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几岁而变老：人老只是由于他抛弃了理想。岁月使皮肤起皱，而失去热情却让灵魂出现皱纹。 你像你的信仰那样年轻，像你的疑虑那样衰老；像你的自由那样年轻，像你的恐惧那样衰老；像你的希望那样年轻，像你的绝望那样衰老。 在你的心灵中央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从大地，从人们......收到美、希望、欢欣、勇敢、庄严和力量的信息，你就永远这样年轻。

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

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杀，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做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

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

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个人白白毁掉。

五十一年前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听那位姓李的朋友讲过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脑子里只是一个可怕的阴影，一个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国以后才知道这里关过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马写《基度山伯爵》的时候，为他的英雄挑选了这样一个监牢，他当时经常同助手到这个地方来做实地调查。

然而在今年六月号的《河北文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话。文章的题目是：《“歌德”与“缺德”》。用意无非是拿起棍子打人。难道作者真以为“社会主义”就是靠吹牛吹出来的吗？不会吧。“四人帮”吹牛整整吹了十年，把中国国民经济吹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那位作者就看不见，就不明白？

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做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

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 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做事的机会将来很多，而读书的机会却只有现在很短的时间。

①“"天鹅之歌"（ Swan song）：根据西方古代传说，天鹅临死发出美好的歌声，因此借用它来指诗人的最后杰作。

“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脚印！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可是我像一只给剪掉了翅膀的鸟，失去了飞翔的希望。我的脚不能动，我的心不能飞。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会冲破一切的阻碍，会闯过一切的难关，会到我怀念的一切地方，它们会像一股烈火把我的心烧成灰，使我的私心杂念化成灰烬。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面。”

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 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

他们（四人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毁坏，使得不少人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脱离关系，个人眼前只有一团漆黑，因此种种奇闻奇事才可以分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甚至花费时间来传播谣言。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 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能办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他。我觉得我开始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讲真话。《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巴金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 在上海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扮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角色，虽然当时装的威风凛凛仿佛大老爷的样子。不能怪他们，他们的戏箱里就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我下了决心：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

用记录谈话的形式发表的《谈话录》，记录者在发表它之前应当向读者证明：一，他所记录的全是原话；二，这些原话全是谈话者同意发表的。至少，发表这些《谈话录》的报刊编辑应当看到证据，相信他们发表的是别人的原话，因为他们也要对读者负责。读者信任他们，他们要替读者把好这个关口。其实把关的办法也很简单：一，取得谈话者本人的同意；二，要是谈话者已经去世，就征求家属的同意。但家属的同意不同于谈话者本人的，至多也只能作为旁证而已。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我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神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对这种谣言会如此感兴趣呢？这当然要“归功”于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人，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毁坏，使得不少人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脱离关系，个人眼前只有一团漆黑，因此种种奇闻奇事才可以分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甚至花费时间来传播流言。

我们的祖国并不是人间乐园，但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它建设成为人间乐园。

墓是我给他修建的。墓上有一本大理石的书，书上刻着这样三行字：“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这是从他翻译的小说《悬崖》（俄国网查罗夫著）中摘录下来的，字还是请钱君匋同志写的。运动一来，连书、连碑、连死者的遗骨都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我听说有些刊物的编辑不敢发表他的作品，这说明二十一年的遭遇并没有扑灭他的心灵之火，他至今还在。“探求”，他始终不曾忘记作为作家他有什么样的责任。他的小说正如他位朋友所说，是“一团火，一把剑”。现在需要这样的作品。我等待着他的更多的作品，却没有想到他把他最后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杂志的创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尽了，他要把手里的火炬交给后面的年轻人。他要创办个发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