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老舍小说的京味风格

就地取材

文字朴素但富有色彩

我理解老舍先生是含着眼泪写出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对这片土地太爱了，深入骨髓。王朔是新时代的人，他对北京的体验是深刻的，他的批判性思维较强，没有老舍先生那份刻骨铭心的爱。王朔是一个刺儿头，他的犀利，纨绔，还有他的嬉笑怒骂 ，似乎都在调侃，没有正形，错，他有着彻底的批判。老舍先生也批判，然而，老舍先生是由于爱得太深了，恨得越透彻，王朔的批判是有距离的，冷静的。

谢邀！王朔和老舍都是北京人，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北京的风貌！他们的作品可称为京味小说吧！

可是王朔和老舍的作品里向读者展现的世界迥然不同！尽管他们都是描写大众甚至是底层民众的！

比如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这些经典作品，它们都描写老北京大众，可是读者很轻易地看到解放以前北京的社会面貌及其北京底层民众真实的生活状态！尽管这些人被艺术修饰过，可依然保留了当时的社会真相！史诗般地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王朔的作品读过的不多，像一半海水一半火焰这类质量的作品王朔写出了很多。不过这部作品虽然是一部中篇小说，却够经典！

王朔也擅长书写小人物，写那些街头混混及其他们浪荡不羁却令读者欲罢不能的爱情观！这可能在改革开放以后，任何一个城市都避免不了出现的市侩气，不过王朔写的太生动了！

这有可能是王朔是北京人的缘故吧，可是按文学地域分类，我个人从王朔的作品中没怎么读出京味，却读出了改革开放以后混迹于街头的小混混的人生及其他们的爱情，非常有味道，虽然北京影响过王朔，但是王朔笔下的江湖却很少保留那股浓郁的京味，将他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琐碎的事迹放到那儿都能成立！

而老舍的作品，那股京味儿却很浓郁！

老舍的写作风格是朴实、 幽默， 俗而能雅，清浅中有韵味，从而表现出作家独具的个性色彩。

1、语言风格，老舍的语言俗白精致，雅俗共赏。老舍说：“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因此，作品中人物语言是加提炼过的北京白话。其作品语言的“俗”是建立在精细的思考与研究的基础上。

2、创作题材，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

3、文学思想，老舍没有坚定单纯的文学立场，他的文艺思想是摇摆不定的，但是他倾向于从感情角度看文学，认为“使人欣喜是艺术的目的”，“文学是认识生命的，解释生命的”。同时老舍认为“文以气为主”强调表达自我为主，不使文学变成传道的教科书。

4、老舍的作品也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

幽默风趣，是老舍作品语言的总体风格特色。他认为：“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荇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因此，老舍的小说、戏剧，散文等也都充满了幽默风趣色彩。

扩展资料：

老舍的文学思想成分复杂，现代文学史中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里，他的派别色彩不明显，虽然他对左派的革命领导文学的艺术指导方式及其他艺术和思想上的主张颇有微词。同时老舍也未曾加入苏汶和梁实秋等人的第三派----不认为文学至死都是自由的。

他的文学思想的基调是强调文学的自由表达，同时认为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是不期然而然的和远期的。

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老舍也曾一度向文学的实用性靠近，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艺术家的他又感到不适，于是又重新呼唤并实践文学的自由表达和艺术性，在此期间其文学思想也出现了反复和震荡。

因此而言老舍没有坚定单纯的文学立场，他的文艺思想是摇摆不定的，但是他倾向于从感情角度看文学，认为“使人欣喜是艺术的目的”，“文学是认识生命的，解释生命的”。同时老舍认为“文以气为主”强调表达自我为主，不使文学变成传道的教科书。

舒庆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本名舒庆春，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赶集》等。老舍的文学语言通俗简易，朴实无华，幽默诙谐，具有较强的北京韵味。

1966年8月24日，中国作家老舍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暴力批斗，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1978年初，老舍得到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参考资料来源：

“官场小说”作为一个名称正式提出来，是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以后。

老舍文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京味”，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触栩栩如生的描绘出老北京的人文风貌、文化底蕴和文化心理。

对于“京味”的理解需要有不同的层面。

1、就地理上和实物上而言，最典型的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杂耍和庙会等；

2、就心理而言，北京是历代王朝的首都，有着一种雍容和大气，积淀着千百年的传统，因为市民们也有着独特的豁达和幽默。就如祥子在生活困境的时候，仍然会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幻象。

