，

我也说不清。

他们在文学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并做出卓越贡献，更是代表文学时代的里程碑。对于他们的简历和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在此不一一赘述。

茅盾文学奖是作家至高荣誉，更是文学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目标。论影响力茅盾排在第一位，其次分别是巴金、钱仲书，莫言、路遥、沈从文。我不是专家，不具备权威性。仅以个人嗜好排名，欢迎文友友善讨论。

个个妙笔能生花，

享誉文坛成大家。

吾生后辈皆敬仰，

德才兼备顶呱呱。

单以文学成就论，愚以为:两座城是不可被超越和攻破的。沈从文第一，《边城》至今无人可超越。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有可能是世界的。说得就是这部作品。

二，钱钟书《围城》，学者的幽默，新《儒林外史》，信不虚也。

余者碌碌，不足道也！

巴金，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能力最强，其中有的作品艺术水准很高，路遥，沈从文，钱钟书靠一篇就可以传世，也很不简单

沈一（作品纯度最高，艺术魅力具有永恒性）

莫二（接受力强，技术先进，构架宏大，若能再潜沉一点成就会更高）

茅巴三四（没看过茅的小说，但跟巴基本在一个档次）

钱五（钱不算专职作家，只有一个长篇，但质量较高）

路六（文化屌丝的最爱）

莫言就免了吧！

莫言和沈从文。

在中国文坛，提起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四个大作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他们的作品更是深入人心，为我们带来了阅读的快感和心灵的震撼。

也可以这么说，这四位都是我国文坛上辈高权重、声誉隆旺的文学前辈。

相较于上述四位，莫言和路遥俩个人则是两个文学新人，他们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登上文坛，活跃于八九十年代。莫言还在千禧之后成功登顶世界文坛的巅峰，获得了世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唯一获得国际文学最高奖项的中国作家。

目前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是以茅盾的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

莫言和路遥也都获得了这个文学奖项，成为了国内文学翘楚，是文学继往开来的一辈人。

应该是，前面四位文学老前辈，只有个人著作风格的不同，没有文学成就的高低之分。这里面除了钱钟书先生耽于学术研究，文学作品稍少一些以外，其他三位都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都有成名已久的著名著作昭告世人，成为我们民族文学的骄傲和荣耀。

在这一点上，莫言和路遥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他们也只能是步其先辈的后尘，在作品意境上赶超文学前辈。

好在莫言和路遥俩个人没有负了莘莘众望，都实现了文学作品意境上的弯道超车，路遥用生命的最后能量完成了他自己在中国文坛上的绝唱，《平凡的世界》也成为了他留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的人文精神抚养。

莫言则直接问鼎了世界级文学奖项，成为了有史以来中国作家的第一人，是要被记录历史成为千古一人的。

甭管莫言和路遥俩个人的作品遭致了国内很多人的怀疑和责问，但他们都对新时代的文学表达做出了自己的诠释和解读，也使自家成为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

他们这些人的作品，都是我们民族文学的精神宝库，只有风格与境界上的差异，而没有成就上的距离。尽管他们的文学作品各自表现不一，得到或收获的评价各异，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坛的丰富和发展，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也引领了一个时期的文学风尚。

对于他们，也不能用个人成就的高低来武断的评论，而是要站在民族文学的背景下，对他们的矢志不渝和艰苦砥砺鼓掌喝彩。

这就是我个人对于他们的态度。
图片来自网络

说老实话，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也就是说，武，是可以分出来一、二的。明显，两个人对打，最终终会有一个人先倒下。而文，就不好办。我非说酸的好，他非说甜的好，你怎么弄？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一点都不能说，既然要评谁的成就大，那么，先得立一个标准，从哪个角度去分析？

第一，从国际影响上来看，那得奖的就只有莫言一个人，你说谁的成就大？这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第二，仅仅国内的奖项来看，有用作家名字命名奖项的，有得奖的，这虽然是时段上的差异，是不同时期的人物，但是，这里是不是也有区别呢？

第三，这里面好像还有名气很大，但没有得过奖的人，虽说得奖不得奖不代表一个人的成就大小，但是如果用得奖这个标准去衡量，是不是也是一种区分的方法呢？

在现代文学史上，茅盾与巴金在同一个档次，均为开创奠基者之一，其代表作分别为《子夜》和《家》，茅盾排名于巴金之前，他们也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和第二任作家协会主席，堪称仲伯之间。

