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丧乱，其间与白刃为伍者，亦常数辈，幸承馀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为夭。”吾已六十馀，故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先有风气之疾，常疑奄然，聊书素怀，以为汝诫。
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已启求扬都，欲营迁靥，蒙诏赐银百两，已於扬州小郊北地烧砖。便值本朝沦没，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於还望。今虽混一，家道馨穷，何由办此奉营资费？且扬都污毁，无复遗，还被下湿，未为得计。自咎自责，贯心刻髓。
孔子之葬亲也，云：“古者墓而不坟，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则君子应世行道，亦有不守坟墓之时，况为事际所逼也。吾今羁旅，身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唯当气绝便埋之耳。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以取湮没也。
颜之推宣扬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等，即上智之人，下愚之人和中庸之人。他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他认为上智之人是无须教育的，因为上智是天赋的英才，不学自知、不教自晓。其次，下愚之人“虽教无益”，尽管教他，都是无效果的，因为“下愚”是无法改变的。颜之推强调中庸之人必须受教育，因为不受教育就会无知识，陷于“不知”的愚昧状态。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中庸之人，使之完善德性，增长知识。
关于教育的目的，颜之推指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已，修身以求进也。”行道的“道”自然是儒家之道，即儒家宣扬的那一套政治理想和道德修养的内容；“修身以求进”思想渊源于孔子的“修已以安人”，善于“为已”（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更有效地“利世也”（治国平天下）。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颜之推批判当时士大夫教育的腐朽没落，严重脱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庸碌无能，知识浅薄，缺乏任事的实际能力。他认为传统的儒学教育必须改革，培养的既不是难以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蓠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从政治家到各种专门人才，都应培养。这些人才应专精一职，具有“应世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传统儒家的培养比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标，而以各种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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