3、反映小人物命运。“京味”还有一点会经常透过小商贩、车夫等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他们的生活风貌来反映那个时代，那些文化特征和心理。

4、语言上，也经常会用到北京方言，很有地方特色。

因为这些，是的“京味”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老舍文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京味”，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触栩栩如生的描绘出老北京的人文风貌、文化底蕴和文化心理。

对于“京味”的理解需要有不同的层面。

1、就地理上和实物上而言，最典型的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杂耍和庙会等；

2、就心理而言，北京是历代王朝的首都，有着一种雍容和大气，积淀着千百年的传统，因为市民们也有着独特的豁达和幽默。就如祥子在生活困境的时候，仍然会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幻象。

3、反映小人物命运。“京味”还有一点会经常透过小商贩、车夫等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他们的生活风貌来反映那个时代，那些文化特征和心理。

4、语言上，也经常会用到北京方言，很有地方特色。

因为这些，是的“京味”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王朔和老舍是两代作家，他们的作品风格、格调、品位完全不同。如果按照我的看法，他们两个完全没有可比性。会说北京话，不一定就是“京味小说”，作品里夹杂有北京方言，也不一定就是京味小说。

王朔的小说更多是以“痞”出名的，他写的是“痞子”人物，用的也是痞子语言，站的也是痞子立场。他用痞子的精神来反叛传统文化，传统秩序与道德。从他本人来说，他出生于南京，祖籍辽宁，后来又在青岛当兵，真正的与北京文化发生交结，只有在北京小学到中学这一时期，其中还有一段是在太原借读高中。据他自己说的，只有在读初二后，才与北京语言有了交流，之前他对北京文化没有任何的了解。所以，他所谓的北京话，“北京味”，其实就是他在部队大院与一帮混社会的部队子弟混出来的。真正地渗透他的文化和精神就是一种叛逆，形成了他的叛逆文化。他们对一切的秩序都看不惯，对一切的传统都决不遵守。他的作品透露着对于军二代子弟幸福生活的刻画透露出来的优越感 ，以及未受正规教育体系培养带来的自卑感，这两种极其矛盾的心理而形成的一种发泄途径。他的很多后来被流行的语言并不是北京语言特有的，而只是一种“痞子”语言，放在各个地方都可以用的。同时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放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的，没有北京典型性格，这种痞子化的人物，我们在全国都可以看到。所以我说王朔的作品代表不了北京味，或者顶多语言带有一种新北京味。

而老舍的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话剧，都是纯正地道的北京味儿，是一种把书面语言与北京风味结合的十分融洽的文学语言，人物的个性也是只有在北京这个“地”才会产生的，故事只有北京文化背景下才会发生的。无论是《茶馆》，还是《骆驼祥子》，都是地道的北京化的。世俗风情，民俗民情，都带着浓浓的老北京的文化味。

所以，毫无疑问，老舍才是京味文学的代表人物。其实，除了老舍，还有汪曾祺、邓友梅等人的小说，也有一部分有十足的京味。比如邓友梅的那五、《烟壶》就是京味儿很浓的。

1,取材特色:老舍用他北京的生活经验来描写市民的庸常生活,职业活动和场景风致,连走卒小贩也写的颇有特色.

2,对北京市民文化心理的揭示.他们讲究规矩和礼节,追求精致的生活,但性格中也有懒散,苟安,懦弱,谦和的一面.在班驳破败中仍不失雍容.

3,幽默的风格,调侃中见讽刺,幽默中洋诗情.

4,语言艺术.老舍用纯白,凝练的语言来描绘生活场景和刻画人物,把语言的通俗性和文学性相结合,是运用语言的典范,因此老舍被称为"语言大师".

老舍一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作品大多取自城市下层市民生活，善于运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行文幽默风趣，用语机智俏皮。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样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微神》等短篇小说。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他担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

我觉得王朔是继老舍先生之后，京味文学的又一代表，老舍先生更多的是在生活和细节出展现京味，王朔的小说则把京味儿对白发挥到了极致。我更偏向于老舍，因为王朔并没有经历过那个纯粹的四九城的年代，更多的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而老舍先生才是原汁原味的市井气韵。

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死在北京，他写了一辈子北京，老舍先生和北京是分不开的，没有北京，就没有老舍。光看老舍先生在北京的住处，解放前后就有十处地方，足迹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