钱钟书和沈从文也是同一档次的现代作家，比较相似的是他们在"文革"前的现代文学史中均有被忽略或被轻视的情况，"文革"后均受到文学界和读书界的重视，其代表作《围城》《边城》双双走红。成为文学史上值得研究的一个文学现象。

路遥和莫言也是当代作家中成就相近似的两位，但文学风格有异，路遥总体为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莫言总体为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

这六位作家是三组不同时期，涵盖现代和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茅盾先生的《虹》《霜叶红于二月花》等早期小说，文笔雅隽，立意唯美。《子夜》则是勾勒近代工业资本社会的开山之作！巴金先生早年之巜激流三部曲》，力能扛鼎！钱钟书先生只有一部《围城》，却独树一帜，名声大噪！路遥呕心沥血的《平凡的世界》，是一个有良心的现代作家对黄土、对农村农民的挚爱奉献！莫言，不值一提的文坛怪胎，相由心生的叛逆，西方变态思潮及发霉猫屎咖啡之代言人！以纯粹的文学性质而言，至今仍被严重低估的沈从文先生，当属第一！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他们作品各有千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一千个人眼中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所以这种问题因为不同的人回答，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那非要分出个高低：我会认为谁成就最大呢？那我们一一道来：我认为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等现代作家成就较大，莫言、路遥等当代作家次之。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

茅盾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

茅盾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而。1981年3月14日，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

茅盾前期的文艺评论根植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观，后期又逐渐演变成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但是无论观念的变化如何，他都紧紧结合着中国的文艺运动实际和作家的创作实际，来从事理论批评工作。

茅盾小说对于现代长篇小说的样式、结构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追求，充分显示了现代小说的文体意识的独立，是与茅盾的进入小说创作分不开的。茅盾的第一篇长篇小说《蚀》，采用“三部曲”形式：既可独立又能连缀，可分可合，伸缩自如。茅盾随后的创作中有较多的三部曲作品，使得这一形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更是现代中、长篇小说文体新的拓展，如以小见大的《林家铺子》、历史画卷式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长篇日记体的《腐蚀》。就小说结构而言，茅盾的小说突破了单一的线性结构，表层的时空交换构架呈现了开放性和交叉性的结构特点；热情关注时代风云，深刻把握辽阔而复杂的社会，构成了他小说宏大而严谨的布局、盘根错节的人物和情节交叉的网状结构；标志现代心理小说的心理剖析经茅盾的努力，在范围和程度上的创新和对个体心灵世界的透视赋予的社会性的力度。总之，茅盾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大师，其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巴金的创作实践表明，他最喜欢通过描写家庭生活情景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其中尤以他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为著。激流通过描写高公馆的由盛转衰及其分崩离析，反映了封建大家庭逐渐没落的过程，表现了封建专制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讴歌了青年们的觉醒和反抗。他所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的中、长篇小说，与茅盾、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的中、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而巴金小说所创造的“青年世界”是 30 年代艺术画廊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巴金也因此为扩大现代文学的影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荣誉奖项

1982年意大利“但丁国际奖”

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85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名誉院士称号

1990年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1993年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资深作家敬慰奖”

1998年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2003年国务院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钱钟书（1910年-1998年），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代表作《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以睿智、幽默、风趣和犀利的语言以及对人生世态的敏锐洞察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钟书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

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人。其祖父沈宏富是汉族，祖母刘氏是苗族，母亲黄素英是土家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应是汉族，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

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1930年，沈从文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2]

1934年，沈从文完成了《边城》，沈从文小说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1948年，沈从文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3]

1960年，沈从文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69年，沈从文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81年，沈从文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987年、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文学作品《边城》 、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不仅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先生一生中，着有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2019年7月30日，被秘鲁天主教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莫言用色彩表达作品，“色彩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代表某种象征，承担特定的含义”。莫言对色彩语言情有独钟。莫言颠覆了传统的意义，以绿色表达落后愚昧、脏乱卑贱、愤激不安、灾祸死亡等意蕴。

路遥（1949年～1992年），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该作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因肝病早逝，年仅42岁。

路遥的小说多为农村题材，描写农村和城市之间发生的人和事。作品有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1980年，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短篇小说《姐姐》、风雪腊梅等，以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其全部作品收集在《路遥文集》五卷。

