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石卫直周张传

——(两汉班固汉书

  万石君石奋,其父赵人也。赵亡,徙温。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

  奋积功劳,孝文时官至太中大夫。无文学,恭谨,举无与比。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免。选可为傅者,皆推奋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奋为九卿。迫近,惮之,徙奋为诸侯相。奋长子建,次甲,次乙,次庆,皆以驯行孝谨,官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举集其门。”凡号奋为万石君。

  孝景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必下车趋,见路马必轼焉。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诮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必冠,申申如也。僮仆如也,唯谨。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戚甚。子孙遵教,亦如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

  建老白道,万石君尚无恙。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洒,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之,以为常。建奏事于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上以是亲而礼之。

  万石君徙居陵里。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谢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庆及诸子入里门,趋至家。

  万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器泣哀思,杖乃能行。岁余,建亦死。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于万石君。

  建为郎中令,奏事下,建读之,惊恐曰:“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获谴死矣!”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兄弟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出为齐相,齐国慕其家行,不治而齐国大治,为立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傅者,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七岁迁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赵周坐酎金免,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至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牧丘侯。”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皃宽等推文学,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庆,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

  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之。上以为庆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庆惭不任职,上书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

  上报曰:“间者,河水滔陆,泛滥十余郡,堤防勤劳,弗能堙塞,朕甚忧之。是故巡方州,礼嵩岳,通八神,以合宣房。济淮、江,历山滨海,问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并见。朕方答气应,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闾里,知吏奸邪。委任有司,然则官旷民愁,盗贼公行。往车觐明堂,赦殊死,无禁锢,咸自新,与更始。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摇荡百姓,孤儿幼年未满十岁,无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书言仓库城郭不充实,民多贫,盗贼众,请入粟为庶人。夫怀知民贫而请益赋,动危之而辞位,欲安归难乎?君其反室!”

  庆素质,见诏报“反室”,自以为得许,欲上印绶。掾史以为见责甚深,而终以反室者,丑恶之辞也。或劝庆宜引决。庆甚惧,不知所出,遂复起视事。

  庆为丞相,文深审谨,天他大略。后三岁余薨,谥曰恬侯。中子德,庆爱之。上以德嗣,后为太常,坐法免,国除。庆方为丞相时,诸子孙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庆死后,稍以罪去,孝谨衰矣。

  卫绾,代人陵人也,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中郎将,醇谨无它。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绾长者,善遇之。”及景帝立,岁余,不孰何绾,绾日以谨力。

  景帝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君知所以得参乘乎?”绾曰:“臣代戏车士,幸得功次迁,待罪中郎将,不知也。”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对曰:“死罪,病。”上赐之剑,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今乎?”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常盛,未尝服也。

  郎官有谴,常蒙其罪,不与它将争;有功,常让它将。上以为廉,忠实无它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反,诏绾为将,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三岁,以军功封绾为建陵侯。

  明年,上废太子,诛栗卿之属。上以绾为长者,不忍,乃赐绾告归,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终无可言。上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为丞相三岁,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后薨,谥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国除。

  直不疑,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觉,亡意人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后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惭,以此称为长者。稍迁至中大夫。朝,廷见,人或毁不疑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吴、楚反时,不疑以二千石将击之。景帝后元年,拜为御史大夫。天子修吴、楚时功,封不疑为塞侯。武帝即位,与丞相绾俱以过免。

  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为长者。薨,谥曰信侯。传子至孙彭祖,坐酎金,国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为舍人,积功迁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为郎中令。

  仁为人阴重不泄。常衣弊补衣溺裤,故为不洁清,以是得幸,入卧内。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终无所言。上时问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无所毁,如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阳陵。上所赐甚多,然终常让,不敢受也。诸侯群臣赂遗,终无所受。武帝立,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归老,子孙咸至大官。

  张欧字叔,高祖功臣安丘侯说少子也。欧孝文时以治刑名侍太子,然其人长者。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韩安国为御史大夫。殴为吏,未尝言按人,剸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狱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为涕泣,面而封之。其爱人如此。

  老笃,请免,天子亦宠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家阳陵。子孙咸至大官。

  赞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君、建陵侯、塞侯、张叔之谓与?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至石建之浣衣,周仁为垢污,君子讥之。

《汉书》
汉书《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热门篇章

【班固】简介

  作为东汉最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引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誉。在史学界,他与司马迁一起被称为“班马”或“马班”;在文学界,他又与扬雄、张衡一起被称为“班扬”、“班张”,也有人将他与马融并称“班马”。可这些人虽与班固齐名,却不与之同时。难道班固的学问在当时真是独步天下,没有对手吗?