汪曾祺先生在老舍先生一文中这样写到: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

实际上我们不讲王朔，而是说说和老舍先生同时期的作家们，鲁郭茅巴老曹。虽说文学性，精神世界的强度，来说大家平分秋色，但从文字表现的市井气息，生活气息上来说，老舍先生是高于其他五位的。其他大家的作品，需要用字正腔圆的播音腔朗诵出来，老舍先生的文章，该从北京的相声演员中挑一位，也不需要加以删改，直接脱口而出，就像是听单口似的，一股北京的味道扑面而来。

和王朔相比，老舍先生更能接近四九车未被外界同化的，更原始更纯粹的味道，他本人也有说过：我能描写大杂院，因为我住过大杂院。我能描写『洋车夫』，因为我有许多朋友是以拉车为生的。我知道他们怎么活着，所以我会写出他们的语言。明白了车夫的生活，才能发现车夫的品质、思想与感情，这可就找到了语言的源泉。

总之，王朔的作品，北京的大院文化，现在有很多作家都经历过，都有过感触，未来说不定有人能再写，再超越。老舍先生的京味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无人再能比拟了。

@夏瞄

老舍:骆驼祥子,富有艺术.

欧亨利:麦琪的礼物,温和幽默.

契诃夫:变色龙,辛辣讽刺.

老舍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北京市民生活。他所描写的则是北京市民生活背景状态，他也曾说过“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作为一位大家，他说写的虽然不是美好的，但是他写的一定是最反应社会大众的。

王朔

“调侃”，成为王朔语言的重要特色。王朔选择了调侃，这样既能化解对方造成的侮辱，又有保护自身尊严的功能。王朔成为人们眼中的披著文化外衣的“痞子流氓”。

老舍所写是真实社会底层，王朔写的是嘲讽社会。

与这些散见的白话相比，宋元话本中的白话，已经开始显现其作为一种叙事文学语言的独特表现力与艺术魅力，无论是酣畅淋漓的韵文，还是西湖三塔记等中的人物对话，白话的运用都充满了不假雕饰的市井生活气息。当然，宋元时期的白话与后来通行的白话还有不小的距离，有些当时的白话文献，今人阅读起来，并不比标准古文更容易懂。而话本小说中的白话固然生动丰富，但同时也还带有过于朴拙、粗陋的特点。

明中叶是白话小说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的白话语言也更为成熟。很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白话叙事文学语言的成熟。一方面它们比此前小说中的白话更接近现代汉语；另一方面，又显示了更富有文学价值的语言个性，这种个性与它们在题材、旨趣等方面的不同有关，也与小说家运用语言的能力与旨趣有关。

如果上述粗略的描述可以成立，那么，到晚清之前，白话在小说中的运用也许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唐代说唱文学阶段、宋元话本阶段、明中后期白话小说成熟阶段、清前中期小说繁荣阶段。这样的划分至少有两方面的小说史意义，一是我们可以确认这样的观点，即伴随着白话的发展，小说家对白话的运用也越来越娴熟，越来越具有个性化的特点，显现出一种由朴质到纯熟的演变，因此，有必要细化对各个阶段白话文学语言特点的总结；二是随着我们对小说白话语言阶段性特点认识的逐渐清晰，我们对每一部小说的语言成就与价值可以作出更准确的评判。

其次，地域性的不同对白话小说的语言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言作为一种书面语，有着超地域性特点，而白话的方言差别却极为明显，这必然在小说中有所反映。而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或文学语言的因素，同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方言词汇的偶然出现，到有意识地采用方言作为小说塑造人物、展现环境的一种手段，再到方言小说的产生，方言在小说中使用量逐渐增多。

没有成就，批判现实主义.....不过他揭示的城市贫民的麻木恣睢的生活真相真正是触目惊心。

现代小说

1、鲁迅：以高度成熟的小说创作，完成了给中国现代小说奠基的重任，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主潮，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他站在时代的高峰，自觉地在小说中体现民族历史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描写的重点对准普通中国人，着重表现他们的思想与精神状态。人们总能从鲁迅小说里的那些艺术形象身上感受到震撼心灵的对中华民族苦难的深广忧愤，对宗法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烈火般的仇恨以及对美好社会的热切期盼。他的小说中体现了一种强烈而清醒的反封建意识。

《呐喊》集（1918—1922）：《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

《彷徨》集（1924—1926）：《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离婚》、《孤独者》、《伤逝》、弟兄。