路遥的精神遗产至少有以下四点：第一，他对文学事业的那种神圣感，以整个生命去打造自己的文学；第二，他对普通人命运深刻、持久地关注；第三，他所塑造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感情共鸣与精神鼓励；第四，他尽可能地挖掘、表现了每个人本身潜在的朴素而又宝贵的精神。这四点足以使一位作家永远不朽。

都很厉害，五十年前，巴金，茅盾，沈从文，五十年来，钱钟书，巴金，路遥，莫言，五十年后，钱钟书，路遥。二百年以后看，除了钱钟书，其它人都悄悄了。

答:在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莫言，路遥这六位现代作家谁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最大呢？？？………………我认为是"茅盾″，又叫沈雁冰。茅盾最早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它以研究与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他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是丰富的和卓越的。他有各种文体的创作，以及理论批评，翻译及社团活动，和创办刋物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是其小说创作与现实主义理论批评。………………茅盾的小说创作，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创作，以现代化都市生活为基本题材，从内容到形式，对鲁迅所开创的现代小说，做了新的，更好的，广泛的开拓。………………茅盾的主要小说有: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林家铺子》，《子夜》《夜读偶记》《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大师是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

大凡写过长篇小说的作者都知道，小说这个玩意儿，是压着人物写，俗称超低空飞行。拿这条去衡量上述的大作家们，都是顶呱呱的。咱是在矮子里拔长子，虽说是各有千秋，但是还得找这么一个大师来拔尖，就本人之见，还是矛盾先生建树吧，无论他创作的小说中的数量，抑或是他本人的影响力度，更广泛深远一些吧。

小说是个美学，人者见之，各抒己见，略有不同。长篇小说大体上要把握住三大经脉，第一当然是人物，人物是小说头号种子，他（她）们能够立起来了，读者认可了，那么小说无疑是基本成功了。其次谋篇布局，情节和细节的纵横交错，放的位置，放的前或者后，都有讲究呼应，彼此有个照应。最后是个语言，小说的语言历来是众人认为，是个难度非常高的驾驭。这一关过不了，那就是死悄悄了。

矛盾先生的作品，在上述这些大作家里，个人是比较读的早读的多一些的，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他的成就斐然。当然在他的众多的作品中，也有高低之分，出众的不少，平庸者也用。是的，我们不可能要求作家的每一篇都是精品，因这与人的创作环境，时间，人的生活状况都有关联。

说句老实话，上述的大作家作品，恐怕已经有多年没有人去拜读，也不是不想读，只因年代久远久近，读与不读，在网络的年代里无须关注了。台上热热闹闹，台下冷冷清清，当今的文坛，名人名作没有了气候。哪些新作家，仅仅是昙花一现。倒是哪些语言风趣，有个性有嚼劲，锤炼的像有筋骨一般的作品，不会忘记的时候拿来读读他们，享受文字感染力和他们自身带来的种种乐趣啦。2019-8-14

照片拍摄地松江公园内《看》2019-8-13

都强啊！巴金莫言海上日出小学课文写得非常好的，小学必背诵课文，莫言的红高粱赞颂军人的好文章

茅盾、巴金与其他人不是一个层次的。他俩的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只能让其他几位仰视

巴金无可争议名列首位。莫言第屁！

矛盾与巴金最成就的人，其次莫言，母亲。不知你们怎么看待，我不管，我只知道做猎人怎么看待猎物，看了一篇走了1300百公里，。母亲。头一次走了3000多公里来回，淮河。在桥头上，把一个军官的红星手枪拿走，元首的，看怎么在它哪里。它自己找回，。应急。

当你们确得莫言它妈妈在骂人的话，骂与被骂，清者自清。而且莫言写十几篇文，都写一个人或丑化一个人的时候，我确得蛮好的，如果说我我谢谢。如，牛。金龙是毒龙。年代需求，但它也忘了写那个人的时候身边旧环境与身边的一群人它们在干吗？

我记得听言莫言母亲姓林，夫人也姓林，岳父林逋，不知林云逸写在宋朝，杨万里还有几个作家也是归在宋朝，76年与85年报纸。

其它几位都是好.文

怎么又把莫言从老鼠洞里捎带出来了呢？

喜欢莫言，揭露人性丑陋，丑恶，直面人生。

茅顿，巴金，路遥。

评价一位作家的文学成就以何为标准？我以为，第一不能以作品的数量为标准，第二不能以是否得奖为标准。

我国的四大名著从来没有听说有谁给它们的作者颁过什么奖，也不知道他们一生还写过多少万字的作品。后人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决定的。大家都觉得四大名著写得好，之所以说它们都是优秀作品当然有很多依据和理由，但根本的因素是它们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反映了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价值观，因此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后来的人们要了解历史，要理解现实，增长阅历和见识，阅读这些小说都会有不少的收获。所以，社会虽然几经剧烈的变化，而它们在人们心中始终具有割舍不去的魅力。

