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卷第四

——(两汉扬雄扬子法言

  或问“道”。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或曰:“可以适它与?”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或问“道”。曰:“道若涂若川,车航混混,不舍昼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诸?”曰:“涂虽曲而通诸夏则由诸,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或曰:“事虽曲而通诸圣则由诸乎?”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或问“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请问礼莫知。”曰:“行礼于彼,而民得于此,奚其知!”或曰:“孰若无礼而德?”曰:“礼,体也。人而无礼,焉以为德?”或问“天”。曰:“吾于天与,见无为之为矣!”或问:“雕刻众形者匪天与?”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刻商雕之,焉得力而给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

  吾焉开明哉?惟圣人为可以开明,它则苓。大哉圣人,言之至也。开之廓然见四海,闭之閛然不睹墙之里。

  圣人之言似于水火。或问“水火”。曰:“水,测之而益深,穷之而益远;火,用之而弥明,宿之而弥壮。”允治天下,不待礼文与五教,则吾以黄帝、尧、舜为疣赘。

  或曰:“太上无法而治,法非所以为治也。”曰:“鸿荒之世,圣人恶之,是以法始乎伏犠而成乎尧,匪伏匪尧,礼义哨哨,圣人不取也。”或问:“八荒之礼,礼也,乐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国。”或曰:“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过此而往者,人也哉?”圣人之治天下也,碍诸以礼乐,无则禽,异则貊。吾见诸子之小礼乐也,不见圣人之小礼乐也。

  孰有书不由笔,言不由舌?吾见天常为帝王之笔舌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则不赘亏矣?深知器械、舟车、宫室之为,则礼由已。

  或问“大声”。曰,“非雷非霆,隐隐耾耾,久而愈盈,尸诸圣。”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或问“无为”。曰:“奚为哉!在昔虞、夏,袭尧之爵,行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下民之阜也,无为矣。绍桀之后,纂纣之馀,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而视天下民之死,无为平?”或问:“太古涂民耳目,惟其见也闻也,见则难蔽,闻则难塞。”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见耳闻,是以视之礼,听之乐。如视不礼,听不乐,虽有民,焉得而涂诸。”或问“新敝”。曰:“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或问:“太古德怀不礼怀,婴儿慕,驹犊从,焉以礼?”曰:“婴、犊乎!婴、犊母怀不父怀。母怀,爱也:父怀,敬也。独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狙诈之家曰:“狙诈之计,不战而屈人兵,尧舜也。”曰:“不战而屈人兵,尧舜也;沾项渐襟,尧舜乎。衒玉而贾石者,其狙诈乎?”或问:“狙诈与亡孰愈?”曰:“亡愈。”或曰:“子将六师则谁使?”曰:“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故有天下者,审其御而已矣!”或问:“威震诸侯,须于征与狙诈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诸侯,须于狙诈可也。

  未若威震诸侯,而不须狙诈也。”或曰:“无狙诈,将何以征乎?”曰:“纵不得不征,不有《司马法》乎?何必狙诈乎!”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则狐狸、蝼蚓不膢腊也与?或曰:“刀不利,笔不銛,而独加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则秦尚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围棋、击剑、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奸道。”或曰:“申、韩之法非法与?”曰:“法者,谓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韩!如申、韩!”庄周、申、韩不乖寡圣人而渐诸篇,则颜氏之子、闵氏之孙其如台。

  或曰:“庄周有取乎?”曰:“少欲。”“邹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虽邻不觌也。”

【扬雄】简介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 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在散文方面,扬雄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后来扬雄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以为“辞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玄学。如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校注有《扬雄集校注》。


  在所著的《太玄》中,扬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认为“人之性的善恶混,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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