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1922—1935）：《补天》、《奔月》、《铸剑》、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

1918年5月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2、“人生派”的问题小说：以探讨社会、人生问题为主要内容，又称五四问题小说。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提出“为人生”口号。代表：冰心《斯人独憔悴》、《超人》、去国1921年以后，冰心的小说转向青年的苦闷心理，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五四之后的一代青年开始觉醒，但面对问题如麻的社会，陷入无路可走的悲哀，产生了内心的苦闷与焦虑，冰心开出药方——爱的哲学。《超人》中的主人公何彬，曾经认为“爱与怜悯都是恶”，所以他要做一个“超人”，在帮助了一个贫困的孩子之后，内心深处开始萌动着爱与同情的种子。

汪敬熙雪夜、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俞平伯花匠、庐隐《海滨故人》、许地山《缀网劳蛛》

3、乡土写实小说：20年代中期，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小说兴盛起来，延续到30年代，即乡土写实小说。代表：废名（冯文炳）、许杰赌徒吉顺、许钦文《一生》疯妇、鲁彦（原名王衡，因热爱鲁迅而改名，代表作菊英的出嫁——冥婚，《黄金》标志着乡土写实小说创作的成熟，史伯伯，串门——借钱，参加婚宴——坐末席，女儿遭骂，被盗不敢声张，写出了金钱观念驱动下人与人之间冷酷、可怕的关系。）蹇先艾、黎锦明、彭家煌陈四爹的牛、台静农、徐玉诺、王思玷等。乡土小说把艺术之根扎于故乡的土地与农民之中，带着满身乡土气息，又敢于正视农民的辛酸与凄楚，作平实自然的描写。

4、“自我小说”流派：以表现自我，重自我抒情为主要特征。1921年7月，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人发起组织创造社，强调文学必须表现自我表现作家“自我内心的要求”。一批作家，面对民族的苦难，倾泻出他们或昂扬乐观，或悲哀苦痛的内心情感与要求，为祖国命运与个人生活而焦虑的层层郁积，形成了他们丰富而强烈的内心情感。郁达夫，小说描写了一系列表现作家自我、具有浓厚主观抒情色彩的自我形象，显示出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沉沦》——“他”留学日本，受民族歧视，精神压抑，顾影自怜，在疾呼“祖国快快富强”时跳海自杀。这些形象多具有感伤、忧郁甚至颓废情调的“零余人”。

5、“革命小说”流派：出现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代表：蒋光慈《少年漂泊者》（描写一个少年漂泊异乡，寻求复仇的道路，后投身北伐。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咆哮了的土地。洪灵菲《大海》。由于缺乏对革命和工农大众感情的体验与认同，对革命斗争有肤浅、空洞的描写，往往把革命生活简单化。

6、社会剖析派：出现于30年代初期，当时蒋政权进入相当稳定时期，民族矛盾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这些作家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科学的社会观和多样的艺术手法，对中国现代社会作全景式的观照、分析，揭示出其本质和基本规律。代表：茅盾《子夜》（通过吴荪甫这个艺术形象表现了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更加殖民化了的深刻思想内涵。）《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7、“京派小说”：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活跃于北方文坛的一个重要流派。北京较少受南方激荡的政治风云的冲击，进入一个黑暗的相对沉静的历史时期。一部分对社会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便潜心于文学天地，去追寻理想的境界和个性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批评与否定的锋芒指向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政治、伦理道德，对民族的文化范式、审美心理等深层积淀却未有触动。“京派小说”的重要特征以独特的审美意识对生活进行主观化的过滤与净化，展现具有古朴美、清纯美的人生图景。代表：沈从文《边城》。王向辰、凌叔华、林徽音、废名《竹林的故事》、萧乾等。

8、“新感觉派”小说：出现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我国小说的第一个现代主义流派，是受西方现代艺术启示并在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描写外部现实，而重视直觉，强调主观感受，将主观感受与感受客体合而为一，创造所谓的“新现实”，善于描写心理活动。代表：训呐鸥《无轨列车》（半月刊）、戴望舒、穆时英上海狐步舞、施蛰存梅雨之夕（以淡化的情节，运用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的方法，把男主人公在雨中送一位姑娘回家过程中的心理，描写得细致入微。）