  其实不然。与班固同期也有些与之齐名的文人,傅毅就是其一。两人本是太学同学,经历也极为相似,却在文学创作中互不服气,一生中在文学和史学领域有过数次“交锋”。因此,把两人称作“一生之敌”,并不为过。


  据陈其泰先生考证,班固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即16岁时到洛阳太学求学,与傅毅成为同学。从《后汉书·崔骃传》中崔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的记载来看,这种说法不无依据。当时,班、傅两人已与崔骃一起在太学中崭露头角了。


  后来,由于要为父守丧,班固不得不离开太学,回老家居忧。直到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被逮至洛阳,后被汉明帝赦免,除兰台令史,作《世祖本纪》。之后,班固[3]迁为郎,典校秘书,“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这样,曾经的太学同学又在洛阳相遇。不过,这时的班固,地位已在傅毅之上。据《后汉书·刘复传》记载,刘复“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


  傅毅可能无法接受曾与自己齐名的同学位居自己之上,于是写了篇文章发牢骚。对此,《后汉书·傅毅传》作了如实的记载:“(傅)毅以显宗(即汉明帝)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看来,当时傅毅对自己地位低下的不满是众人皆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和班固的较量自然不少,而汉明帝也给他们创造了不少比试的机会。


  永平十七年,汉明帝召班固、傅毅、贾逵等人诣云龙门,问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所下的赞语有无不对的地方。因编纂《汉书》而对《史记》了如指掌,班固自然大胜。他率先回答,说赞语中引用贾谊《过秦篇》的“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一句是不对的,赢得了汉明帝的认可。


  又据《论衡》记载:“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汉明帝时神雀群集只见于永平十七年。班固、傅毅献赋也当在此时。这次,二人的创作均得到了汉明帝的称赞,平分秋色。


  汉明帝时班固曾作《两都赋》,傅毅也作了《洛都赋》、《反都赋》,反对迁都长安,无形中也构成一次“较量”。但史书并没有记载这次“较量”的确切时间,只是班固在《两都赋》中说到,当时东都洛阳修建宫室园林“以备制度”而西土耆老却倡议迁都。不过,当时有一次同样主题、同样背景的创作,为确定这次“较量”的时间提供了线索。


  《后汉书·王景传》记载:“建初七年(82),(王景)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明年,迁庐江太守……卒于官。”


  王景历仕汉明帝、汉章帝两朝。而据《后汉书》记载,神雀诸瑞除见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外,也见于汉章帝元和二年(85),当时汉章帝正好“改庐江为六安国”。但王景在建初七年任徐州刺史,第二年改任庐江太守并死于任上。所以,《金人论》只能作于永平十七年,与之创作主题和创作背景完全相同的《两都赋》、《洛都赋》、《反都赋》亦然。


  从后世评价来看,《两都赋》被选为《文选》首篇,成为京都大赋的代表,而《洛都赋》和《反都赋》则少有人知,当逊色不少。这样,三次“较量”中班固两胜一平,占尽上风。


  汉章帝即位后,召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二人又成了同事。这时,傅毅“作《显宗颂》十篇,由是文雅显于朝廷”。傅毅名声大振,让班固心中颇有不平。于是,他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讥讽傅毅“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引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千古话题。


  实际上,傅毅作为当时的文史学家,却是世人交口称誉,与班固不相上下。《论衡》记载了当时人们的评价:“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所以,曹丕说:“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斯不自见之患也。”


  班固与傅毅同为言语文学之臣侍奉汉章帝,为了“通讽谕”、“尽忠孝”,奉命进行文学创作自是常事,自然也不乏比试机会。傅玄在《连珠序》中就记载了“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连珠)”的事,可惜傅毅的连珠诗今已不存,无法比较。


  汉章帝建初三年,马防拜车骑将军,请傅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直到建初八年,马防被免,傅毅才免官归家。在这期间,班固则和与马氏有隙的窦宪交往甚密。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任车骑将军,请傅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不久,窦宪升大将军,又以傅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至此,三个太学同学又成为同僚,均作《北征颂》歌颂窦宪北伐的功绩。而在现存作品中,班固还有《竹扇赋》、《白绮扇赋》,傅毅也有《扇赋》,或为同时之作。


  在幕府中,班固和傅毅受到了窦宪的重用,希望有朝一日成就功名。他们的同学崔骃则因屡次劝谏窦宪无效而离开了。不久,傅毅去世,班固也在永元四年,因窦宪谋反案受株连,死在狱中。(作者:关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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