我们现在评价现代和当代作家的地位，当然也要以他们的代表作为根本的依据，要看这些作品在人们心中的份量。鲁迅的《阿Q正传》震撼了现代中国人的心，至今影响巨大，值得后人反复回味咀嚼，它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至于其它的名作其实都少有永久的价值。钱钟书的《围城》是一个例外，它刻画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群体可谓入木三分，具有一个时代的典型性。这部作品的题材所反映的现代中国人具有很大局限性。虽然如此，至今仍然深受读者的喜爱，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而且它的文字实在是好，情节描写太生动了。《子夜》是一部好作品，历来评价很高，但影响力还是比较有限。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恐怕也是如此，现在影响的人们有限，以后恐怕更是如此。沈从文的《边城》也许更适合一部分人的口味。莫言长篇小说写得可不少，《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有多少读者看了以后会感到受益？会有反复阅读的兴趣？对我而言，我读的时候感到很难受，简直读不下去，好像自我折磨，觉得太虚假了。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平凡的世界》是当代的杰作。人们要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要想从这段历史中获取知识和智慧，恐怕会不断的回到这部作品中去感悟。这部作品反映的社会和陕北农村的环境是真实的，小说的人物也是真实的，虽然作者进行了典型化理想化的处理，从而给人以一种感动、激励和鼓舞，产生了很正面的作用。

所以，按照我的角度看，他们的地位是一目了然的。

学文最高、中西惯通、表里如一有数钟书！

单从作家及作品在现代文学地位，排名应足:茅盾，巴金，沈从文，钱钟书，路遥，莫言。这里要强调，钱钟书是古文学和西方研究的大学者，茅盾也是文学鉴赏评论一代宗师，相较于巴，沈要高一格，但从写小说，散文，巴，沈又要胜一筹。至于新时期两位作家，纯小说创作，其文学艺术成就，个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与前四位相比，那是导师与学生的差距。

不了解他们，但是，看过《子夜》、《家》、《春》、《秋》、《围城》，写得真好。

文学家排名似乎是排名界最受欢迎的之一，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文学家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随便放在一起排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一、从时代看，中国近代新文学经历了萌芽与发展的历程，这六个人里，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是萌芽时期的，其中钱钟书例外，他虽然写了小说《围城》具有相当影响力，但其主要建树在国学方面，其编撰的管锥编是其学术代表。其他几位主要建树在文学方面。

二、判断文学家成就的标准是其代表作的历史影响力，优秀的文学家不仅仅是文辞上的高手，还应当是思想的巨匠，优秀的文学作品文辞是一方面，内涵更为重要，如果仅仅是辞藻华丽而失去思想深度就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从以上两点出发，茅盾、巴金应当不分伯仲属于第一梯队。

茅盾巴金沈从文，他们的作品曾影响和激励过一代人……就说巴金吧，他写的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已成为激励国人爱国情怀的经典……

我觉得就世界影响力而言，当属莫言，毕竟他获得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他本人的作品特色明显。

就群众喜闻乐见来说，当推沈从文，他的作品有种润物细无声的味道，读起来很舒服。我个人非常喜欢，市场上关于沈从文的作品种类很多。

钱钟书，由于他个人的问题，近年来对他的研究相比较于其他同时期的大家要少，影响力也要小一些，但他本人的作品底蕴深厚，非常值得一读。

巴金、路遥，他们的作品我看的少，但关于他们的宣传力度很大。

茅盾，影响力很大，我个人觉得是时代成就了他。

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莫言、路遥谁的小说成就最大，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如果没有读过他们的书就开始发言，属于胡说八道。

这个题目界定的有点暧昧，光说小说，是长篇还是短篇？其实这个不重要，因为好坏跟长短没关系，但是巧的是这几个人的代表作都是长篇小说，他们都以长篇小说名世。

小可不才，这六位作家的长篇代表作我都读过：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钱钟书的《围城》，莫言的《蛙》，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有些作家读过还不止一部，路遥我读过全集，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条件那么艰苦，抽烟还要抽一条四盒的红塔山，莫言我还读过丰乳肥臀，酒过，檀香刑，莫言不愧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想象丰富，文采风流，情节紧凑，故事性强，读起来不会看不下去。

