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天文学也是我国古代最发达的四门自然科学之一,其他包括农学、医学和数学,天文学方面屡有革新的优良历法、令人惊羡的发明创造、卓有见识的宇宙观等,在世界天文学发展史上,无不占据重要的地位。
我国古代天文学从原始社会就开始萌芽了。公元前24世纪的尧帝时代,就设立了专职的天文官,专门从事“观象授时”。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就描绘了光芒四射的太阳形象,进而对太阳上的变化也屡有记载,描绘出太阳边缘有大小如同弹丸、成倾斜形状的太阳黑子。
公元16世纪前,天文学在欧洲的发展一直很缓慢,在从2世纪到16世纪的1000多年中,更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我国天文学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天象观察、仪器制作和编订历法。
我国最早的天象观察,可以追溯到好几千年以前。无论是对太阳、月亮、行星、彗星、新星、恒星,以及日食和月食、太阳黑子、日珥、流星雨等罕见天象,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记载,观察仔细、记录精确、描述详尽、其水平之高,达到使今人惊讶的程度,这些记载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我国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已有丰富的天文象现的记载。这表明远在公元前14世纪时,我们祖先的天文学已很发达了。举世公认,我国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天象记载。我国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天文现象最精确的观测者和记录的最好保存者。
我国古代在创制天文仪器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性地设计和制造了许多种精巧的观察和测量仪器。我国最古老、最简单的天文仪器是土圭,也叫圭表。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短的,它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已无从考证。
此外,西汉的落下闳改制了浑仪,这种我国古代测量天体位置的主要仪器,几乎历代都有改进。东汉的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利作为动力的浑象。元代的郭守敬先后创制和改进了10多种天文仪器,如简仪、高表、仰仪等。
古人勤奋观察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变化,主要目的是通过观察这类天象,掌握他们的规律性,用来确定四季,编制历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我国古代历法不仅包括节气的推算、每月的日数的分配、月和闰月的安排等,还包括许多天文学的内容,如日月食发生时刻和可见情况的计算和预报,五大行星位置的推算和预报等。一方面说明我国古代对天文学和天文现象的重视,同时,这类天文现象也是用来验证历法准确性的重要手段之一。测定回归年的长度是历法的基础。我国古代历法特别重视冬至这个节气,准确测定连续两次冬至的时刻,它们之间的时间间隔,就是一个回归年。
根据观测结果,我国古代上百次地改进了历法。郭守敬于公元1280年编订的授时历来说,通过三年多的两百次测量,经过计算,采用365.2425日作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相同,而在六七百年前,郭守敬能够测算得那么精密,实在是很了不起,比欧洲的格里高列历早了300年。
包括天文学在内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极大发展,最早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文艺复兴时期大致从14世纪到16世纪,大体相当于我国明初到万历年间。我国天文史学家认为,这200年间,我国天文学的主要进展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几项:翻译阿拉伯和欧洲的天文学事记;从公元1405-1432年的20多年间,郑和率领舰队几次出国,船只在远洋航行中利用“牵星术”定向定位,为发展航海天文学做出了贡献;对一些特殊天象做了比较仔细的观察,譬如,1572年的“阁道客星”和1604年的“尾分客星”,这是两颗难得的超新星。
我国的祖先还生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时,就已经懂得按照大自然安排的“作息时间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阳周而复始的东升西落运动,使人类形成了最基本的时间概念——“日”,产生了“天”这个最基本的时间单位。大约在商代,古人已经有了黎明、清晨、中午、午后、下午、黄昏和夜晚这种粗略划分一天的时间概念。计时仪器漏壶发明后,人们通常采用将一天的时间划分为一百刻的做法,夏至前后,“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冬至前后,“昼短四十刻,夜长六十科”;春分、秋分前后,则昼夜各五十刻。尽管白天、黑夜的长短不一样,但昼夜的总长是不变的,都是每天一百刻。
我国古代观测天象的台址名称很多,如灵台、瞻星台、司天台、观星台和观象台等。现今保存最完好的就是河南登封观星台和北京古观象台。
中国还有不少太阳黑子记录,如公元前约140年成书的《淮南子》中说:“日中有踆乌。”公元前165年的一次记载中说:“日中有王字。”战国时期的一次记录描述为“日中有立人之像”。更早的观察和记录,可以上溯到甲骨文字中有关太阳黑子的记载,离现在已有3000多年。从公元前28年到明代末年的1600多年当中,中国共有100多次翔实可靠的太阳黑子记录,这些记录不仅有确切日期,而且对黑子的形状、大小、位置乃至分裂、变化等,也都有很详细和认真的描述。这是中国和世界人民一份十分宝贵的科学遗产,对研究太阳物理和太阳的活动规律,以及地球上的气候变迁等,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的彗星,各国学者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从那时起到1986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30次,中国史籍和地方志中都有记录。实际上,中国还有更早的哈雷彗星记录。中国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在晚年考证了淮南子·兵略训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这段文字,认为当时出现的这颗彗星也是哈雷彗星。他计算了近四千年哈雷彗星的轨道,并从其他相互印证的史料中肯定了武五伐纣的确切年代应为公元前1056年,这样又把中国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的年代往前推了800多年。