缺点：明显感染上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所固有的悲观、颓废、绝望等色彩与情调。

9、“山药蛋派”小说：出现于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植根于山西农村的小说流派，形象展现了农村由封建专制统治向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转变的基本面貌，展示了农村阶级关系、人际关系和部分社会习俗的变革。在艺术上具有“新颖独到的大众风格”，小说形式通俗化、大众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代表：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

同时出现的著名作家、作品还有：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孙犁《荷花淀》（绝大部分反映农村的生活和斗争，追求的艺术境界是质朴纯净，被称作“诗化小说”。）

10、老舍：《月牙儿》（展示母女两代相继被迫沦为暗娼的悲剧，发出了对非人世界血泪控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祁天佑，表现了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批判，寄托着作者的家国之痛。）

11、巴金：其作品两大题材最为显著，其一是表现社会革命，探索青年革命的道路，《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其二是抨击旧式家庭的腐朽与罪恶。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12、李劼人《死水微澜》（以成都郊区天回镇为人物活动的中心舞台，围绕蔡大嫂（即邓么姑展开情节，具体描写了以罗歪嘴为首的袍哥与以顾天成为代表的教民势力之间的矛盾纠葛。）

13、钱钟书《围城》，在更为广阔的生活背景下，对中国知识阶层进行了刻意描绘与无情透视。小说以方鸿渐为中心，描绘了一群留学生与大学教授在生活、工作、婚姻恋爱问题上遇到的矛盾纠葛，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猥琐灵魂与灰色人生，“围城”象征着当时人生“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出的出口”的绝境。

张恨水（110部以上）《金粉世家》展示了豪门贵族的兴盛衰败史。《啼笑因缘》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

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展示了一些华人空虚、糜烂、堕落、变态的灵魂。

路翎财主的儿女们（以江南一个封建大家族蒋捷三一家的风流云散为中心，反映了一·二八上海战争以后十年间中国社会状态，提出了在动乱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

当代小说

14、建国后十七年小说：（1949——1967）

①革命历史题材：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柳青《铜墙铁壁》、杜鹏程《保卫延安》，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曲波《林海雪原》、杨沫《青春之歌》、吴强《红日》、欧阳山三家巷《苦斗》、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德英《苦菜花》

②农村题材：赵树理《三里湾》、孙犁的长篇《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

这些小说反映了建国后的社会生活，具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人物，但这些人物较少生活基础，显得类型化、模式化，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有些欠缺。

15、新时期十年的小说：（1977——1987）

新时期十年是在批判“四人帮”鼓吹的“瞒和骗”的文学基础上产生的。

①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拉开了“伤痕文学”（主要思想是揭露和批判，作家们勇敢地正视十年动乱的生活真相，真实地、多仙面地再现“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悲剧和精神创伤，由表及里地角及到它的反返动实质。）的序幕。这些作品控诉四人帮制造的惨剧，有着不平、躁动与激愤、哀怨。卢新华《伤痕》。

②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控诉，试图站在一个较高的历史高度来观察与思考以往的教训求得对历史有一个再认识。鲁彦周天云山传奇、王蒙布礼、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谌容《人到中年》、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③改革文学：（1980年后）率先面对变革的现实，及时表现“四化”建设中的斗争、挫折、困难和希望。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张洁《沉重的翅膀》，这一阶段许多作家开始了健康人性、人情与人道主义的思考，从而显示了强大的道德力量，具有丰富的美学意义。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此时，社会性的主题在文学中普遍存在，作家把笔触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不断涌现出反映新时期人民生活的新主题、新领域。军事题材有：李存葆高山下花环，徐怀中西线轶事

④探索小说：那些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外，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在小说艺术的创新上大胆探索、大胆求变的作品。它的产生，是新时期文学创作走向多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新时期作家思想解放、创作自由的重要标志之一。代表：王蒙《夜的眼》《春之声》《坚硬的稀粥》等，莫言《红高梁》《透明的红萝卜》等。

⑤文化小说（寻根文学）：1985年前后出现，作家们开始多方位、多角度地观照与表现社会生活，实现了小说观念的重大更新，作家们试图从更深的意义上寻求文学观念的解放。代表：韩少公《爸爸爸》、贾平凹《废都》商州世界等，他们不仅写民俗、民风，还把民俗民风看成一种文化现象，透视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寻找民族生命力的根须与病态的根须。