虽说文无第一，毕竟五指三长两短，这六部长篇小说放在一起要一较高下，还不算太难。

第一非《子夜》莫属，它不光在这六位中排第一，在现代长篇小说史上也排第一。其余的我不做排名。

子夜这部作品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史料记载，文学界把子夜出版的那年称为子夜年。可见作品的影响力。

贾平凹说，文学家最后拼的是对社会的关怀程度，通俗点说，就是你的作品有没有现实意义，写的深刻不深刻。

评价文学作品，除了内涵，还有文字功底，就是文采怎么样？茅盾的语言是超一流的，这句话孔庆东教授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时说的，同时他还说钱钟书的围城是二流小说，孔老师的评价不是用来理解的，必须去实际验证，我读完子夜后深有感触，不论题材的深度，还是文字的感觉，钱钟书跟茅盾不能相提并论。

子夜的题材，现在看可能正当时，我们正好处在那样一个时代，资本斗争，大鱼吃小鱼，企业度日维艰，压迫员工，等等。

由于篇幅关系，我对子夜的大概情节就不做介绍了，大家最好去看，下面简单评价一下其余的五部书。

平凡的世界，给我最大的感受不是遍地贫穷，意志坚定，而是故事最后，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迷信的东西立马就恢复了，农民开始拜龙王，烧香磕头，毛时代的破四旧的成绩，改革开放又给改回来了。

《家》最能鼓动青年人的反叛精神，巴金是煽动人心的高手，据说当年无数青年揣着家离开家园奔赴延安了。

《边城》可称为纯文学，美文。不论文字还是意境，美到极致。

其余的不说了，累了。

不容置疑茅盾巴金是也。

以上所提到的作家。都很著名，都有各自的成就。前四位是建国前作家，在一起比较还合理。相对来说，我认为巴金的成就大些，他的作品更人性化，特别是晚年对文革反思的作品，其胆略与境界是极高的。后两位作家是改革开放时期成名的作家，放在一起比较合理。相对来说，我以为路遥的成就大些，一是他的作品贴近现实，二是他的写作精神。

首先，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是中国现代作家，莫言，路遥是中国当代作家。其次，每个作家都有其代表作，都有所成就，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谁也代替不了谁。

茅盾的《子夜》就是现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巴金这位文坛老寿星青年时期就以激流三步曲《家春秋》扬名世界。钱钟书学贯中西，一部《围城》让多少男女进去又想出来，但往往进去就出不去了。钱大师的语言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沈从文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第二位取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在海外的影响力尤为巨大。

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代表作《红高粱家族》《檀香刑》《丰乳肥臀》娃等。

路遥，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路遥因此荣获茅盾文学奖。

不要瞎搀和，老莫对新中国一直不满意

我们有些人就喜欢比，比工资，比漂亮，现在又比文人了。我建议你把文人排成号，然后抓阄，第一就问世了！

不分伯仲，各有千秋。

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莫言和路遥，这些作家依时间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现代作家，一类是当代作家。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前者高出后者，虽然莫言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鲁郭茅，巴老曹”，这是人们习惯性的排位。

就作品产生时对社会影响来说，当数巴金和路遥。

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家》，影响了当时一代青年。好多激进青年，就是读了巴金先生的《家》，像高觉慧一样，从封建大家庭走出来，和原生家庭决裂，走上了反帝反封的道路。

新时代，影响力最大的自然是路遥先生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路遥笔下，展现的是最普通的年轻人的生活。他们的奋斗与抗争，他们的反省和深思，给当代青年以启迪。

莫言先生的作品被广泛的传播，得益于影视作品的推广。他作品中叙事风格和故事，并不能被广泛的接受，尽管他的作品，仍然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精品。

钱钟书先生小说代表作非《围城》莫属，《围城》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语言——它们睿智、幽默、风趣和犀利，以及对人生世态的敏锐洞察。如果不是时运不济，钱钟书先生一定还能写出比《围城》好得多的作品。

沈从文先生和茅盾先生可以说风格迥异的两类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唯美，《边城》中的自然美、人情美，读之，让人心里为之纯洁。

