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传

——(两汉班固汉书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僣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僣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故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

  昔粤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荡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推此类而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遂报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国,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名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再散分与贫友昆弟。后年衰老,听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称陶朱。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发贮鬻财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而颜渊箪食瓢饮,在于陋巷。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然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史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顿用盬盐起,邯郸郭纵以铸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蠃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波,山居千章之萩。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儋,屠牛、羊、彘千皮,谷籴千钟,薪槁千车,舩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漆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口敖>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蘖曲盐豉千合,鲐鮆千斤,鮿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种,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有余财,急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崏山之下沃野,下有踆鸱,至死不饥。民工作布,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憙,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魋结民,富埒卓氏。

  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田,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孅啬,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丙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弟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数千万。故曰“宁爵无刀”,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刀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

  周人既孅,而师史尤甚,转毂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雒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贾,过邑不入门。设用此等,故师史能致十千万。

  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促訾亦十千万。莽皆以为纳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桀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节为力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

  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貣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息十倍,用此富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隃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业,积累赢利,渐有所起。至于蜀卓,宛孔,齐之刀间,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僣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夏齿列,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汉书》
汉书《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热门篇章

【班固】简介

  作为东汉最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引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誉。在史学界,他与司马迁一起被称为“班马”或“马班”;在文学界,他又与扬雄、张衡一起被称为“班扬”、“班张”,也有人将他与马融并称“班马”。可这些人虽与班固齐名,却不与之同时。难道班固的学问在当时真是独步天下,没有对手吗?


  其实不然。与班固同期也有些与之齐名的文人,傅毅就是其一。两人本是太学同学,经历也极为相似,却在文学创作中互不服气,一生中在文学和史学领域有过数次“交锋”。因此,把两人称作“一生之敌”,并不为过。


  据陈其泰先生考证,班固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即16岁时到洛阳太学求学,与傅毅成为同学。从《后汉书·崔骃传》中崔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的记载来看,这种说法不无依据。当时,班、傅两人已与崔骃一起在太学中崭露头角了。


  后来,由于要为父守丧,班固不得不离开太学,回老家居忧。直到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被逮至洛阳,后被汉明帝赦免,除兰台令史,作《世祖本纪》。之后,班固[3]迁为郎,典校秘书,“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这样,曾经的太学同学又在洛阳相遇。不过,这时的班固,地位已在傅毅之上。据《后汉书·刘复传》记载,刘复“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


  傅毅可能无法接受曾与自己齐名的同学位居自己之上,于是写了篇文章发牢骚。对此,《后汉书·傅毅传》作了如实的记载:“(傅)毅以显宗(即汉明帝)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看来,当时傅毅对自己地位低下的不满是众人皆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和班固的较量自然不少,而汉明帝也给他们创造了不少比试的机会。


  永平十七年,汉明帝召班固、傅毅、贾逵等人诣云龙门,问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所下的赞语有无不对的地方。因编纂《汉书》而对《史记》了如指掌,班固自然大胜。他率先回答,说赞语中引用贾谊《过秦篇》的“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一句是不对的,赢得了汉明帝的认可。


  又据《论衡》记载:“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汉明帝时神雀群集只见于永平十七年。班固、傅毅献赋也当在此时。这次,二人的创作均得到了汉明帝的称赞,平分秋色。


  汉明帝时班固曾作《两都赋》,傅毅也作了《洛都赋》、《反都赋》,反对迁都长安,无形中也构成一次“较量”。但史书并没有记载这次“较量”的确切时间,只是班固在《两都赋》中说到,当时东都洛阳修建宫室园林“以备制度”而西土耆老却倡议迁都。不过,当时有一次同样主题、同样背景的创作,为确定这次“较量”的时间提供了线索。


  《后汉书·王景传》记载:“建初七年(82),(王景)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明年,迁庐江太守……卒于官。”


  王景历仕汉明帝、汉章帝两朝。而据《后汉书》记载,神雀诸瑞除见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外,也见于汉章帝元和二年(85),当时汉章帝正好“改庐江为六安国”。但王景在建初七年任徐州刺史,第二年改任庐江太守并死于任上。所以,《金人论》只能作于永平十七年,与之创作主题和创作背景完全相同的《两都赋》、《洛都赋》、《反都赋》亦然。


  从后世评价来看,《两都赋》被选为《文选》首篇,成为京都大赋的代表,而《洛都赋》和《反都赋》则少有人知,当逊色不少。这样,三次“较量”中班固两胜一平,占尽上风。


  汉章帝即位后,召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二人又成了同事。这时,傅毅“作《显宗颂》十篇,由是文雅显于朝廷”。傅毅名声大振,让班固心中颇有不平。于是,他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讥讽傅毅“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引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千古话题。


  实际上,傅毅作为当时的文史学家,却是世人交口称誉,与班固不相上下。《论衡》记载了当时人们的评价:“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所以,曹丕说:“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斯不自见之患也。”


  班固与傅毅同为言语文学之臣侍奉汉章帝,为了“通讽谕”、“尽忠孝”,奉命进行文学创作自是常事,自然也不乏比试机会。傅玄在《连珠序》中就记载了“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连珠)”的事,可惜傅毅的连珠诗今已不存,无法比较。


  汉章帝建初三年,马防拜车骑将军,请傅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直到建初八年,马防被免,傅毅才免官归家。在这期间,班固则和与马氏有隙的窦宪交往甚密。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任车骑将军,请傅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不久,窦宪升大将军,又以傅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至此,三个太学同学又成为同僚,均作《北征颂》歌颂窦宪北伐的功绩。而在现存作品中,班固还有《竹扇赋》、《白绮扇赋》,傅毅也有《扇赋》,或为同时之作。


  在幕府中,班固和傅毅受到了窦宪的重用,希望有朝一日成就功名。他们的同学崔骃则因屡次劝谏窦宪无效而离开了。不久,傅毅去世,班固也在永元四年,因窦宪谋反案受株连,死在狱中。(作者:关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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