⑥市井小说：市井小说有的作者多以温馨的笔角点染市井人生的文化底蕴，以悲悯的情怀容纳“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给人以醇厚的美感。代表：汪曾祺《受戒》大淖纪事，陆文夫（陆苏州）《小巷深处》《围墙》等。

⑦“知青”小说：“知青”出身的作家们对知青生活的缅怀、对农民问题的独到探讨、对人生真谛的求索，使知青小说成为新时期小说中最凝重、最奇特的组成部分。代表：张承志绿夜（象征着发现“美丽瞬间”）、《黑骏马》（象征着“永远的缺憾”）《北方的河》（象征着人生的理想境界）、黄泥小屋（象征着“人的念想”）、《金牧场》（象征着“人类的理想”）、《心灵史》等。

⑧女性小说：女性作家们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有的审美感受、艺术视角与笔法，通过对女性命运的观照与思考，细腻的女性内心世界的描绘，展示了女性在争取自身解放、人格独立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精神历程。代表：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曾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方舟》；王安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神圣祭坛》等。

⑨新写实主义：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代表：刘恒（《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白涡》）、刘震云、叶兆言、余华、苏童、方方（《风景》《黑洞》一波三折《桃花灿烂》）、池莉、格非、范小青等。

⑩现代派小说：着力表现人们再新的条件下精神与现实的错位，反映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阵痛对人们心理的冲击与影响。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通过对一群放纵任性的音乐学院学生的描写，通过他们的胡闹、放纵、混乱、骚动表现出一部分青年对现状的不安与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在追求中的迷惘、失落与苦恼。无主题变奏曲男主人公对一切漠然而又认真,有点玩世不恭却并不随波逐流,不满意生活,不满意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在向往什么。

北京方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深刻的大变革时期，“文化热”和“寻根文学”思潮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也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当时，“文化热”所关注的中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类比；“寻根文学”则更是明确地提出找回“民族的自我”。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因素，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作品，无论在语言表达，还是所表现的内容层面，都刻意强调其“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于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京白”、“京片儿”化，表现于四合院 、大杂院等城市空间的选择上，表现于对都市日常生活，尤其是民风民俗的呈现，也表现在对作为传统文化具体呈现的器物知识的展示上，更表现为那些负载着历史与传统的老人及旧时人物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上。这种差异性往往被放置在朝向过去的历史视野中，即未曾被现代生活所更动的民族文化“积淀”的层面，共同指向一种“田园化都市”式的、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韵味的老北京想象，作为一种别样的历史样本，用以展示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在这样的逻辑中，对北京文化的描述，既是对特定区域的差异文化的展示，同时也是以现代眼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再建构。

这一时期“京味小说”的构成因素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京白”化；描述的环境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建筑空间当中；所表现的对象是特定的都市群落。

“京白”化的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常常用北京底层市民的地域方言，即北京话而非普通话，来表现人物和讲述人物。“京白”化是这个时期“京味小说”对语言的共同强调，突出地强调“语言”对于构造北京形象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也正是“寻根文学”的普遍特征，它 们试图走出高度统一的政治语言环境，试图重新尝试那些被擦抹掉但具有丰富文化韵味的方言土语。在“京味小说”中语言既被作为文化差异性的构成因素，也被视为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正因为在语言上的这种规定性，不使用北京话的人群也因此不能进入“京味小说”的表现之列。

这一时期“京味小说”所描述的环境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建筑空间当中，这是基于“寻根”思潮寻求“民间”、“非规范”文化的取向。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基本上选择生活于胡同里的四合院、大杂院中的底层市民作为表现对象，而不是大宅门里的贵族、世家生活场景。说的清楚点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不仅把生活于这些建筑空间中的人群被作为表现对象，建筑空间本身也是表现的重要对象。翻阅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都能清晰地读到有关“四合院的布局”、“胡同的构造”、“城墙根周围的景致”等等空间环境的描述。当然，这些描述不过是北京这个城市空间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而已，却又有着典型的北京形象。“京味小说”对城市建筑空间的兴趣，自然要联系着这种空间环境中所显现的生活方式、文化精神，也成为这一时期“京味小说”的重要构成部分。不难看出，这种把建筑空间的描述和对这个空间中的民风民俗的描述结合在一起，自然地构筑了一种类似于传统乡村特点的人际关系，因人伦亲情、邻里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于现代大都市的疏离关系的紧密关联。从这个层面上看，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既是一种民俗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特定文化形态的展示。同时也能看出，非这种城市空间的生活形态以及不具有“民俗”意义的生活形态，都很难被纳入“京味小说”之中。