茅盾先生则用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社会，为当时社会革命服务，如《子夜》等。

总之，这几位作家都是中国文学中的翘楚，他们的成就各有千秋。

单论小说莫言第一，路遥第二。钱仲书第三。巴金第四，茅盾第五。综合文化成就钱仲书最大，茅盾，巴金，莫言，路遥。

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论，毫无疑问，莫言成就最高。

抵不到陕西一个贾

文学成就的大小比较排序，这本来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无解的方程式。只是一定要选出一位的话，我选钱钟书先生。

只因为在所列举的名家里，所有人的小说都不够《围城》出名，都不够《围城》来得精彩，来得纯粹。还有第二本小说能比肩《围城》吗？没有。虽然我也非常喜爱《家》或《人生》或《边城》等等。

《围城》我是读过无数遍，从中学开始到现在，有段时间我想把它整本背下来，但最终完成不了，不过也够熟悉了。

将婚姻比喻成围城，我们由于《围城》一书而熟知，是《围城》的标签，其他书有此等出名而大家都熟知的标签吗？没有。不用再说钱先生学贯中西，对世事对婚姻等的独到解剖了。

百年二百年后《围城》还在，更熠熠生辉，有许多名著可能蒙尘了。

————2019,8,13于雷一八楼

茅盾文章影响较大。

无论从文学性还是从艺术性，还是影响力，综合来说，莫言当之无愧是最高。当然巴金也是重量级人物。其实我更看好老舍，一个真正为老百姓写作的人。感觉莫言受老舍影响很大。

在不完美中感悟完美

刘晓林

完美是每个人心中的主观极致，它与美完相邻。美完意味着美的结束，这是毋需论证的客观事实。

每个人在都在有限的生涯里体会着真切如梦的酸甜苦辣，经历着难以言明的红尘百态。世界以痛吻我，我却回之以歌。如何在不完美中感悟完美？它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你我对幸福与否的界定。

四海飘零，天涯倦客。回到故乡，清晰并模糊着。有朴素淳厚者，有聪颖善变者；有个性十足者，有平淡无雕者。形形色色的性情，形形色色的涵养。小酌，畅谈。人们希望朋友进入自己的世界，却又因为诸多缘由将别人拒绝在自己的世界之外。悖论还是真理？我们需要接受一切的不完美，以便感悟或许并不存在的完美。

生而有命，有命一定有意义与价值吗？未必。有命而逝的人，数不胜数。绝大多数的你我供养着皮囊，冷落了灵魂。所以，貌似有模有样的活着，本我早已死掉。于是，我们在拼命追求着自以为是的完美，忽略了千古不易的公理——不完美才是人生，不完美才是世界。

也许在某一个生命时刻，我们会到达自己人生抛物线的至高点。从此，便转向了或快或慢的衰退世界。自己眼中的不完美会越来越多，内心中对完美的奢望会日益增加。浅情，深爱。冷漠，热情。人们在纠结中煎熬着！在不完美中已全然感悟不到完美，良辰妙人尽是虚设……

谁能做到完美？它只能是特定时期的私定义——对家眷、亲属、友情、爱情等最大限度地用心包容，最大限度地换位思考。这样才能乐己乐人，才能在不完美中感悟完美。

夜深时，我常在醒着。别人醒时，我却睡着了。完美，五陵人一时误入的桃花源，哪能永恒的享有。不完美，王羲之在永和九年的某日晨起发出的嗟叹。

在不完美中感悟完美，请你我浇灭胸中那虚幻的块垒，在萧瑟风起时抱拥生命之春。

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

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十二人发起，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发展历史

成立之初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着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新的文学社团于是应运而生。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创作占有重要比例，曾有沈雁冰、郑振铎先后主编了《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后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走向尾声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后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组织相当松散。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组织结构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后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顾毓琇、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舒庆春(老舍)、胡愈之、刘半农、柜肯腊漏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成立时雄拜探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会址设在北京。

社团成就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研究会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文学团体，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白话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文学研究完成了其部分目标。

社团局限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是作为针对、破除鸳鸯蝴蝶派的旧派文学的娱乐、消遣作用而严肃提出的，在二三十年代持续地与之斗争并占据了优势。但此后整个现代文学都着眼于严肃的社会现实而相当程度地忽略了娱乐作用。这种态度不仅一直贯穿新文学作家的创作中，也限定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通俗文学的创作的研究被轻忽了。

因此文学研究会这个社团的局限可以用一句话归结，即夸大了文学的现实社会作用，又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