中国古代对著名的流星雨,如天琴座、英仙座、狮子座等流星雨,各有好多次记录,光是天琴座流星雨至少就有10次,英仙座的至少也有12次。狮子座流星雨由于1833年的盛大“表演”而特别出名。从公元902~1833年,中国以及欧洲和阿拉伯等国家,总共记录了13次狮子座流星雨的出现,其中中国占7次,最早的一次是在公元931年10月21日,是世界上的第二次纪事。从公元前7世纪算起,中国古代至少有180次以上的这类流星雨纪事。
下面说说欧洲
古代欧洲的天文学主要分为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
古希腊的天文学
欧洲人称古代希腊文化为“古典文化”。古代希腊天文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总结了许多世代以来天象观测的结果,概括了古代人们对天体运动的认识,并力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宇宙模型去解释天体的复杂运动,这种尝试在人类进步史上,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前640~前560年)是第一个希腊著名自然哲学家,到美索不达米亚学到了天文学。他推测地球是一个球体,认为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是水,据说,他曾经预言了公元前585年所发生的一次日食。把泰勒斯的宇宙观延伸并发扬光大的是他的门生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1~前547年)。他认为天空是围绕着北极星旋转的,因此天空可见的穹窿是一个完整的球体的一半,扁平圆盘状的大地就处在这个球体的中心,在大地的周围环绕着空气天、恒星天、月亮天、行星天和太阳天。阿那克西曼德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认为宇宙不是平面形或者半球形,而是球形的。
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60~前490年),他认为数本身、数与数之间的关系构成宇宙的基础。他主张地圆说,并且是人类科技史上第一个主张“太阳、月亮、行星遵循着和恒星不同的路径运行”的人。
另一位伟大的学者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前370前)提出了原子学说,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不可分割的最小微粒,太阳、月亮、地球以及一切天体,都是由于原子涡动而产生的。这是朴素的天体演化的思想。他还推测出太阳远比地球庞大,月亮本身并不发光,靠反射的太阳才显得明亮,银河是众多恒星集合而成的。
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Ptolemy)出版他的著作天文学大成,提出完整的“地心说”。在整个中世纪这本书被人们奉为天文学知识的经典著作。他指出:日、月、五大行星都在绕地球的偏心圆轨道上运转,并且各有其轨道层次。
罗马时期的欧洲天文学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生活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天文学家托勒密(85年-168年),著有天文集13卷。该书集古代希腊罗马天文学之大成,书中使用几何系统来描述天体运动,并有包括1022颗恒星的星图,在古代是极其完备的。另外书中还论及历法的推算,日月食的推算以及天文仪器的制作与使用等等。但由于托勒密信奉“地心说”,为了使这种理论成立,他设计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天体几何系统,以解决一些地心说的推算与实际不符的问题,使推算结果与实际观测大致相近。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托勒密的学说在欧洲占统治地位。
中世纪的欧洲天文学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十五世纪中叶文艺复兴开始,这一千年的欧洲历史,习惯上称为“中世纪”。尤其是五世纪至十世纪更是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当时西欧人连希腊科学家的学说都不清楚了,大地是球形的说法也被列为异端,而圣经神话却重新成了宇宙体系的依据。在这一时期里天文学之所以仍然被列为高等教育的必修课,主要是为了教人学会计算复活节的日期。
阿拉伯科学从公元十世纪开始由西班牙向英、法、德等国传播。但阿拉伯科学著作被大量译成拉丁文,还是在基督教徒攻克西班牙的托莱多(1085年)和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1091年)以后的事情。翻译工作最活跃的时期是在1125~1280年之间,最著名的译者是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他一生译书80多种,其中包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查尔卡利的托莱多天文表。
古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著作译成拉丁文以后,经院哲学家阿奎那斯立刻把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人的学说和神学结合起来。阿奎那斯证明上帝存在的第一条理由就是天球的运动需要一个原动者,即上帝。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由于科学知识的积累,经院哲学家的一些论据,已经不能无条件地被人接受了。与阿奎那斯同时,英国革新派教徒R.培根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主张“靠实验来弄懂自然科学、医药、炼金术和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反对经院式、教义式的盲目信仰,对宇宙理论和科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十四世纪中,维也纳设立大学,逐渐成为天文数学中心,普尔巴哈于1450年出任该校天文数学教授后,学术空气更为浓厚。普尔巴哈在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的基础上,编成《天文学手册》一书,作为撒克罗包斯考天球论的补充;同时又著行星理论,详细指出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两人关于行星的理论是不同的。
在普尔巴哈十分活跃的时候,在意大利也出现了两位有名的天文学家:托斯卡内里和库萨的尼古拉。他们都曾求学于帕多瓦大学,彼此是亲密的同学和朋友。前者学医,曾鼓励哥伦布航海,后来成为优秀的天文观测者,系统地观测过六颗彗星,并把佛罗伦萨的高大教堂当作圭表,精确地测定二至点和岁差。后者在任意大利北部的布里克森城(今名布雷萨诺内)主教期间,曾提出过地球运动和宇宙无限的设想。他说,整个宇宙是由同样的四大元素组成的;天体上也有和地球上相似的生物居住着;一个人不论在地球上,或者在太阳上,或者在别的星体上,从他的眼中看去,他所占的地位总是不动的,而其他一切东西则在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