茨威格的短篇小说很有深度，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也不错带有自然主义倾向，莫泊桑的嘛那是讽刺为主了……这些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类似《边城》,《受戒》不是太多，看来你的口味不是很古典也不要求深度，可能喜欢清新自然略带感伤的那种，那建议你看李碧华的小说吧。

和《边城》类似的不多哦，否则第二个沈从文就出来了。

巴金的“寒夜”

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敢。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

老舍的“断魂枪”

。《断魂枪》说的是三个拳师的故事，重点写沙子龙在近代社会急剧变化中的复杂心态。老舍善于把个人命运的小故事和时代变迁的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在短小的篇幅里营造出了大格局。“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这本来可以是平淡无奇的叙述，但放在西方列强的枪炮惊破“东方大梦”的大背景下，内涵和寓意就大不同了。沙子龙的职业更换，他震动江湖的武艺和名声，他行走于荒林野店里的豪放事业，之所以如梦幻般一去不返，与西方列强东侵后引发的中国社会变动密切相关，是历史大变局的反映。

沈从文的“边城”

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一个受够了勾心斗角、生死打拼的金融界巨头回到了古代，进入一商贾之家最没地位的赘婿身体后的休闲故事。家国天下事，本已不欲去碰的他，却又如何能避得过了。

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五千年风华烟雨，是非成败转头空！

老舍作品主要有四个艺术特色:

一、语言幽默。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

二、京味十足。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

三、题旨鲜明。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

四、语言通俗。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老舍写的文章挺不错的，上学的时候经常看

王朔和老舍都有着各自的造诣，二者都是“京味小说”的杰出代表

老舍，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他与京味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个人的艺术成就都挺高的，都有好文章

王朔和老舍此二人皆为文学大家，若要说谁更“老北京”，那就很难探讨了，毕竟二者的“老北京”都有着各自不同程度的体现。撇开谁更老北京这个话题不说，光是二者的艺术造就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说的了。

首先，我们来说说舍先老生。老舍，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他与京味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甚者称其为“京味小说”的源头。老舍的“京味小说”主要表现在：“京味儿”语言，“京味儿”民俗风情，“京味儿”文化底蕴。就拿《骆驼祥子》为例，祥子就是老舍先生笔下的一个老北京车夫形象。老舍先生通过刻画祥子的悲惨生活来揭露旧中国的黑暗，同时反映了当时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在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再来谈谈王朔。王朔既不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也没有过大杂院的生活经历，但是他却有自己独特的“两手”——“活的语言写作”和“顽主群像”。王朔的“活的语言写作”并不是老舍笔下的老北京话——胡同语言，而是北京的社会流行语；同样，顽主形象又称“痞子形象”，这些“痞子”并不都是无赖、恶棍，相反是一些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王朔的痞子文学，讲述的是社会底层的人的思想行为和为人处世，描写的是底层人们最普遍和典型的生活状态以及情感纠纷。

最后，王朔和老舍都有着各自的造诣，他们的艺术成就并不能相提并论，至于探讨谁跟老北京也是不切实际，因为二者都是“京味小说”的杰出代表。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他发表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石。笔者就人称叙述方式、故事情节的展开及结构的简洁、凝炼试论述一下鲁迅小说的艺术成就。     一、在叙述方式上,鲁迅大量采用了第一人称写法    《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乡》、一件小事、社戏、《孤独者》等都是用第一人称或和第三人称相结合的写法,但其中“我”的作用和位置是不同的。    第一,“我”在小说中是主人公的地位。社戏中无论前两回看戏还是儿时和小朋友到赵庄看戏都以“我”为中心,反映了作者对儿时的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狂人日记》中以“我”即狂人口气展开了故事情节。    第二,“我”是小说的叙述人。一件小事中通过“我”的思想及行动反衬了车夫的高尚。《故乡》中儿时的闰土与成年后闰土的不同形象及思想的变化,是通过与“我”是故事的引述者。“我”是小说的引言人,作用就是把人物引上场,然后由主人公自己展现或叙述主要情节或者以第三人称的写法展开人物的思想性格。《阿Q正传》中的“我”主要任务就是把主人公阿Q引出场,再由阿Q本人展现主要故事,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另外“我”在小说中还有衬托的作用。兔和猫中用“我”对动物的感受及心情,反衬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的心理。    二、小说的主要目的是反映社会现实或主人公的思想内涵,而这都需要故事情节来展现    在组织安排故事情节展开方面,鲁迅先生采用的是以一个中心为线索贯穿整个故事的。社戏就是以“戏”为线索贯穿整个故事情节,展现了“我”对儿时生活的向往及对现实的不满。《药》就是把“药”作为主线,通过买药、吃药及结果来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华老栓。     三、鲁迅采取倒叙的笔法,先把故事的结果展现给大家,然后再叙述事情的起因和经过    一件小事先说“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然后再展出小事经过。《祝福》先把祥林嫂之死告诉大家,然后再补叙她死去的原因及经过。    四、用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故事情节    风波通过“七斤”“赵七爷”及“七斤嫂”的“皇帝坐龙庭”与“不坐龙庭”的不同表现而加以对比展开故事的。《故乡》中也运用了对比的写法,通过写二十年前西瓜地里的小英雄闰土活泼、机灵、勇敢与二十年后,由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而麻木、凄苦的闰土的形象对比,反映了农民物质上的“病苦”,更侧重表现农民精神的“病苦”,少年时代的闰土叫“我”为“迅哥”,其关系亲密无间,成年后叫“我”为“老爷”,这称呼上的变化对比,突出反映了等级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然后又用宏儿和水生的关系与儿时的“我”与闰土关系的对比,说明了只有改变社会制度,才能不使宏儿和水生的关系步入“我”和闰土的覆辙,这样通过几个对比展现了故事主题,表达了“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老舍的简介：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鲁迅所处的20世纪初期，中国经历了一场文化的变革。而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文学界的旗手。鲁迅所领导的这场变革暴风骤雨般地扫除了中国文化界长久以来的许多弊病，把外来的先进文化引到了国人面前，使中国的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似乎这个很难啊，咳咳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另外，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扶幼的老“规矩”；性格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在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

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从他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和《赵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到后来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题材的《离婚》、《牛天赐传》，再到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说，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擅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习俗及人物个性，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等等，都教文坛感受到了缕缕新气息。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老舍自幼濡染着的京城文化分不开。清初以来近三百年，大批满洲人屯居京城，他们在由满族母语改操汉语之后，培养起了对北京话切磋玩味的普遍嗜好，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隶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到《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隶满洲镶红旗），都是这种语言造诣的典范体现者，老舍是该传统的现代继承人"（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第328-32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因此，可以说，老舍是现代"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

老舍是北京人，却不是京派的成员。虽然，从老舍作品所表现出的风格特点看，老舍与京派有许多接近之处，如老舍和京派作家都格外重视为现代文明探索病源，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在老舍看来，祥子的悲剧在于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伤害，而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又正是通过一个乡下来的人力车夫（祥子）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试图以"道德审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病的病源进行了探讨；又如老舍和京派作家描写的也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命运和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写得最好的人物也都是"老中国儿女"或"乡土中国"的子民。但是，老舍走的却是"俗文化"的路子，正因为老舍的"俗"，由于他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语言，使他远离当时的"新文艺腔"，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成为了把"乡土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心理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

3．老舍与京味小说的关系。

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从他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和《赵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到后来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题材的《离婚》、《牛天赐传》，再到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说，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擅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习俗及人物个性，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等等，都教文坛感受到了缕缕新气息。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老舍自幼濡染着的京城文化分不开。清初以来近三百年，大批满洲人屯居京城，他们在由满族母语改操汉语之后，培养起了对北京话切磋玩味的普遍嗜好，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隶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到《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隶满洲镶红旗），都是这种语言造诣的典范体现者，老舍是该传统的现代继承人"（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第328-32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因此，可以说，老舍是现代"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

4．老舍与京派小说的关系。

老舍是北京人，却不是京派的成员。虽然，从老舍作品所表现出的风格特点看，老舍与京派有许多接近之处，如老舍和京派作家都格外重视为现代文明探索病源，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在老舍看来，祥子的悲剧在于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伤害，而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又正是通过一个乡下来的人力车夫（祥子）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试图以"道德审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病的病源进行了探讨；又如老舍和京派作家描写的也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命运和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写得最好的人物也都是"老中国儿女"或"乡土中国"的子民。但是，老舍走的却是"俗文化"的路子，正因为老舍的"俗"，由于他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语言，使他远离当时的"新文艺腔"，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成为了把"乡土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心理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